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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前因。以沪深股市58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探索构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显示企业文化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前置驱动因素，质量改进和经济绩效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外部情境因素。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食品企业；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43-07
一、引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效实施食品安全治理、引导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拷问中国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这些问题：为何有的食品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但也有不少食品企业甚至是名牌或龙头企业违背社会责任？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驱动机制和调节机制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尚未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食品安全治理。近几年已经施行了《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等系列法律法规，并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今后需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然而，这些改革在近几年并未收到显著成效。根据复旦大学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网站、国家食品安全中心网站“质量播报”栏目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网站“食品安全问题曝光”栏目（未披露2010年的数据）的数据统计，中国2010—2012年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数量与趋势如图1所示。图1表明，虽然三种统计数据的差异较大，但均反应了中国自2009年实施《食品安全法》之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数量仍然呈上升态势，并未明显扭转。为了克服单一政策监管的低效，2012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将“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作为今后食品安全治理的六大任务之一。因此，只有明确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才能制定实施政府监管强制性与企业履责主动性相协同的高效食品安全治理政策。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传导机制等五个视角展开的。
（一）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企业绩效和外部环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政府、非盈利组织、消费者、股东、职工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诉求，以及对减少贫困、降低污染等社会诉求的回应[1]。企业绩效因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寻求以提高企业绩效为目的的最优社会责任履行方式、途径、程度和时机等[2]；杨春方（2009）发现出口业绩、创新程度、管理水平、财务状况等企业绩效因素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和程度具有显著影响[3]。外部环境因素强调对企业取得合法性、增强声誉、响应公益行动、规避市场风险、铸就顾客忠诚等具有重要影响外部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外部环境压力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以及政府控制、政府层级、市场化进程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具有显著影响[6]。
（二）按照过程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Brickson（2007）认为，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忽视了企业组织及其管理层对社会责任产生作用的精神框架和意识过程，无法让管理层认知企业所处的现实世界[7]。为此，Kunal等（2008）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意会（Sensemaking）过程模型，该模型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意会过程分为认知（Cognitive）、语言（Linguistic）和意动（Conative）三个递进环节。其中，认知环节包括对企业的目标定位和合法性判识，语言环节包括对企业正当性和透明度的传达，意动环节包括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事前承诺等[8]。郝云宏等（2012）认为目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存在重经济理性而轻制度理性的偏失，并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制度环境—制度压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三因素影响过程模型[9]。
（三）根据需求理论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Tuzzolino等（1981）借鉴马斯洛创建的人之五层次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因素框架，它将企业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盈利、合法等）、安全需求（竞争地位、避免倒闭等）、心理需求（利益团体、合作共享等）、自尊需求（市场地位、产品领先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慈善行动、环境保护等）[10]。其中，企业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它受前四种需求的影响且在前四种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McWilliams等（2001）根据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投入，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与需求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规模、多元化水平、研发支出、广告支出、政府采购、消费者收入、劳动力市场、产业生命周期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性影响因素[11]。
（四）基于宏微观主体间关系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Aguilera等（2007）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多重影响因素框架，该框架划分了微观个体（企业管理者等）、中观组织（行业等）、宏观国家和泛宏观国际组织（政府联盟等）四个主体层次，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理论分析了影响这四层次主体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自利性）动机、关系性动机（主体间关系）、道德性动机及三种动机的交织影响[12]。S. Li等（2010）比较分析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发现缘自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其中具有不同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国家产生的影响最大[13]。杨春方（201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三者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14]。 （五）从传导机制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前置驱动因素，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递或调节作用，最终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观点有：国家与社会文化（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后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法规政策、行业自律规则和投资者的监督规则等制度因素的调节下，企业经济基础前置地驱动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产权结构决定企业承受的政治干预程度，政治干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交织影响决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企业领导类型影响下属员工的伦理认知，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其中变革型领导比交易型领导产生的影响更大；甘地（Gandhi）文化对印度结构（国家政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决定着印度企业处理社会责任问题的方式；企业核心价值观影响企业伦理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影响到企业财务绩效。
