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前，湖南浏阳拟提职的75名领导干部在浏阳党风廉政网上公布了他们的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所有财产。预示着酝酿半年的浏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终于出台。浏阳模式，因其公开资料最齐全、公开方式面向大众，而被称为最彻底模式。之所以称官员财产公示的浏阳模式最彻底，正在于其综合了此前有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新疆阿勒泰模式和浙江慈溪模式的优点：在财产申报内容上借鉴“慈溪模式”，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实行彻底公开：在公示范围上，则借鉴“阿勒泰模式”，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显然。如此详细的财产项目及如此公开的公示渠道，足以显示了浏阳纪检监察部门对官员的廉政建设确实是在动真格的。
　　伴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张扬，近年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此起彼伏——从坊间到“两会”，从普通公民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不期待着有这样一部法律法规出台，让公务员把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展示在阳光下，接受纳税人监督。而一些官员的消费能力明显与收入水平脱节，更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腐败的无限怀疑。根据此前结束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要求，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同时，明确提出将抓紧制定一批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近年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1995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2001年)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6年)等一系列党纪政纪条规。其中，官员收入和财产只要求上报，无需向社会公开；官员需要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不包括官员配偶的从业情况和子女从业情况，报告的内容也无需向社会公开。
　　早在1997年1月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通知，就明确要求领导干部须上报住房等事宜。这次中纪委决定将领导干部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则是原有规定没有的或者不够明确的。这项制度安排，超出了此前人们对四中全会就官员财产申报作出制度安排的预期，无疑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乐观的信号。
　　去年以来，国内一些地区纷纷“试水”，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出了一系列尝试性试点，如新疆阿勒泰等地区，在1997年“规定”的基础上，又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内容扩展至当地党委所管干部的工资奖金收入以及其他部分财产性收入，并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内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网上公开或机关内部上墙公布，此举虽说仍带小范围试验性质，但社会舆论纷纷予以肯定，继而形成希望“普及推广”的民意期待和舆情倒逼压力。
　　要求财产申报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在技术上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比如金融实名制、现金流通、财产登记等项制度目前还不是十分完善：从现实生活来看，出于某些原因，不愿意如实申报财产很可能是不少官员的习惯性选择；即使财产来源正当的官员也可能出于个人隐私的考虑而不愿申报财产：当财产申报的真实性难以核查时，申报制度就可能流于形式。但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所述：“瞒住组织相对容易，但要瞒住老百姓就很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倚重社会监督。如此，不仅可弥补技术条件之不足。并且能促進社会信用意识的建立。
　　毋庸讳言，“期待”和“倒逼”一度成为四中全会召开前的一大舆论热点。在此意义上，四中全会新增了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报告内容，虽说步幅看似“嫌小”，但仍是对社会舆论的一个正面回应。因为，决定领导干部必须上报住房，以及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事宜，既抓住了领导干部可能利用权力谋私利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同时又体现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断突破、逐步完善的态势。体现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的精神。
　　无公开则无知情，无知情则无监督。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申报的主体从官员个人延伸到官员的配偶子女等亲属人员，内容从官员财产延伸到官员配偶子女Ak,2k等情况，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制度演进过程。尽管官员个人重大事项公开涉及面广，面临的阻力也可能不小，但如果这项改革一定要在获得该群体所有成员支持之后才能启动，那么改革将注定永无实施之日。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对财产申报制度进展的步履大小快慢，社会舆论也不必过度在意，重要的是立足国情现状永不停步。这也正是正在“扩容”的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由点及面发展成为全面的官员个人重大事项公开制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