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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赣边界重峦叠嶂、绵亘起伏的崇山峻岭中，原始森林遮天蔽地。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这里演绎了一场震撼神州的金秋狂飚。
长沙运筹决策，确定秋收起义重要纲领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平静的一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神州大地血雨腥风。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光辉思想，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会后，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只身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毛泽东于8月12日离开武汉，来到长沙。
“马日事变”后的长沙，到处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18日在长沙沈家大屋召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毛泽东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接着阐述自己“要以长沙为中心搞湘中七县暴动”的主张。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脸严肃地说：“润之兄，我主张把全省分为四个区域，主张全省总暴动，只有全省总暴动，才能使整个湖南的局势迅猛地向前发展，而促进全国局势的变化。”
省委委员易礼容和夏明翰表示，现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我们不能乱拼，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创造自己的武力，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以长沙为中心的七县暴动计划”。
坐在一旁吸烟沉思的毛泽东向易、夏投去欣慰的一瞥，然后转向彭公达：“如果我们贸然发动全省总暴动，只能是一败涂地，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注意把农民组织起来，创造自己的武力，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毛泽东阐述的道理无懈可击，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主张。
会上，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制订了五点纲领，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秋收起义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对于组织起义武装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制造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活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针对少数人提出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土地也应该没收，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就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现在该竭尽全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立刻建立苏维埃政府。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秋收起义纲领，成立了两个起义指挥机构，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以各县党的负责人为委员。并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号召群众，组织武装，集中力量以长沙为中心，在湘东赣西各县举行起义，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工农政权。
响应南昌起义，警卫团、平浏农军修铜集结待命
1927年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张发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升任此职后，立即着手成立总指挥部。中共中央军事部根据叶挺的建议，决定帮助张发奎组建总指挥部警卫团。经当时任二十五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以同乡身份说服张发奎后，派在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前身即叶挺独立团）任参谋长的卢德铭去任警卫团团长。
警卫团士兵大多是两湖的省工会和县、区农运干部、农协会员和青年学生，这些人是在“马日事变”和夏斗寅叛变后，被迫逃到武汉的。根据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指示，将他们以招兵名义送到了警卫团，成为这个团的骨干力量。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而南京的蒋介石又调集部队溯江而上，向武汉施压，汪精卫为保持其“正统”地位，一面实行反动的分共政策，一面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军队便纷纷向长江下游移动，张发奎的总指挥部遂迁往九江。此时，警卫团仅有两个营的士兵，尚有一半未到，而这部分新兵正在由湖南、广东来汉途中。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等以此为由，要求等新兵到齐后再走。此时，张发奎部队中共党员最多，而他对共产党员还采取和平分共的政策，同意警卫团暂留武昌。
8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驻武昌的警卫团立即收到了来自南昌的一份未署名的电报，电文说，“我们已经起义了”。与此同时，警卫团又收到了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电报，电令警卫团迅速出发，星夜乘船，到九江待命。同时，又令二十四师新兵营补充警卫团。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在接到两封不同的电报后，进行了研究，决定响应南昌起义，并计划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在湖北阳新县境内的黄颡口登陆，由陆路赶赴南昌与起义部队汇合。黄昏时分，全团官兵迎着初上的华灯，乘船离开了武汉。
船行一夜，8月2日抵达阳新，5日在阳新富川门上船逆富水前往排市，6日晨由排市上岸步行经燕夏、龙港向江西武宁进发。7日上午部队抵武宁，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相逢。这支队伍是因赶赴南昌参加起义，行至涂家埠，得知起义大军已全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之后，欲转回平江而路过武宁的。卢德铭从他们那里得知起义军南下消息，遂改变由涂家埠直驱南昌的计划。8日取道靖安、奉新，期望能由南线赶上大队。但到了奉新，又接到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夏曦让卢德铭、韩浚、辛焕文离开警卫团前往南昌起义大军中工作的信。经侦察得知已追赶不上起义大军，且张发奎部队已向南追击起义部队，为防止发生意外，经反复研究，卢德铭等决定将军事交团副余洒度指挥，让他将部队带到湘赣边界之修水待机，以求发展。在作了安排之后，卢德铭等三人化装成老百姓前往武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10日，警卫团绕道经高安边界，由罗坊、上富向修水进发，快到修水时，又遇从武宁返平江的平江工农义勇队。这时，黔军王天培旧部邱国轩团正关着城门在修水抢掠奸淫，于是，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联合行动，攻入修水县城，将邱国轩赶往赤江，并杀了他一个营长，将首级悬在城门上示众，全城欢声雷动。余洒度和余贲民商量之后，决定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起在修水休整。