国内学者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多。韵江等（2005）认为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分别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变量和中介变量[15]；李建升等（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驱动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16]；姜志华（2011）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企业文化是中介因素[17]；周立新等（2012）发现中国家族企业的内部能力（制造能力等）和外部关系（社会网络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18]。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视域广泛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和传导机制等方面，但尚存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的研究路径为探索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适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缺少针对社会责任具有特殊性的食品企业、重污染企业等的专项研究。二是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存在一些矛盾。如前所述，前置驱动因素有国家与社会文化、企业经济基础等多种观点，中介或调节因素也有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制度因素等多种观点，其原因可能是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演绎法考虑到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部因素，缺少采用归纳法探索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归纳研究方法，对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整体性探测研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目前尚无全面系统的有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概念、范畴、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的调研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误解[19]。因此，设计结构化问卷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大样本调研未必有效，也受调研条件和成本的限制。由于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测这些影响因素需要广泛深入的信息来源。公司网站具有内容广泛、信息量大、更新及时等优势，其信息蕴含着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各公司网站所有栏目披露的全部信息作为资料来源。剔除了生产白酒等特殊消费品的公司，最终得到58家样本公司，其中沪市17家，深市41家。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1967）首创的一种不受理论假设限制的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从原始资料中探寻现象背后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资料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和编码，探测出若干概念、范畴及其内在联系，最终构建出扎根于实践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包括开放式编码（初始编码和聚焦编码）、主轴编码、理论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四个步骤[20]。以下将运用扎根理论、采用NVivo 8软件对58家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处理。
四、概念、范畴的提取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逐词逐句地进行分析、标签和编码，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大量初始概念（初始编码），并进一步从初始概念中发掘提炼出若干范畴（聚焦编码）。为了尽量排除主观定见、专业背景和个体偏好的影响，本文采用公司网站披露的原生词句作为标签，从中发掘初始概念。根据NVivo 8软件的统计，一共参考了1992条原始语句，从中提取了171个初始概念，在剔除出现频次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后，最终得到157个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多且存在一些交叉重复，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分类组合，按其实质归纳为16个范畴。为了节省篇幅，表1仅列示了出现频次较高的前3个初始概念和16个范畴。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由Strauss和Corbin（1990）在早期扎根理论基础上创设的一种编码类型，它通过探寻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发展出作为“范畴之轴”的主范畴，形成更大类属的维度[20]。根据表1中的16个范畴在性质、内容、结构、条件、行动、结果等方面的逻辑联系进行比较与归类提取，确定为5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对应副范畴及其内在联系如表2所示。
（三）理论编码与模型发展
理论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提炼、归纳出核心范畴，并探寻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相关副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连贯图景及其背后的因果脉络，最终发展出新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编码，得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概要为：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对企业社会责任主范畴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根本动因，二者形成原生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关系（简称“文化—责任”关系）；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对“文化—责任”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属于情境条件因素；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三者共同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和强度。以该“故事”为基础，建构出一个新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如图2），按其构件简称为“文化—情境—责任”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保障理论构建依据的初始样本量足够大，初始概念和范畴提取参考的资料更具开放性，本文并未采取扎根理论常用的事先预留部分样本以备理论饱和度检验的理论抽样方法，而是采取由三位本课题组成员独立地对源自全部样本公司的初始概念、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进行复查、质疑、增减，再进行集中辩论、取得共识的方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并未发现存在实质分歧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和逻辑关系。此外，还对高金食品、涪陵榨菜两家食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及生产部、技术部、战略部、市场部、财务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初步验证了模型逻辑关系的正确性。由此表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五、“文化—情境—责任”模型的阐释
运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可以解释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机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但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强度、方向等）存在差异。
（一）“文化—责任”驱动机制
企业文化由企业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因子决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它通过影响食品企业领导层和员工的意识与行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生与否及履行程度大小。根据样本案例发现，“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取决于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
1. 企业文化的类型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由于企业的领导者特质、发展历程、所属产业、所处地域和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等存在差异，产生了多种类型的企业文化，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传达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具有差异，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发生作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也可能不同，甚至出现维度间发生矛盾的情况。以双汇集团为例，其愿景是“做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商”，该企业文化驱使双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型）慈善责任维度而弱化（质量型）食品安全维度。根据双汇网站公示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双汇累计捐赠达1.6亿元，但在2011年发生了“瘦肉精”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即发生了“捐赠”与“掺假”并存的怪象。
2. 企业文化的强度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当企业文化的影响力较弱时，如滞留于表层文化而未深入中间层和核心层文化，企业几乎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要能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其影响强度需要达到某个“阀值”，当影响强度超过该“阀值”后，随着其强度的持续增大，“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会越高。因此，“文化—责任”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三元股份自1997年上市以来一直强化以“倡导绿色与健康的文化”、“质量立市、诚信为本”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即使在2008年我国乳品产业几乎全盘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形势下，三元仍能独善其身。
