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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实践中，王旭明是一个跳不过去的名字。”白岩松说，“王旭明离开政府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的那一天晚上，我把他请到了直播的《新闻1 1》节目，一方面，是他的实践有价值，二来要向他充满热情与理想色彩的实践致敬。
老师，记者，处长，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说，他的理想职业是当老师、当记者。所以，1980年代，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王旭明很满足地到丰台七中当老师。跟现在一样，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困境也让老师们挠头，年轻的王老师自有一套解决方法。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们，他的课堂前20分钟都是为了考试必须学的，该记的该背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课堂的后20分钟，不以应试为主，可以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甚至还会做些小游戏。下了课，王老师也不着急走，总是不知不觉间就跟大家聊到下堂课开始，同学们很喜欢这个愿意跟他们泡在一起的王老师。如果学校安排其他老师或者领导来听课，王老师就适当地做调整。他说：“局长来听，就按局长的口味讲课，局长又不会天天来听课。”多年后，王旭明的学生来听他的演讲，送上鲜花的同时热切地说：“老师，您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
除了教学，爱写作的王旭明常常给《中国教育报》等报纸投稿，7年时间里陆续发表了30多篇文章。王旭明印象最深的是，他参加《北京日报》举办的文艺笔谈征文大赛，他写的《克莱德曼的启示》一文获得了一等奖，有500元的奖金。在1990年前后，这笔奖金如同一笔巨款，高兴之余，王旭明备受鼓舞。
于是，原本想当一辈子老师的王旭明动心了，他开始奔向第二个理想中的职业：记者。通过笔试、面试后，王旭明成为了《中国教育报》的记者。转行当记者，王旭明的突出业绩是写稿子。十五大召开的时候，全报社只有一个采访名额，是他去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王旭明忙着采写，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每天完成几千字的文章。因为表现出色，一段时间后，王旭明被破格提拔为总编室主任。
当了7年记者后，王旭明再次转换身份，跨入政府部门，在教育部新闻处当处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年轻人应该四五年就换一次岗位，换岗位意味着刺激，刺激意味着动力，会去了解和学习，我觉得经历的丰富是最大的舞台。”王旭明说。不想当官的他就这样走入了官场。几年后，当王旭明成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后，他为自己当过老师、当过记者深深自豪。
为小亮点陶醉，为小尴尬直后悔
2003年，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着手推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新闻发布制度。这年年底，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外资深记者的支持下，国新办在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后来被称为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王旭明正是“黄埔一期”学员，培训让他受益匪浅。赵启正在课上讲如何跟媒体打交道，所举的事例王旭明印象深刻。“赵启正回答记者提问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是这样说的：台湾和大陆就是胳膊、腿和身体的关系，不可分割。记者追问：要是胳膊和腿不愿意在身体上呆着怎么办？赵启正回答，那么那胳膊就是死胳膊，腿就是烂腿。这样的回答不仅准确传达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还形象生动。”
培训结束后，时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旭明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进入公众视线。“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不是职业化的。对我来说，成为新闻发言人是必然的，是依附在办公厅副主任这一职务上的，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解释。
第一次上新闻发布台，王旭明坦承很紧张，他告诉自己就把记者当学生，于是慢慢地镇定了下来。“记者还能比学生更调皮捣蛋吗？”王旭明说，“对于一个老师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你讲了什么，而是你讲了后学生记住了什么；不是你站在讲台上学生被吓住，而是你站在讲台上学生被吸引住。做发言人也是这样，不在于你在台上说了什么，在于记者愿不愿意理你。”事实上，国外的新闻发言人90%是从媒体从业者转换的，国内正相反，90%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没有媒体从业经验。此外，在新闻处当了5年的处长，王旭明的首要工作就是为新闻发言人服务，准备材料。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出任新闻发言人后因为有个性、善沟通让人喜欢，也因为敢说话屡遭炮轰。
王旭明是个很投入的人，在教育部工作的11年里，他很少在9点之前下班。当了新闻发言人后，如果当天有新闻发布会，他会在10点以后下班。“我得让自己静下来，回顾所说所做，为自己的小亮点陶醉，也为一些尴尬的地方直后悔。”王旭明说，“从某种程度讲，新闻发布会是演戏，不同的是，这个演戏是要传达国家政策。新闻发言人不能仅仅是照本宣科，当然也有人这样做的，但是效果都不好。你得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这样说话也就像表演一样了，然后要表演得准确、具体、形象生动，还必须及时应对。”
