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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文化是农村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影响和制约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断萎缩，公共文化增长遭遇瓶颈。文章通过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缺失的深层原因，阐述文化空间重构的现实意义，揭示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是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载体，以2013年浙江省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为契机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农村文化礼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落后，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匮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这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许多学者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增强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2013年在浙江省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建设一千个农村文化礼堂列入了当年省政府十件实事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项改善民生、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农村文化空间的举措。本文通过考察新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以此更好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一、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及其原因分析
当今，社会的变迁，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正呈现萎缩的趋势。这里试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趋于萎缩的主要原因。
（一）长期以来“嵌入式”的农村文化建设
1996年以来，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文化下乡”。在文化下乡的活动中，各地政府将文化下乡当做惠民工程，政府为施惠方，农村和农民是受惠方。政府文化下乡行动中，农民没有主动权，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缺少沟通与交流。送什么文化，通过什么方式来送的问题取决于政府，忽视了农民的文化现状和真正的文化需求。很多地方政府送文化下乡仅仅是配合完成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绩，或者受到地方财政的制约，文化下乡活动只能沦为形式。文化下乡活动被看作向农村输送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是这一认识误区的体现。文化下乡变身为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展演，是一种嵌入式的理念，是一种“强势政府、弱势社会”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农村自身文化传统及价值的忽视与低估，对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主动性与参与性的忽视与遮蔽。造成城市文化无法得到农民的认同，而农民又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实际并不适应其需要的文化形式。
（二）农村生活场景的变化
1. 农村聚居生活的改变
从1980年到现在，农村出现了三次建房高潮。许多农民都把房屋建在责任地里，打破了原本紧凑、封闭、聚集而居的传统的聚居模式。使得村民聚集场所的人气下降。另外，在乡镇合并过程中，文化行政中心外移，也使农村出现原有村落的空心化现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2.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输出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视野的开阔，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受教育程度高又有年龄优势的新农民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甚至是在城市生活。使得农村的基层组织无人去做，文化活动没人开展，即使开展，参与者也是寥寥。对留下来的农民来说，缺乏组织和文化的农村生活更加失去了吸引力，农村原有的公共文化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
二、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意义
（一）农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我们不妨对当下农村的公共生活和空间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分为新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两类。新兴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有：电影院、篮球场、学校、歌舞表演剧场、文化站、文化广场、商店和超市等。传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有：传统节日和民间祝福、祭祀活动、庙会、集市等，以及农村中的戏台、祠堂和汇集乡亲聊天的场地，婚丧嫁娶的场合等。鲁迅曾经描绘过绍兴农村的社戏，让人印象深刻。社戏不仅是一种演出活动，更是传统、以村民的文化活动构建的公共文化空间。这种基于文化活动基础上的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传递了文化，也帮助人们树立和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就其文化功能来看，它既是农村文化生长、存在的沃土，也是农村文化传承、散播的重要载体和空间。
（二）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笔者对农民的生活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做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2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36%是比较幸福，31%认为是一般幸福，有5%的村民认为自己不太幸福，4%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幸福。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来看，其实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更多的是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在村庄这一共同体范围内来看，村子里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生活与村民的幸福感有很大关系。问卷中有四成的群众对当前生活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公共文化生活，六成的村民满意度较高，但也普遍认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空间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少、农民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高低和丰富程度是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三、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载体：农村文化礼堂
