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爷爷快八十了。
　　年轻时他喜欢打猎，后来土铳被收缴，打不成了。有段时间自制土窑，砍柴烧炭，后来封山育林，炭也没得烧了。一直延续下来、没有被打扰的爱好是打牌：一种纸牌，方言里叫“上大人”，牌理类似麻将。这些年附近的牌友越来越少，他就翻一座山，去三四里地外的集市打，通宵达旦，竟然也精神抖擞。
　　这几年，打牌之外，他一直想给太爷爷立一个碑。为先人立碑，其郑重不亚于为生人造屋。今年清明，他召回儿女，终于将碑立好了。听说是“五鼓带厢”的形制，碑中最排场的一种。儿女们各自准备鞭炮，碑立起的一刻，齐声炸响。孙辈们捂着耳朵在一边尖叫;爷爷一个人坐在旁边坡地上，一脸的欣慰和平静。他听力不太好，鞭炮声已惊扰不了他，所以，这平静在一派喧闹中更添了几分。
　　清明我没有回家，“十一”回去时，让爷爷带我去碑前烧纸。路上爷爷和我说起立碑缘由。不是好面子、讲排场，也不是闲得发慌时的折腾，仅仅是想告慰先人。爷爷伯叔不少，姐姐也有两个，可是一个兄弟也没有。童年时固然还热闹，及至成年，姐姐们出嫁，他独自支撑门户，大概没少品尝孤独的滋味。好在膝下有三子三女，孙辈、重孙辈也足够繁茂。告慰之外，也是感激。爷爷觉得人丁兴旺，得自墓地风水，更得自先人保佑。
　　我在碑前烧纸时，爷爷面对墓碑，说着吉利的话。五六年前，我写过一首诗《先人》，写的也是爷爷带我们上坟烧纸的事。他是先人和我们的一座桥梁，替我们在墓碑前说话，让墓中的先人保佑我们;当他说“先人会保佑你们”时，一脸笃信，仿佛他自己就是先人。我因此在诗里说“他知道先人在说什么，他怀着先人一样的心思”，父亲看到这首诗，不太高兴，觉得这句不吉利。爷爷自己倒不在意，他不忌讳谈到死——不仅是他，家乡的老人大都如此。一旦步入老年，卸下了生活的担子，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为死做准备。我还写过一首《百年归山》，诗里的他是一个“一生已经交代清楚”的老头，因而悠闲、平静、无所事事，看起来，简直是在等待死亡来临：
　　十年前，爷爷准备好了棺材
　　十年来，爷爷缝了寿衣，照了老人像
　　去年冬天，他选了一片松林
　　做他百年归山之地
　　松树茂盛，松针柔软
　　是理想的歇息地
　　需要他做的已经不多了
　　他的一生已经交代清楚
　　现在他养着一只羊，放羊去松林边
　　偶尔砍柴烧炭，柴是松林的栗树和枞树
　　小羊长大了，松林里
　　只剩下松树，爷爷还活着
　　村里有红白喜事，他去坐席
　　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人
　　他邀请他们参加他的葬礼
　　二
　　《百年归山》绝无虚构，每一个细节都是诚实的。但诚实之下，未免不够“惊心动魄”：这是一个朋友对我此诗的批评，他因此建议我，把倒数第二句稍加改动。熟悉的人，理所当然会参加葬礼，哪里需要邀请？如果改为“陌生的人”，则更有戏剧性。这是艺术处理的角度。从生活事实角度，“陌生的人”也不是凭空得来：现在的乡村，人来人往，一个老人出门，难免会遇到不少陌生人。
　　朋友说得有理，我一度也将这句改为了“遇到陌生的人”。但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改动是在“惊人之语”驱使下的表达，出于诚实，我又将诗改回了原样。
　　这和诗里提到的葬礼有关。
　　父母很早就出门工作，与故乡的人已无多少交集，唯一的纽带，是逢红白喜事，他们托爷爷送上礼钱——哪怕是毫无亲戚关系的人家，礼钱也是一定要送到的。爷爷就像我父母的代言人，频繁出现在酒席上，在礼簿上写下我父亲的名字。我原来以为，爷爷频繁“坐席”是我们家欠别人家的人情。后来听母亲解释才明白，这种坐席，为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爷爷百年归山之后，他们势必要在家里摆酒席，倘若现在不把礼钱送出去，将来没人来参加葬礼了，不免冷清，面子上不大好看。所以，爷爷的坐席，是一种掺杂了现实考虑的礼节，他确实是在邀请人们参加他的葬礼，只是，这邀请是沉默的，是乡村生活中的礼尚往来。
　　三
　　把“陌生的人”改回“熟悉的人”，大概代表着我处理诗歌的方式：当我需要去建立我的理解，需要在叙述的种种可能中做出选择时，我求助的文学准则是“修辞立其诚”，而非文学虚构中的戏剧性、力量感或者别的什么。
　　诚实作为一种准则意味着，写诗时我是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者，狭隘在于，我仰仗的身体性的经验，最好是我的亲历：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触摸到的;至于其他经验——文字，图像，音乐——至多是一种激发，唤醒我更多的身体性经验。
　　仰仗身体经验的写作，难免被归入“现实主义”之列;身体经验中，有不少来自我的乡村生活，则这“现实主义”还要再往传统走一步：乡土现实。我并不排斥“乡土”这个词。在我的理解里，乡土和故土无异：只要有生命经验的投注，所有立身之处，都是故土。
