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故事，由人物掌控
　　
　　有位女作家说，创作是一种生理过程：失眠期写出的作品干涩暴戾，睡得着时期的作品就顺畅淋漓。所以，顾长卫的作品被理解成“缓慢、悲悯”也是一种表里如一。
　　顾长卫有显而易见的小人物情结，你从《孔雀》《立春》《最爱》中都见小人物在残酷现实、卑微命运里的抗争，他的镜头直面了这样的时代，没有控诉，无意揭露，平实而略带技巧地放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镜像。
　　他做摄影师的时代，观众看到大胆、肆意、精工的画面，那是美术家抛却不了的完美主义。导演加身的时候，他说：“我生活中欠缺理想主义，那就在电影里体验那种理想主义。我拍的《立春》，王彩玲的经历简直要遭人羡慕嫉妒恨，有作为一个人的完美和满足，挺飞挺HIGH的。但是，王彩玲最想要的其实不是进入中央歌舞团，而是献给对她那种人的理解和欣赏，她站在哪个舞台上，都一样获得满足。”
　　作为导演他在默默改变，从演员的选择，从讲述的节奏，从故事年代的一步步切近。在由一部部作品间隔的三四年中，他也面临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什么梦想?我能到什么程度?”电影院的观众发现他用节制的热情，用力的画面以及实用智能的心思，去实现了。
　　《最爱》上线之后，有好莱坞3D大片夹击，却依旧取得了喜人的票房佳绩。顾长卫说：“可能我的电影拍得太大太长了，最后由《魔术外传》变成了《最爱》，删了50分钟，成了一个爱情故事。”故事本身特别好，遵循其本身的气质和轨迹，于他仿佛就完成了一个微小的理想。事实上，“选择这个故事”，已经是一项成功，需要依靠眼力、心力和多年沉淀，甚至他保持理想的力量。他原先想要讲述的故事全貌，我们无缘得见。他说：“我还完成了一部纪录片《在一起》和一本书《最爱电影手记》，那里有电影中无法呈现的细节和想说的话。”
　　
　　他的片场，由好故事掌控
　　
　　“人定胜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顾长卫说。
　　一个好的导演战胜不了一个坏故事，因此他一直执著地寻找好故事。这是观众们看到的他理想主义的一部分。
　　作为导演，他说话太少太陧，他总是希望由一个精彩的故事来掌控片场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而不是他语言上的头头是道。
　　他说：“对，我这个人很慢，主要脑子转得慢，是不是不适合当导演?”可事实上，蒋雯丽长久地陪伴他，生儿又育女，名导演们曾一一青睐他，得奖无一落空，他说：“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就是一个最大的魔术。”他自己所走的道路没有被这个魔幻时代催促得不得安守他笃定地走在一条道路上，缓慢但是保持前进。
　　或许很多人认为，顾长卫如今的导演光辉还没有高过摄影师光辉，但他方向明确，对于导演这个职业，他说：“就是用电影来记录很多还没想明白的事情，好的故事就是能打动你，可能讲不清楚为什么打动你。有些你不能讲清楚的问题，就用电影的形式保存下来。”
　　《最爱》这个片子集结了那么多名演员，他说，一半的演员拿的是象征性的片酬，一半则不要片酬。他把原因归结为“故事好”。他们甚至还参与完成了《在一起》的纪录片。“一切并没有事先设想好，都是随着事隋的发展而推动的。”
　　有的电影，观众看得打瞌睡，演员却拿了超过市价的片酬，有人调侃那是演员们拿的“精神损失费”，那么，《最爱》里欠奉的报酬就是用动人的故事来追加的。他的成长，由亲情掌控
　　拍完《鬼子来了》和《纽约的秋天》，1999年他带着妻子从美国回来，—直待到2004年推出《孔雀》，完成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蜕变，在这个GAP YEAR里，他说：“我真没做什么，我迎来了儿子，有了作为父亲的压力。我不是非要给自己挑战的人，但也会有压力。”然后，他去准备《孔雀》了再然后，他保持三四年一部戏的速度。
　　话及儿子顾和和，父亲顾长卫的缓慢语速就有了微妙的提速。每个人都能天才般的从自己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流失的过去，那种感觉基本上就是电影镜头回放。
　　9岁的儿子，写了一个关于校园故事的作文，顾长卫觉得大可以改编成一个10分钟的小电影(当然前提是儿子自己愿意的话)。他说孩子小的时候，有很多创造力，有天性善良的感触。那些创造力和善良感触宝贵到什么程度?他认为，—方面，他可以为此蹲下来，正儿八经地给他们做摄影师。另一方面他就会反省，自己曾经拍的那些片子能给儿子那代人看吗?压力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个“随遇而安、不是非要给自己挑战的人’对自己也产生了要求。
　　面对孩子以及未来，他所在意的不是你看不看我的作品，捧不捧我的场，而是一旦你看了我的作品，我就要保证我是对得起你的，无论这些作品带来的是欢笑还是难过。
　　顾长卫说：“我们带顾和和去看《最爱》了他就是那个小鑫的配音者。”因为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我们怕最后有个菜刀砍腿的镜头，孩子会害怕，就提前跟他说了于是电影开场以后，他看一会儿就问我：“那个镜头怎么还没到?再看一会儿又问：那个镜头还没到啊?”话到这里，导演顾长卫卸下名头，只是一位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