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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南,一个和西安事变、中美谈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作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党的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他有着传奇而卓越的一生。
一
王炳南(1908-1988),陕西乾县阳洪乡好畴村人。父亲王宝珊,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西安光复后,随秦陇复汉军参加长武县冉店桥之役和战守乾州之役,后在杨虎城部任职,与杨虎城过从甚密。王炳南自幼受家庭影响,倾向革命。1925年王炳南在西安上学期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在乾县、淳化一带筹建中共地下组织,还在三原、成阳、西安开展学生运动。是当时陕西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到杨虎城部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次年在杨虎城的资助下,赴日本、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曾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并设由周恩来领导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王炳南是委员之一,主持日常工作。1938年国民政府迁重庆后,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先设对外宣传组,后改为外事组,均由王炳南任组长。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中央成立南京局并设由周恩来领导的外事委员会,王炳南任副主任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个直属的外事机构——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1948年4月外事组随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西柏坡,周恩来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决定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由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统揽全国大局,王稼祥很快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李克农在党中央还有其他任务,章汉夫在上海任外侨事务处主任,组建外交部的具体任务便落在王炳南身上。这时王炳南41岁,怀着跟随共产党革命20余载终获胜利的喜悦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外交部的组建工作当中。他面临繁重的任务,一方面要选定办公地点、建立机构、配备干部、建立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秩序;一方面要执行对外政策,争取国际承认,建立国际联系。10月9日,王炳南与李克农商讨后向周总理上报了外交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草案。草案设办公厅、6个地区业务司、两个专门委员会,推荐人才包括伍修权、乔冠华、宦乡、柯柏年、夏衍、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龚澎等。这个方案经政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了成立大会,王炳南主持,周恩来、李克农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王炳南致开幕词,不念稿子,下面是非正式记录:
今天是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请周部长、李副部长讲话。10月1日外交部成立,10月5日部分单位即开始办公。从那时到现在,在机构、人员两不健全的情形下,我们进行了一些工作,对外方面:(1)办理了毛主席文告和周部长公函送达各国,与9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办理了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3)准备并欢送王稼祥大使赴任;(4)由周部长出面宴请了法捷耶夫代表团:(5)欢送丁玲率领的代表团赴苏参观;(6)举办庆祝十月革命节酒会。对内工作:(1)草拟了本部组织条例草案:(2)配备了各级工作人员;(3)分配了临时办公地点和宿舍;(4)初步建立供给与待遇制度;(5)与政务院建立联系,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外交部建部工作,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有了办公地址。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其他部门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李两位部长直接领导下,定能顺利完成任务。
从这个不足400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外交部建部之初内外工作的繁重,也隐约可见王炳南之才干。
1950年4月,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外交部用一个月的时间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上而下地进行建部半年总结。那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相当认真的。5月王炳南受周总理委托,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报告分对外和内部工作两部分,在前一部分中他总结了半年的外事工作,阐述了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在第二部分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包括在团结、工作效率、精通业务、遵守纪律、提高警惕、保密、朴素整齐、机关秩序等八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醒大家今后注意”。其中讲到:“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就应当是无条件的”,“外交部是由各方面同志组成的,现在在一起做事,便要看大家的关系是否能处理得好”:在强调请示报告时说“处理问题。宁愿慢一点,但是必求稳当”:在讲朴素整齐时说“在外交上大家很容易比高低,讲身份,这样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狭隘”,“今天我们不能同别人比,人民的外交人员要保持革命的本色和朴素作风。但是我们要整齐”:在讲机关秩序时说“部里经常有各国使节来,他们不仅是办交涉。还要看共产党是怎样管理国家的,我们一举一动给人一个坏印象就要影响国家声誉”,因此“特别要注意保持机关的秩序”。这些话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讲的,现在读来仍觉得亲切和有意义。这次总结活动和他的报告,再次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有政策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的。
外交部的组建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外交部全体人员通力进行的,并非王炳南一人业绩,但说他起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恐不为过。建部后几年的工作实践再次证明,王炳南在为国出力方面有很大潜力。1954年王炳南被晋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兼办公厅主任。
二
1954年在苏联的倡议推动下,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国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团秘书长。
