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家破产”——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战斗用语，这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起来不过换来众人的一笑而过，而如今，大家对此几乎都已耳熟能详了。当国家破产席卷全球，我们面临的未来前景看上去黯淡无光
如果有一天，你被告知，你的国家破产了。
你会怎么想？
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被关注，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次提出“国家破产”这一概念。所谓破产，简单地说，即资不抵债。而国家破产，这个在普通中国人看来如天方夜谭一般的词汇，却真实而又“荒谬”地存在着。
所谓国家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也就是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为其项目注资，支付公务员薪水，为国防事业埋单，从而国家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如今看来，“破产”一词所表达的优胜劣汰、相反相成的哲学寓意，国人是在最近三十年逐步体会出来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地方政府也在大刀阔斧地肆意改造与前进，如果地方发债再往前走一步推广到全国，随之而来的各种制度、财务和法律风险将会呈几何倍数增长，以地方政府现有的治理模式和责权界定，至少就现阶段来说，起码，地方政府破产似乎并不是天方夜谭。
“国家破产”——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战斗用语，这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起来不过换来众人的一笑而过，而如今，大家对此几乎都已耳熟能详了。当国家破产席卷全球，我们面临的未来前景看上去黯淡无光。
从地方政府破产说起
就在不久前的4月1日，中国人民还在热议美国底特律的房屋泡沫之时，加州城市斯托克顿已然“抢先”一步，将走在破产边缘的底特律甩在了后面，成为迄今美国破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4月1日，斯托克顿正式被联邦破产法院批准进入破产程序。
作为以判例法为主导的美国，斯托克顿接下来的一系列破产程序和处理方式，将很有可能成为包括底特律在内的其他城市所参照的“坐标”。
斯托克顿位于加州北部，人口近30万，是加州第十三大城市。据报道，斯托克顿的破产保护程序从去年6月28日开始，当时该市政府已经欠下了大概7亿美元的债务以及2，6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赤字。
将斯托克顿拖进灾难深渊的是2007年全美爆发的次贷危机。据美联社报道，斯托克顿由于受到房产泡沫破裂的冲击，其税收收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幅缩水70%，导致市财政出现了高达2，600万美元的赤字。
事实上，纵观全球，地方政府破产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据公开资料显示，日本已有过884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2008年，日本北海道北部的小镇夕张（Yubari）政府宣布它计划于2009年申请破产，因为该镇政府负债630亿日元，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还债能力，其年度财政收入只有45亿日元。
据日兴花旗银行的相关分析师计算，日本地方政府借款数额之大远超人们的想象，其未偿还债务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达34%，而英德等欧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5%，美国也只有13%。
2009年夏天，刚刚出任加州州长没几天的好莱坞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就面临加州政府巨额赤字窘境：办公楼都是从居民手里租来的，高速公路破了坑没钱去修。诸如此类问题数不胜数。如果是在中国，中央政府一出手，无中也能生有。可是，面对加州的如此窘境，堂堂美国联邦政府在收到告急信后，竟然决定暂不施以援手，担心先例一开引来更多州政府上门求救……加州政府上空笼罩着破产阴云。
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的橘县曾于1994年12月宣告破产。破产后县政府改组，裁员12%，该县17，000名公务员被裁减2，000余人；然后不得不紧缩开支，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公共服务项目；最后是由新的县政府就新的还款协议与债权人进行谈判，承诺以未来若干年内的地方税收偿还债务。
城市的政府破产后不能像公司一样清算资产，而是需要和债权人协商，进行债务重组。自1930年以来，所有破产的主要美国城市最终都得以向债权人偿还了所有本金。拿最近濒临破产的斯托克顿市来讲，华尔街债权人的立场十分强硬，不希望这一传统被打破，他们认为斯托克顿利用破产保护来削减其债务偿还数额，但同时不改变其对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支出的做法并不公平。
隔岸观火？火苗已起
有人说，在中国，政府破产这种事十有八九不会出现。所谓“破产”，更是在地方政府的词典里闻所未闻。
然而，已经有一些国内媒体先知先觉。
据测算，2002年，全国2，860个县（市）中，预算赤字县共计706个，占比达到25%；而41，040个乡镇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到1，77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30多万元；我国全部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所谓地方债其实是“地方政府债券”的简称，也叫“市政债券”，也就是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主要的目的就是地方政府用它来借钱，收入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然后地方政府再决定钱用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说地方债主要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或者住房、教育、医疗等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上。