　　大学毕业后，我搬过好几次家。从汉口新育村的单身宿舍到武昌公司附近的狮城公寓，再到如今生活的野芷湖边。我不讨厌搬迁，也许还有点喜欢。喜欢的是陌生地方的新鲜经验，这于我贫乏的人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到野芷湖之后，我在一首诗里写道：“我来到野芷湖边，把一个地址变成住址。”公共的地址，因为我的到来，因为我日复一日的注视、体验和热情，变成了私人的住址，变成了无数故土中的一处。
　　四
　　凡是熔铸热情之地都是故土，所以我不介意说白己的写作是“故土写作”。具体而言，我的故土是野芷湖、柳园路、新育村。再往前追溯，则是我沙湖边的大学校园，是我流下了无数汗水和泪水的恩施的群山。
　　故土经验的生成，问题不是有无，而是多寡。里尔克在论及诗与经验时强调了“回想”的力量，并非所有过往，都会成为诗的对象，原因在于，回忆的东西数不胜数。里尔克因此说：“必须能夠忘却，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等待这些回忆再度来临。”只有当回忆不再是材料，不再是时隐时现的恍惚记忆，而和我们自身融为一体时，诗的第一个词才在回忆中产生。对我而言，稍近一些的过往，正是那需要被忘却的材料;遥远的经验总是最先醒来，就像一池水，沉淀得最久的，才最清澈。 　　我最清澈的经验都在童年。
　　我出生、长大在山城恩施。说恩施是山城，不仅是因为境内群山无尽，还是因为整个恩施——八县一市，三千余平方千米——就是一座山。那些村落、小镇、城市，不过是山中的起伏。山村生活是我写作——往大处说，是生活——的最重要的背景。我频繁地写到我的童年：在山坡上滚动的土豆、一条一下雨就涨水的河、一块穿过树林最终藏身于河谷的磨盘。童年经验的写作，并不是让你去写童年（虽然这不可避免），更多的，是把童年的清澈之眼带到此后漫长的人生，直至带到此刻，去理解童年之后的千端万事。
　　我写爷爷的诗，很难说没有童年经验的灌注。甚至可以说，爷爷在我眼中，始终是童年时的那个爷爷。《先人》里，爷爷带领的既是此刻的我们，也是童年的我们;《百年归山》里，爷爷的行为，也似乎是我童年就见过的;至于今年和我一起去墓碑前烧纸时的喃喃自语，更是过去的爷爷的延续。过去与此刻，界限不再那么分明。过往种种，此刻依然在进行，这是“古今无有不同”;此刻甚至未来的发生，也在过往的细节里有迹可循，这是“现在的过去性”。
　　五
　　身体性经验支配的写作，保证了诗的下限。这种诗不失真诚，也有其根据，用一个人们常常拿来作为诗歌评判标准，但事实上并不有效的词来说，还可以说是“有共鸣的”。
　　过分倚重经验，却是一种对诗的伤害。经验的局限，会让写作滞后于现实——这也许不是缺点，却是一种遗憾。人们对诗的指摘之一，不就是诗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对现实发声吗。
　　身体性经验对诗的另一种伤害在于，它会让诗的风格因为趋于固定而显得单调。
　　我有限的人生里，缺少惯常意义上的惊心动魄。我的诗因此也归于平静，如果以一条河去比附，则水面上风平浪静，水下也没有暗流涌动。它只是流动而已。我最近的一本诗集，名字就是“涌向平静”，这是我对自己诗歌风格的一个模糊认定。有朋友因此问我，三十岁远未到不惑，正是迷茫、困顿之时，有何平静可言？我解释说：平静不过是一个念想、一个指望，也许永难有抵达的一天。真正的状态是“涌动”，是一浪接着一浪，去理解我的所见所闻。
　　我这个辩白并不有力，“平静”当然并不与年龄和阅历有关：抄经的居士不一定就古井无波，精力无穷的孩童也不缺少平静的时刻。平静的获得，并非我苦苦追求的境界。恰恰相反，我总是羡慕那些汪洋恣肆、无所顾忌、松弛自在的写作，他们有我缺乏的蓬勃的生命力。只是，当我面对一张白纸，我不得不变得诚实：涌现的词语都有迹可循，我无法越过我的生活，去使用那些经验之外的词语。
　　六
　　还是说回我爷爷吧。
　　墓地在山上，这些年山中的人越来越少：老一辈的，已经故去了好几个;年轻一辈的，则纷纷外出。走山路的人少，山路也就不好走了，身边是横生的树枝，脚下是满地的落叶。上山时尚不觉得，下山时天色将晚，顿时觉得路难走起来。爷爷走在我旁边，快八十岁的人了，竟然比我更稳当。我本意是搀扶着他下山，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他搀扶我。并不是他变得矫健，而是我变得迟钝。
　　我在《百年归山》里，也曾用了“矫健”这个词：“小羊长大了，松林里/只剩下松树，爷爷还矫健地活着”。仍然是那个朋友，让我删掉“矫健”，他的意思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最多是不颤巍巍吧，如何说得上矫健？这次我听取了他的建议。山路上的爷爷确实还当得起“矫健”二字，但到了平地，当我恢复了敏捷，爷爷却立马变得蹒跚。
　　我用“矫健”，是因为我虽然在诗里表达了爷爷平静地等待百年归山这层意思，但我内心里，依然希望他只是等待，而不抵達。可他的蹒跚却似乎在告诉我，这个“一生已经交代清楚”的人，已经无可避免地变得衰老。
　　这么说起来，诗，比我们的心更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