会议期间,美国通过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美国在华被拘留人员问题。当时中国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留学生被扣在美国,不能回国。周恩来认为应利用这一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经请示中央,指定王炳南为代表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会晤。美方代表是代表团成员约翰逊。他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参加过北平军调处工作和朝鲜板门店谈判。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王炳南与约翰逊的正式会晤进行了四次,双方各自阐述了本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要求。在第四次会晤中,中 方提出:建议双方起草一个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同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表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拒绝了中方建议,会晤未能达成协议。王炳南在周恩来指导下,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对方也是谈判老手,讲究礼貌。会晤保持了轻松和有利于相互接触的气氛,在两国敌对的形势下这种气氛是有意义的。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台湾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这个声明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美国也有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需要。他们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当时中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中美会谈影响斗争大局,是震动世界的事。谁来担此重任?据说中央曾有几个人选考虑,最后还是选定王炳南。那时他已出任驻波兰大使。美国代表仍是同王炳南打过交道的约翰逊。中美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但又举行大使级会谈,这是外交史上的创举。
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美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轻松地商定了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按中方理解,第二项议程当然是美国占领台湾和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问题。关于遣返侨民问题的会谈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谈判是艰难的。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无限期纠缠,以便进入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即第二项议程,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方面作了些让步,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达成协议。这是以后持续15年的中美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返回的权利。
这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共同意愿“各说各的”奇特文件,叫做“协议声明”。17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就是延续了这种做法。
其后。双方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很麻烦,关于什么是实质性问题,双方意见存在分歧。后由中方主动建议在第二项议程中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的次序,这样才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会谈开始,双方代表在历次会议上都是各自阐述本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王炳南发言自然是围绕着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并一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协议草案:美国则坚持霸占台湾,并要求中国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双方主张距离甚远,会谈无进展。1957年,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提出改由参赞代表参加以后的会谈,想使会谈降级,遭中方拒绝,会谈因此中断近一年。1958年,台海局势一度紧张,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中美双方改在华沙恢复大使级会谈。会谈仍是不断交锋,一拖数载。期间双方具体做法曾有变化,在实质性问题上美国政策不变,会谈无进展。1964年4月,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至此,他和美国先后三任代表谈了九年,共计120次。
中美会谈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关注和周恩来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外交部还专门成立了以章汉夫为首的工作班子。王炳南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胆有识,善于掌握主动,把握分寸,温文尔雅。不使用过火和伤人的语言,体现了新中国特别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和艺术,胜利完成了值得载入史册的艰巨使命。
三
1955年王炳南被任命为驻波兰大使。当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重要国家。新中国自建国之初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三项内容之第一项。从王炳南性格看,做国际上友好团结工作是他的长项和心中更乐于做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国内局势动荡,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国内形势、过去的政策、波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发生分歧,决定于10月召开中央全会,改组政治局,准备推举1948年因“右倾民族主义”被罢黜监禁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复出以稳定局势。苏共领导反对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进行干涉,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在此紧要关头,王炳南发动全馆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情况,争分夺秒地向国内报告反映,不断召开使馆党委会议研究形势,向中央报告使馆党委的分析和看法。列席会议的新华社分社记者有不同意见,王炳南虽不同意其看法,但也同时向国内反映,这对中央领导更全面了解情况,作出决策起了好的作用。对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尊重少数、尊重不同意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政策,支持波党新领导并劝阻苏联动武,并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流血惨剧重演,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7年1月在波兰议会大选前夕,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波兰,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并继续调解波苏关系。王炳南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深知周恩来,配合默契,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考虑到波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哥穆尔卡的特殊情况,经王炳南安排,除与波兰领导人正式会谈外,周恩来还前往哥穆尔卡私宅进行了两次只有翻译在场的单独交谈。这在周恩来外交实践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后罕见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波兰事件以后,中波两党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团结友好达到高峰。