浏阳工农义勇队本来于7月下旬奉命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团长苏先骏）赶往南昌参加起义，8月5日部队到达永修涂家埠，因南昌起义大军已全部南下，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只好分手返回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则仍以二十军独立团的名义打算绕道安义追赶起义部队。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队汇合后，立即派人与浏阳工农义勇队联系，请他们回湘赣边界来，一起休整待命。此时，浏阳工农义勇队已到高安，探知起义大军已达闽边，无法赶上，得到余洒度的信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将队伍开抵铜鼓集结待命。潘心源到安源去找湖南省委关系，以便向湖南省委请示。会后，部队于8月20日到达铜鼓，潘心源等人赴安源。
暂时接受改编，灰色旗号掩盖下的红色武装
在修水休整的同时，警卫团派人与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得到了省委关于“保存这支部队，暂时接受朱培德改编”的指示，在修水召开了“两部负责同志会，商统一事”，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骏（驻铜鼓）部队为第三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补两团，将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钟文璋为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苏先骏为第三团团长。为麻痹江西军阀朱培德，以利筹集军需，取得休整机会，部队对外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内部实行“党的师委员会负责制”。这次会议，为毛泽东后来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后，师长余洒度一面派中共党员吴会治经湖北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请求指示，同时又派一个营的兵力分驻马坳、渣津一带以监视邱国轩部，并令师参谋长钟文璋假造花名册，派宛希先去南昌，请求朱培德以“省防军”名义点编。于是，部队在省防军名义下征粮收税，派夫当差，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在此期间，警卫团设法与我党领导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取得联系，并将其编入师特务连，由谭希林任连长，罗荣桓任政治指导员。
警卫团为扩充兵力，在修水县城和渣津等地设立招募站，修水党组织积极动员城乡青年参军。除西乡余经邦，丁长盛带领的一部分农民加入部队外，县城和其他各乡赶来参军的工农群众有200多人，县政府一支20余人的法警队通过做工作也加入了起义部队。除原三个营补充了兵员外，师直特务连、卫生队、爆破队均有了齐全的建制，一团新扩充了一个营，共有四个营兵力。
与此同时，盘踞渣津、马坳走投无路的邱国轩团被迫接受改编，编为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二团（秋收起义时改为第四团），该团的收编为以后秋收起义第一团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部队驻修水期间，加紧整顿训练，每天三操两讲，县城紫花墩、马家洲等地部队操练时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呈现一片紧张的战前景象。
幕阜山脉深处，树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湖南省委会议后，毛泽东于8月底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长沙前往株洲和江西安源。9月初，安源张家湾第二夜校祠堂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召集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等人开会，讨论秋收起义的军事布置问题。毛泽东静心听完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关于警卫团和平、浏农军的情况汇报后说：同志们，半年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先后向工农大众举起了反革命屠刀，但革命者是杀不完的。现在湘赣边界的农友们起来了，我们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同意这次起义分三路进行。在此，我代表前敌委员会宣布将集中在修水、铜鼓、安源的军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驻修水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为第一团，安源工人自卫队、矿警队和醴陵、安福农军为第二团，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
会后，毛泽东一路跋山涉水，历经艰险，亲临铜鼓指挥秋收起义。
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县城万籁俱寂，商会会馆东厢房内却灯火通明，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正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军务，这时师参谋处长陈树华推门进来，说：“中央来信了，起义即将发动，要我们尽快设计起义的军旗。何参谋，你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杨副官，你也是个秀才，你们看设计什么样式好？”何长工谦逊地回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一起试试看”。于是，杨立三找来了一块红布，铺在八仙桌上，三个人动手设计起来。何长工根据自己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提出了设计方案，后经过反复比较、推敲和修改，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在旗左边白涵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个军旗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何长工1958年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和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才有了红旗和白旗的对立，才有了红色根据地和白色区域的对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军旗设计好后，9月8日在修水县山口镇（距修、铜县城各约60华里）万寿宫召集警卫团和平、浏工农义勇军营以上负责人会议，决定把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及警卫团五连（即干部连）由伍中豪率领充实到驻铜鼓的第三团，部队正式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金秋狂飚怒吼，起义烈火熊熊燃烧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的这首词真实反映了秋收起义的历史场面。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的矛头直指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长沙。
