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界里有个不成文之规 ：搞收藏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三要有知识，三者缺一不可。李理对此深有感触，并信奉有加。用他的话说，“收藏家是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的，在此前的十多年中都是无人喝彩的，要一个人默默地研究和学习。”
　　
　　“一千年是什么概念？没人说得清。你拿一封一千年前的信，摸在手里，就能感觉得到。比如这封信是从新疆寄过来的，你可以揣测，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怎样骑着马穿过沙漠，甚至可以与古人有些共鸣。”
　　在飘着咖啡香气的凯宾斯基酒店里，三十多岁的李理对《中国新时代》畅谈自己的收藏。这位穿着休闲西装，喝着很酷的饮料的年轻人，也是中国目前最为年轻的邮品收藏家，其实他还有一个很时髦的职业——金融期货交易。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李理，其实是国内最早入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一批人，现在应该算是中国这一行业的元老级的人物了。
　　聊起期货，李理如数家珍，怎样判断经济形势、怎样根据客户风险偏好的不同制定投资策略，以及当年索罗斯怎么用对冲基金在掀起亚洲金融风暴等问题上，他都显示出非常专业的职业素养。
　　然而，谈及邮品收藏，更让人感觉那是一个满头银发的智者，在飘着茶香的四合院里，坐在明式古典家具前，触摸一封写满了篆文的古信。
　　
　　收藏历史
　　李理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后来身居高位，且酷爱收藏古籍善本。在李理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给他讲《论语》。所以，李理从小就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尤其是中国历史。
　　但是，李理并没有走上研究历史的学者道路，而是选择了经济学。“原因很简单，因为历史和考古系都赚不出钱来，我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不会安于这种很清淡的生活。”他说。
　　
　　不可否认，世界上所有的收藏家都是巨富，李理也坦言：搞收藏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邮票可以说是世界上按单位重量来算最昂贵的藏品，一张小小的邮票就可以卖到几百万美金，一个小小的信封可能就值上千万美金。
　　李理的总量1500多件的藏品，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因此，在金融领域的工作，也给李理提供了收藏所需的资本。
　　李理的藏品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最著名的一套是《中国古代邮驿史（公元前400年—公元1911年）》，因为中国曾经拥有最完整且连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邮驿系统，例如清代的邮驿系统就有60万公里的里程和几十万人的队伍，非常发达。而李理的这套藏品几乎囊括了所有私人收藏驿站邮品中的精华。
　　常言道，“一页宋一两金”。古时候称书信为法帖，常常是书法之精品，弥足珍贵。在李理收集的纸本书信中可以看到许多孤品，最早的是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而他的邮集贴片中，如清代最早的一件信函，是明朝降将洪承畴于1644年4月30日清军入关当天寄的；最早的台湾封是1754年台湾总兵马大用以黄绫制作寄给乾隆皇帝的，被誉为“台湾第一古封”，证明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地。还有一件是贴票寄递的排单，由新疆喀什葛尔寄到北京的，现仅存一件，是稀世珍品。还有一封是康熙帝寄发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皇家实寄封，这封信改变了西方西藏学派的认识，证明清政府对西藏的领属关系。
　　中国古代完备的邮驿系统因为缺乏研究和展示，长期被西方忽视。李理的收藏改变了这一局面，他的藏品不仅在第一次参展是就获得了“集邮的重要性”的满分，而且一举获得了当届国际邮展大金奖。
　　国际集邮联合会主席许少全先生在给李理颁奖时这样说道：“现在领奖的是一位年轻的集邮家，而他收藏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邮政历史。”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收藏界里有个不成文之规：收藏家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三要有知识，三者缺一不可。李理对此深有感触，并信奉有加，他认为：钱、闲和知识对于收藏家而言，还不能颠倒顺序，必须是先有钱，然后要有时间和知识的保证，才能称得上好的收藏家。
　　显然，光有钱是不够的，虽然李理28岁就开始拿国际大奖，现在收藏界也是以年轻著称，可是十多年间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却是“极少的几个人知道”。
　　去过李理家的人都会被他那硕大的书房和堆满四壁的书籍所震撼，这里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集邮文献和专著，同时还包括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国外出版的集邮书刊。李理是从来不拿书当摆设的人，家里的书“除了字典和工具书，其它的书我全翻过。”
　　用李理的话说，“收藏家是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的，在此前的十多年中都是无人喝彩的，要一个人默默地研究和学习。”
　　收集邮票就是收集历史，任何一件珍贵的邮品都是因为它背后拥有一段特殊的历史和邮政历史的内涵，邮品的珍罕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它所包含的历史的研究和发掘，忽略了研究也就失去了集邮的意义。尤其是古典时期的邮票，研究上更是费时费力，需要学习大量的古籍资料。
