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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逐步发展的今天，一个新的群体逐渐受到关注，即生存在都市中的打工者们。从最开始的被表述对象到掌握话语权而成为表述主体，他们的生存状态被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即新底层文学，也就是文学界提到的打工文学。因此，本文将以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进行探究，从而发觉新底层文学的样貌。
关键词：新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
打工文学的提出与其出现有一个历史性的错位，事实上，早在某些专业作家的作品中已经着意塑造了打工群体形象，例如，陈应松的《太平狗》、孙惠芬的《民工》、刘庆邦的《卧底》、残雪的《民工团》、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等。在专业作家这里打工群体逐渐受到重视并被作为主角进行描述，然而，此时的打工文学还并未被明确提出，尽管它在文学界已然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文学新形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其实早已出现，林坚于1984年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被刊发在《特区文学》第3期，这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毫无疑问，它的出现与社会经济的开放发展态势相关，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和动机，因此，深圳作为当时的经济特区便成为打工文学出现的集中地，并逐渐孕育出了大批打工文学创作者，这为打工文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重要契机。自此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打工文学群体，包括张伟明、林坚、安子、周崇贤、余晗、王十月、司景之、郑小琼、任明友、李晃、林军等。打工文学出现在八十年代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依托，尽管打工文学由社会环境所催生，但它却并未在全国大范围发展，而是将地域性作为自身的发展特性，形成一个个
分散却又集中的群体。与之相比较，底层文学出现的历史更加久远，若是不那么
严格的追溯起来，《诗经》里的某些诗歌也可作为底层文学来看待。但底层文学从真正被提出到成为探讨的热点却较之打工文学晚。《天涯》于2002年率先发起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讨论。事实上，二者从作为热门话题进而引发讨论的时间来看，存在一种前后相继性。
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在概念的解读上有着它们的特殊性。在许多概念理解上各有千秋，并且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而这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造成某些学者的误读，于是出现了一些学者偏爱将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混用的现象，其隐含观念即认为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却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它们各自所属历史范畴并不相同，有着迥异的文学继承性，以及差别化的主体性。尽管我们喜欢将某些概念作一些区分以发现二者的不同，但在许多情况下，概念之间有许多融合之处，难以严格的划分开来。因此，纠结于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区分上，还不如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底层文学与乡土文学有着重要的继承性。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先河，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乡土文学逐渐走向底层叙述，它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乡土文学是底层文学的前身。而毫无疑问，底层文学取代乡土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都市”这一文化阶层逐渐兴起，并占据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旧底层被分割重组形成了新的底层。农村是底层群体的大本营，正如学者蔡翔在《底层》一书中所提到的，“真正的底层在农村。”但在都市群体中又产生了新的底层，实际上，新底层群体的产生即底层群体的转移现象。这种转移并非简单的地域上的不同，在某些重要方面也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新底层文学出现，即我们所讲述的打工文学。可见，底层文学以更加具体的概括取代了乡土文学，而打工文学又以一种新形式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部分。
打工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打工者写，它们一出现就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写作有了很大的不同，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亲历创作，这也使其具有了一种粗砺和毛茸茸的原始感。打工文学所创作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被看做是一种生活记录，里面有叙述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在专业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发觉里面是否存在着作家的影子，而在打工文学作品中则真真实实、原原本本地呈现着作者的影子，甚至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作者本体。贾平凹在《高兴》中所塑造的“刘高兴”这一角色深刻地揭露了打工者在都市生存的种种困惑。在刘高兴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难以融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却与他自身有着重要关系。与刘高兴形成明显对比的另一个角色便是五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而又传统保守的农民形象，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思想性简单而又具体，即金钱与生存。同时，五富又有一种明确的自我意识，即其身份为农民，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市民。