（一）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笔者通过与部分农民、文化专干和市、乡（镇）、村三级负责人座谈交流、现场问卷、个体访问，实地考察当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状况。从需求对象来看，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大幅减少，闲暇时间增多；另一方面，个体空间需求与个人隐私观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串门聊天的话题与频率。因此农民对于满足其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变得更为迫切。问卷显示：63%的农民对文化需求“非常渴望”，26%的农民选择“渴望，但很无奈”；而对“除了赚钱，其他无所谓”、“可有可无”的选择分别只有8%和3%。从需求形式看，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形式上比较单调，内容上比较匮乏。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是由“看电视”来实现的，通过电视来打发大部分的休闲时光。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文娱活动形式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看电视（95%）、闲聊（81%）、打牌玩麻将（73%）。 （二）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源式发展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目的在于：“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通过农村娱乐活动等方式，增加农民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最后达到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在“消遣”中而非“消费”中获得生活的满足。
对于浙江农村地区而言，这种内生性动力就是农村文化礼堂。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恢复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格局，人口快速流动，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和制度化形式有所弱化，人们置身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之中，但感觉在情感上却又相对疏远，农民的精神家园与农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如何重构？”这一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李强代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建设一千个农村文化礼堂列入了当年省政府十件实事之一。并且指出文化礼堂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活动场所，而是一个集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按照“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功能定位，文化礼堂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主流价值、丰富文体活动等功能，使文化礼堂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而农村文化礼堂的主要内容是展示文明礼仪活动，最终是要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文化对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和凝聚作用，培养共同价值观，牢筑农民群众的精神支柱。
四、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实现路径：富阳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一）以传承创新为原则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它在农村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是以农村社会为共有特征。它对农民人格的塑造，使其融入农村社会，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传统文化内涵比人们想象得复杂，精华和糟粕杂糅。因此传承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要有鉴别，有选择，有传承，有批判。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能够将现代因素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即保持传统的传承又能适应新的需求。因此在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同时要注入现代元素，使其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空间和载体。
1. 纪念先祖，秉承孝道文化
富阳市诸家坞村曾走出过胡震、胡谦等名人。前者是影响深远的浙派篆刻奠基人之一，后者是富阳著名的孝子。为纪念先祖，秉承遗训，诸家坞村自古以来便有“百善孝为先”的民风习俗，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中也重点传承了孝道文化，并且在形式上加以创新。以修复完整的胡氏宗祠为礼堂，将提倡、弘扬的典型事迹、传统美德晒在村民看得见的地方，营造出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在每年母亲节来临之际举办孝道文化节，以过节的形式给村民上一堂“孝文化”课，每年评选“胡谦孝道之星”， 以纪念胡谦，同时也利用名人效应，激励人、劝谕人、感染人，以培育向善的民风。
2. 启智开蒙，传承传统文化
诸家坞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村内建有清朝皇帝的老师董邦达的私塾、嘉庆皇帝御赐给孝子胡谦的六胜公园，并留有晚清著名纂刻家胡震、大孝子胡谦的文化遗宝。村民大多是徽商胡氏后裔。诸家坞村的文化礼堂每年“六一”前夕举办开蒙礼活动。“开蒙礼”源自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入学的礼教行为，儿童开始入学识字称为“开蒙”。完成开蒙启智，代表孩子从此走上学习之路，并寄望孩子学业有成。在开蒙仪式上，年满七岁的小朋友头扎小发髻，身穿对襟长衫，手拿折扇，在主持人的带领下，经过正衣冠、行拜师礼、朱砂启智、指聪点明、开笔破蒙、学童诵读、分发智慧笔、聪明蛋七个环节，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启蒙仪式。
3. 书画为媒，展示传统文化
作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隐居地，黄公望村以弘扬书画文化为主轴，多元化打造文化礼堂。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书画基地：市书法家协会创作基地、市美术家协会创作基地、缘竹坊书画创作基地等等。并且在这些书画创作基地时常举办一些书画交流、创作、培训等活动，让村民参与其中，学习书法、国画，培养对书画的兴趣，为文化礼堂的建设增添了生动活力。黄公望村还打造了一条名作荟萃的文化步行街，作为黄公望村展示风土人情、文化气息的窗口，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书画家在此聚集、创作。
4. 乡风文明荣辱榜，创新文化传承
造型古香古色的“乡风文明荣辱榜”展示栏在洞桥村特别引人注目。它包括“红榜”和“白榜”。“红榜”刊登村民中敬老爱幼等好人好事，一年一换；“白榜”则刊登村民中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季一换。开展“乡风文明荣辱榜”评比活动以来，已有十几位村民获得“好儿子”、“好媳妇”、“好女婿”、“好婆婆”等荣誉称号，在“红榜”上张榜表彰，成为广大村民学习的楷模。同时也有部分村民因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而上了“白榜”。村民反映：“荣辱榜”通过村民自己看、自己选、自己评的模式，让“道德评价”走进村民生活。上红榜的村民得到激励，会再接再厉。而对大众评委而言，在学习吸收的同时，也会通过选票表达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期许和导向，从而在村民心中建立起一种不成文的道德规范。
