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台制氧机：空白中的一颗种子

　　我深知救灾是非常专业的，贸然参与可能添乱。所以即便挂心，我也很克制。
　　但 1 月 29 日，我听 NCP（新冠）生命支援网络发起人郝南说急需 2 万个血氧仪。他们人手严重不够，我想尽自己力量帮一些忙。但我当时连什么是血氧仪都不知道，独立完成这件事更不可能。所以我联系了更多公益人加入，没想到大家聚在一起能量如此巨大，血氧仪的需求很快就被解决了。
　　我们意识到还可以为前线做更多，便发起了“武汉银杏在行动”项目。
　　也正是在目睹了郝南线上诊所患者去世后，我们意识到自己手上的不再只是一个支持型的项目，需要和时间赛跑，和死神抢人。
　　从 1 月 31 日上午决定开始制氧机项目，到 2 月 6 日晚上 10 点第一台制氧机送到患者手上。我们经历了一场昼夜不分的氧气接力。我们用 24 小时敲定筹款方案，选定制氧机型号，确认供应商存货。
　　在 2 月 1 日，和袁立基金会一拍即合，仅用 1 小时就确认了资助意向。随后两天，也是用最快速度筹备好 50 台制氧机，运往顺丰专门紧急挪出的上海空运仓位。但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得面对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困难——物流。
　　在当时武汉交通管制的情况下，制氧机到达患者手里比以往艰难，要经历 4 步：
　　第一步，是从上海发往顺丰的武汉总仓;
　　第二步，从武汉总仓发往陈丹团队在武汉黄陂郊区的仓库;
　　第三步，由蓝天救援队把制氧机从黄陂运进市区;
　　最后，再由市里的志愿者车队送到患者手上。
　　生死交错的 48 小时
　　这是特别惊心动魄的 48 个小时。
　　在 2 月 4 日当天，我们一位医生，在 8：30～10：30 这两小时的线上接诊里，有三个患者在他面前离开了。这是非常大的心理创伤，现场咨询小组赶紧把他撤了下来。
　　那天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特别崩溃。从那时起，我们发疯地去跟每一个环节掐流程，催他们快一点，再快一点。对每个环节的人，我们都说，早一个小时都是有意义的。
　　2 月 5 日中午，顺丰物流显示制氧机到达武汉总仓。但是接下来，我们经历了非常煎熬又无能为力的 30 小时。
　　即便它到了总仓，但却无法到达我们的仓库。因为物流有自己的系统，全国的救灾物资都在武汉总仓汇集，没办法特意为我们去找到那一批物资，得一批一批来。我们的物资何时能发出，没有人知道。
　　2 月 6 日上午，终于有了进展，物资开始从武汉总仓发往顺丰黄陂物流站，而且有了联络人信息。我们太高兴了，终于有可以跟他打电话、询问详情的快递小哥了。
　　那时起，我们开始一小时一通报策略，负责物流的海哥每小时都会跟顺丰小哥打电话，更新进展。
　　然而，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消息传来——我们的物资被打散，只到了 5 臺。
　　在整个制氧机行动中，我们经历“死亡三问”。那天便是第一问。
　　因为顺丰小哥在等剩下 45 台，一直没送货，我们便要求先送 5 台。结果他刚送完了，另外 45 台就到了。我们又决定等齐 50 台再一起送到市区。
　　当时武汉市内的车队不能随便出城。我们找到了有通行证的蓝天救援队，实际上黄陂仓库也是他们提供的。蓝天救援队可以帮助我们把制氧机从武汉市郊黄陂运进市内，然后再由市内的志愿者车队送到患者手上。这样的运力都很宝贵，所以最好一次 50 台一起送。
　　当时，顺丰告诉我们剩下的 45 台预计 6 点到达黄陂仓库。在 6 点到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是屏住呼吸的。
　　但我们等来一个坏消息。因为那天武汉在下雨，运送 45 台的货车陷进了泥坑，在离仓库 200 米的地方停住了。
　　那一天的 50 个名单中，1 号、2 号是非常危急的。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送到，第二天他们的名字可能就会变成灰色。
　　5 台送进城，那 5 个人有极大概率撑过今晚。可剩下的 45 人，虽然相对没有那么紧急，但新冠肺炎变化很快，可能一夜之间会转得非常严重。这是我们面临的死亡第一问，等不等？
　　所幸，装载那 5 台的车刚开出三五分钟，剩下的 45 台终于弄出来了。当时线上所有的人都在群里欢呼，无声的欢呼！
　　终于，第一批是一次性运过去的。
　　9 点到达市区后，志愿者车队按照危重程度，开始送往患者手上。
　　一号患者的张爷爷是 10 点拿到的。之前他买的氧气瓶在下午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告知家属 9 点送达时，可能因为这是家属唯一的希望，他硬生生从下午 5 点等到 10 点，在路边站了 5 个小时。
　　第四天时，他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这几天因为有氧气支持，老爷子居然可以自己从房间来到沙发上跟大家一起看电视了。
　　哪怕这所有的努力后，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我们都觉得值得。