9日，长沙、安源铁路工人在党的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破坏了岳阳至长沙、长沙至株洲的铁路线。同日，卢德铭从武汉返回部队，就任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一、四团在总指挥卢德铭的率领下，首先在修水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吹响了起义的号角。接着部队跨过修、平边界，占领平江龙门。“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胜利万岁！”起义口号似阵阵春雷回荡在湘赣边界。9月10日，第二团在安源举行了起义。铜鼓军民于9月11日拂晓云集桥头大沙洲，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大旗下战士们挥舞着步枪、大刀、梭标，浩浩荡荡向浏阳白沙进发，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次日凌晨，又连克浏阳东门市。于是，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安源、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平江龙门等城镇。同时，醴陵、株洲、长沙等地纷纷起义。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湘东赣西的辽阔大地，一时间，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
文家市胜利会师，为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吹响号角
虽然各路部队在起义初期均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前，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先后受挫。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当机立断，在浏阳上坪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命令各路部队向浏阳文家市转移。
最先到达文家市的是第三团。他们的任务是迅速拔掉国民党团防局这颗钉子，为会师扫清道路。
接着，第一团和第二团部分指战员也相继到达。各团指战员虽因连日征战，加之先后受挫，脸上略显疲惫，但都为工农革命军的胜利会师所鼓舞。政工人员忙着刷标语，作宣传。“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暴动，把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的标语随处可见。文家市这个荒僻的山间小镇，一时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
但是，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这天晚上，在里仁小学教室里，毛泽东召集了前敌委员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争论异常激烈，师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继续“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毛泽东批评了余洒度的错误主张，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应由城市转向农村，我们的进军方向不应在城市，而是农村，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站住脚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对形势的精辟分析，以及必须实行战略转移的科学论断，得到了总指挥卢德铭等多数前敌委员的赞同。
9月20日，在里仁学校东面一块草坪上，一排排工农革命军战士整齐地围坐。毛泽东站在台阶上，望着几天来经过战斗洗礼神情略显疲惫的战士们，用宏亮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并充满信心地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子，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在谈到敌我斗争的形势时说，长沙那样的大城市目前不是我们要蹲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去和敌人争夺几个大城市，我们必须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就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在那里站住脚跟，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文家市会师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转折——向井冈山进军，并随之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题图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责任编辑 晏蔚青
长沙运筹决策，确定秋收起义重要纲领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平静的一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神州大地血雨腥风。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光辉思想，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会后，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只身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毛泽东于8月12日离开武汉，来到长沙。
“马日事变”后的长沙，到处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18日在长沙沈家大屋召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毛泽东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接着阐述自己“要以长沙为中心搞湘中七县暴动”的主张。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脸严肃地说：“润之兄，我主张把全省分为四个区域，主张全省总暴动，只有全省总暴动，才能使整个湖南的局势迅猛地向前发展，而促进全国局势的变化。”
省委委员易礼容和夏明翰表示，现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我们不能乱拼，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创造自己的武力，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以长沙为中心的七县暴动计划”。
坐在一旁吸烟沉思的毛泽东向易、夏投去欣慰的一瞥，然后转向彭公达：“如果我们贸然发动全省总暴动，只能是一败涂地，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注意把农民组织起来，创造自己的武力，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毛泽东阐述的道理无懈可击，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主张。
会上，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制订了五点纲领，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秋收起义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对于组织起义武装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制造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活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针对少数人提出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土地也应该没收，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就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现在该竭尽全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立刻建立苏维埃政府。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秋收起义纲领，成立了两个起义指挥机构，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以各县党的负责人为委员。并以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号召群众，组织武装，集中力量以长沙为中心，在湘东赣西各县举行起义，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工农政权。
