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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在大陆出版界是位传奇人物。笔者通过采访、观察并阅读与其相关的图书和文献，整理出其成为一位修秀编辑的十种能力，提供给现任的编辑、未来的编辑作为参考、借鉴。
1.语文能力
在所有语言中，沈公最拿手的是俄文。因此能看懂马克思、列宁的原著，这对其编辑生涯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沈公还学过英语、西班牙语、世界语。
1954年，沈公出版一本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的书。当时搞出版的人不懂俄语，会俄语的又不懂出版的行话，于是他就有翻译上的优势，加上过去学过会计，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立即得到当时领导的欣赏。又因为对各种语言都略有涉猎，因此与当时的上司陈原特别投缘，经常一会儿德语、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一会儿俄语的说着。
沈公常说自己的外语其实不算好，但是大概有十几种外语看看就可以知道大概的语种。这得益于一本俄文书 “如何凭外形判断它是哪一种外国字”，只要对照一下就知道书的原文是哪国文字，隔天就向上报告，建议找懂那种语言的人翻译，结果领导总以为他懂得各种外语。
2.急学先用的能力
沈公曾在其口述自传《知道》中说破他“急用先学”的秘密，只要知道明天领导要讨论什么，头一天晚上他一定一头栽在图书馆里下工夫。如此，隔天因为有了准备，在会议上就可以积极发言，让领导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其实不过就是昨天才看过的。沈公诚实道出很多成功编辑人背后的秘密——大部分的编辑不可能终生都为某种专业领域的书系服务，而是要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类型的图书，与之同步的自然是接触各种不同专业的作者。此时，如何能见到各类作者都能聊上几句，见领导就能报告几句，显然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快速地掌握特定的谈资。但毕竟作者都是学有所专的人，当编辑的固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用功，却也不必精读每一本书，否则编辑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编辑要做的就是快速浏览和收集数据，而这确实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本事。
3.经营关系的能力
沈公的书房有个从地到顶的大铁柜，打开铁柜就能看到沈公工作期间和作者及相关出版人的联系记录，该档案夹依人名拼音顺序排列。随手抽出几个档案夹，高希均、蔡智忠、吴兴文等台湾出版界重量级人物和老师的书信往来记录尽在眼前。这些记录的留存显露了沈公对人脉经营的用心。沈公表示，他的很多作者都是一个介绍一个认识的。像是透过香港 《新晚报》报的总编辑罗孚，认识了金庸、董桥等作家。
如何与作者交往，并取得作者的信任， 确实是每位编辑终生的学习课程之一，每位编辑都该有自己对待作者的独门招数。沈公有个编辑杨之水，写得一手好书法，因此他和老先生打交道都用荣宝斋的纸给老先生写文言文的信；另一个编辑吴彬，有现代文学的修养，是著名剧作家、导演吴祖光的外甥女，他去邀稿就很有利，随意说起某个作家都是叔叔伯伯的叫，无往不利。沈公则从“吃”下手。平日里对于北京的大小餐馆，沈公可是做足的工夫。他认为只要把作者招待好了，其他的事就好谈了。但也不是光吃饭就能成事，和作家吃饭时就要开始聊聊最近他经常看什么书，对最近出版的新书有何看法。多半的作家都好为人师，此时有好菜佳肴，又有个“专心的弱者”一旁倾听，作家经常就滔滔不绝的说上很多，同时与编辑的亲切感也大增，奠定了日后合作的坚实基础。
4.收集和保存资料的能力
编辑并不是作者，没有原创的能力，靠的全是资料收集的细密工夫，从资料中发现值得接触的作者、作品，以及所有和作者沟通的谈资，即编辑作者作品的知识。此外，数据的收集求的是博、是杂，不能是“专家”只能是“杂家”，这一来工程可就浩大了。
沈公当年为了出版《情爱论》一书，硬是从各地收来了一堆性学的书，至今还压在书架下层的“禁书区”。因为早期出版不少台湾党外人士的图书以及文人的文学作品，他不管当时两岸的交流是多么的不方便，还是有办法弄来了大量台湾的繁体书。更惊人的是，沈公家里有一整柜的各式辞典、字典，数量之多仿佛是一个小型图书馆的参考书区，这样的用心恐怕更甚于作者。
到了网络时代，原本对计算机一点不懂的沈公，因为爱上了网络收集数据的方便性，竟然成了个“网迷”，现在每天都一定要上GOOGLE、百度。但还是习惯把数据印成纸本来看，然后照过去剪报的习惯，保存数据后，再按人名拼音顺序或是主题分类打包。