（二）以资源整合为手段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1. 诸家坞村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中注重资源整合，以村委大楼为起点，将现有的胡氏祠堂、托老所、胡震纪念馆、六胜公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串连成线，形成“诸家坞十四景”，丰富、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化服务功能和服务内容。
2. 洞桥村通过整合中心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加强对文化场所、文化队伍的建设力度，把施肩吾纪念碑、休闲文化广场、金银山文化公园等聚集在一起，打造出村民文化活动的新中心，形成合力和资源共享。
3. 黄公望村注重多元化，以满足村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投资190多万建成了1500平方米的风情广场、网球场、篮球场、文化长廊；建立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农家书屋，拥有1400多册图书；以村委会议室为道德讲堂，提供主题教育、农业知识培训等；建立黄公望纪念馆，专门展示《富春山居图》等与黄公望有关的文化资料；修缮黄公望的画室兼书房；并且将这些文化项目的建设和书画社团、梅花锣鼓队这些社群组织结合，实现公共文化空间和有组织的公共生活的充分对接。 总之，充分整合、利用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和公共空间，不断拓展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创新服务功能，使其成为学习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文化的载体和空间，成为社会交往和文艺演出的空间和场所，不断丰富与发展，如此才能成为碰撞出文明火花的农村文化“磁场”。
（三）以转型升级为方向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随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方式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生态型转型，这自然对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转型升级中构建新形式的文化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型升级
农村的庙会、节庆一直是农民认同度比较高的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但是由于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传统农时节奏已不起重要作用，与农民过去的生活方式也不再相符，农耕劳作模式相关的文化记忆渐渐远去，可以说，节日习俗的功能逐渐消失。同时张士闪在“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策略”指出：“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传统节日有必要传承下去。而且农民对于传统节庆活动更为熟悉，更愿意参加信仰色彩较重的节庆活动，对传统节庆内容的革新也尤为期待。”因此对这些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和改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尊重传统节庆的基本框架基础上，积极关注其文化内涵向现代转换，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结合现代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手段去扩大节日活动的规模与影响，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形成以民间文化资源为依托，以文化产业为支撑，以现代文化为先导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发展。
2.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中个人物质消费品的“创意化”转型
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都有特定的物质符号。这是社会文化向私人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展，它通过视觉效应等感官效应开拓人们之间的伦理情感，从而开拓出广阔、丰富的文化空间。社会文化使这些原本只是从属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留下文化的印记和符码，履行着人们精神交往的功能，从而使这些物质产品“文化化”了。我们以“饼”为例，它本来只是满足体能需要的食物，但是与民族历史的文化符码结合就成了“中秋月饼”，代表着团圆吉祥的寓意；如果我们在中秋月饼上印上爱恋者的名字与祝福，就有了个性化的伦理关系符号，情感内涵就更加丰富，从而成为文化产品。社会民众对物质产品的统一的超阶层的消费，其实就是实现了一次对传统公共文化认同。
3.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观景式”转型
英国学者德波（Guy Debord）在其名著《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主导的社会中，生命呈现为景观的浩瀚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事物被退缩为一种表象。”商品的“物”性被商品本身的‘表现’即景观所替代，社会关系从以“物”为媒介转变为以“景观”为媒介，于是，文化观念的“物质载体”被“景观载体”所取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然与公共景观一旦被赋予某种作为人类精神价值的载体，便会生成为文化空间。诸家坞村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中，将提倡、弘扬的典型事迹、诸家坞自古以来便有的“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融入“诸家坞十四景”中，将文化空间景观化。洞桥村则充分利用已有的老石桥、陈林大桥，将二十四孝图、“和”文化融入景观中。
4.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由“单向文化空间”向“互动双向文化空间”的转型
文化空间由人与人之间精神性的内在联系过程所生成的。迄今为止，这种内在联系主要是通过单向过程进行的：文化创作者文以载道，文化消费者来解读与体验，由此形成“单向文化空间”。研究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创新力的提升，单向的文化正在被互动式文化所取代：消费者参与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从而在创造中体现乐趣，由此创造着“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它使文化空间的容量激增，而且促使新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互动式文化空间的培育，需要农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充分参与其中，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作为主动创造者，通过体制创新和观念转变，通过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改变过去“输”文化的状况，鼓励农民自己“造”文化。富阳市在打造文化礼堂的路子上，就充分展现了双向互动式的文化空间。无论是诸家坞村的孝道文化节、胡谦孝道之星评选活动，洞桥村“乡风文明荣辱榜”的评选活动，还是黄公望村大大小小的书画基地、书画组织，都是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吸引农民积极参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并进一步构建公共舆论。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何兰萍.关于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思考[J].学习与实践，2007（11）.
