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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人的最低限度是到处奔跑，不断清零自己，然后放空重来。』
音乐世界里，李海鹰一次次重新检阅自己，最近一次，他以指挥家的新身份站上了舞台。
入夜。星海音乐厅的灯映在珠江上，与门前水泄不通的车流交相辉映。室内，《当代中国风情音画》流行交响音乐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这是横跨三个流行音乐年代的李海鹰，人生中第一次指挥交响音乐会。拿着指挥棒的李海鹰显得很兴奋，他说：“比结婚还紧张。” 据主办方透露，这是星海音乐厅2012年票房最火爆的一场演出。
民间音乐孕育了我
《当代中国风情音画》流行交响音乐会上演出的作品，旋律都是李海鹰这些年来创作的流行音乐名曲，所不同的是—它们现在已经改成交响乐了。上半场，《走四方》的唢呐变成三个小号，《我的爱对你说》的原唱叶倩文换成花腔女高音柯绿娃，《弯弯的月亮》那款岭南小调也霎时宏大起来。然而，下半场一开场《独自去偷欢》的旋律，混搭潘长江春晚上唱过的《过河》，却让现场的广东观众笑出了声—为的是那种穿着牛仔喇叭裤跳秧歌的感觉。李海鹰后来解释说，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东北小城镇的众生相。
从划双桨船的家女，到东北小镇上的青年，李海鹰的创作既接上了烟火气，也接住了民族音乐的底气，他说，“我从小就浸淫在广东音乐和曲艺中“。
在李海鹰的人生经历中，大众所熟知的部分，是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当代作曲家的身份，而最不为大众所知道的经历，都和民族音乐有关。“我最早学会的乐器是秦琴，第一个认识的音乐家是粤剧撰曲人，那是我班上同学的父亲。”李海鹰的父亲是黄埔造船厂的副厂长，因此儿时家里往来的朋友里，不少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说服父亲买了电唱机，这边听着《蓝色多瑙河》，那边听着《纺棉花》、《梁祝》。那天少年李海鹰在家里自学秦琴，被楼上的工程师邻居看到了，对方告诉他，“小提琴才高级呢！”然后拿木尺架在脖子上，开始比划—那居然也能出声。李海鹰上了心，后来又学会了小提琴。
16岁进入专业团体，李海鹰第一个进的就是广州粤剧院。那时正值“文革”，样板戏做得如火如荼，会拉小提琴的李海鹰变得很抢手，且同时考上了音乐学院和粤剧院。“粤剧院跟我说，学校那边不要你了。于是我就去上班了。”如今李海鹰说起这件事来，丝毫不觉得遗憾，似乎它已成为生命中一桩趣谈，甚至值得感谢。
“因为年轻时耳濡目染广东戏曲，后来写《过河》，其实就是把它引过去—懂得广东戏曲，你会发现东北二人转其实也可以贯通。”后来，他还曾经进入广东音乐曲艺团做创作员，专业创作广东音乐，每天跟《旱天雷》、《步步高》打交道。
对民族音乐有很长时间的浸淫，“亮剑”的板胡，“弯弯月亮”的笛子，中国音乐的灵魂、感情，都是在这时候的两段经历中形成的。对民族民间音乐，比西洋音乐创作者多了经历。“很多年前我在北京开一个流行音乐的研讨会，他们问：李海鹰是什么孕育了你？我说我是学民族民间音乐开始的。”
创作人以内心说话
1989年，是中国乐坛“西北风”最劲的时候。那年李海鹰花半小时为电视艺术片《大地情语》创作的《弯弯的月亮》一出，很多人都说它“不够阳刚气”。后来，这首温婉小调，却成了乐坛传唱最久的流行歌，引领了内地流行音乐的潮流。李海鹰自己的说法，“是否引领潮流是旁人的看法。创作人是以内心说话的。不需要考虑太多潮流、风向，不需要考虑别人喜欢不喜欢。反过来说，艺术家认定自己的东西是艺术品，同样也是很武断的。”
真的只用了半个小时？“真的半小时，”李海鹰回忆道，“那天下午刚睡醒午觉，突然觉得这首曲子该这样写，很快就写好了。”想写的歌，李海鹰向来就手快，同样半小时写就的曲目，有《七子之歌》，而《亮剑》则在两周内就完成了录音。“大家都看了一篇记者发挥比较多的报道，然后说，写《七子之歌》我都是泪流满面，几天不睡的。但其实没有，我坐在钢琴旁边，上来就写完了。”
创作人的心应该是真诚的，李海鹰说，“《弯弯的月亮》是我心中最美丽的广东图画。”直到今天，他还会不厌其烦地向新朋友说起这幅图画的来历—那是他小时候，在广州黄埔的长洲岛，就是乘着这双桨小船的轮渡，去看天上星，去看外面的世界。