响应南昌起义，警卫团、平浏农军修铜集结待命
1927年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张发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升任此职后，立即着手成立总指挥部。中共中央军事部根据叶挺的建议，决定帮助张发奎组建总指挥部警卫团。经当时任二十五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以同乡身份说服张发奎后，派在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前身即叶挺独立团）任参谋长的卢德铭去任警卫团团长。
警卫团士兵大多是两湖的省工会和县、区农运干部、农协会员和青年学生，这些人是在“马日事变”和夏斗寅叛变后，被迫逃到武汉的。根据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指示，将他们以招兵名义送到了警卫团，成为这个团的骨干力量。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而南京的蒋介石又调集部队溯江而上，向武汉施压，汪精卫为保持其“正统”地位，一面实行反动的分共政策，一面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军队便纷纷向长江下游移动，张发奎的总指挥部遂迁往九江。此时，警卫团仅有两个营的士兵，尚有一半未到，而这部分新兵正在由湖南、广东来汉途中。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等以此为由，要求等新兵到齐后再走。此时，张发奎部队中共党员最多，而他对共产党员还采取和平分共的政策，同意警卫团暂留武昌。
8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驻武昌的警卫团立即收到了来自南昌的一份未署名的电报，电文说，“我们已经起义了”。与此同时，警卫团又收到了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电报，电令警卫团迅速出发，星夜乘船，到九江待命。同时，又令二十四师新兵营补充警卫团。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在接到两封不同的电报后，进行了研究，决定响应南昌起义，并计划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在湖北阳新县境内的黄颡口登陆，由陆路赶赴南昌与起义部队汇合。黄昏时分，全团官兵迎着初上的华灯，乘船离开了武汉。
船行一夜，8月2日抵达阳新，5日在阳新富川门上船逆富水前往排市，6日晨由排市上岸步行经燕夏、龙港向江西武宁进发。7日上午部队抵武宁，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相逢。这支队伍是因赶赴南昌参加起义，行至涂家埠，得知起义大军已全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之后，欲转回平江而路过武宁的。卢德铭从他们那里得知起义军南下消息，遂改变由涂家埠直驱南昌的计划。8日取道靖安、奉新，期望能由南线赶上大队。但到了奉新，又接到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夏曦让卢德铭、韩浚、辛焕文离开警卫团前往南昌起义大军中工作的信。经侦察得知已追赶不上起义大军，且张发奎部队已向南追击起义部队，为防止发生意外，经反复研究，卢德铭等决定将军事交团副余洒度指挥，让他将部队带到湘赣边界之修水待机，以求发展。在作了安排之后，卢德铭等三人化装成老百姓前往武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10日，警卫团绕道经高安边界，由罗坊、上富向修水进发，快到修水时，又遇从武宁返平江的平江工农义勇队。这时，黔军王天培旧部邱国轩团正关着城门在修水抢掠奸淫，于是，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联合行动，攻入修水县城，将邱国轩赶往赤江，并杀了他一个营长，将首级悬在城门上示众，全城欢声雷动。余洒度和余贲民商量之后，决定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起在修水休整。
浏阳工农义勇队本来于7月下旬奉命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团长苏先骏）赶往南昌参加起义，8月5日部队到达永修涂家埠，因南昌起义大军已全部南下，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只好分手返回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则仍以二十军独立团的名义打算绕道安义追赶起义部队。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队汇合后，立即派人与浏阳工农义勇队联系，请他们回湘赣边界来，一起休整待命。此时，浏阳工农义勇队已到高安，探知起义大军已达闽边，无法赶上，得到余洒度的信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将队伍开抵铜鼓集结待命。潘心源到安源去找湖南省委关系，以便向湖南省委请示。会后，部队于8月20日到达铜鼓，潘心源等人赴安源。
暂时接受改编，灰色旗号掩盖下的红色武装
在修水休整的同时，警卫团派人与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得到了省委关于“保存这支部队，暂时接受朱培德改编”的指示，在修水召开了“两部负责同志会，商统一事”，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骏（驻铜鼓）部队为第三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补两团，将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钟文璋为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苏先骏为第三团团长。为麻痹江西军阀朱培德，以利筹集军需，取得休整机会，部队对外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内部实行“党的师委员会负责制”。这次会议，为毛泽东后来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后，师长余洒度一面派中共党员吴会治经湖北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请求指示，同时又派一个营的兵力分驻马坳、渣津一带以监视邱国轩部，并令师参谋长钟文璋假造花名册，派宛希先去南昌，请求朱培德以“省防军”名义点编。于是，部队在省防军名义下征粮收税，派夫当差，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在此期间，警卫团设法与我党领导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取得联系，并将其编入师特务连，由谭希林任连长，罗荣桓任政治指导员。
警卫团为扩充兵力，在修水县城和渣津等地设立招募站，修水党组织积极动员城乡青年参军。除西乡余经邦，丁长盛带领的一部分农民加入部队外，县城和其他各乡赶来参军的工农群众有200多人，县政府一支20余人的法警队通过做工作也加入了起义部队。除原三个营补充了兵员外，师直特务连、卫生队、爆破队均有了齐全的建制，一团新扩充了一个营，共有四个营兵力。
与此同时，盘踞渣津、马坳走投无路的邱国轩团被迫接受改编，编为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二团（秋收起义时改为第四团），该团的收编为以后秋收起义第一团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部队驻修水期间，加紧整顿训练，每天三操两讲，县城紫花墩、马家洲等地部队操练时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呈现一片紧张的战前景象。
幕阜山脉深处，树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湖南省委会议后，毛泽东于8月底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长沙前往株洲和江西安源。9月初，安源张家湾第二夜校祠堂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召集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等人开会，讨论秋收起义的军事布置问题。毛泽东静心听完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关于警卫团和平、浏农军的情况汇报后说：同志们，半年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先后向工农大众举起了反革命屠刀，但革命者是杀不完的。现在湘赣边界的农友们起来了，我们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同意这次起义分三路进行。在此，我代表前敌委员会宣布将集中在修水、铜鼓、安源的军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驻修水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为第一团，安源工人自卫队、矿警队和醴陵、安福农军为第二团，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