[3]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临端午祭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06.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农村文化礼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落后，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匮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这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许多学者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增强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2013年在浙江省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建设一千个农村文化礼堂列入了当年省政府十件实事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项改善民生、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农村文化空间的举措。本文通过考察新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以此更好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一、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及其原因分析
当今，社会的变迁，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正呈现萎缩的趋势。这里试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趋于萎缩的主要原因。
（一）长期以来“嵌入式”的农村文化建设
1996年以来，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文化下乡”。在文化下乡的活动中，各地政府将文化下乡当做惠民工程，政府为施惠方，农村和农民是受惠方。政府文化下乡行动中，农民没有主动权，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缺少沟通与交流。送什么文化，通过什么方式来送的问题取决于政府，忽视了农民的文化现状和真正的文化需求。很多地方政府送文化下乡仅仅是配合完成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绩，或者受到地方财政的制约，文化下乡活动只能沦为形式。文化下乡活动被看作向农村输送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是这一认识误区的体现。文化下乡变身为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展演，是一种嵌入式的理念，是一种“强势政府、弱势社会”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农村自身文化传统及价值的忽视与低估，对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主动性与参与性的忽视与遮蔽。造成城市文化无法得到农民的认同，而农民又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实际并不适应其需要的文化形式。
（二）农村生活场景的变化
1. 农村聚居生活的改变
从1980年到现在，农村出现了三次建房高潮。许多农民都把房屋建在责任地里，打破了原本紧凑、封闭、聚集而居的传统的聚居模式。使得村民聚集场所的人气下降。另外，在乡镇合并过程中，文化行政中心外移，也使农村出现原有村落的空心化现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2.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输出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视野的开阔，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受教育程度高又有年龄优势的新农民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甚至是在城市生活。使得农村的基层组织无人去做，文化活动没人开展，即使开展，参与者也是寥寥。对留下来的农民来说，缺乏组织和文化的农村生活更加失去了吸引力，农村原有的公共文化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
二、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意义
（一）农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我们不妨对当下农村的公共生活和空间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分为新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两类。新兴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有：电影院、篮球场、学校、歌舞表演剧场、文化站、文化广场、商店和超市等。传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有：传统节日和民间祝福、祭祀活动、庙会、集市等，以及农村中的戏台、祠堂和汇集乡亲聊天的场地，婚丧嫁娶的场合等。鲁迅曾经描绘过绍兴农村的社戏，让人印象深刻。社戏不仅是一种演出活动，更是传统、以村民的文化活动构建的公共文化空间。这种基于文化活动基础上的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传递了文化，也帮助人们树立和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就其文化功能来看，它既是农村文化生长、存在的沃土，也是农村文化传承、散播的重要载体和空间。
（二）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笔者对农民的生活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做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2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36%是比较幸福，31%认为是一般幸福，有5%的村民认为自己不太幸福，4%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幸福。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来看，其实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更多的是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在村庄这一共同体范围内来看，村子里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生活与村民的幸福感有很大关系。问卷中有四成的群众对当前生活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公共文化生活，六成的村民满意度较高，但也普遍认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空间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少、农民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高低和丰富程度是决定农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三、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载体：农村文化礼堂
