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后记”,是我三十余年所作研究之回顾.细数从研究之初,受学人发现而鼓舞,到后来步步深入,得到意外结果的历程.近两百年来,学者皆视“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作.但在1979年,我则证实了“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造.赞成我之观点的一派中,后来又衍生出两种意见.一种是我的意见,另一种是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意见.夏含夷的意见,大抵针对我之观点而发(下文括号内数字代表相应各节).在我看来,“今本”《竹书纪年》完好保存了公元280年左右出土之《竹书纪年》竹简的原貌.该竹简古书,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除结尾几处散乱外,均编排有序.(以“岁”记之日期,乃后人加入,属微调,无碍全局)大体上,我以“今本”《竹书纪年》作底本,重订了夏、商两代的纪年(第1至第3节),并倚赖天文学发现,对简文加以修复,以使其更加准确.经修复的“今本”《竹书纪年》简文,现已数量过半(第4及第7节).夏含夷与我看法相悖.他认为,竹简出土时,已杂乱无章.晋代学者整理、编辑竹简,必然加以重组、改写(甚或杜撰).于是,他断言道,我所作之纪年研究,除周代部分,余皆毫无依据,不值一提(第6至第7节).此处有一关键问题.即,夏含夷发现之错简究竟发生于何时？又为何有人将周代成王纪年位处中段的一支竹简错置于武王纪谱结尾处,致使武王在周克商后的在位年份增添三年？夏含夷以为此举乃晋代学者所为,目的在于使乱简看起来有序、合理.我认为,错简在魏国时期,即竹简古书遭埋藏以前,必已造成.魏国时人之所以如此举动,乃是要支持魏惠成王在公元前335年宣言称王.据我观察,竹简排列有序,且我研究所得结果,亦可拿来与甲骨文、金文作对照(第5及第13节).夏含夷发现之错简,必在移动前即已存在.且要使错简成立,必得把成王纪年中有关周公去世、丧葬年份往前倒退十年.结果,周公死后所举行的稀祭竟然发生在他去世以前.这种改动,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在晋代,而属于魏国专家有意为之(第5、第7及第15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第11节中解释了夏帝仲康五年九月朔之日食.要对此加以解释,就不得不假设战国时代对远古纪年作错误调整的人采用了章蔀置闰法,并据此要找到一个九月朔日时太阳位置在房的年份.他发现公元前428年恰是这样一个年份,且该年九月朔日为庚戌日.于是,他推断从公元前428年往前推1520年(一纪),即公元前1948年,情形也必相同.除此无法解释他提出的“1948”和“庚戌”的说法.可是若他用此推断法,他必得掌握一千五百年前历史的确切记载.因为他得知道确切的夏朝起始年和确切的日食年份,才能加以推断.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战国时代编写原本《纪年》的人大抵相同:均掌握确切的历史记载,并对此记载加以“修正”(见第3节).我们必须找到他们的动机和误解,才能对现存的《竹书纪年》加以利用,并推断出远古的真实年代和日期.此乃我写作《解谜》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