（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
质量改进（由研究开发、质量管理两个范畴决定）和经济绩效（由经营模式、销售绩效和治理结构三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部情境因素，这两大因素是“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科技支持、经济基础和管理保障，是食品企业能否将社会责任动机付诸实践、保障食品安全的内在物质条件。企业荣誉（由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食品企业实现“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外在动力和压力等精神条件。
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三个情境因素均通过影响“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或强度发挥调节作用。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微弱时，如三者的影响均微弱或三者的影响虽然较大但调节方向相反导致影响相互抵消，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主要由企业文化直接驱动，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直接强烈；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强烈时，如三者的影响强度和调节方向均非常积极或非常消极，将会大幅促进或抑制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间接微弱。三个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如图3所示。
图4为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总结。图4中，A、B、C三条曲线分别代表企业文化类型和强度不同的三家食品企业，依次对应于图3（1）中的A、B、C三点；曲线C上的C1、C2、C3点分别对应图3（2）中的C1、C2、C3点。图4以C企业受到情境因素的正面影响为例解析了调节机制的基本原理：当C企业的“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时，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最小；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强时（图4中的C3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低，调节效应最大；反之，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弱时（图4中的点C1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调节效应最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58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的网站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探测发现：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质量改进和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进一步构建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分析了“文化—责任”关系的驱动机制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其中，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驱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三个情境因素的强度和方向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此外，还探测出企业荣誉这一新的主范畴，它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领导视察和高管荣誉是我国情境下的两个特色范畴，二者在中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是基于扎根理论质性探测方法构建的，模型中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作用机制和路径等有待大样本定量实证检验。 （二）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一，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开展、创新和传承的重要阵地。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食品企业应当加强对自身企业文化的诊断和创新，改变目前企业文化同质化严重、忽视食品产业根本使命元素的现状。例如，多家样本公司提出了“健康、诚信、忧患、快乐”、“团结、进取、创新、发展”、“勤奋、进取、团结、忠诚”等同质化的企业文化。这表明食品企业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加强融合中华文化与食品产业特质的企业文化建设，将食品安全、生态文明等核心元素融入企业文化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实施有关文化建设总布局的政策时应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食品企业文化建设，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鼓励食品企业实践、创新和传承具有中华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
2. 加大对食品企业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的支持力度。食品企业的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两个内部情境因素。食品企业对研究开发和质量管理的投入不足或对经济绩效的片面追求均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低下或缺失，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部分样本案例表明，我国食品企业的研发成本、认证成本、质量管理系统的投入与运行成本、接受监管成本、诉讼风险成本等高昂，可能导致部分食品企业甚至食品产业的经济绩效底线难以保障，采取无法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低成本低质量生产经营策略可能成为某些企业的现实选择。这就需要政府在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以惩戒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同时，还需正视食品产业的高风险与低回报不对称性问题，从宏观产业经济调控的高度进行规划，制定实施财政、金融、税收、技术服务等政策支持食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
3. 规范食品企业的荣誉建设。企业荣誉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提升能够促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荣誉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国家领导人、部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对食品企业的视察，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可能对企业既产生强烈的激励机制又形成严厉的鞭策机制，甚至影响到企业文化建设；也可能存在国家的食品安全治理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交织作用于食品企业的冲突性机制；等等。领导视察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等，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政府制定实施科学规范的企业地位和高管荣誉评价制度、权威明确的品牌与资质认证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食品企业进行巡视、视察和督导制度等，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
4. 强化食品企业的法制教育。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中，本文注意到缺失了有关“法规制度”的外部情境因素。从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出发，本文并未人为增添这类范畴。其原因是样本中仅有几家公司披露了依法纳税、安全生产两方面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已归入表1中的法律责任范畴），目前尚无一家样本公司披露对《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及相关承诺等，甚至所有样本公司网站均未出现“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初始概念。这表明，目前我国食品企业层面的法律法规意识还非常淡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全国食品管理与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交流活动，但目前尚未将这些法律法规理念深入到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食品企业层面，食品企业还未做到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准绳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27]。因此，在今后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管理等食品安全治理行动中应当有效开展引导食品企业学习和宣传法律法规等教育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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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卡麦兹著.构建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M].边国英，译，陈向明，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58-147.
