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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在《典论》中开篇就写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嬴政当年观韩非的文章《五蠹》后，思贤若渴，为了得到他，竟“发兵急攻韩国”迫令其交人。文士获得如此礼遇，在于笔杆子的爆发力有时确实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同时，对笔杆子而言，也有诸如伴君如伴虎、一入朝廷深似海的掌故。
笔杆子多是文人出身，要达到为政和为文的协调，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箭在弦上，如何从容而发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是历史上写公文写得最好的笔杆子难有定论，但看得最透彻的笔杆子，非陈琳莫属。
官渡之战前夕，陈琳给袁绍起草檄文，历数曹操种种罪状，从其祖父一直骂到本人，轰动一时。袁绍战败后，陈琳被刀斧手绑缚刑场，曹操问：你为袁绍作檄文，罪恶加在我身上倒也罢了，怎么连我祖父也污辱一番？陈琳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说是陈琳的文采引发了曹操的爱才之心，那他此刻在刑场上的风度更让曹操欣赏，马上拍板让其做了自己的幕僚。
实践证明，陈琳的确是个“箭在弦上”的高手，就文字水平来说，能服务好每一任领导，并且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才在袁绍倒台后，未被“清算”。而像曹操这样的大领导大文章家，对于陈琳交上来的公文，有时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这样的笔杆子，领导用起来自然放心。
陈琳能名列建安七子，凭的就是秘书生涯里积攒下的一堆章表书檄。但他留下最有价值的思想，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八个字，道出了笔杆子的真谛，看似无奈，也是本事。作为笔杆子，特点就是“箭在弦上”，上级要你射哪里你就射向哪里。即便现在，“笔杆子”们写材料一般也都是写的奉命文章，终极目的是获得组织或领导的满意，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
伴君如伴虎，有的时候，即使你有陈琳这样笔头和操守，那也要遇到曹操那种胸怀的领导。有人说，那我不做官了行不行？至少在古代，答案是：不行。越是有名，就越容易被人觊觎和利用。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如竹林七贤，个个都是文章高手，但嵇康不屑和司马昭、钟会往来，最终身死。
投机者请另寻他处
史上有四篇最有名的战书，前三篇分别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骆宾王的《与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捉刀者无不文章斐然，气节可赞。唯独最后一篇，李雯为多尔衮写的《致史可法书》，留下了巨大争议。
《致史可法书》是一封劝降信，充溢着咄咄逼人的气息，文字上完胜南明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史可法所撰写的《复多尔衮书》，但在人格上却完败，李雯甚至被骂“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李雯是明人，年轻时被赞“文妙当世”，也曾表白要通过为国效力来名垂青史，后来却选择做多尔衮幕僚来入仕，被视为变节者。几千年来的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告诫官员们，想要流芳千古，就需要原则信仰不能有私心。反之，很可能身败名裂。满清入关的前两年，多尔衮一路征伐的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不论在南明还是在清朝，李雯均自然不容于士大夫。
自古以来，领导选笔杆子，无一不首考品德。北宋初年选用翰林学士时，大臣们推荐的几个人选都让宋太祖不合意。他特意说：“学士院地处禁中，应选用老成持重之人。”欧阳修也曾说，选翰林学士“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饰耳”。看似偏颇，但要知道，翰林学士在皇帝身边工作，不仅代拟王言，而且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工作，个人的道德操守如何，自然不能不有所顾忌。
如果一味投机为文，有时要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如东晋大将军桓温手下的笔杆子袁宏，他想用夸人来买点人脉，于是自发地作了一篇正面报道《东征赋》，歌颂晋国跨过长江以图建设新江东的事迹，并列举了各过江名贤的功德，狠狠地夸赞了一番。被夸的自然乐意，但有两个没被夸到的人怒了。一个是陶侃的儿子胡奴，有一次趁袁宏来访，将其骗到屋里，掏出刀来架在袁宏脖子上，逼问他为何不写自己的父亲。好在胡奴不太懂诗文，被袁宏现场胡诌的几句蒙混过关。而另一个没写到的人就是桓温之父桓彝，为表现自己大度，这个老板要写公文写战书缺不了袁宏，但始终不给他升官。直到桓温死后，他才终于有了个太守的官当。