1960年后,中苏分歧公开化,同苏联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驻东欧国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坚持反对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同时又要做争取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像。王炳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力求使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在大气候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中波两国关系保持了相对正常。除党的政策外,与王炳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王炳南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工作,开拓进取,从不守株待兔,被动应付。他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上中下、左中右和社会各界都是他工作的对象。他重视调查研究,一方面抓报刊的公开材料。一方面抓对外活动和从中得到的活材料。他不仅要求使馆的形势报告要有分析看法,自己对外交涉结果和对外活动了解到的情况上报时一般也都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很少纯客观报道。他政治上比较敏感,经常从看似平常的材料中发现背后的问题。1963年某日在与波外贸部长接触中,对方谈了中波贸易中的问题, 同时谈到苏东国家经互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的一些情况。王炳南认为这个谈话反映了波兰的重要动向,在发回国内反映谈话内容的电报末尾加了很长一段话,列举了波兰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七件事。指出苏联与东欧国家矛盾有所发展,建议对波方要求予以适当迎合,认为这有助于使波兰在中苏斗争中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并影响其他东欧国家。国内采纳了王炳南的建议,周总理指示王炳南约见波外贸部长对他的谈话作出正面答复,同时约见波领导人按国内指示要点进行一次谈话。王炳南的调研工作特别是通过对外活动进行调研曾得到陈毅外长的好评。
王炳南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忠实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但不是简单地奉命行事,更不是揣摩领导意图然后无原则地迎合,而是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不顾个人得失,不怕触犯上颜,勇于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也许是最能反映他革命品质的一个特点。他的一些建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有“逆潮流而动”的风险。比如,1962年回国述职汇报波兰形势时,他强调指出:波兰要求中苏团结,苏共二十二大后对我们友好;哥穆尔卡认为中共是大党、是有经验的党,现波正继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越讲越无顾忌,接着说:波兰党给我们党中央写信,我们党复信不讲实质内容,要他们去看我们给苏共的信,波兰一政治局委员向我表示:波兰党是独立的。即使我们错了,也应给我们批评,不要只让我们去看你们给别人的信。在当时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斗争方兴未艾,波兰被认为同我们“有原则分歧”的情况下,王炳南为波兰讲话,胆子可谓大矣!
王炳南工作方面的第三个特点,也是他的长处是善于结交国际友人。他与波兰人接触交往,坦率真诚,不玩弄外交辞令;贯彻执行政策,但不强加于人;了解情况,有问有答,使人愿意深谈;态度庄重,但不摆架子;语言生动,有时亦庄亦谐,谐不落俗,使人愿意接近。即使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大气候下,与官方人士难免观点交锋,但从不使用“宁左勿右”或带侮辱性的语言。这些交往和谈话的艺术,再加上自己融中西方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也许是他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波期间,他同官方上层保持着良好关系。遇有工作需要,可与波党政治局委员直接通电话联系,或往访或邀请来使馆,有求必应。即使在1960年以后因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关系恶化,他同波政界人物仍保持着不违背各自政府政策的私人交情。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政府总理西伦凯维茨以及一些部长都接受了他的辞行拜会,交谈亲切,依依不舍。王炳南不仅在政界,而且在社会各界都交了不少可以真诚相待的朋友,对文艺界似乎更情有独钟。波兰著名的“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曾三次来华演出,毛泽东观看、周恩来宴请,《小杜鹃》一歌20世纪50年代曾风靡中国。王炳南与歌舞团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离任时被授予“玛佐夫舍歌舞团名誉团员”的称号。王炳南对此深为高兴,并引以为荣。
正是由于他在波兰社会各界具有影响、享有声誉。20年后他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访波时,波兰政府授予他国家勋章。弥补了1964年他作为大使离任时波方因当时政治气候想做而不便做的憾事。
四
1964年王炳南自波兰回国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年56岁。这时他既有国内工作的经验,又有国外工作的锻炼,各方面更加成熟,原可以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施展才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开始他受到大字报“炮轰”,不久被隔离检查,失去了自由。根据“揭发”,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只要其中一两项成立,他就会身败名裂,甚至“死有余辜”。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他理智冷静、从容坦然。当专案调查人员对他进行调查和在批斗会上质问他假党员问题时,他总是严肃地说“我是真地入了党的”。字字千钧,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能够体会他百感交集的心情。1969年底,王炳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