5.灵活的商业经营能力
对于出版社的经营方式，沈公一直有着自己的经营想法：分三线发展。一线是做品牌。就是出版那些格调高、质量好，但未必能赚钱的书，这些书或许不能替出版社赚大钱，却可以赚到好名声，让日后的出版事业发展得更顺利。一线是做畅销书。沈公在三联期间其实在这方面最为用心，但又很低调，像《戴尼提》就赚了大钱。但这些书都不会刻意去强调是三联书店出的，当然他不否认确实也有卖得好又能赢得好名声的，像是《第三次浪潮》，可是这样的机会毕竟可遇不可求。最后一线是，办刊物或是其他。因为刊物可以在短期内有广告收入，有了这些广告收入就可以支持出版的业务，毕竟图书不能拉广告，只能一本一本卖，但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广告收入，刊物最大的好处是能让编辑知道最新的消息，这对选题的企划有极大的帮助。
6.巧扮弱者的能力
沈公曾在《回忆读书》一文中写到，编辑《读书》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王蒙在《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序言《有无之间》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并说到“有时候，一个很好的很可爱的很纯洁的很用功很执着认真的学者却硬是做不成好出版者好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太‘有’了”。
也正是因为感到自己的无，《读书》在 1985年在沈公的倡议下开始设立读者服务日。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桌，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自己和几位同事就周旋期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通常服务日过后，编辑部都要消化好一段时间，想选题，深入组稿。沈公也曾于访问中谈起自己对读者意见的重视，每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到公司的收发室把读者的信函取来看，看完再送回去收发室编码，现在沈公的家中还保留了不少当时的读者来函，可见沈公对读者意见之重视。其实，发觉作者的工夫也是一样的，成名的作者都已经有各方邀约，要请到除非砸下重金，或有特殊关系，否则并不容易，但出版新手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其实也就是不断的请教、聆听和阅读，如果自己太有、太满，就不再会有活水流入，那么曾经生机蓬勃的池塘，也终究成为一滩死水。
沈公曾表示，编辑表面上看起来是弱者，但是实际上却是要做领导者，他甚至直接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让作者为所欲为，他主张编辑应该要有使命感，那就是“导向”。编辑得管住“导向”，还要管住文笔、管住特色、也要管住稿费，还要使人心舒畅。编辑在出版事业当中的角色其实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其实是领导，但样子像个老妈子。沈公表示，编辑要当得非常巧妙，要有主见，他甚至认为对于作者来说，你是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太太，这就已经决定了你能否做一个好编辑。
7.善于学习的能力
沈公在《知道》中提及，他从小就会利用各种时间努力学习各种事务，这固然与其祖母从小对其教育的重视与坚持有所关联，但从其日后的发展，更看出他对学习的热爱。早期在银楼里当学徒时，沈公就靠赚来的钱去学习，沈公描述，在当时复兴公园旁的一个职业教育社里学到很多东西，像是会计 、古文观止、打电报、摄影、速记、英文、俄语、西班牙语、世界语等。由于当时想学的东西很多，因此沈公总是把每天的业余时间都给排满了，加上函授的课程，一天总要上四、五门课。沈公表示自己的时间一点也不浪费，每天都过得很紧张。那时他又要伺候客人，又要去高尔夫球场打工，又想学很多东西，生活更加紧张，因此直到现在都习惯把事情排得比较满，不愿意让时间空耗过去，希望每段时间都能利用上。
固然沈公谦称，他当时的学习多半是为了谋生，因此只要看上去没有谋生希望的就不再继续学习，但积极的学习习惯，毕竟对沈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对于时间安排的谨慎，也扎下了很好的阅读基础。沈公描述自己在三联书店编辑部的6年，就像念了6年的研究生，除了自己花苦工夫把出版社资料室里几万册的书全部翻了一遍，更有幸的是当时他在十来位最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手下工作，天天听他们高谈阔论，为他们做记录，自己也受益匪浅。
8.认识自己