其实，有真才实学的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埋没。即便在唐朝藩镇割据的乱世，也争相聘用有名望才华的读书人担任幕僚，甚至还规定只要在地方军政幕府任满规定年限，就可经幕主奏荐，由朝廷授予州县主簿、县尉等官职。
和一般官员相比，要做领导身边的笔杆子，除了最基本的清廉，还应慎重周密、严谨可靠。这样的人自然会得到垂青和赏识。
以文辅政，中国政治的精髓
古往今来，政府都看重笔杆子，也涌现过很多写公文的好手。如清朝名臣张廷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皇帝每次口授大意，他都跪在地上起草公文，皇帝说完片刻，公文就写好了。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乐得做个笔杆子。
大部分为文者都希望走上仕途，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让胸中所学能成为政令施行。但有些時候难免会自命不凡，偶尔会以千里马自居，总是希望有伯乐能够相马，发现自己、理解自己、任用自己。张廷玉有这样的际遇，当然觉得自己很幸运了。毕竟，如李白、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文人，虽无不一腔热血，但能够施展抱负的，还是里面一些少数的人。
就现在的各级党政机关来说，都十分重视培养和挑选笔杆子。笔杆子们虽然很苦很累，但真要干得好了，自然会受领导器重。邓小平对胡乔木有个评价：“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胡乔木长期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起草过重要的政治报告，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但快乐归快乐，切不可快乐起来得意忘形。唐朝的冯涓因文章写得好而被时人所称颂。杜审权将要赴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时，找到冯涓，希望他同去镇江做他的秘书。但当时杜只是私下征求冯的意见，且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被喜悦冲昏头脑，冯涓哪能忍啊，硬是把此事告诉了朋友。冯涓的浮躁，决定了他一生仕途都没有什么发展，这恐怕就是他“大嘴巴”的代价吧。还是那句话，笔杆子大多是文人，传统文人讲求的是以文章立足于世，写作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即使再授予权柄，担当重任，也应该继续思考，保持文人官员的特征，未必不是件好事，毕竟，为文为政，既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手腕，更需要内心敞亮。
（摘自《廉政瞭望》）
笔杆子多是文人出身，要达到为政和为文的协调，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箭在弦上，如何从容而发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是历史上写公文写得最好的笔杆子难有定论，但看得最透彻的笔杆子，非陈琳莫属。
官渡之战前夕，陈琳给袁绍起草檄文，历数曹操种种罪状，从其祖父一直骂到本人，轰动一时。袁绍战败后，陈琳被刀斧手绑缚刑场，曹操问：你为袁绍作檄文，罪恶加在我身上倒也罢了，怎么连我祖父也污辱一番？陈琳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说是陈琳的文采引发了曹操的爱才之心，那他此刻在刑场上的风度更让曹操欣赏，马上拍板让其做了自己的幕僚。
实践证明，陈琳的确是个“箭在弦上”的高手，就文字水平来说，能服务好每一任领导，并且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才在袁绍倒台后，未被“清算”。而像曹操这样的大领导大文章家，对于陈琳交上来的公文，有时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这样的笔杆子，领导用起来自然放心。
陈琳能名列建安七子，凭的就是秘书生涯里积攒下的一堆章表书檄。但他留下最有价值的思想，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八个字，道出了笔杆子的真谛，看似无奈，也是本事。作为笔杆子，特点就是“箭在弦上”，上级要你射哪里你就射向哪里。即便现在，“笔杆子”们写材料一般也都是写的奉命文章，终极目的是获得组织或领导的满意，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
伴君如伴虎，有的时候，即使你有陈琳这样笔头和操守，那也要遇到曹操那种胸怀的领导。有人说，那我不做官了行不行？至少在古代，答案是：不行。越是有名，就越容易被人觊觎和利用。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如竹林七贤，个个都是文章高手，但嵇康不屑和司马昭、钟会往来，最终身死。
投机者请另寻他处