5年召开100多场新闻发布会，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有各种的瑕疵，基本上王旭明对自己挺满意，他唯一遗憾的是关于“农村代课教师清退”的那场发布会。那次，他是正常宣读了文件，但是消息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几天后，白岩松在节目里批评王旭明宣布政策时的冷酷。私底下，王旭明和白岩松关系挺好，看到节目，他很震动。再次重看发布会现场的录像，他看到了问题。“当时有记者问我‘清退’是什么意思，我的回答是‘清理退出’，回答得没有感情，非常生硬和冷酷。”王旭明说，“现在让我来回答，我会这样说：清退是一个政策上规定的词语，看上去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含义，其中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就是代课老师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和说‘清理退出’就很不一样了。”
在微博上过新闻发言人的瘾
2008年，王旭明离开新闻发言人的位置，担任语文出版社的社长。这次的人事调动，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自从王旭明担任新闻发言人后，官员素质、政府体制、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制度安排、信息公开、教育、媒体、公众、沟通、理念、情感……不同的话题常常由他而起，他卸任后，批评声虽然还有，但是更多的是“怀念”。回想下，有没有你记得住、说得出名字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虽然离开，5年新闻发言人角色下的灿烂已经让王旭明很难脱离与新闻发言人相关的部分了。
王旭明是个爱表达的人，卸任一年后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他回忆起期间的种种经历和细节，交织着快乐、遗憾等复杂情感，写着写着就泪眼朦胧了。随后王旭明把注意力放到了博客上，保持每周发两三篇文章，谈他对社会现象、教育问题的看法。一年多后，有出版社把他的博客文章精选集结出版——《为教育发言》。随着，微博的兴起，王旭明很快“沦陷”，成了微博控。“我在微博上发言，就跟新闻发言人的姿态是一样的，我会提问，会回答。我感觉过的就是新闻发言人的瘾。”王旭明笑着说。半年时间，他的微博粉丝迅速增长，突破百万。晚上9点后，王旭明就开始忙乎，热点新闻及时发表言论，一些需要长期思考的话题单列出来储备着。
王旭明很看好刮起热潮的林书豪，他在微博上写：有人问姚明与林书豪的区别，还需要问吗？一个姓姚，一个姓林，这是弱智的回答。人家接着问，假如两人都姓姚或林呢？答曰姚是先打球后上学，林是先上学后打球或边上学边打球。还问为什么呢？答的烦了，甩出熟悉而智慧的四个字：国情不同！又问不是说教体结合吗？慢慢来！狠狠地回答。很快他又发微博：林书豪在NBA的成功最大启发不是林的华裔背景和种种传说，而是他正儿八经的哈佛大学教育背景以及他“毕业什么学校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自己喜欢的事”。知道差距了吧？这差距不仅仅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
2011年，看到郭美美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看到一些官员的雷人言语，王旭明不禁思考：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底怎么了？这些年，王旭明一直在给新闻发言人做培训，课上他总是强调技巧，从着装、表情到语音语调、遣词用句，但是发生这些事件后，他在想：这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于是，他写了《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这本书，他认为做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做好人、敢发言、发好言”。这一次，王旭明力图给官员和新闻发言人们一道“文化快餐”或实用指南。其实，这也是一部企业新闻发言人值得一看的教科书。
老师，记者，处长，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说，他的理想职业是当老师、当记者。所以，1980年代，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王旭明很满足地到丰台七中当老师。跟现在一样，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困境也让老师们挠头，年轻的王老师自有一套解决方法。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们，他的课堂前20分钟都是为了考试必须学的，该记的该背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课堂的后20分钟，不以应试为主，可以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甚至还会做些小游戏。下了课，王老师也不着急走，总是不知不觉间就跟大家聊到下堂课开始，同学们很喜欢这个愿意跟他们泡在一起的王老师。如果学校安排其他老师或者领导来听课，王老师就适当地做调整。他说：“局长来听，就按局长的口味讲课，局长又不会天天来听课。”多年后，王旭明的学生来听他的演讲，送上鲜花的同时热切地说：“老师，您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
除了教学，爱写作的王旭明常常给《中国教育报》等报纸投稿，7年时间里陆续发表了30多篇文章。王旭明印象最深的是，他参加《北京日报》举办的文艺笔谈征文大赛，他写的《克莱德曼的启示》一文获得了一等奖，有500元的奖金。在1990年前后，这笔奖金如同一笔巨款，高兴之余，王旭明备受鼓舞。
于是，原本想当一辈子老师的王旭明动心了，他开始奔向第二个理想中的职业：记者。通过笔试、面试后，王旭明成为了《中国教育报》的记者。转行当记者，王旭明的突出业绩是写稿子。十五大召开的时候，全报社只有一个采访名额，是他去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王旭明忙着采写，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每天完成几千字的文章。因为表现出色，一段时间后，王旭明被破格提拔为总编室主任。
当了7年记者后，王旭明再次转换身份，跨入政府部门，在教育部新闻处当处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年轻人应该四五年就换一次岗位，换岗位意味着刺激，刺激意味着动力，会去了解和学习，我觉得经历的丰富是最大的舞台。”王旭明说。不想当官的他就这样走入了官场。几年后，当王旭明成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后，他为自己当过老师、当过记者深深自豪。
为小亮点陶醉，为小尴尬直后悔