（一）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笔者通过与部分农民、文化专干和市、乡（镇）、村三级负责人座谈交流、现场问卷、个体访问，实地考察当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状况。从需求对象来看，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大幅减少，闲暇时间增多；另一方面，个体空间需求与个人隐私观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串门聊天的话题与频率。因此农民对于满足其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变得更为迫切。问卷显示：63%的农民对文化需求“非常渴望”，26%的农民选择“渴望，但很无奈”；而对“除了赚钱，其他无所谓”、“可有可无”的选择分别只有8%和3%。从需求形式看，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形式上比较单调，内容上比较匮乏。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是由“看电视”来实现的，通过电视来打发大部分的休闲时光。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文娱活动形式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看电视（95%）、闲聊（81%）、打牌玩麻将（73%）。 （二）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源式发展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目的在于：“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通过农村娱乐活动等方式，增加农民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最后达到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在“消遣”中而非“消费”中获得生活的满足。
对于浙江农村地区而言，这种内生性动力就是农村文化礼堂。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恢复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格局，人口快速流动，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和制度化形式有所弱化，人们置身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之中，但感觉在情感上却又相对疏远，农民的精神家园与农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如何重构？”这一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李强代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建设一千个农村文化礼堂列入了当年省政府十件实事之一。并且指出文化礼堂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活动场所，而是一个集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按照“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功能定位，文化礼堂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主流价值、丰富文体活动等功能，使文化礼堂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而农村文化礼堂的主要内容是展示文明礼仪活动，最终是要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文化对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和凝聚作用，培养共同价值观，牢筑农民群众的精神支柱。
四、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实现路径：富阳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一）以传承创新为原则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它在农村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是以农村社会为共有特征。它对农民人格的塑造，使其融入农村社会，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传统文化内涵比人们想象得复杂，精华和糟粕杂糅。因此传承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要有鉴别，有选择，有传承，有批判。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能够将现代因素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即保持传统的传承又能适应新的需求。因此在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同时要注入现代元素，使其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空间和载体。
1. 纪念先祖，秉承孝道文化
富阳市诸家坞村曾走出过胡震、胡谦等名人。前者是影响深远的浙派篆刻奠基人之一，后者是富阳著名的孝子。为纪念先祖，秉承遗训，诸家坞村自古以来便有“百善孝为先”的民风习俗，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中也重点传承了孝道文化，并且在形式上加以创新。以修复完整的胡氏宗祠为礼堂，将提倡、弘扬的典型事迹、传统美德晒在村民看得见的地方，营造出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在每年母亲节来临之际举办孝道文化节，以过节的形式给村民上一堂“孝文化”课，每年评选“胡谦孝道之星”， 以纪念胡谦，同时也利用名人效应，激励人、劝谕人、感染人，以培育向善的民风。
2. 启智开蒙，传承传统文化
诸家坞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村内建有清朝皇帝的老师董邦达的私塾、嘉庆皇帝御赐给孝子胡谦的六胜公园，并留有晚清著名纂刻家胡震、大孝子胡谦的文化遗宝。村民大多是徽商胡氏后裔。诸家坞村的文化礼堂每年“六一”前夕举办开蒙礼活动。“开蒙礼”源自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入学的礼教行为，儿童开始入学识字称为“开蒙”。完成开蒙启智，代表孩子从此走上学习之路，并寄望孩子学业有成。在开蒙仪式上，年满七岁的小朋友头扎小发髻，身穿对襟长衫，手拿折扇，在主持人的带领下，经过正衣冠、行拜师礼、朱砂启智、指聪点明、开笔破蒙、学童诵读、分发智慧笔、聪明蛋七个环节，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启蒙仪式。
3. 书画为媒，展示传统文化
作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隐居地，黄公望村以弘扬书画文化为主轴，多元化打造文化礼堂。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书画基地：市书法家协会创作基地、市美术家协会创作基地、缘竹坊书画创作基地等等。并且在这些书画创作基地时常举办一些书画交流、创作、培训等活动，让村民参与其中，学习书法、国画，培养对书画的兴趣，为文化礼堂的建设增添了生动活力。黄公望村还打造了一条名作荟萃的文化步行街，作为黄公望村展示风土人情、文化气息的窗口，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书画家在此聚集、创作。
4. 乡风文明荣辱榜，创新文化传承
造型古香古色的“乡风文明荣辱榜”展示栏在洞桥村特别引人注目。它包括“红榜”和“白榜”。“红榜”刊登村民中敬老爱幼等好人好事，一年一换；“白榜”则刊登村民中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季一换。开展“乡风文明荣辱榜”评比活动以来，已有十几位村民获得“好儿子”、“好媳妇”、“好女婿”、“好婆婆”等荣誉称号，在“红榜”上张榜表彰，成为广大村民学习的楷模。同时也有部分村民因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而上了“白榜”。村民反映：“荣辱榜”通过村民自己看、自己选、自己评的模式，让“道德评价”走进村民生活。上红榜的村民得到激励，会再接再厉。而对大众评委而言，在学习吸收的同时，也会通过选票表达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期许和导向，从而在村民心中建立起一种不成文的道德规范。
