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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虽历经荣辱却不变初衷。他遇事沉着冷静，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通过制止、回击、调解、疏导等方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地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那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在经济建设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其中“大跃进”后在经济调整中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例生动体现。
对联的产生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識，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 “综合平衡”。①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②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二）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調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横批 “综合平衡”是这副对联的核心、精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给出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来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正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体现。经历了“大跃进”的否定之否定反复后方被重新认可，并在调整工作中赋予指导方针的重要位置。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当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谈及综合平衡时，他能够迅速插话，创作出这样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风趣，合辙押韵的对联。
（三）实施综合平衡方针调整的效果
通过实施综合平衡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地调整之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3年，农业增产，工业也走出谷底、转跌为升，基本建设规模开始扩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将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
在新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进一步成效。农业持续恢复性增长；工矿企业设备得到修复，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老企业发挥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跃进”中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工业基地，得以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水利工程逐步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新工业基地积极解决职工住房、文教设施的建设问题，使已投入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详见表1、表2）
在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后，我国有重点地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于减轻农业的压力，增加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补空白，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克服困难，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油田，基本实现了石油的自给。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力量。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结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从对联看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协调理念
周恩来终生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认为，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是锐意进取又谨慎周详的人。他关于建设的理想做法是有条不紊、稳步前进，所以当“一五”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时，他提出了“反冒进”。1957年到1958年上纲上线地批“反冒进”，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个错误批掉了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之后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18日写作《十年总结》。其中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④
经过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周恩来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争取通过调查研究与经济工作实践，提高和统一大家的认识。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正是有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新中国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倒、不散，坚持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大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才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坚强地站立起来、没有再倒下。无数的故事表现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来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法宝，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可以传之久远、取之不竭的宝藏。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注释：
①《陈云年普》（修订版）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对联的产生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識，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 “综合平衡”。①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②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二）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調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横批 “综合平衡”是这副对联的核心、精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给出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来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正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体现。经历了“大跃进”的否定之否定反复后方被重新认可，并在调整工作中赋予指导方针的重要位置。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当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谈及综合平衡时，他能够迅速插话，创作出这样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风趣，合辙押韵的对联。
（三）实施综合平衡方针调整的效果
通过实施综合平衡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地调整之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3年，农业增产，工业也走出谷底、转跌为升，基本建设规模开始扩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将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
在新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进一步成效。农业持续恢复性增长；工矿企业设备得到修复，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老企业发挥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跃进”中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工业基地，得以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水利工程逐步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新工业基地积极解决职工住房、文教设施的建设问题，使已投入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详见表1、表2）
在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后，我国有重点地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于减轻农业的压力，增加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补空白，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克服困难，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油田，基本实现了石油的自给。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力量。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结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从对联看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协调理念
周恩来终生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认为，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是锐意进取又谨慎周详的人。他关于建设的理想做法是有条不紊、稳步前进，所以当“一五”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时，他提出了“反冒进”。1957年到1958年上纲上线地批“反冒进”，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个错误批掉了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之后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18日写作《十年总结》。其中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④
经过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周恩来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争取通过调查研究与经济工作实践，提高和统一大家的认识。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正是有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新中国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倒、不散，坚持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大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才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坚强地站立起来、没有再倒下。无数的故事表现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来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法宝，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可以传之久远、取之不竭的宝藏。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注释：
①《陈云年普》（修订版）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