责任编辑、校对：何 焱
Influence Factors of Foo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Policy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hen Xujiang，Gao Lu
（School of Account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The lack of foo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n antecedent of frequent food safety even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is built base on 58 food beverage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from Shanghai and Shenzhen Exchanges by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corporate culture（CC）is the internal front driving factor of CSR， and both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re the internal situation adjustment factors between the "CC-CSR"， and the enterprise honor is the external situation adjustment factor between the "CC-CSR". The drive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are interpreted also.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s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re put forward in the end.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od safety； Foods corporate； Grounded theory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食品企业；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43-07
一、引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效实施食品安全治理、引导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拷问中国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这些问题：为何有的食品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但也有不少食品企业甚至是名牌或龙头企业违背社会责任？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驱动机制和调节机制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尚未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食品安全治理。近几年已经施行了《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等系列法律法规，并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今后需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然而，这些改革在近几年并未收到显著成效。根据复旦大学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网站、国家食品安全中心网站“质量播报”栏目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网站“食品安全问题曝光”栏目（未披露2010年的数据）的数据统计，中国2010—2012年度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数量与趋势如图1所示。图1表明，虽然三种统计数据的差异较大，但均反应了中国自2009年实施《食品安全法》之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数量仍然呈上升态势，并未明显扭转。为了克服单一政策监管的低效，2012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将“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作为今后食品安全治理的六大任务之一。因此，只有明确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才能制定实施政府监管强制性与企业履责主动性相协同的高效食品安全治理政策。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传导机制等五个视角展开的。
（一）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企业绩效和外部环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政府、非盈利组织、消费者、股东、职工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诉求，以及对减少贫困、降低污染等社会诉求的回应[1]。企业绩效因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寻求以提高企业绩效为目的的最优社会责任履行方式、途径、程度和时机等[2]；杨春方（2009）发现出口业绩、创新程度、管理水平、财务状况等企业绩效因素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和程度具有显著影响[3]。外部环境因素强调对企业取得合法性、增强声誉、响应公益行动、规避市场风险、铸就顾客忠诚等具有重要影响外部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外部环境压力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以及政府控制、政府层级、市场化进程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具有显著影响[6]。
（二）按照过程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Brickson（2007）认为，根据内容界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忽视了企业组织及其管理层对社会责任产生作用的精神框架和意识过程，无法让管理层认知企业所处的现实世界[7]。为此，Kunal等（2008）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意会（Sensemaking）过程模型，该模型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意会过程分为认知（Cognitive）、语言（Linguistic）和意动（Conative）三个递进环节。其中，认知环节包括对企业的目标定位和合法性判识，语言环节包括对企业正当性和透明度的传达，意动环节包括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事前承诺等[8]。郝云宏等（2012）认为目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存在重经济理性而轻制度理性的偏失，并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制度环境—制度压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三因素影响过程模型[9]。
（三）根据需求理论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Tuzzolino等（1981）借鉴马斯洛创建的人之五层次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因素框架，它将企业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盈利、合法等）、安全需求（竞争地位、避免倒闭等）、心理需求（利益团体、合作共享等）、自尊需求（市场地位、产品领先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慈善行动、环境保护等）[10]。其中，企业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它受前四种需求的影响且在前四种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McWilliams等（2001）根据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投入，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与需求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规模、多元化水平、研发支出、广告支出、政府采购、消费者收入、劳动力市场、产业生命周期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性影响因素[11]。