史上有四篇最有名的战书，前三篇分别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骆宾王的《与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捉刀者无不文章斐然，气节可赞。唯独最后一篇，李雯为多尔衮写的《致史可法书》，留下了巨大争议。
《致史可法书》是一封劝降信，充溢着咄咄逼人的气息，文字上完胜南明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史可法所撰写的《复多尔衮书》，但在人格上却完败，李雯甚至被骂“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李雯是明人，年轻时被赞“文妙当世”，也曾表白要通过为国效力来名垂青史，后来却选择做多尔衮幕僚来入仕，被视为变节者。几千年来的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告诫官员们，想要流芳千古，就需要原则信仰不能有私心。反之，很可能身败名裂。满清入关的前两年，多尔衮一路征伐的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不论在南明还是在清朝，李雯均自然不容于士大夫。
自古以来，领导选笔杆子，无一不首考品德。北宋初年选用翰林学士时，大臣们推荐的几个人选都让宋太祖不合意。他特意说：“学士院地处禁中，应选用老成持重之人。”欧阳修也曾说，选翰林学士“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饰耳”。看似偏颇，但要知道，翰林学士在皇帝身边工作，不仅代拟王言，而且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工作，个人的道德操守如何，自然不能不有所顾忌。
如果一味投机为文，有时要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如东晋大将军桓温手下的笔杆子袁宏，他想用夸人来买点人脉，于是自发地作了一篇正面报道《东征赋》，歌颂晋国跨过长江以图建设新江东的事迹，并列举了各过江名贤的功德，狠狠地夸赞了一番。被夸的自然乐意，但有两个没被夸到的人怒了。一个是陶侃的儿子胡奴，有一次趁袁宏来访，将其骗到屋里，掏出刀来架在袁宏脖子上，逼问他为何不写自己的父亲。好在胡奴不太懂诗文，被袁宏现场胡诌的几句蒙混过关。而另一个没写到的人就是桓温之父桓彝，为表现自己大度，这个老板要写公文写战书缺不了袁宏，但始终不给他升官。直到桓温死后，他才终于有了个太守的官当。
其实，有真才实学的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埋没。即便在唐朝藩镇割据的乱世，也争相聘用有名望才华的读书人担任幕僚，甚至还规定只要在地方军政幕府任满规定年限，就可经幕主奏荐，由朝廷授予州县主簿、县尉等官职。
和一般官员相比，要做领导身边的笔杆子，除了最基本的清廉，还应慎重周密、严谨可靠。这样的人自然会得到垂青和赏识。
以文辅政，中国政治的精髓
古往今来，政府都看重笔杆子，也涌现过很多写公文的好手。如清朝名臣张廷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皇帝每次口授大意，他都跪在地上起草公文，皇帝说完片刻，公文就写好了。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乐得做个笔杆子。
大部分为文者都希望走上仕途，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让胸中所学能成为政令施行。但有些時候难免会自命不凡，偶尔会以千里马自居，总是希望有伯乐能够相马，发现自己、理解自己、任用自己。张廷玉有这样的际遇，当然觉得自己很幸运了。毕竟，如李白、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文人，虽无不一腔热血，但能够施展抱负的，还是里面一些少数的人。
就现在的各级党政机关来说，都十分重视培养和挑选笔杆子。笔杆子们虽然很苦很累，但真要干得好了，自然会受领导器重。邓小平对胡乔木有个评价：“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胡乔木长期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起草过重要的政治报告，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但快乐归快乐，切不可快乐起来得意忘形。唐朝的冯涓因文章写得好而被时人所称颂。杜审权将要赴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时，找到冯涓，希望他同去镇江做他的秘书。但当时杜只是私下征求冯的意见，且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被喜悦冲昏头脑，冯涓哪能忍啊，硬是把此事告诉了朋友。冯涓的浮躁，决定了他一生仕途都没有什么发展，这恐怕就是他“大嘴巴”的代价吧。还是那句话，笔杆子大多是文人，传统文人讲求的是以文章立足于世，写作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即使再授予权柄，担当重任，也应该继续思考，保持文人官员的特征，未必不是件好事，毕竟，为文为政，既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手腕，更需要内心敞亮。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