而地方债究竟是如何滚出如今这样一个巨大的雪球呢？举个例子，譬如某市财政节余财力平均每年只有1亿元，但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的整体工程需要投资10亿元，才能一次性配套完工。其中城市道路下面必须预先埋设的给排水、供热、供气、通讯、电力管线等系统工程，不可能分10年施工，每年挖一次路面。为此，该市政府一次举债9亿元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后九年中逐年偿付债务及利息；同时因投资环境改善带来社会经济效益还能享受税收增加的成果，这一系列动作应该说无可厚非。
然而，现在不少地方政府负债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超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发生了角色错位，由市场经济的服务员，篡位充当市场经济的运动员。有的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投资谋利，投资失败便承担了大量本应属于市场承担的风险，落得负债累累；有的不惜违规，以政府信誉作担保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方便，在市场风云变幻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损失惨重，脱不了干系。山东某乡镇2000年财政收入1，136万元，而各种对外担保借款就达1.2亿元。还有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一边大肆举债，一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每到年终，宾馆酒店、施工供货单位的老板就会拿着厚厚一沓“签单”，前往政府各衙门去催债，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蔚为壮观。 尽管中央已经提出全国分功能区调整发展目标以改变唯“GDP”的政绩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改变城市面貌，以创造利于吸引投资的硬件环境，目前仍是各级官员们的第一要务，发展的动力仍在指挥地方政府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有形资产，同时留下大大小小的资金窟窿和债务负担。而中央要求的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房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及民生的种种投入，也需要地方配套资金跟上，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再度凸显。
地方政府还不起债了？怎么办，破产？在中国，这种事件出现的几率小之又小。中央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偿还地方的巨额债务。
要不要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地方债问题的逻辑逼到极致，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唐朱昌教授称，决策者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以便通过短期内借债融资，下一期还本付息的方式，最终渡过经济难关。但由于地方一来未脱离真正的预算软约束，就算发债融资也未必小心谨慎；二来人力资源受户籍限制不能自由流动遏制了经济活力，未必有利于促进下一期经济发展。如果地方未能偿付债务陷入危机，中央就应停止兜底，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因为所谓向地方放权就是让地方自主，而允许地方政府破产才能真正迫使地方对自己负责。
如果国家破产？
国家会不会破产？这个平时听起来更像是抬杠的话题已经有了两个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冰岛和如今欧债危机中的希腊。
“国家破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上曾出现过五轮大规模破产。“国家破产”的关键场景大抵如此：无力清偿债务、不付利息、新债必须持续用来偿还旧债、削减开支并提高税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国家破产”的全过程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首先，国家发布破产声明：无力清偿债务或不付利息或用新债来偿还旧债。伴随着破产过程出现的是节约措施和提高税收。比如，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预算；国家和城镇将提高税收等。但是，社会福利开支以及用于军事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已经被确定下来，为了维持政权稳定，想要后退是办不到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甚至会引发民众抗议和骚乱——正如前几天希腊所发生的场景。
好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国家破产的现象。希腊破产也是在希腊拒绝欧盟援助，不愿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等一系列假定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一家公司可以破产，但国家即使破产，也不会消亡，人们终究会想办法还清债务或者延缓债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国家破产过程的进一步升级是国家自己还能着手制造货币，为此印钞机必须转动起来，同时引起通货膨胀以及债权贬值。对于国家来说，通货膨胀是“整顿”国家财政最简便的途径，因为这种减少债务的方式造成的痛苦是最小的。货币发行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国家债券成为政策实施的帮手。因此，把钱借给国家的人或者与国家有其他债权关系的人，就只能与这个无支付能力的结构体患难与共了。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是不可控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场可怕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将会发生。