（二）以资源整合为手段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1. 诸家坞村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中注重资源整合，以村委大楼为起点，将现有的胡氏祠堂、托老所、胡震纪念馆、六胜公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串连成线，形成“诸家坞十四景”，丰富、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化服务功能和服务内容。
2. 洞桥村通过整合中心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加强对文化场所、文化队伍的建设力度，把施肩吾纪念碑、休闲文化广场、金银山文化公园等聚集在一起，打造出村民文化活动的新中心，形成合力和资源共享。
3. 黄公望村注重多元化，以满足村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投资190多万建成了1500平方米的风情广场、网球场、篮球场、文化长廊；建立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农家书屋，拥有1400多册图书；以村委会议室为道德讲堂，提供主题教育、农业知识培训等；建立黄公望纪念馆，专门展示《富春山居图》等与黄公望有关的文化资料；修缮黄公望的画室兼书房；并且将这些文化项目的建设和书画社团、梅花锣鼓队这些社群组织结合，实现公共文化空间和有组织的公共生活的充分对接。 总之，充分整合、利用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和公共空间，不断拓展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创新服务功能，使其成为学习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文化的载体和空间，成为社会交往和文艺演出的空间和场所，不断丰富与发展，如此才能成为碰撞出文明火花的农村文化“磁场”。
（三）以转型升级为方向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随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方式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生态型转型，这自然对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转型升级中构建新形式的文化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型升级
农村的庙会、节庆一直是农民认同度比较高的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但是由于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传统农时节奏已不起重要作用，与农民过去的生活方式也不再相符，农耕劳作模式相关的文化记忆渐渐远去，可以说，节日习俗的功能逐渐消失。同时张士闪在“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策略”指出：“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传统节日有必要传承下去。而且农民对于传统节庆活动更为熟悉，更愿意参加信仰色彩较重的节庆活动，对传统节庆内容的革新也尤为期待。”因此对这些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和改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尊重传统节庆的基本框架基础上，积极关注其文化内涵向现代转换，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结合现代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手段去扩大节日活动的规模与影响，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形成以民间文化资源为依托，以文化产业为支撑，以现代文化为先导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发展。
2.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中个人物质消费品的“创意化”转型
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都有特定的物质符号。这是社会文化向私人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展，它通过视觉效应等感官效应开拓人们之间的伦理情感，从而开拓出广阔、丰富的文化空间。社会文化使这些原本只是从属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留下文化的印记和符码，履行着人们精神交往的功能，从而使这些物质产品“文化化”了。我们以“饼”为例，它本来只是满足体能需要的食物，但是与民族历史的文化符码结合就成了“中秋月饼”，代表着团圆吉祥的寓意；如果我们在中秋月饼上印上爱恋者的名字与祝福，就有了个性化的伦理关系符号，情感内涵就更加丰富，从而成为文化产品。社会民众对物质产品的统一的超阶层的消费，其实就是实现了一次对传统公共文化认同。
3.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观景式”转型
英国学者德波（Guy Debord）在其名著《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主导的社会中，生命呈现为景观的浩瀚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事物被退缩为一种表象。”商品的“物”性被商品本身的‘表现’即景观所替代，社会关系从以“物”为媒介转变为以“景观”为媒介，于是，文化观念的“物质载体”被“景观载体”所取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然与公共景观一旦被赋予某种作为人类精神价值的载体，便会生成为文化空间。诸家坞村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中，将提倡、弘扬的典型事迹、诸家坞自古以来便有的“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融入“诸家坞十四景”中，将文化空间景观化。洞桥村则充分利用已有的老石桥、陈林大桥，将二十四孝图、“和”文化融入景观中。
4.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由“单向文化空间”向“互动双向文化空间”的转型
文化空间由人与人之间精神性的内在联系过程所生成的。迄今为止，这种内在联系主要是通过单向过程进行的：文化创作者文以载道，文化消费者来解读与体验，由此形成“单向文化空间”。研究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创新力的提升，单向的文化正在被互动式文化所取代：消费者参与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从而在创造中体现乐趣，由此创造着“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它使文化空间的容量激增，而且促使新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互动式文化空间的培育，需要农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充分参与其中，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作为主动创造者，通过体制创新和观念转变，通过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改变过去“输”文化的状况，鼓励农民自己“造”文化。富阳市在打造文化礼堂的路子上，就充分展现了双向互动式的文化空间。无论是诸家坞村的孝道文化节、胡谦孝道之星评选活动，洞桥村“乡风文明荣辱榜”的评选活动，还是黄公望村大大小小的书画基地、书画组织，都是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吸引农民积极参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并进一步构建公共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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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兰萍.关于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思考[J].学习与实践，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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