沈公说自己喜欢做具体的事，因此大事就给别人管，对整个大局的事情不太知道。他又提到自己比较喜欢做翻译书，除了是他真心喜欢之外，也是因为他不喜欢与人争执。既然有别的编辑喜欢做著作，他就让给别人做，自己出版翻译书就好。沈公退休后，也有不少出版社提出邀约，主要是想借重他在出版界的经验，沈公自然很愿意替人穿针引线，但却表示自己思考的方式已经是老一代出版人的想法了，当今出版界中的很多现象他其实已经弄不明白，有些事他也不想参与，如果介绍的双方要谈到合作的投资细节时，他就立刻做出明显的回避，想纯粹做单纯的介绍。
9.听懂招呼
沈公曾于访谈中提到在过去封闭和政治禁忌浓厚的年代自己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当时三联书店在香港有分店，香港回归时有个原则就是“港人治港”，但这个人又必须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沈公于是派出大陆三联的副总经理过去当总经理，该人虽非香港人，却为对方接受，大陆三联的海外市场才渐渐推广开来。但为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公司对香港分公司的管理态势还是尽量低调。沈公常常是走进电梯就会有人问，上面和你“打招呼”了没，意思是约开会了吗？当时的政治氛围确实比较浓厚，很多事编辑得听得懂上级的心意，琢磨行事，不然就很难办事。沈公表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书如果不大量删节，其实是没有办法出版的。沈公清楚地知道，制度的限制在哪，但身为编辑就是要抓住机会争取做些自己想做、有意义的书，因此一定要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
10.学会放松
每个工作都会有自己的苦恼，编辑也是如此。沈公的秘诀是练气功。练习气功不仅使身体健康，更能让心理平衡，也就是“破除我执”。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果我们都只注意到别人有、我没有的地方，或是懊悔过去曾经做错的选择，最后损失还是自己。
编辑的工作有时确实是紧张的，特别对外的应对以及实时的决策，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因为能力和机缘总不能事事圆满，这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可以帮助自己迅速恢复平衡和健康。朋友间就不少人选择练习气功、瑜珈、静坐或是游泳、慢跑。毕竟，身心的健康才是成功的泉源。
1.语文能力
在所有语言中，沈公最拿手的是俄文。因此能看懂马克思、列宁的原著，这对其编辑生涯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沈公还学过英语、西班牙语、世界语。
1954年，沈公出版一本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的书。当时搞出版的人不懂俄语，会俄语的又不懂出版的行话，于是他就有翻译上的优势，加上过去学过会计，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立即得到当时领导的欣赏。又因为对各种语言都略有涉猎，因此与当时的上司陈原特别投缘，经常一会儿德语、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一会儿俄语的说着。
沈公常说自己的外语其实不算好，但是大概有十几种外语看看就可以知道大概的语种。这得益于一本俄文书 “如何凭外形判断它是哪一种外国字”，只要对照一下就知道书的原文是哪国文字，隔天就向上报告，建议找懂那种语言的人翻译，结果领导总以为他懂得各种外语。
2.急学先用的能力
沈公曾在其口述自传《知道》中说破他“急用先学”的秘密，只要知道明天领导要讨论什么，头一天晚上他一定一头栽在图书馆里下工夫。如此，隔天因为有了准备，在会议上就可以积极发言，让领导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其实不过就是昨天才看过的。沈公诚实道出很多成功编辑人背后的秘密——大部分的编辑不可能终生都为某种专业领域的书系服务，而是要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类型的图书，与之同步的自然是接触各种不同专业的作者。此时，如何能见到各类作者都能聊上几句，见领导就能报告几句，显然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快速地掌握特定的谈资。但毕竟作者都是学有所专的人，当编辑的固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用功，却也不必精读每一本书，否则编辑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编辑要做的就是快速浏览和收集数据，而这确实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本事。