因此，除去生存与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五富的困境与金钱形成了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然而，刘高兴与五富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知识，这一区别使二者有了本质的不同，刘高兴所具有的知识改变了他身上的传统农民的思想和意识，他的理想抛离农村进驻到了城市，这便成为他想极力融入城市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过于强烈的理想容易混淆自我意识，而他面临困境时往往借助自我麻痹或者自我抚慰的方式挣脱困境，这种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会制造更多的生存困境，那么，摆脱农村扎根城市的理想便变得更加不可行。至此，打工者在专业作家那里是一种被表述的对象，而从中我们也发现了某些不足，即人物设置过于理想化，人物的生存状态过于表面化。那些停留于情节的表述往往难以使读者体会到底层打工者的真实生存样貌和心理体会。而当打工群体开始掌握话语权之后，这种真实性便被还原了。但面对某些主流学者对打工文学质量的质疑与担忧时，我们可以从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的作品进行解读，打工者所速写的自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会超越某些专业作家的创作水平。例如，郑小琼的诗歌《深夜车间》：
工资像一条鱼，浮出它淡青色的背脊
在车间里游动，吸引一朵玫瑰色的云朵盛开在铁具上
机器轰鸣的复曲中的深夜四点——塑料河流浮来
……
静止的疲倦在卡钟的绝句间崩溃
它们沿着流水线传送轮盘滚动
……未来从雾气深处驶来的船只
孤零零的停靠在每月微薄的工资条上，去年被货柜车运往远方
……
从诗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打工者所经历的精神疲惫与无奈，郑小琼说：“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而她也正是以打工亲历者的身份，还原了底层打工者的在场体验与精神疼痛，以原生状态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一面，讲述了一个广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深刻性与原始性也是缺乏真实生活体验的专业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从刘高兴到郑小琼，我们看到了一个隐去理想而淹没在现实生存状态下的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在繁重而机械的工厂流水线中逐渐消失，成为了一个被异化的群体，在其沉重而疲惫的叙述中我们似乎也体味到了那种僵硬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莫名的恐惧感。因此，打工者们所创造的这一新底层文学也应成为一支新的文学流派而被写进文学史，并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参考文献】
[1]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J].天涯，2004，（3）.
[2]杨宏海.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特产”.打工文学纵横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杨宏海、李云雷.关于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对话[J].当代文坛，2009-10.
[4]王贵禄.复归大众：一种可能的文学向度——郑小琼诗歌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诗歌研究，2012，（6）.
关键词：新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
打工文学的提出与其出现有一个历史性的错位，事实上，早在某些专业作家的作品中已经着意塑造了打工群体形象，例如，陈应松的《太平狗》、孙惠芬的《民工》、刘庆邦的《卧底》、残雪的《民工团》、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等。在专业作家这里打工群体逐渐受到重视并被作为主角进行描述，然而，此时的打工文学还并未被明确提出，尽管它在文学界已然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文学新形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其实早已出现，林坚于1984年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被刊发在《特区文学》第3期，这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毫无疑问，它的出现与社会经济的开放发展态势相关，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和动机，因此，深圳作为当时的经济特区便成为打工文学出现的集中地，并逐渐孕育出了大批打工文学创作者，这为打工文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重要契机。自此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打工文学群体，包括张伟明、林坚、安子、周崇贤、余晗、王十月、司景之、郑小琼、任明友、李晃、林军等。打工文学出现在八十年代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依托，尽管打工文学由社会环境所催生，但它却并未在全国大范围发展，而是将地域性作为自身的发展特性，形成一个个
分散却又集中的群体。与之相比较，底层文学出现的历史更加久远，若是不那么
严格的追溯起来，《诗经》里的某些诗歌也可作为底层文学来看待。但底层文学从真正被提出到成为探讨的热点却较之打工文学晚。《天涯》于2002年率先发起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讨论。事实上，二者从作为热门话题进而引发讨论的时间来看，存在一种前后相继性。
