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就会产生“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结果，这样的GDP宁肯不要。
近期出炉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4个城市近80%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将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这一数字超过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多盖廉租房和发展经济；67%的民众甚至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居住城市水的环境。这项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说明在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特别是由于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之后，公众在环保与经济发展二者间孰重孰轻态度的变化。
民众观念之变，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已陷入环境危机，亟需突破。
环境危机超出人想象
民众对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源于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今年年初，一场极具威力且持续时间长的雾霾天气席卷我国数十个城市，雾霾不仅遮蔽了城市的阳光，也让城市居民的健康深受影响。
除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饮水安全也触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山东潍坊地下深井排污事件、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变红事件等，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在百度上搜索“水污染”，相关结果竟有3 240万条。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尽管水污染被高度关注，但有关其调查数据却是一笔糊涂账，至今仍停留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彼时，该月报显示，有16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有5.27亿吨水量不达标。
针对相关人士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信息申请，环保部日前在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再次强调，依据有关保密法律规章，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暂时按国家秘密管理。环保部称，相对水体和大气污染而言，土壤具有不均匀性的特点，完整、准确、详细地掌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尽管具体数据尚未公开，但我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早已显现，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发生了30多起重大或特大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涉及多个省份。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
涉及空气、水、土壤的全方位污染，令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当前最为敏感的社会性问题，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利益冲突日益尖锐。
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
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国之路都离不开工业化，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是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亦不例外。
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源不合理地利用必然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而环境如水一样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失去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就难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就会产生“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结果。
云南滇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来自企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污染，这个美丽的湖泊如今几乎失去了作为水的各种功能，甚至被生态学家诊断为“患上了生态癌”。为了治理滇池，国家及当地自1993年起至今已投入近300亿元，但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巨大的治污投入，已经使滇池成为昆明发展中的一个沉重负担。据了解，昆明市每年对滇池的投入占到其财政支出的30%左右。
云南滇池被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将远远超过周边地区发展产业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收益。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并非特例，到目前为止，部分地区仍未以此为戒，为了经济发展依然不计环境后果。“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导致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日俱增，如：去年在针对PX项目大规模发生的群体事件中，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达4亿多元，宁波则高达60多亿元。
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非健康损失相当于中国GDP的5.8%；如不采取有效的环境对策控制空气污染，到2020年由于健康损害导致我国GDP的损失将达1%。显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矛盾。
出路在哪里
环境与发展，孰轻孰重？似乎已成为社会性难题，令地方执政者异常头疼。
经济与环境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好了，环境保护同样能优化经济发展。
一方面，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激励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制约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已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印证。像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都经历过用严格的环境政策促使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些国家，那些经历了严格环境政策“洗礼”后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很多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典型，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了市场准入条件，使那些落后的技术和产业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先进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如何让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目前我国采取“先导、倒逼、增值、提质”的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就是这个道理。据测算，201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达2万亿元。目前，产业领域还在不断扩大。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我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将超过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服务总产值可突破3 000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资超过8 000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5 000亿元。这些产业将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物质、能量最大化利用和废物最小化排放，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健康、低污染、低耗能的生态产业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的污染，将经济与环境的对立面转化为统一面，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环境影响评价是防止工业化污染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对于“十二五”新建项目，要严格环境准入，通过产污强度硬约束，为产污强度高的生产工艺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推动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现有项目，要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降低产污强度。各行各业都要从产品设计开始，直至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大力节能降耗减污，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产污强度。对于落后产能，要坚决予以淘汰，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探索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与产污强度准入制度，将产污强度作为新建项目的准入门槛，作为现有项目的生死红线，作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责任编辑：李万全）
近期出炉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4个城市近80%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将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这一数字超过用于改善医疗条件、多盖廉租房和发展经济；67%的民众甚至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居住城市水的环境。这项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说明在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特别是由于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之后，公众在环保与经济发展二者间孰重孰轻态度的变化。
民众观念之变，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已陷入环境危机，亟需突破。
环境危机超出人想象
民众对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源于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今年年初，一场极具威力且持续时间长的雾霾天气席卷我国数十个城市，雾霾不仅遮蔽了城市的阳光，也让城市居民的健康深受影响。
除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饮水安全也触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山东潍坊地下深井排污事件、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变红事件等，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在百度上搜索“水污染”，相关结果竟有3 240万条。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尽管水污染被高度关注，但有关其调查数据却是一笔糊涂账，至今仍停留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彼时，该月报显示，有16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有5.27亿吨水量不达标。
针对相关人士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信息申请，环保部日前在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再次强调，依据有关保密法律规章，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暂时按国家秘密管理。环保部称，相对水体和大气污染而言，土壤具有不均匀性的特点，完整、准确、详细地掌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尽管具体数据尚未公开，但我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早已显现，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发生了30多起重大或特大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涉及多个省份。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
涉及空气、水、土壤的全方位污染，令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当前最为敏感的社会性问题，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利益冲突日益尖锐。
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
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国之路都离不开工业化，而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是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亦不例外。
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源不合理地利用必然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而环境如水一样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失去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就难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就会产生“零和”甚至“负和”博弈结果。
云南滇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来自企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污染，这个美丽的湖泊如今几乎失去了作为水的各种功能，甚至被生态学家诊断为“患上了生态癌”。为了治理滇池，国家及当地自1993年起至今已投入近300亿元，但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巨大的治污投入，已经使滇池成为昆明发展中的一个沉重负担。据了解，昆明市每年对滇池的投入占到其财政支出的30%左右。
云南滇池被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将远远超过周边地区发展产业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收益。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并非特例，到目前为止，部分地区仍未以此为戒，为了经济发展依然不计环境后果。“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导致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日俱增，如：去年在针对PX项目大规模发生的群体事件中，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达4亿多元，宁波则高达60多亿元。
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非健康损失相当于中国GDP的5.8%；如不采取有效的环境对策控制空气污染，到2020年由于健康损害导致我国GDP的损失将达1%。显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矛盾。
出路在哪里
环境与发展，孰轻孰重？似乎已成为社会性难题，令地方执政者异常头疼。
经济与环境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好了，环境保护同样能优化经济发展。
一方面，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激励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制约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已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印证。像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都经历过用严格的环境政策促使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些国家，那些经历了严格环境政策“洗礼”后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很多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典型，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了市场准入条件，使那些落后的技术和产业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先进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如何让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目前我国采取“先导、倒逼、增值、提质”的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就是这个道理。据测算，201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达2万亿元。目前，产业领域还在不断扩大。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我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将超过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服务总产值可突破3 000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资超过8 000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5 000亿元。这些产业将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物质、能量最大化利用和废物最小化排放，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健康、低污染、低耗能的生态产业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的污染，将经济与环境的对立面转化为统一面，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环境影响评价是防止工业化污染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对于“十二五”新建项目，要严格环境准入，通过产污强度硬约束，为产污强度高的生产工艺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推动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现有项目，要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降低产污强度。各行各业都要从产品设计开始，直至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大力节能降耗减污，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产污强度。对于落后产能，要坚决予以淘汰，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探索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与产污强度准入制度，将产污强度作为新建项目的准入门槛，作为现有项目的生死红线，作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责任编辑：李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