新华网之前的报道还指出，国家有别于企业的最显著特点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对于那些贫困国家，尽管理论上足够“破产”，但是并没有被拍卖掉，沦落为其他债券国家的“新殖民地”。反过来说，倘若国际间有“国家破产”的“市场空间”，那么，美国仅举华尔街上的一个个富可敌国的金融大佬之力，就可以用经济手段，兵不血刃地将一个个破产小国收入囊中。
国家破产 并非遥不可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即人民，某些国家的破产，它的人民是脱不了干系的。最典型的就是《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里所列举的几个濒临破产国家当中的两个：美国和日本。美国濒临破产就是因为巨额的债务，而美国的债务和德国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民间债务居多，美国早就是寅吃卯粮，人民借钱过好日子，巨大的外债让美国成为了穷酸超级大国；而日本的危机却很少被提到，却被《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敏锐地“发现”了，《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把日本列为奔向破产之路的最大一匹“黑马”，日本的危机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老龄化”，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它曾经是世界上储蓄最高的国家，但随着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的储蓄已经基本清空，这个国家可以说已经“没钱”。
所以说，人们公认“国家破产”只是一个形容词而非动词。
但是，即使是这个形容词也足够可怕，如果一个国家被冠以“破产”二字，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产化为乌有，手里的钱根本就不值钱，持有的债券就是废纸，还要背上更多的国债。公司破产伤害的是公司本身，员工在受到伤害之后就跑光了，公司也就完蛋了；而国家的破产，伤害的却是人民，国家会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嫁给人民，以保持国家的“主权完整”。当然，如果反过来，一个国家因为经济危机而连主权都保护不了的话，那么对于它的人民来说可能就是更大的灾难。
尽管“国家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另一种经济制度的新开端。在“国家破产”的过程中，牌将被重新洗过，货币、政治机构、政府会变换，然而，资产会被保留。
无论欧洲还是美国，民主似乎在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变成了政治上的扯皮，以至于有些中国网友评论债务GDP比率或许不足以描述欧洲或是美国的偿债能力，尚有制度因素需要考量。然而，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制度即使有许多问题，我们依然会选择它，不是因为它带来效率，而是因为它带来自由，仅此而已。
如果有一天，你被告知，你的国家破产了。
你会怎么想？
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被关注，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次提出“国家破产”这一概念。所谓破产，简单地说，即资不抵债。而国家破产，这个在普通中国人看来如天方夜谭一般的词汇，却真实而又“荒谬”地存在着。
所谓国家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也就是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为其项目注资，支付公务员薪水，为国防事业埋单，从而国家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如今看来，“破产”一词所表达的优胜劣汰、相反相成的哲学寓意，国人是在最近三十年逐步体会出来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地方政府也在大刀阔斧地肆意改造与前进，如果地方发债再往前走一步推广到全国，随之而来的各种制度、财务和法律风险将会呈几何倍数增长，以地方政府现有的治理模式和责权界定，至少就现阶段来说，起码，地方政府破产似乎并不是天方夜谭。
“国家破产”——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战斗用语，这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起来不过换来众人的一笑而过，而如今，大家对此几乎都已耳熟能详了。当国家破产席卷全球，我们面临的未来前景看上去黯淡无光。
从地方政府破产说起
就在不久前的4月1日，中国人民还在热议美国底特律的房屋泡沫之时，加州城市斯托克顿已然“抢先”一步，将走在破产边缘的底特律甩在了后面，成为迄今美国破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4月1日，斯托克顿正式被联邦破产法院批准进入破产程序。
作为以判例法为主导的美国，斯托克顿接下来的一系列破产程序和处理方式，将很有可能成为包括底特律在内的其他城市所参照的“坐标”。
斯托克顿位于加州北部，人口近30万，是加州第十三大城市。据报道，斯托克顿的破产保护程序从去年6月28日开始，当时该市政府已经欠下了大概7亿美元的债务以及2，6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赤字。
将斯托克顿拖进灾难深渊的是2007年全美爆发的次贷危机。据美联社报道，斯托克顿由于受到房产泡沫破裂的冲击，其税收收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幅缩水70%，导致市财政出现了高达2，600万美元的赤字。
事实上，纵观全球，地方政府破产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据公开资料显示，日本已有过884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2008年，日本北海道北部的小镇夕张（Yubari）政府宣布它计划于2009年申请破产，因为该镇政府负债630亿日元，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还债能力，其年度财政收入只有45亿日元。