　　所以，李理桥牌打得很棒，围棋下得很好，为了集邮他把这些都放下了，别人用来消遣和娱乐的时间，李理也都用来看书和学习了。李理好动，曾经是国家田径一级运动员的他，拿起一本古书，却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看一天。
　　除了在家里看书，李理还经常去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几乎查遍了清代的皇家档案。他也经常拿着自己的藏品去找收藏界的老前辈请教。前辈们也很愿意教这个很有灵性的青年，他的恩师——已故的吴凤岗老人，在后来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时候还在看李理的收藏，教他收藏的知识。
　　说起藏品的积累，李理总是提到最初在市场上“淘宝”的那段日子，正是那段岁月让他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1991年正式开始集邮的时候，李理还是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那时候国内的文物市场刚刚开放，东西非常便宜，而且基本上都是真东西。月坛邮市、琉璃厂和潘家园旧货市场上都常常出现李理的身影，尤其是月坛邮市，每周六下午李理必去，市场上的人有什么好东西也喜欢给他留着，这也让李理能够在初期以比较低的价格得到大量的东西，搭建了藏品的一个大致的框架。
　　
　　在李理看来，真正的收藏家是不会太去信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那些专家的，他们倒不是不懂，一件东西让他们看一个月，他们也能讲得非常好。“但是，真正在市场上要5分钟作决定！”李理说，“等你看一个月看好了，再去跟人家谈价钱，都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价格都翻多少倍了。”
　　
　　中国式的“潜规则”
　　收藏市场上有很多的行话，比如再昂贵的藏品，无论是什么，真正圈里人，包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内，都把它叫“这东西”，那些说着特别专业的名字的人反而是外行。
　　还有很多术语，外人是听不懂的，比如“一万块钱”不叫一万，要叫“一方”，“一千块钱”更奇怪，不叫一千，叫“一块”。
　　还有好玩的，像“蹲东西”就是指看上某一样东西，为了让物主降价，跟周围人打好招呼，专门晾着他，等他心气消了，再底价买。
　　还有“搓汤圆”，意思就是几个人看中了同一个卖家的东西，互相都不说破，一个人出面买，其他的人在旁边帮腔，用低的价钱把这一堆东西都买下来，再找个地方互相分。
　　说起这些来，李理可以说是“门儿清”，毕竟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无论是收藏家、邮商、古董商还是大的拍卖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谁水深水浅，谁玩儿什么不玩儿什么，彼此心里都明镜儿似的。”
　　中国的收藏界还有一套自己的“潜规则”。比如西方大的邮商和拍卖行的店面是非常正规的，服务人员都穿西装打领结很有职业气质，藏品会明码标价，所有单据齐全，严格上税，价格可以浮动的余地非常小，很正规的商业模式。而在中国的收藏界则不同，“卖”给你一个东西不能说“卖”给你，要说“让“给你，卖家和收藏家往往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价格和付款方式上也有很多可以商量的余地。
　　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里最重要的是信誉。一个上百万的邮票，李理可以跟邮商不打条就直接拿回家，看一个月，再还给人家。李理如果说这两天没钱，东西先拿走过两天再给钱，都没问题。而李理让邮商帮着代卖一个东西，也不用打条子。“这种情况在国外是不会发生的。这样的信誉是十几年、几十年长期建立起来的，而且会一直维持下去。”李理说。
　　
　　这就是中国式的收藏，会把很多情谊的东西作进去。李理认为，并不是说情谊背后就没有利益，而是所有人都要有一个宽广的心态，尤其是买家，把东西放在第一位，赔多赚少的方面不要过于计较，才能把生意长长久久的作下去。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机制，才能收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收藏家获得的最大的益处。
　　比如说，邮商发现一个好东西，他会先自己买过来，再加钱卖给李理，在李理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其实，李理会尽量不让别人知道他心里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一旦邮商知道李理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一旦这东西被他得到，就会抬高价。
　　但是，这似乎是收藏界的共识。因为真碰上自己想要的就在人家手里，又是个孤品，别的地儿买不到，那也没办法，只能认“抡”。邮商会说：“跟你说了啊，这是宰你的。”李理会说：“哎，我认投。”以后生意还是照做，大家还是朋友。因为虽然多花了钱，但是对于收藏家来说，得到这个藏品是最重要的。
　　正是这样一种大的格局，让李理建立了非常多的渠道，有什么好东西，邮商和拍卖行都会主动给李理打电话，说来了什么东西，问他有没有兴趣。大的拍卖会，李理即便不买什么，只要去捧个人场，古董商就会很高兴。也正是因为有广泛的关系和良好的口碑，李理才能够得到收藏当中的很多珍品和孤品。
　　在很多人看来，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是合而为一的。
　　但对李理来说，收藏古典邮品是自己爱好，因为自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坦言，如果不收藏邮票，他会拥有比现在更多的现金。
　　”收藏邮品不是为了卖。一个邮品再值钱，你不去卖他，他的价格也就仅仅是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李理很反对现在人们所宣扬的通过投资艺术品来获利的做法。
　　因为在他的眼中，一个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要远远大于它的经济价值。人如果总抱着投资获利的心态去看艺术品，不但背离了艺术品欣赏的本意，也容易让自己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