2003年，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着手推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新闻发布制度。这年年底，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外资深记者的支持下，国新办在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后来被称为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王旭明正是“黄埔一期”学员，培训让他受益匪浅。赵启正在课上讲如何跟媒体打交道，所举的事例王旭明印象深刻。“赵启正回答记者提问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是这样说的：台湾和大陆就是胳膊、腿和身体的关系，不可分割。记者追问：要是胳膊和腿不愿意在身体上呆着怎么办？赵启正回答，那么那胳膊就是死胳膊，腿就是烂腿。这样的回答不仅准确传达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还形象生动。”
培训结束后，时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旭明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进入公众视线。“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不是职业化的。对我来说，成为新闻发言人是必然的，是依附在办公厅副主任这一职务上的，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解释。
第一次上新闻发布台，王旭明坦承很紧张，他告诉自己就把记者当学生，于是慢慢地镇定了下来。“记者还能比学生更调皮捣蛋吗？”王旭明说，“对于一个老师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你讲了什么，而是你讲了后学生记住了什么；不是你站在讲台上学生被吓住，而是你站在讲台上学生被吸引住。做发言人也是这样，不在于你在台上说了什么，在于记者愿不愿意理你。”事实上，国外的新闻发言人90%是从媒体从业者转换的，国内正相反，90%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没有媒体从业经验。此外，在新闻处当了5年的处长，王旭明的首要工作就是为新闻发言人服务，准备材料。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出任新闻发言人后因为有个性、善沟通让人喜欢，也因为敢说话屡遭炮轰。
王旭明是个很投入的人，在教育部工作的11年里，他很少在9点之前下班。当了新闻发言人后，如果当天有新闻发布会，他会在10点以后下班。“我得让自己静下来，回顾所说所做，为自己的小亮点陶醉，也为一些尴尬的地方直后悔。”王旭明说，“从某种程度讲，新闻发布会是演戏，不同的是，这个演戏是要传达国家政策。新闻发言人不能仅仅是照本宣科，当然也有人这样做的，但是效果都不好。你得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这样说话也就像表演一样了，然后要表演得准确、具体、形象生动，还必须及时应对。”
5年召开100多场新闻发布会，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有各种的瑕疵，基本上王旭明对自己挺满意，他唯一遗憾的是关于“农村代课教师清退”的那场发布会。那次，他是正常宣读了文件，但是消息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几天后，白岩松在节目里批评王旭明宣布政策时的冷酷。私底下，王旭明和白岩松关系挺好，看到节目，他很震动。再次重看发布会现场的录像，他看到了问题。“当时有记者问我‘清退’是什么意思，我的回答是‘清理退出’，回答得没有感情，非常生硬和冷酷。”王旭明说，“现在让我来回答，我会这样说：清退是一个政策上规定的词语，看上去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含义，其中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就是代课老师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和说‘清理退出’就很不一样了。”
在微博上过新闻发言人的瘾
2008年，王旭明离开新闻发言人的位置，担任语文出版社的社长。这次的人事调动，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自从王旭明担任新闻发言人后，官员素质、政府体制、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制度安排、信息公开、教育、媒体、公众、沟通、理念、情感……不同的话题常常由他而起，他卸任后，批评声虽然还有，但是更多的是“怀念”。回想下，有没有你记得住、说得出名字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虽然离开，5年新闻发言人角色下的灿烂已经让王旭明很难脱离与新闻发言人相关的部分了。
王旭明是个爱表达的人，卸任一年后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他回忆起期间的种种经历和细节，交织着快乐、遗憾等复杂情感，写着写着就泪眼朦胧了。随后王旭明把注意力放到了博客上，保持每周发两三篇文章，谈他对社会现象、教育问题的看法。一年多后，有出版社把他的博客文章精选集结出版——《为教育发言》。随着，微博的兴起，王旭明很快“沦陷”，成了微博控。“我在微博上发言，就跟新闻发言人的姿态是一样的，我会提问，会回答。我感觉过的就是新闻发言人的瘾。”王旭明笑着说。半年时间，他的微博粉丝迅速增长，突破百万。晚上9点后，王旭明就开始忙乎，热点新闻及时发表言论，一些需要长期思考的话题单列出来储备着。
王旭明很看好刮起热潮的林书豪，他在微博上写：有人问姚明与林书豪的区别，还需要问吗？一个姓姚，一个姓林，这是弱智的回答。人家接着问，假如两人都姓姚或林呢？答曰姚是先打球后上学，林是先上学后打球或边上学边打球。还问为什么呢？答的烦了，甩出熟悉而智慧的四个字：国情不同！又问不是说教体结合吗？慢慢来！狠狠地回答。很快他又发微博：林书豪在NBA的成功最大启发不是林的华裔背景和种种传说，而是他正儿八经的哈佛大学教育背景以及他“毕业什么学校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自己喜欢的事”。知道差距了吧？这差距不仅仅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
2011年，看到郭美美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看到一些官员的雷人言语，王旭明不禁思考：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底怎么了？这些年，王旭明一直在给新闻发言人做培训，课上他总是强调技巧，从着装、表情到语音语调、遣词用句，但是发生这些事件后，他在想：这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于是，他写了《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这本书，他认为做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做好人、敢发言、发好言”。这一次，王旭明力图给官员和新闻发言人们一道“文化快餐”或实用指南。其实，这也是一部企业新闻发言人值得一看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