会后，毛泽东一路跋山涉水，历经艰险，亲临铜鼓指挥秋收起义。
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县城万籁俱寂，商会会馆东厢房内却灯火通明，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正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军务，这时师参谋处长陈树华推门进来，说：“中央来信了，起义即将发动，要我们尽快设计起义的军旗。何参谋，你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杨副官，你也是个秀才，你们看设计什么样式好？”何长工谦逊地回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一起试试看”。于是，杨立三找来了一块红布，铺在八仙桌上，三个人动手设计起来。何长工根据自己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提出了设计方案，后经过反复比较、推敲和修改，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在旗左边白涵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个军旗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何长工1958年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和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才有了红旗和白旗的对立，才有了红色根据地和白色区域的对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军旗设计好后，9月8日在修水县山口镇（距修、铜县城各约60华里）万寿宫召集警卫团和平、浏工农义勇军营以上负责人会议，决定把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及警卫团五连（即干部连）由伍中豪率领充实到驻铜鼓的第三团，部队正式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金秋狂飚怒吼，起义烈火熊熊燃烧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的这首词真实反映了秋收起义的历史场面。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的矛头直指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长沙。
9日，长沙、安源铁路工人在党的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破坏了岳阳至长沙、长沙至株洲的铁路线。同日，卢德铭从武汉返回部队，就任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一、四团在总指挥卢德铭的率领下，首先在修水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吹响了起义的号角。接着部队跨过修、平边界，占领平江龙门。“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胜利万岁！”起义口号似阵阵春雷回荡在湘赣边界。9月10日，第二团在安源举行了起义。铜鼓军民于9月11日拂晓云集桥头大沙洲，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大旗下战士们挥舞着步枪、大刀、梭标，浩浩荡荡向浏阳白沙进发，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次日凌晨，又连克浏阳东门市。于是，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安源、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平江龙门等城镇。同时，醴陵、株洲、长沙等地纷纷起义。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湘东赣西的辽阔大地，一时间，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
文家市胜利会师，为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吹响号角
虽然各路部队在起义初期均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前，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先后受挫。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当机立断，在浏阳上坪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命令各路部队向浏阳文家市转移。
最先到达文家市的是第三团。他们的任务是迅速拔掉国民党团防局这颗钉子，为会师扫清道路。
接着，第一团和第二团部分指战员也相继到达。各团指战员虽因连日征战，加之先后受挫，脸上略显疲惫，但都为工农革命军的胜利会师所鼓舞。政工人员忙着刷标语，作宣传。“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暴动，把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的标语随处可见。文家市这个荒僻的山间小镇，一时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
但是，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这天晚上，在里仁小学教室里，毛泽东召集了前敌委员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争论异常激烈，师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继续“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毛泽东批评了余洒度的错误主张，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应由城市转向农村，我们的进军方向不应在城市，而是农村，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站住脚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对形势的精辟分析，以及必须实行战略转移的科学论断，得到了总指挥卢德铭等多数前敌委员的赞同。
9月20日，在里仁学校东面一块草坪上，一排排工农革命军战士整齐地围坐。毛泽东站在台阶上，望着几天来经过战斗洗礼神情略显疲惫的战士们，用宏亮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并充满信心地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子，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在谈到敌我斗争的形势时说，长沙那样的大城市目前不是我们要蹲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去和敌人争夺几个大城市，我们必须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就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在那里站住脚跟，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文家市会师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转折——向井冈山进军，并随之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题图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