3.经营关系的能力
沈公的书房有个从地到顶的大铁柜，打开铁柜就能看到沈公工作期间和作者及相关出版人的联系记录，该档案夹依人名拼音顺序排列。随手抽出几个档案夹，高希均、蔡智忠、吴兴文等台湾出版界重量级人物和老师的书信往来记录尽在眼前。这些记录的留存显露了沈公对人脉经营的用心。沈公表示，他的很多作者都是一个介绍一个认识的。像是透过香港 《新晚报》报的总编辑罗孚，认识了金庸、董桥等作家。
如何与作者交往，并取得作者的信任， 确实是每位编辑终生的学习课程之一，每位编辑都该有自己对待作者的独门招数。沈公有个编辑杨之水，写得一手好书法，因此他和老先生打交道都用荣宝斋的纸给老先生写文言文的信；另一个编辑吴彬，有现代文学的修养，是著名剧作家、导演吴祖光的外甥女，他去邀稿就很有利，随意说起某个作家都是叔叔伯伯的叫，无往不利。沈公则从“吃”下手。平日里对于北京的大小餐馆，沈公可是做足的工夫。他认为只要把作者招待好了，其他的事就好谈了。但也不是光吃饭就能成事，和作家吃饭时就要开始聊聊最近他经常看什么书，对最近出版的新书有何看法。多半的作家都好为人师，此时有好菜佳肴，又有个“专心的弱者”一旁倾听，作家经常就滔滔不绝的说上很多，同时与编辑的亲切感也大增，奠定了日后合作的坚实基础。
4.收集和保存资料的能力
编辑并不是作者，没有原创的能力，靠的全是资料收集的细密工夫，从资料中发现值得接触的作者、作品，以及所有和作者沟通的谈资，即编辑作者作品的知识。此外，数据的收集求的是博、是杂，不能是“专家”只能是“杂家”，这一来工程可就浩大了。
沈公当年为了出版《情爱论》一书，硬是从各地收来了一堆性学的书，至今还压在书架下层的“禁书区”。因为早期出版不少台湾党外人士的图书以及文人的文学作品，他不管当时两岸的交流是多么的不方便，还是有办法弄来了大量台湾的繁体书。更惊人的是，沈公家里有一整柜的各式辞典、字典，数量之多仿佛是一个小型图书馆的参考书区，这样的用心恐怕更甚于作者。
到了网络时代，原本对计算机一点不懂的沈公，因为爱上了网络收集数据的方便性，竟然成了个“网迷”，现在每天都一定要上GOOGLE、百度。但还是习惯把数据印成纸本来看，然后照过去剪报的习惯，保存数据后，再按人名拼音顺序或是主题分类打包。
5.灵活的商业经营能力
对于出版社的经营方式，沈公一直有着自己的经营想法：分三线发展。一线是做品牌。就是出版那些格调高、质量好，但未必能赚钱的书，这些书或许不能替出版社赚大钱，却可以赚到好名声，让日后的出版事业发展得更顺利。一线是做畅销书。沈公在三联期间其实在这方面最为用心，但又很低调，像《戴尼提》就赚了大钱。但这些书都不会刻意去强调是三联书店出的，当然他不否认确实也有卖得好又能赢得好名声的，像是《第三次浪潮》，可是这样的机会毕竟可遇不可求。最后一线是，办刊物或是其他。因为刊物可以在短期内有广告收入，有了这些广告收入就可以支持出版的业务，毕竟图书不能拉广告，只能一本一本卖，但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广告收入，刊物最大的好处是能让编辑知道最新的消息，这对选题的企划有极大的帮助。
6.巧扮弱者的能力
沈公曾在《回忆读书》一文中写到，编辑《读书》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王蒙在《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序言《有无之间》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并说到“有时候，一个很好的很可爱的很纯洁的很用功很执着认真的学者却硬是做不成好出版者好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太‘有’了”。
也正是因为感到自己的无，《读书》在 1985年在沈公的倡议下开始设立读者服务日。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桌，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自己和几位同事就周旋期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通常服务日过后，编辑部都要消化好一段时间，想选题，深入组稿。沈公也曾于访问中谈起自己对读者意见的重视，每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到公司的收发室把读者的信函取来看，看完再送回去收发室编码，现在沈公的家中还保留了不少当时的读者来函，可见沈公对读者意见之重视。其实，发觉作者的工夫也是一样的，成名的作者都已经有各方邀约，要请到除非砸下重金，或有特殊关系，否则并不容易，但出版新手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其实也就是不断的请教、聆听和阅读，如果自己太有、太满，就不再会有活水流入，那么曾经生机蓬勃的池塘，也终究成为一滩死水。