“做一件事是个寻觅的过程。”对李海鹰来说，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创作都是“顺产”，比如《爱如空气》的旋律，李海鹰就用了很长时间来完成，因为这个“青春纯爱”题材的歌曲，对当时已年届中年的李海鹰来说，反倒是难把握，“虽然不是本色，但作为职业创作人，可以找到这个感觉。” 这感觉，一找就是两个月。
李海鹰也曾找过自己的“职业定位”。四十三岁，李海鹰成为广东电视台音乐总监，但不久他放弃了这个位置，“音乐总监是行政职务，不坐班都不能整天不见人影。我觉得作为创作人，最低限度应该全国到处跑，清零自己，然后才开始写歌。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一个创作人应该到处飞，喜欢就可以到维也纳一个月，奥地利一个月我不如做个‘游仙’。”为了自由，李海鹰辞职了。
每一次都放空重来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风情音画》的寻觅过程更艰巨些。“十几年前就有人找我做类似的事，但当时还没觉得要做。我为这个音乐会，寻找了七年。”
为了“交响乐”，七年之内，李海鹰除了到中央音乐学院“补课”，还到维也纳去“取经”。相比起内地的演出，维也纳演出市场最不一样的地方，大概是没有黄牛。“维也纳人非常珍惜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一点从他们的建筑可以看出来，从他们交响乐的票房也可以看出来。维也纳的歌剧和交响乐的票，当地人基本都是买年票，而且票很早就卖光了。临时要看演出，就只能在门口等。你会发现，卖给你退票的朋友会跟你坐在一起看演出。”
浸淫在艺术氛围中，李海鹰开始埋头开工。《中国风情音画》第一次写完总谱是2011年春节，李海鹰将总谱拿给一位国外生活的音乐家看，对方说：只有35分。这位在流行乐坛载誉无数的作曲家，对来自别人的“差评”毫不恼火：“袋钱入我袋！”这是老广州形容学到东西和有所收获的口头禅。在此之后，总谱又陆续写了七稿。“这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因为我没有一定要追求的成功。”问李海鹰，在创作的过程中，可曾有过自我否定？他坦言，“这次改七稿，就是自我否定。” 我没有机会难过
2008年的《祝福北京》音乐会上，几乎所有唱过李海鹰歌曲的明星都齐聚在广州，不少人甚至是推掉了已经敲定的商演，专程过来。他们愕然地发现，原来这些耳熟能详但风格迥异的歌曲，竟然都是李海鹰的出品。
创作是什么样的过程？李海鹰说，“我这个人基本没机会难过，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快乐的过程。”创作是快乐的，“不少大作家著作等身，忙碌而高产，但其实他们写作的过程是超快乐的—旁人无法理解这份快乐，认为他们很清苦，很寂寞。但我自己对此表示很理解，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开音乐会也是快乐的。“做音乐会就是造楼，当然不能是海市蜃楼。我是很好的技术工，是很认真的人，从小到大读书都是第一。音乐会就像好朋友的聚会，当然要是最好的。”
对待成功，李海鹰的看法是，“既然这桩事情成功了，就到了尽头。那么就去走第二条路吧”，他眼下希望自己做的这“第二件事”也可以走到顶，“歌我会写一辈子，这是上天给我的。同时我可以玩别的东西，但我希望是高水准的，不是玩票。玩新的东西，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年轻。这次登台之前，我吼道：新手上路，大家让开。”
[对话李海鹰]
我的电话永远不响
记者：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是在哪个阶段完成的？
李海鹰：一个人的才能在15岁前就确定了，后面可以学习的是技术和理论，但才能和爱好是小时候确定的。
记者：这次不是你第一次做这种古典和流行结合的尝试？
李海鹰：之前还有1994年在北京首都万人体育馆那场音乐会。刘诗昆老师弹了《弯弯的月亮》。那是因为我在电视里看见他在“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会”里弹了这首曲子，其实它是没有进入华人经典的歌曲，而刘诗昆坚持要弹。事后我问朋友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没有通过任何中间人，用最直接的方式跟他沟通，邀请他来参加我音乐会的表演。他来了以后，大家都很惊讶—其他人都是流行音乐圈的。一首曲子里，首都体育馆一万八千人响起了六次掌声。他说自己弹那么多年钢琴，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多的掌声—通常古典音乐的掌声都是礼节性的，每一段都有掌声。