经周恩来关注催询,1975年王炳南终于被分配了工作。这意味着“解放”了。不过不是回到外交部,而是改作民间外交,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当时对外友协是外交部附属司局级单位,王炳南实际是被降级使用,但他未予计较。这时,他已年过花甲,“文化大革命”使他丧失了九年宝贵时间。他没有埋怨任何人,对整过他的人也没有任何报复念头。像过去对待任何革命任务一样,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激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王炳南朝气未衰,锐气未减,到任后即抓紧对外展开工作,对内调整改革,在任12年使友协各方面工作在过去基础上有了明显发展和改进。各国应邀来访友好团体上百个,组织了许多友协代表团和其他群众团体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本人也亲率代表团出访了40多个国家。对来访客人,对影响较大或要求见他的,他都出面接待。经常是上下午会见客人,中午晚上参加宴请或其他活动,像过去一样很少空闲。出国访问,集中精力于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宣传中国,增进人民间友谊,无意游山玩水,逍遥自在。
王炳南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国际上的老朋友特别重视。1984年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奥哈布、前总理西伦凯维茨等20年前的老友重逢,抚今追昔,共话沧桑,其情甚挚。对于波兰访华的各种代表团他都乐于会见。对于长住在中国的经过考验的国际友人,如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艾黎、西园寺公一等,他不时前往看望。每年他们生日,王炳南总要前往祝贺:对他们日常生活,周密安排,从无疏漏。这些友人对他的情谊也深,交谈亲如一家。王炳南同金日成也保持着长年的友谊,每年新年都互致贺电。1979年王炳南率团访美,会见了20多年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三位谈判对手约翰逊、比姆、卡伯特。过去两国敌对时。双方代表各事其主,现今两国建交,约翰逊等三位已经退休。老人相见,相谈甚欢,岁月蹉跎并未影响他们成为相知甚深的朋友。
此时的王炳南,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注意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每天上班,都是从家中步行去机关,不用公车:中午与干部群众一起在友协内部食堂用餐,不吃小灶,利用机会接触群众:出国归来,经常首先去各办公室看望干部;发现职工生活中的困难,总是尽力帮助解决。这些做法得到好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作报道。
由于经历了更多风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对国家兴衰更加关注,多次给中央写信或写报告,陈述对国事及时弊之意见,其中包括反对干部特殊化、加强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等问题,文件末尾均签名王炳南。表示对信件和报告负责。1984年他率友协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回国后,王炳南于7月12日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在这些国家亲眼看到的情况,着重提了两点建议:(1)考虑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2)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工作。他详细论述了提出意见的根据。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松动和改善,党内认为苏联社会制度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还大有人在。据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高层会议上,王炳南曾就中美关系提出意见,认为不宜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对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此时,可以看出王炳南渡过“文化大革命”逆境之后眼界更开阔、思考问题更深远了。
1988年12月22日王炳南在北京病逝。遵照遗嘱,将他生前积存的两万元捐给家乡好畴村,兴建了一所小学(即“炳公小学”),并将其骨灰从北京八宝山公墓迁回,安葬在了这所学校的校园。
一
王炳南(1908-1988),陕西乾县阳洪乡好畴村人。父亲王宝珊,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西安光复后,随秦陇复汉军参加长武县冉店桥之役和战守乾州之役,后在杨虎城部任职,与杨虎城过从甚密。王炳南自幼受家庭影响,倾向革命。1925年王炳南在西安上学期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在乾县、淳化一带筹建中共地下组织,还在三原、成阳、西安开展学生运动。是当时陕西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到杨虎城部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次年在杨虎城的资助下,赴日本、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曾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并设由周恩来领导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王炳南是委员之一,主持日常工作。1938年国民政府迁重庆后,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先设对外宣传组,后改为外事组,均由王炳南任组长。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中央成立南京局并设由周恩来领导的外事委员会,王炳南任副主任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个直属的外事机构——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1948年4月外事组随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西柏坡,周恩来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决定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由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统揽全国大局,王稼祥很快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李克农在党中央还有其他任务,章汉夫在上海任外侨事务处主任,组建外交部的具体任务便落在王炳南身上。这时王炳南41岁,怀着跟随共产党革命20余载终获胜利的喜悦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外交部的组建工作当中。他面临繁重的任务,一方面要选定办公地点、建立机构、配备干部、建立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秩序;一方面要执行对外政策,争取国际承认,建立国际联系。10月9日,王炳南与李克农商讨后向周总理上报了外交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草案。草案设办公厅、6个地区业务司、两个专门委员会,推荐人才包括伍修权、乔冠华、宦乡、柯柏年、夏衍、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龚澎等。这个方案经政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了成立大会,王炳南主持,周恩来、李克农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王炳南致开幕词,不念稿子,下面是非正式记录:
今天是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请周部长、李副部长讲话。10月1日外交部成立,10月5日部分单位即开始办公。从那时到现在,在机构、人员两不健全的情形下,我们进行了一些工作,对外方面:(1)办理了毛主席文告和周部长公函送达各国,与9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办理了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3)准备并欢送王稼祥大使赴任;(4)由周部长出面宴请了法捷耶夫代表团:(5)欢送丁玲率领的代表团赴苏参观;(6)举办庆祝十月革命节酒会。对内工作:(1)草拟了本部组织条例草案:(2)配备了各级工作人员;(3)分配了临时办公地点和宿舍;(4)初步建立供给与待遇制度;(5)与政务院建立联系,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外交部建部工作,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有了办公地址。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其他部门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李两位部长直接领导下,定能顺利完成任务。