（四）基于宏微观主体间关系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Aguilera等（2007）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多重影响因素框架，该框架划分了微观个体（企业管理者等）、中观组织（行业等）、宏观国家和泛宏观国际组织（政府联盟等）四个主体层次，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理论分析了影响这四层次主体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自利性）动机、关系性动机（主体间关系）、道德性动机及三种动机的交织影响[12]。S. Li等（2010）比较分析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发现缘自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其中具有不同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国家产生的影响最大[13]。杨春方（201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三者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14]。 （五）从传导机制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前置驱动因素，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递或调节作用，最终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观点有：国家与社会文化（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后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法规政策、行业自律规则和投资者的监督规则等制度因素的调节下，企业经济基础前置地驱动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产权结构决定企业承受的政治干预程度，政治干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交织影响决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企业领导类型影响下属员工的伦理认知，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其中变革型领导比交易型领导产生的影响更大；甘地（Gandhi）文化对印度结构（国家政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决定着印度企业处理社会责任问题的方式；企业核心价值观影响企业伦理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影响到企业财务绩效。
国内学者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多。韵江等（2005）认为公司治理、组织能力分别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变量和中介变量[15]；李建升等（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驱动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16]；姜志华（2011）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企业文化是中介因素[17]；周立新等（2012）发现中国家族企业的内部能力（制造能力等）和外部关系（社会网络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18]。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视域广泛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过程、需求层次、宏微观主体和传导机制等方面，但尚存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的研究路径为探索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适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缺少针对社会责任具有特殊性的食品企业、重污染企业等的专项研究。二是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存在一些矛盾。如前所述，前置驱动因素有国家与社会文化、企业经济基础等多种观点，中介或调节因素也有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制度因素等多种观点，其原因可能是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演绎法考虑到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部因素，缺少采用归纳法探索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归纳研究方法，对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整体性探测研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目前尚无全面系统的有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概念、范畴、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的调研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误解[19]。因此，设计结构化问卷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大样本调研未必有效，也受调研条件和成本的限制。由于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测这些影响因素需要广泛深入的信息来源。公司网站具有内容广泛、信息量大、更新及时等优势，其信息蕴含着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中国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各公司网站所有栏目披露的全部信息作为资料来源。剔除了生产白酒等特殊消费品的公司，最终得到58家样本公司，其中沪市17家，深市41家。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1967）首创的一种不受理论假设限制的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从原始资料中探寻现象背后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资料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和编码，探测出若干概念、范畴及其内在联系，最终构建出扎根于实践的理论模型。扎根理论包括开放式编码（初始编码和聚焦编码）、主轴编码、理论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四个步骤[20]。以下将运用扎根理论、采用NVivo 8软件对58家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处理。
四、概念、范畴的提取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逐词逐句地进行分析、标签和编码，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大量初始概念（初始编码），并进一步从初始概念中发掘提炼出若干范畴（聚焦编码）。为了尽量排除主观定见、专业背景和个体偏好的影响，本文采用公司网站披露的原生词句作为标签，从中发掘初始概念。根据NVivo 8软件的统计，一共参考了1992条原始语句，从中提取了171个初始概念，在剔除出现频次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后，最终得到157个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多且存在一些交叉重复，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分类组合，按其实质归纳为16个范畴。为了节省篇幅，表1仅列示了出现频次较高的前3个初始概念和16个范畴。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由Strauss和Corbin（1990）在早期扎根理论基础上创设的一种编码类型，它通过探寻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发展出作为“范畴之轴”的主范畴，形成更大类属的维度[20]。根据表1中的16个范畴在性质、内容、结构、条件、行动、结果等方面的逻辑联系进行比较与归类提取，确定为5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对应副范畴及其内在联系如表2所示。
（三）理论编码与模型发展