据日兴花旗银行的相关分析师计算，日本地方政府借款数额之大远超人们的想象，其未偿还债务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达34%，而英德等欧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5%，美国也只有13%。
2009年夏天，刚刚出任加州州长没几天的好莱坞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就面临加州政府巨额赤字窘境：办公楼都是从居民手里租来的，高速公路破了坑没钱去修。诸如此类问题数不胜数。如果是在中国，中央政府一出手，无中也能生有。可是，面对加州的如此窘境，堂堂美国联邦政府在收到告急信后，竟然决定暂不施以援手，担心先例一开引来更多州政府上门求救……加州政府上空笼罩着破产阴云。
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的橘县曾于1994年12月宣告破产。破产后县政府改组，裁员12%，该县17，000名公务员被裁减2，000余人；然后不得不紧缩开支，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公共服务项目；最后是由新的县政府就新的还款协议与债权人进行谈判，承诺以未来若干年内的地方税收偿还债务。
城市的政府破产后不能像公司一样清算资产，而是需要和债权人协商，进行债务重组。自1930年以来，所有破产的主要美国城市最终都得以向债权人偿还了所有本金。拿最近濒临破产的斯托克顿市来讲，华尔街债权人的立场十分强硬，不希望这一传统被打破，他们认为斯托克顿利用破产保护来削减其债务偿还数额，但同时不改变其对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支出的做法并不公平。
隔岸观火？火苗已起
有人说，在中国，政府破产这种事十有八九不会出现。所谓“破产”，更是在地方政府的词典里闻所未闻。
然而，已经有一些国内媒体先知先觉。
据测算，2002年，全国2，860个县（市）中，预算赤字县共计706个，占比达到25%；而41，040个乡镇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到1，77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30多万元；我国全部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所谓地方债其实是“地方政府债券”的简称，也叫“市政债券”，也就是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主要的目的就是地方政府用它来借钱，收入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然后地方政府再决定钱用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说地方债主要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或者住房、教育、医疗等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上。
而地方债究竟是如何滚出如今这样一个巨大的雪球呢？举个例子，譬如某市财政节余财力平均每年只有1亿元，但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的整体工程需要投资10亿元，才能一次性配套完工。其中城市道路下面必须预先埋设的给排水、供热、供气、通讯、电力管线等系统工程，不可能分10年施工，每年挖一次路面。为此，该市政府一次举债9亿元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后九年中逐年偿付债务及利息；同时因投资环境改善带来社会经济效益还能享受税收增加的成果，这一系列动作应该说无可厚非。
然而，现在不少地方政府负债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超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发生了角色错位，由市场经济的服务员，篡位充当市场经济的运动员。有的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投资谋利，投资失败便承担了大量本应属于市场承担的风险，落得负债累累；有的不惜违规，以政府信誉作担保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方便，在市场风云变幻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损失惨重，脱不了干系。山东某乡镇2000年财政收入1，136万元，而各种对外担保借款就达1.2亿元。还有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一边大肆举债，一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每到年终，宾馆酒店、施工供货单位的老板就会拿着厚厚一沓“签单”，前往政府各衙门去催债，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蔚为壮观。 尽管中央已经提出全国分功能区调整发展目标以改变唯“GDP”的政绩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改变城市面貌，以创造利于吸引投资的硬件环境，目前仍是各级官员们的第一要务，发展的动力仍在指挥地方政府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有形资产，同时留下大大小小的资金窟窿和债务负担。而中央要求的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房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及民生的种种投入，也需要地方配套资金跟上，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再度凸显。
地方政府还不起债了？怎么办，破产？在中国，这种事件出现的几率小之又小。中央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偿还地方的巨额债务。