从这个不足400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外交部建部之初内外工作的繁重,也隐约可见王炳南之才干。
1950年4月,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外交部用一个月的时间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上而下地进行建部半年总结。那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相当认真的。5月王炳南受周总理委托,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报告分对外和内部工作两部分,在前一部分中他总结了半年的外事工作,阐述了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在第二部分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包括在团结、工作效率、精通业务、遵守纪律、提高警惕、保密、朴素整齐、机关秩序等八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醒大家今后注意”。其中讲到:“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就应当是无条件的”,“外交部是由各方面同志组成的,现在在一起做事,便要看大家的关系是否能处理得好”:在强调请示报告时说“处理问题。宁愿慢一点,但是必求稳当”:在讲朴素整齐时说“在外交上大家很容易比高低,讲身份,这样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狭隘”,“今天我们不能同别人比,人民的外交人员要保持革命的本色和朴素作风。但是我们要整齐”:在讲机关秩序时说“部里经常有各国使节来,他们不仅是办交涉。还要看共产党是怎样管理国家的,我们一举一动给人一个坏印象就要影响国家声誉”,因此“特别要注意保持机关的秩序”。这些话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讲的,现在读来仍觉得亲切和有意义。这次总结活动和他的报告,再次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有政策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的。
外交部的组建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外交部全体人员通力进行的,并非王炳南一人业绩,但说他起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恐不为过。建部后几年的工作实践再次证明,王炳南在为国出力方面有很大潜力。1954年王炳南被晋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兼办公厅主任。
二
1954年在苏联的倡议推动下,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国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团秘书长。
会议期间,美国通过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美国在华被拘留人员问题。当时中国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留学生被扣在美国,不能回国。周恩来认为应利用这一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经请示中央,指定王炳南为代表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会晤。美方代表是代表团成员约翰逊。他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参加过北平军调处工作和朝鲜板门店谈判。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王炳南与约翰逊的正式会晤进行了四次,双方各自阐述了本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要求。在第四次会晤中,中 方提出:建议双方起草一个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同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表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拒绝了中方建议,会晤未能达成协议。王炳南在周恩来指导下,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对方也是谈判老手,讲究礼貌。会晤保持了轻松和有利于相互接触的气氛,在两国敌对的形势下这种气氛是有意义的。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台湾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这个声明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美国也有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需要。他们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当时中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中美会谈影响斗争大局,是震动世界的事。谁来担此重任?据说中央曾有几个人选考虑,最后还是选定王炳南。那时他已出任驻波兰大使。美国代表仍是同王炳南打过交道的约翰逊。中美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但又举行大使级会谈,这是外交史上的创举。
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美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轻松地商定了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按中方理解,第二项议程当然是美国占领台湾和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问题。关于遣返侨民问题的会谈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谈判是艰难的。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无限期纠缠,以便进入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即第二项议程,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方面作了些让步,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达成协议。这是以后持续15年的中美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返回的权利。
这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共同意愿“各说各的”奇特文件,叫做“协议声明”。17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就是延续了这种做法。