再精细的流程也无法克服人性

　　帮忙派送第一台制氧机的W大武汉紧急救援小组车队，队长是个叫懿哥的姑娘。她带着 3 位志愿者，4 台车，接下市内配送任务。2 月 6 日下午，我们刚告诉她 6 点制氧机从黄陂发出，她就立刻招呼团队停下相对没有那么紧急的派送任务，快速集结到市内集合点。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她已经 30 多个小时没睡了。
　　制氧机一到，她们就 4 台车分头出发，最快的一台用 30 分钟就送到了。然而，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 　　当时很多患者是全家感染的，所以我们特意设立了无接触交接流程。车队把制氧机放下后离开 20 米，患者再过去取。但因为当时特别忙乱，没能和所有患者家属交代清楚交接原则。
　　当晚，懿哥送了 3 个人，有两个患者因为真的等太久，非常激动，直接奔过来，与她距离不足一米。
　　送完后，她有些生气。可作为专门支援武汉孕妇的车队队长，她不是因为个人受到威胁生气，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感染了，我接送的孕婦怎么办？我车队的伙伴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
　　我当时就哭了，觉得特别内疚。
　　到大概第三天时，这样的事又发生了。
　　那天，另一支志愿者车队“安提阿救援队”负责派送。最后一个患者，是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老爷爷的病情严重到无法下楼，老奶奶勉强能走动。
　　但制氧机非常的重，她无法搬动。车队的可乐大哥当时已经帮我们工作十几个小时了，他听说老爷爷非常需要，就一直帮奶奶把制氧机搬进电梯才离开。
　　连续两个车队都出现意外状况，让司机遭遇风险，我们特别痛苦。当时，团队内部爆发了一次大争吵。一对一救助这件事，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
　　人是无法保持绝对理性的，特别是在极端情况下。懿哥遇到危险是因为对方等太久了。他的家人生命垂危，而懿哥运送的是他们当下唯一生存的希望时，他就忘记了。而可乐大哥是一个心非常软的人。他在做这个决定前是思考过的。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无接触原则，可是他不忍心。这是再精细的流程都无法克服的。

死亡三问

　　除了志愿者车队安全的压力，我们还要面对死亡第二问：在后续制氧机还没补上时，这有限的 50 台该如何分配，是否该拒绝今天的重症患者，留下存货，为明天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重症患者做准备？
　　而且当时武汉的床位开始增加了，一台制氧机如果送给卧床在家的患者，可以救活一个人;如果送到医院里，可以救活五个人。那这个制氧机到底该给谁？这就是死亡三问的最后一问。
　　我们团队无法承担这样的心理压力，最终艰难地决定停止一对一救助。配合隔离点政策和方舱医院政策的出台，转向支援设备跟不上的隔离点医院和湖北其他疫情严重地区。
　　随着模式的打通和更多资助到来，我们团队创造了更多速度奇迹——仅用 8 个小时，就为黄冈市的一个应急院区配给了 230 台制氧机。
　　你当然知道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价值，它帮助了一些人活下来。但是，其实你不敢把它称之为成就感。因为那是很多很多人的苦难。你只是拼尽全力，让苦难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