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在概念的解读上有着它们的特殊性。在许多概念理解上各有千秋，并且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而这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造成某些学者的误读，于是出现了一些学者偏爱将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混用的现象，其隐含观念即认为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却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它们各自所属历史范畴并不相同，有着迥异的文学继承性，以及差别化的主体性。尽管我们喜欢将某些概念作一些区分以发现二者的不同，但在许多情况下，概念之间有许多融合之处，难以严格的划分开来。因此，纠结于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区分上，还不如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底层文学与乡土文学有着重要的继承性。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先河，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乡土文学逐渐走向底层叙述，它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乡土文学是底层文学的前身。而毫无疑问，底层文学取代乡土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都市”这一文化阶层逐渐兴起，并占据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旧底层被分割重组形成了新的底层。农村是底层群体的大本营，正如学者蔡翔在《底层》一书中所提到的，“真正的底层在农村。”但在都市群体中又产生了新的底层，实际上，新底层群体的产生即底层群体的转移现象。这种转移并非简单的地域上的不同，在某些重要方面也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新底层文学出现，即我们所讲述的打工文学。可见，底层文学以更加具体的概括取代了乡土文学，而打工文学又以一种新形式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部分。
打工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打工者写，它们一出现就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写作有了很大的不同，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亲历创作，这也使其具有了一种粗砺和毛茸茸的原始感。打工文学所创作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被看做是一种生活记录，里面有叙述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在专业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发觉里面是否存在着作家的影子，而在打工文学作品中则真真实实、原原本本地呈现着作者的影子，甚至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作者本体。贾平凹在《高兴》中所塑造的“刘高兴”这一角色深刻地揭露了打工者在都市生存的种种困惑。在刘高兴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难以融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却与他自身有着重要关系。与刘高兴形成明显对比的另一个角色便是五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而又传统保守的农民形象，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思想性简单而又具体，即金钱与生存。同时，五富又有一种明确的自我意识，即其身份为农民，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市民。因此，除去生存与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五富的困境与金钱形成了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然而，刘高兴与五富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知识，这一区别使二者有了本质的不同，刘高兴所具有的知识改变了他身上的传统农民的思想和意识，他的理想抛离农村进驻到了城市，这便成为他想极力融入城市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过于强烈的理想容易混淆自我意识，而他面临困境时往往借助自我麻痹或者自我抚慰的方式挣脱困境，这种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会制造更多的生存困境，那么，摆脱农村扎根城市的理想便变得更加不可行。至此，打工者在专业作家那里是一种被表述的对象，而从中我们也发现了某些不足，即人物设置过于理想化，人物的生存状态过于表面化。那些停留于情节的表述往往难以使读者体会到底层打工者的真实生存样貌和心理体会。而当打工群体开始掌握话语权之后，这种真实性便被还原了。但面对某些主流学者对打工文学质量的质疑与担忧时，我们可以从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的作品进行解读，打工者所速写的自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会超越某些专业作家的创作水平。例如，郑小琼的诗歌《深夜车间》：
工资像一条鱼，浮出它淡青色的背脊
在车间里游动，吸引一朵玫瑰色的云朵盛开在铁具上
机器轰鸣的复曲中的深夜四点——塑料河流浮来
……
静止的疲倦在卡钟的绝句间崩溃
它们沿着流水线传送轮盘滚动
……未来从雾气深处驶来的船只
孤零零的停靠在每月微薄的工资条上，去年被货柜车运往远方
……
从诗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打工者所经历的精神疲惫与无奈，郑小琼说：“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而她也正是以打工亲历者的身份，还原了底层打工者的在场体验与精神疼痛，以原生状态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一面，讲述了一个广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深刻性与原始性也是缺乏真实生活体验的专业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从刘高兴到郑小琼，我们看到了一个隐去理想而淹没在现实生存状态下的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在繁重而机械的工厂流水线中逐渐消失，成为了一个被异化的群体，在其沉重而疲惫的叙述中我们似乎也体味到了那种僵硬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莫名的恐惧感。因此，打工者们所创造的这一新底层文学也应成为一支新的文学流派而被写进文学史，并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参考文献】
[1]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J].天涯，2004，（3）.
[2]杨宏海.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特产”.打工文学纵横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杨宏海、李云雷.关于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对话[J].当代文坛，2009-10.
[4]王贵禄.复归大众：一种可能的文学向度——郑小琼诗歌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诗歌研究，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