其后。双方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很麻烦,关于什么是实质性问题,双方意见存在分歧。后由中方主动建议在第二项议程中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的次序,这样才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会谈开始,双方代表在历次会议上都是各自阐述本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王炳南发言自然是围绕着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并一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协议草案:美国则坚持霸占台湾,并要求中国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双方主张距离甚远,会谈无进展。1957年,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提出改由参赞代表参加以后的会谈,想使会谈降级,遭中方拒绝,会谈因此中断近一年。1958年,台海局势一度紧张,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中美双方改在华沙恢复大使级会谈。会谈仍是不断交锋,一拖数载。期间双方具体做法曾有变化,在实质性问题上美国政策不变,会谈无进展。1964年4月,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至此,他和美国先后三任代表谈了九年,共计120次。
中美会谈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关注和周恩来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外交部还专门成立了以章汉夫为首的工作班子。王炳南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胆有识,善于掌握主动,把握分寸,温文尔雅。不使用过火和伤人的语言,体现了新中国特别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和艺术,胜利完成了值得载入史册的艰巨使命。
三
1955年王炳南被任命为驻波兰大使。当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重要国家。新中国自建国之初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三项内容之第一项。从王炳南性格看,做国际上友好团结工作是他的长项和心中更乐于做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国内局势动荡,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国内形势、过去的政策、波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发生分歧,决定于10月召开中央全会,改组政治局,准备推举1948年因“右倾民族主义”被罢黜监禁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复出以稳定局势。苏共领导反对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进行干涉,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在此紧要关头,王炳南发动全馆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情况,争分夺秒地向国内报告反映,不断召开使馆党委会议研究形势,向中央报告使馆党委的分析和看法。列席会议的新华社分社记者有不同意见,王炳南虽不同意其看法,但也同时向国内反映,这对中央领导更全面了解情况,作出决策起了好的作用。对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尊重少数、尊重不同意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政策,支持波党新领导并劝阻苏联动武,并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流血惨剧重演,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7年1月在波兰议会大选前夕,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波兰,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并继续调解波苏关系。王炳南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深知周恩来,配合默契,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考虑到波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哥穆尔卡的特殊情况,经王炳南安排,除与波兰领导人正式会谈外,周恩来还前往哥穆尔卡私宅进行了两次只有翻译在场的单独交谈。这在周恩来外交实践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后罕见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波兰事件以后,中波两党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团结友好达到高峰。
1960年后,中苏分歧公开化,同苏联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驻东欧国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坚持反对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同时又要做争取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像。王炳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力求使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在大气候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中波两国关系保持了相对正常。除党的政策外,与王炳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王炳南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工作,开拓进取,从不守株待兔,被动应付。他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上中下、左中右和社会各界都是他工作的对象。他重视调查研究,一方面抓报刊的公开材料。一方面抓对外活动和从中得到的活材料。他不仅要求使馆的形势报告要有分析看法,自己对外交涉结果和对外活动了解到的情况上报时一般也都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很少纯客观报道。他政治上比较敏感,经常从看似平常的材料中发现背后的问题。1963年某日在与波外贸部长接触中,对方谈了中波贸易中的问题, 同时谈到苏东国家经互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的一些情况。王炳南认为这个谈话反映了波兰的重要动向,在发回国内反映谈话内容的电报末尾加了很长一段话,列举了波兰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七件事。指出苏联与东欧国家矛盾有所发展,建议对波方要求予以适当迎合,认为这有助于使波兰在中苏斗争中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并影响其他东欧国家。国内采纳了王炳南的建议,周总理指示王炳南约见波外贸部长对他的谈话作出正面答复,同时约见波领导人按国内指示要点进行一次谈话。王炳南的调研工作特别是通过对外活动进行调研曾得到陈毅外长的好评。
王炳南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忠实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但不是简单地奉命行事,更不是揣摩领导意图然后无原则地迎合,而是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不顾个人得失,不怕触犯上颜,勇于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也许是最能反映他革命品质的一个特点。他的一些建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有“逆潮流而动”的风险。比如,1962年回国述职汇报波兰形势时,他强调指出:波兰要求中苏团结,苏共二十二大后对我们友好;哥穆尔卡认为中共是大党、是有经验的党,现波正继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越讲越无顾忌,接着说:波兰党给我们党中央写信,我们党复信不讲实质内容,要他们去看我们给苏共的信,波兰一政治局委员向我表示:波兰党是独立的。即使我们错了,也应给我们批评,不要只让我们去看你们给别人的信。在当时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斗争方兴未艾,波兰被认为同我们“有原则分歧”的情况下,王炳南为波兰讲话,胆子可谓大矣!