记者：你认为一个人成功主要靠什么？
李海鹰：才华、人品、人缘，样样都重要。才能决定你可以在一个行业里是否出众，人品好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不贪心，不计较，就会有很多人帮助我。我的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都是大家帮助我的结果。当然还需要运气，让你不会两眼一抹黑。最后就是要珍惜自己所有的机会，尽量做好自己。能让家人和朋友都开心，付出就会让你觉得很有价值。我觉得我算是特别幸运的人。
记者：你的歌曾将很多人推上顶峰，比如刘欢，杨钰莹……你怎么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
李海鹰：我创作的自主度很大，一辈子最不喜欢被别人约稿。往往是一起聊天的时候，一拍即合。唱我歌曲的人，多数不是约我写，而是我选的。我选择伙伴、歌手，都是从歌曲的角度，并不是因为金钱、特殊关系，只是看作品本身是否合适。唱我歌的人，大部分都是很适合唱这个歌的人。
当时孙俪要唱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主题歌，很多人说她不合适，最后她自己练两天都觉得不行，要放弃，我坚持让她试，第三天一试就觉得合适，就拍板了。韩磊唱《走四方》前，我不认识他，我说要找刘欢和孙国庆之间的嗓音，朋友推荐了他，我一个电话叫他来，他听了歌曲很开心，我们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很多歌也有大牌唱过，比如杨钰莹唱《我不想说》之前有两三个人唱过，也有比她红的，都不合适。就像一个导演，也会选新人演员。流行歌也是一样的。
记者：创作的状态下不喜欢被打扰？
李海鹰：我的电话不响，永远静音，也不上微博。基本都是用信息联系别人。信息可以很久都不回复，接到就是缘分。如果手机不停响，那就不用干活，我的工作性质，其实可以不接电话的。黄沾当年跟我说：难道你有10万元等着立刻去拿？所以他也是没有手机的，接到就是刚刚看到。基本上，我想找人聊天，就会打电话约他们出来，我约别人的时候比较多，这和我创作的方式很像。
音乐世界里，李海鹰一次次重新检阅自己，最近一次，他以指挥家的新身份站上了舞台。
入夜。星海音乐厅的灯映在珠江上，与门前水泄不通的车流交相辉映。室内，《当代中国风情音画》流行交响音乐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这是横跨三个流行音乐年代的李海鹰，人生中第一次指挥交响音乐会。拿着指挥棒的李海鹰显得很兴奋，他说：“比结婚还紧张。” 据主办方透露，这是星海音乐厅2012年票房最火爆的一场演出。
民间音乐孕育了我
《当代中国风情音画》流行交响音乐会上演出的作品，旋律都是李海鹰这些年来创作的流行音乐名曲，所不同的是—它们现在已经改成交响乐了。上半场，《走四方》的唢呐变成三个小号，《我的爱对你说》的原唱叶倩文换成花腔女高音柯绿娃，《弯弯的月亮》那款岭南小调也霎时宏大起来。然而，下半场一开场《独自去偷欢》的旋律，混搭潘长江春晚上唱过的《过河》，却让现场的广东观众笑出了声—为的是那种穿着牛仔喇叭裤跳秧歌的感觉。李海鹰后来解释说，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东北小城镇的众生相。
从划双桨船的家女，到东北小镇上的青年，李海鹰的创作既接上了烟火气，也接住了民族音乐的底气，他说，“我从小就浸淫在广东音乐和曲艺中“。
在李海鹰的人生经历中，大众所熟知的部分，是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当代作曲家的身份，而最不为大众所知道的经历，都和民族音乐有关。“我最早学会的乐器是秦琴，第一个认识的音乐家是粤剧撰曲人，那是我班上同学的父亲。”李海鹰的父亲是黄埔造船厂的副厂长，因此儿时家里往来的朋友里，不少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说服父亲买了电唱机，这边听着《蓝色多瑙河》，那边听着《纺棉花》、《梁祝》。那天少年李海鹰在家里自学秦琴，被楼上的工程师邻居看到了，对方告诉他，“小提琴才高级呢！”然后拿木尺架在脖子上，开始比划—那居然也能出声。李海鹰上了心，后来又学会了小提琴。