理论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提炼、归纳出核心范畴，并探寻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相关副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连贯图景及其背后的因果脉络，最终发展出新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编码，得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概要为：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对企业社会责任主范畴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根本动因，二者形成原生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关系（简称“文化—责任”关系）；质量改进、经济绩效、企业荣誉对“文化—责任”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属于情境条件因素；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三者共同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和强度。以该“故事”为基础，建构出一个新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如图2），按其构件简称为“文化—情境—责任”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保障理论构建依据的初始样本量足够大，初始概念和范畴提取参考的资料更具开放性，本文并未采取扎根理论常用的事先预留部分样本以备理论饱和度检验的理论抽样方法，而是采取由三位本课题组成员独立地对源自全部样本公司的初始概念、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进行复查、质疑、增减，再进行集中辩论、取得共识的方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并未发现存在实质分歧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和逻辑关系。此外，还对高金食品、涪陵榨菜两家食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及生产部、技术部、战略部、市场部、财务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初步验证了模型逻辑关系的正确性。由此表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五、“文化—情境—责任”模型的阐释
运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可以解释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机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四个主范畴，但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强度、方向等）存在差异。
（一）“文化—责任”驱动机制
企业文化由企业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因子决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它通过影响食品企业领导层和员工的意识与行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生与否及履行程度大小。根据样本案例发现，“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取决于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
1. 企业文化的类型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由于企业的领导者特质、发展历程、所属产业、所处地域和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等存在差异，产生了多种类型的企业文化，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传达的理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具有差异，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发生作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也可能不同，甚至出现维度间发生矛盾的情况。以双汇集团为例，其愿景是“做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商”，该企业文化驱使双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型）慈善责任维度而弱化（质量型）食品安全维度。根据双汇网站公示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双汇累计捐赠达1.6亿元，但在2011年发生了“瘦肉精”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即发生了“捐赠”与“掺假”并存的怪象。
2. 企业文化的强度影响“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当企业文化的影响力较弱时，如滞留于表层文化而未深入中间层和核心层文化，企业几乎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要能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其影响强度需要达到某个“阀值”，当影响强度超过该“阀值”后，随着其强度的持续增大，“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会越高。因此，“文化—责任”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三元股份自1997年上市以来一直强化以“倡导绿色与健康的文化”、“质量立市、诚信为本”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即使在2008年我国乳品产业几乎全盘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形势下，三元仍能独善其身。
（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
质量改进（由研究开发、质量管理两个范畴决定）和经济绩效（由经营模式、销售绩效和治理结构三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部情境因素，这两大因素是“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科技支持、经济基础和管理保障，是食品企业能否将社会责任动机付诸实践、保障食品安全的内在物质条件。企业荣誉（由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决定）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食品企业实现“文化—责任”驱动关系的外在动力和压力等精神条件。
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三个情境因素均通过影响“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程度或强度发挥调节作用。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微弱时，如三者的影响均微弱或三者的影响虽然较大但调节方向相反导致影响相互抵消，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主要由企业文化直接驱动，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直接强烈；当三个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强烈时，如三者的影响强度和调节方向均非常积极或非常消极，将会大幅促进或抑制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此时“文化—责任”驱动关系变得间接微弱。三个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如图3所示。
图4为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总结。图4中，A、B、C三条曲线分别代表企业文化类型和强度不同的三家食品企业，依次对应于图3（1）中的A、B、C三点；曲线C上的C1、C2、C3点分别对应图3（2）中的C1、C2、C3点。图4以C企业受到情境因素的正面影响为例解析了调节机制的基本原理：当C企业的“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时，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最小；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强时（图4中的C3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低，调节效应最大；反之，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弱时（图4中的点C1点），“文化—责任”一致性程度最高，调节效应最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58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的网站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探测发现：企业文化、质量改进、经济绩效和企业荣誉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其中，企业文化是内在前置驱动因素，质量改进和经济绩效是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外部情境因素。进一步构建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文化—情境—责任”模型），分析了“文化—责任”关系的驱动机制和情境因素对“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调节机制。