王炳南工作方面的第三个特点,也是他的长处是善于结交国际友人。他与波兰人接触交往,坦率真诚,不玩弄外交辞令;贯彻执行政策,但不强加于人;了解情况,有问有答,使人愿意深谈;态度庄重,但不摆架子;语言生动,有时亦庄亦谐,谐不落俗,使人愿意接近。即使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大气候下,与官方人士难免观点交锋,但从不使用“宁左勿右”或带侮辱性的语言。这些交往和谈话的艺术,再加上自己融中西方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也许是他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波期间,他同官方上层保持着良好关系。遇有工作需要,可与波党政治局委员直接通电话联系,或往访或邀请来使馆,有求必应。即使在1960年以后因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关系恶化,他同波政界人物仍保持着不违背各自政府政策的私人交情。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政府总理西伦凯维茨以及一些部长都接受了他的辞行拜会,交谈亲切,依依不舍。王炳南不仅在政界,而且在社会各界都交了不少可以真诚相待的朋友,对文艺界似乎更情有独钟。波兰著名的“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曾三次来华演出,毛泽东观看、周恩来宴请,《小杜鹃》一歌20世纪50年代曾风靡中国。王炳南与歌舞团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离任时被授予“玛佐夫舍歌舞团名誉团员”的称号。王炳南对此深为高兴,并引以为荣。
正是由于他在波兰社会各界具有影响、享有声誉。20年后他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访波时,波兰政府授予他国家勋章。弥补了1964年他作为大使离任时波方因当时政治气候想做而不便做的憾事。
四
1964年王炳南自波兰回国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年56岁。这时他既有国内工作的经验,又有国外工作的锻炼,各方面更加成熟,原可以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施展才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开始他受到大字报“炮轰”,不久被隔离检查,失去了自由。根据“揭发”,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只要其中一两项成立,他就会身败名裂,甚至“死有余辜”。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他理智冷静、从容坦然。当专案调查人员对他进行调查和在批斗会上质问他假党员问题时,他总是严肃地说“我是真地入了党的”。字字千钧,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能够体会他百感交集的心情。1969年底,王炳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
经周恩来关注催询,1975年王炳南终于被分配了工作。这意味着“解放”了。不过不是回到外交部,而是改作民间外交,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当时对外友协是外交部附属司局级单位,王炳南实际是被降级使用,但他未予计较。这时,他已年过花甲,“文化大革命”使他丧失了九年宝贵时间。他没有埋怨任何人,对整过他的人也没有任何报复念头。像过去对待任何革命任务一样,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激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王炳南朝气未衰,锐气未减,到任后即抓紧对外展开工作,对内调整改革,在任12年使友协各方面工作在过去基础上有了明显发展和改进。各国应邀来访友好团体上百个,组织了许多友协代表团和其他群众团体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本人也亲率代表团出访了40多个国家。对来访客人,对影响较大或要求见他的,他都出面接待。经常是上下午会见客人,中午晚上参加宴请或其他活动,像过去一样很少空闲。出国访问,集中精力于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宣传中国,增进人民间友谊,无意游山玩水,逍遥自在。
王炳南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国际上的老朋友特别重视。1984年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奥哈布、前总理西伦凯维茨等20年前的老友重逢,抚今追昔,共话沧桑,其情甚挚。对于波兰访华的各种代表团他都乐于会见。对于长住在中国的经过考验的国际友人,如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艾黎、西园寺公一等,他不时前往看望。每年他们生日,王炳南总要前往祝贺:对他们日常生活,周密安排,从无疏漏。这些友人对他的情谊也深,交谈亲如一家。王炳南同金日成也保持着长年的友谊,每年新年都互致贺电。1979年王炳南率团访美,会见了20多年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三位谈判对手约翰逊、比姆、卡伯特。过去两国敌对时。双方代表各事其主,现今两国建交,约翰逊等三位已经退休。老人相见,相谈甚欢,岁月蹉跎并未影响他们成为相知甚深的朋友。
此时的王炳南,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注意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每天上班,都是从家中步行去机关,不用公车:中午与干部群众一起在友协内部食堂用餐,不吃小灶,利用机会接触群众:出国归来,经常首先去各办公室看望干部;发现职工生活中的困难,总是尽力帮助解决。这些做法得到好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作报道。
由于经历了更多风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对国家兴衰更加关注,多次给中央写信或写报告,陈述对国事及时弊之意见,其中包括反对干部特殊化、加强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等问题,文件末尾均签名王炳南。表示对信件和报告负责。1984年他率友协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回国后,王炳南于7月12日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在这些国家亲眼看到的情况,着重提了两点建议:(1)考虑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2)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工作。他详细论述了提出意见的根据。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松动和改善,党内认为苏联社会制度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还大有人在。据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高层会议上,王炳南曾就中美关系提出意见,认为不宜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对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此时,可以看出王炳南渡过“文化大革命”逆境之后眼界更开阔、思考问题更深远了。
1988年12月22日王炳南在北京病逝。遵照遗嘱,将他生前积存的两万元捐给家乡好畴村,兴建了一所小学(即“炳公小学”),并将其骨灰从北京八宝山公墓迁回,安葬在了这所学校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