沈公曾表示，编辑表面上看起来是弱者，但是实际上却是要做领导者，他甚至直接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让作者为所欲为，他主张编辑应该要有使命感，那就是“导向”。编辑得管住“导向”，还要管住文笔、管住特色、也要管住稿费，还要使人心舒畅。编辑在出版事业当中的角色其实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其实是领导，但样子像个老妈子。沈公表示，编辑要当得非常巧妙，要有主见，他甚至认为对于作者来说，你是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太太，这就已经决定了你能否做一个好编辑。
7.善于学习的能力
沈公在《知道》中提及，他从小就会利用各种时间努力学习各种事务，这固然与其祖母从小对其教育的重视与坚持有所关联，但从其日后的发展，更看出他对学习的热爱。早期在银楼里当学徒时，沈公就靠赚来的钱去学习，沈公描述，在当时复兴公园旁的一个职业教育社里学到很多东西，像是会计 、古文观止、打电报、摄影、速记、英文、俄语、西班牙语、世界语等。由于当时想学的东西很多，因此沈公总是把每天的业余时间都给排满了，加上函授的课程，一天总要上四、五门课。沈公表示自己的时间一点也不浪费，每天都过得很紧张。那时他又要伺候客人，又要去高尔夫球场打工，又想学很多东西，生活更加紧张，因此直到现在都习惯把事情排得比较满，不愿意让时间空耗过去，希望每段时间都能利用上。
固然沈公谦称，他当时的学习多半是为了谋生，因此只要看上去没有谋生希望的就不再继续学习，但积极的学习习惯，毕竟对沈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对于时间安排的谨慎，也扎下了很好的阅读基础。沈公描述自己在三联书店编辑部的6年，就像念了6年的研究生，除了自己花苦工夫把出版社资料室里几万册的书全部翻了一遍，更有幸的是当时他在十来位最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手下工作，天天听他们高谈阔论，为他们做记录，自己也受益匪浅。
8.认识自己
沈公说自己喜欢做具体的事，因此大事就给别人管，对整个大局的事情不太知道。他又提到自己比较喜欢做翻译书，除了是他真心喜欢之外，也是因为他不喜欢与人争执。既然有别的编辑喜欢做著作，他就让给别人做，自己出版翻译书就好。沈公退休后，也有不少出版社提出邀约，主要是想借重他在出版界的经验，沈公自然很愿意替人穿针引线，但却表示自己思考的方式已经是老一代出版人的想法了，当今出版界中的很多现象他其实已经弄不明白，有些事他也不想参与，如果介绍的双方要谈到合作的投资细节时，他就立刻做出明显的回避，想纯粹做单纯的介绍。
9.听懂招呼
沈公曾于访谈中提到在过去封闭和政治禁忌浓厚的年代自己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当时三联书店在香港有分店，香港回归时有个原则就是“港人治港”，但这个人又必须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沈公于是派出大陆三联的副总经理过去当总经理，该人虽非香港人，却为对方接受，大陆三联的海外市场才渐渐推广开来。但为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公司对香港分公司的管理态势还是尽量低调。沈公常常是走进电梯就会有人问，上面和你“打招呼”了没，意思是约开会了吗？当时的政治氛围确实比较浓厚，很多事编辑得听得懂上级的心意，琢磨行事，不然就很难办事。沈公表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书如果不大量删节，其实是没有办法出版的。沈公清楚地知道，制度的限制在哪，但身为编辑就是要抓住机会争取做些自己想做、有意义的书，因此一定要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
10.学会放松
每个工作都会有自己的苦恼，编辑也是如此。沈公的秘诀是练气功。练习气功不仅使身体健康，更能让心理平衡，也就是“破除我执”。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果我们都只注意到别人有、我没有的地方，或是懊悔过去曾经做错的选择，最后损失还是自己。
编辑的工作有时确实是紧张的，特别对外的应对以及实时的决策，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因为能力和机缘总不能事事圆满，这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可以帮助自己迅速恢复平衡和健康。朋友间就不少人选择练习气功、瑜珈、静坐或是游泳、慢跑。毕竟，身心的健康才是成功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