16岁进入专业团体，李海鹰第一个进的就是广州粤剧院。那时正值“文革”，样板戏做得如火如荼，会拉小提琴的李海鹰变得很抢手，且同时考上了音乐学院和粤剧院。“粤剧院跟我说，学校那边不要你了。于是我就去上班了。”如今李海鹰说起这件事来，丝毫不觉得遗憾，似乎它已成为生命中一桩趣谈，甚至值得感谢。
“因为年轻时耳濡目染广东戏曲，后来写《过河》，其实就是把它引过去—懂得广东戏曲，你会发现东北二人转其实也可以贯通。”后来，他还曾经进入广东音乐曲艺团做创作员，专业创作广东音乐，每天跟《旱天雷》、《步步高》打交道。
对民族音乐有很长时间的浸淫，“亮剑”的板胡，“弯弯月亮”的笛子，中国音乐的灵魂、感情，都是在这时候的两段经历中形成的。对民族民间音乐，比西洋音乐创作者多了经历。“很多年前我在北京开一个流行音乐的研讨会，他们问：李海鹰是什么孕育了你？我说我是学民族民间音乐开始的。”
创作人以内心说话
1989年，是中国乐坛“西北风”最劲的时候。那年李海鹰花半小时为电视艺术片《大地情语》创作的《弯弯的月亮》一出，很多人都说它“不够阳刚气”。后来，这首温婉小调，却成了乐坛传唱最久的流行歌，引领了内地流行音乐的潮流。李海鹰自己的说法，“是否引领潮流是旁人的看法。创作人是以内心说话的。不需要考虑太多潮流、风向，不需要考虑别人喜欢不喜欢。反过来说，艺术家认定自己的东西是艺术品，同样也是很武断的。”
真的只用了半个小时？“真的半小时，”李海鹰回忆道，“那天下午刚睡醒午觉，突然觉得这首曲子该这样写，很快就写好了。”想写的歌，李海鹰向来就手快，同样半小时写就的曲目，有《七子之歌》，而《亮剑》则在两周内就完成了录音。“大家都看了一篇记者发挥比较多的报道，然后说，写《七子之歌》我都是泪流满面，几天不睡的。但其实没有，我坐在钢琴旁边，上来就写完了。”
创作人的心应该是真诚的，李海鹰说，“《弯弯的月亮》是我心中最美丽的广东图画。”直到今天，他还会不厌其烦地向新朋友说起这幅图画的来历—那是他小时候，在广州黄埔的长洲岛，就是乘着这双桨小船的轮渡，去看天上星，去看外面的世界。
“做一件事是个寻觅的过程。”对李海鹰来说，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创作都是“顺产”，比如《爱如空气》的旋律，李海鹰就用了很长时间来完成，因为这个“青春纯爱”题材的歌曲，对当时已年届中年的李海鹰来说，反倒是难把握，“虽然不是本色，但作为职业创作人，可以找到这个感觉。” 这感觉，一找就是两个月。
李海鹰也曾找过自己的“职业定位”。四十三岁，李海鹰成为广东电视台音乐总监，但不久他放弃了这个位置，“音乐总监是行政职务，不坐班都不能整天不见人影。我觉得作为创作人，最低限度应该全国到处跑，清零自己，然后才开始写歌。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一个创作人应该到处飞，喜欢就可以到维也纳一个月，奥地利一个月我不如做个‘游仙’。”为了自由，李海鹰辞职了。
每一次都放空重来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风情音画》的寻觅过程更艰巨些。“十几年前就有人找我做类似的事，但当时还没觉得要做。我为这个音乐会，寻找了七年。”
为了“交响乐”，七年之内，李海鹰除了到中央音乐学院“补课”，还到维也纳去“取经”。相比起内地的演出，维也纳演出市场最不一样的地方，大概是没有黄牛。“维也纳人非常珍惜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一点从他们的建筑可以看出来，从他们交响乐的票房也可以看出来。维也纳的歌剧和交响乐的票，当地人基本都是买年票，而且票很早就卖光了。临时要看演出，就只能在门口等。你会发现，卖给你退票的朋友会跟你坐在一起看演出。”
浸淫在艺术氛围中，李海鹰开始埋头开工。《中国风情音画》第一次写完总谱是2011年春节，李海鹰将总谱拿给一位国外生活的音乐家看，对方说：只有35分。这位在流行乐坛载誉无数的作曲家，对来自别人的“差评”毫不恼火：“袋钱入我袋！”这是老广州形容学到东西和有所收获的口头禅。在此之后，总谱又陆续写了七稿。“这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因为我没有一定要追求的成功。”问李海鹰，在创作的过程中，可曾有过自我否定？他坦言，“这次改七稿，就是自我否定。” 我没有机会难过
2008年的《祝福北京》音乐会上，几乎所有唱过李海鹰歌曲的明星都齐聚在广州，不少人甚至是推掉了已经敲定的商演，专程过来。他们愕然地发现，原来这些耳熟能详但风格迥异的歌曲，竟然都是李海鹰的出品。