其中，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驱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三个情境因素的强度和方向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一致性程度。此外，还探测出企业荣誉这一新的主范畴，它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领导视察和高管荣誉是我国情境下的两个特色范畴，二者在中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文化—情境—责任”模型是基于扎根理论质性探测方法构建的，模型中的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及其作用机制和路径等有待大样本定量实证检验。 （二）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一，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开展、创新和传承的重要阵地。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加强食品企业文化（内在前置驱动因素）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食品企业应当加强对自身企业文化的诊断和创新，改变目前企业文化同质化严重、忽视食品产业根本使命元素的现状。例如，多家样本公司提出了“健康、诚信、忧患、快乐”、“团结、进取、创新、发展”、“勤奋、进取、团结、忠诚”等同质化的企业文化。这表明食品企业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加强融合中华文化与食品产业特质的企业文化建设，将食品安全、生态文明等核心元素融入企业文化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实施有关文化建设总布局的政策时应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食品企业文化建设，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食品企业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鼓励食品企业实践、创新和传承具有中华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
2. 加大对食品企业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的支持力度。食品企业的质量改进、经济绩效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两个内部情境因素。食品企业对研究开发和质量管理的投入不足或对经济绩效的片面追求均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低下或缺失，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部分样本案例表明，我国食品企业的研发成本、认证成本、质量管理系统的投入与运行成本、接受监管成本、诉讼风险成本等高昂，可能导致部分食品企业甚至食品产业的经济绩效底线难以保障，采取无法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低成本低质量生产经营策略可能成为某些企业的现实选择。这就需要政府在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以惩戒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同时，还需正视食品产业的高风险与低回报不对称性问题，从宏观产业经济调控的高度进行规划，制定实施财政、金融、税收、技术服务等政策支持食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质量改进。
3. 规范食品企业的荣誉建设。企业荣誉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一致性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提升能够促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荣誉包括企业地位、品牌荣誉、资质认证、高管荣誉和领导视察五个范畴。其中，国家领导人、部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对食品企业的视察，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可能对企业既产生强烈的激励机制又形成严厉的鞭策机制，甚至影响到企业文化建设；也可能存在国家的食品安全治理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交织作用于食品企业的冲突性机制；等等。领导视察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等，在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政府制定实施科学规范的企业地位和高管荣誉评价制度、权威明确的品牌与资质认证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食品企业进行巡视、视察和督导制度等，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
4. 强化食品企业的法制教育。在“文化—情境—责任”模型中，本文注意到缺失了有关“法规制度”的外部情境因素。从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出发，本文并未人为增添这类范畴。其原因是样本中仅有几家公司披露了依法纳税、安全生产两方面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已归入表1中的法律责任范畴），目前尚无一家样本公司披露对《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及相关承诺等，甚至所有样本公司网站均未出现“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初始概念。这表明，目前我国食品企业层面的法律法规意识还非常淡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全国食品管理与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交流活动，但目前尚未将这些法律法规理念深入到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食品企业层面，食品企业还未做到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准绳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27]。因此，在今后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管理等食品安全治理行动中应当有效开展引导食品企业学习和宣传法律法规等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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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何 焱
Influence Factors of Foo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Policy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hen Xujiang，Gao Lu
（School of Account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The lack of foo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n antecedent of frequent food safety even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is built base on 58 food beverage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from Shanghai and Shenzhen Exchanges by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corporate culture（CC）is the internal front driving factor of CSR， and both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re the internal situation adjustment factors between the "CC-CSR"， and the enterprise honor is the external situation adjustment factor between the "CC-CSR". The drive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are interpreted also.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s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re put forward in the end.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od safety； Foods corporate； Grounded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