要不要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地方债问题的逻辑逼到极致，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唐朱昌教授称，决策者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以便通过短期内借债融资，下一期还本付息的方式，最终渡过经济难关。但由于地方一来未脱离真正的预算软约束，就算发债融资也未必小心谨慎；二来人力资源受户籍限制不能自由流动遏制了经济活力，未必有利于促进下一期经济发展。如果地方未能偿付债务陷入危机，中央就应停止兜底，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因为所谓向地方放权就是让地方自主，而允许地方政府破产才能真正迫使地方对自己负责。
如果国家破产？
国家会不会破产？这个平时听起来更像是抬杠的话题已经有了两个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冰岛和如今欧债危机中的希腊。
“国家破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上曾出现过五轮大规模破产。“国家破产”的关键场景大抵如此：无力清偿债务、不付利息、新债必须持续用来偿还旧债、削减开支并提高税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国家破产”的全过程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首先，国家发布破产声明：无力清偿债务或不付利息或用新债来偿还旧债。伴随着破产过程出现的是节约措施和提高税收。比如，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预算；国家和城镇将提高税收等。但是，社会福利开支以及用于军事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已经被确定下来，为了维持政权稳定，想要后退是办不到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甚至会引发民众抗议和骚乱——正如前几天希腊所发生的场景。
好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国家破产的现象。希腊破产也是在希腊拒绝欧盟援助，不愿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等一系列假定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一家公司可以破产，但国家即使破产，也不会消亡，人们终究会想办法还清债务或者延缓债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国家破产过程的进一步升级是国家自己还能着手制造货币，为此印钞机必须转动起来，同时引起通货膨胀以及债权贬值。对于国家来说，通货膨胀是“整顿”国家财政最简便的途径，因为这种减少债务的方式造成的痛苦是最小的。货币发行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国家债券成为政策实施的帮手。因此，把钱借给国家的人或者与国家有其他债权关系的人，就只能与这个无支付能力的结构体患难与共了。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是不可控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场可怕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将会发生。
新华网之前的报道还指出，国家有别于企业的最显著特点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对于那些贫困国家，尽管理论上足够“破产”，但是并没有被拍卖掉，沦落为其他债券国家的“新殖民地”。反过来说，倘若国际间有“国家破产”的“市场空间”，那么，美国仅举华尔街上的一个个富可敌国的金融大佬之力，就可以用经济手段，兵不血刃地将一个个破产小国收入囊中。
国家破产 并非遥不可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即人民，某些国家的破产，它的人民是脱不了干系的。最典型的就是《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里所列举的几个濒临破产国家当中的两个：美国和日本。美国濒临破产就是因为巨额的债务，而美国的债务和德国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民间债务居多，美国早就是寅吃卯粮，人民借钱过好日子，巨大的外债让美国成为了穷酸超级大国；而日本的危机却很少被提到，却被《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一书敏锐地“发现”了，《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把日本列为奔向破产之路的最大一匹“黑马”，日本的危机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老龄化”，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它曾经是世界上储蓄最高的国家，但随着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的储蓄已经基本清空，这个国家可以说已经“没钱”。
所以说，人们公认“国家破产”只是一个形容词而非动词。
但是，即使是这个形容词也足够可怕，如果一个国家被冠以“破产”二字，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产化为乌有，手里的钱根本就不值钱，持有的债券就是废纸，还要背上更多的国债。公司破产伤害的是公司本身，员工在受到伤害之后就跑光了，公司也就完蛋了；而国家的破产，伤害的却是人民，国家会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嫁给人民，以保持国家的“主权完整”。当然，如果反过来，一个国家因为经济危机而连主权都保护不了的话，那么对于它的人民来说可能就是更大的灾难。
尽管“国家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另一种经济制度的新开端。在“国家破产”的过程中，牌将被重新洗过，货币、政治机构、政府会变换，然而，资产会被保留。
无论欧洲还是美国，民主似乎在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变成了政治上的扯皮，以至于有些中国网友评论债务GDP比率或许不足以描述欧洲或是美国的偿债能力，尚有制度因素需要考量。然而，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制度即使有许多问题，我们依然会选择它，不是因为它带来效率，而是因为它带来自由，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