创作是什么样的过程？李海鹰说，“我这个人基本没机会难过，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快乐的过程。”创作是快乐的，“不少大作家著作等身，忙碌而高产，但其实他们写作的过程是超快乐的—旁人无法理解这份快乐，认为他们很清苦，很寂寞。但我自己对此表示很理解，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开音乐会也是快乐的。“做音乐会就是造楼，当然不能是海市蜃楼。我是很好的技术工，是很认真的人，从小到大读书都是第一。音乐会就像好朋友的聚会，当然要是最好的。”
对待成功，李海鹰的看法是，“既然这桩事情成功了，就到了尽头。那么就去走第二条路吧”，他眼下希望自己做的这“第二件事”也可以走到顶，“歌我会写一辈子，这是上天给我的。同时我可以玩别的东西，但我希望是高水准的，不是玩票。玩新的东西，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年轻。这次登台之前，我吼道：新手上路，大家让开。”
[对话李海鹰]
我的电话永远不响
记者：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是在哪个阶段完成的？
李海鹰：一个人的才能在15岁前就确定了，后面可以学习的是技术和理论，但才能和爱好是小时候确定的。
记者：这次不是你第一次做这种古典和流行结合的尝试？
李海鹰：之前还有1994年在北京首都万人体育馆那场音乐会。刘诗昆老师弹了《弯弯的月亮》。那是因为我在电视里看见他在“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会”里弹了这首曲子，其实它是没有进入华人经典的歌曲，而刘诗昆坚持要弹。事后我问朋友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没有通过任何中间人，用最直接的方式跟他沟通，邀请他来参加我音乐会的表演。他来了以后，大家都很惊讶—其他人都是流行音乐圈的。一首曲子里，首都体育馆一万八千人响起了六次掌声。他说自己弹那么多年钢琴，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多的掌声—通常古典音乐的掌声都是礼节性的，每一段都有掌声。
记者：你认为一个人成功主要靠什么？
李海鹰：才华、人品、人缘，样样都重要。才能决定你可以在一个行业里是否出众，人品好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不贪心，不计较，就会有很多人帮助我。我的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都是大家帮助我的结果。当然还需要运气，让你不会两眼一抹黑。最后就是要珍惜自己所有的机会，尽量做好自己。能让家人和朋友都开心，付出就会让你觉得很有价值。我觉得我算是特别幸运的人。
记者：你的歌曾将很多人推上顶峰，比如刘欢，杨钰莹……你怎么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
李海鹰：我创作的自主度很大，一辈子最不喜欢被别人约稿。往往是一起聊天的时候，一拍即合。唱我歌曲的人，多数不是约我写，而是我选的。我选择伙伴、歌手，都是从歌曲的角度，并不是因为金钱、特殊关系，只是看作品本身是否合适。唱我歌的人，大部分都是很适合唱这个歌的人。
当时孙俪要唱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主题歌，很多人说她不合适，最后她自己练两天都觉得不行，要放弃，我坚持让她试，第三天一试就觉得合适，就拍板了。韩磊唱《走四方》前，我不认识他，我说要找刘欢和孙国庆之间的嗓音，朋友推荐了他，我一个电话叫他来，他听了歌曲很开心，我们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很多歌也有大牌唱过，比如杨钰莹唱《我不想说》之前有两三个人唱过，也有比她红的，都不合适。就像一个导演，也会选新人演员。流行歌也是一样的。
记者：创作的状态下不喜欢被打扰？
李海鹰：我的电话不响，永远静音，也不上微博。基本都是用信息联系别人。信息可以很久都不回复，接到就是缘分。如果手机不停响，那就不用干活，我的工作性质，其实可以不接电话的。黄沾当年跟我说：难道你有10万元等着立刻去拿？所以他也是没有手机的，接到就是刚刚看到。基本上，我想找人聊天，就会打电话约他们出来，我约别人的时候比较多，这和我创作的方式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