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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意识到：学术界应该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我称之为“为人生而学术”。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因此，从人的活法入手来解读文化与人，是一个好办法。这是我的书中有大量“市井杂谈”的原因．也是我特别关注饮食男女、城市个性之类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