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鸭绿江》工作七年，但老刊有十倍的历史，生生把我看重的光景映衬成了过眼斑点。稍加时日，庸泛的前编辑就会变成《鸭绿江》无从忆记的过客，这时常让我惊慌。
　　离开《鸭绿江》越久，我越能感觉到它留给我的烙印。这一点我在离开前就预见到了，所料不足的，是自己对远离文学编辑生涯的耿耿不甘。后来在并不吃文学这一套的新工作环境里，我对从前意外地变得高调。我把每期《鸭绿江》积攒在办公室里显眼的位置，我吐字清楚地回答别人自己的旧业。如果有人礼节性地谈起文学期刊，我不再浅言即止，而是从选稿讲到校对，从作者讲到主编，还会有点意气用事地论说发行量历史和关于“四小名旦”的不同说法，直到对方后悔开启这个话题。其实新环境有自己强大的密闭气场，但我渐愈乐于搬出编辑部的氛围、编辑作者们行文行事的风格，在周围空气里挥出转瞬湮灭的划痕。
　　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这是在采取行动，是在拒绝与《鸭绿江》彻底离散，护住与它的一丝牵连。这当然有失洒脱爽快，好比我在旅途中跟你同行一程，聊过几句就暗生情愫，下了火车还一直尾随你，伺机继续相谈共处。认清自己的意图之后我生出一些羞赧，然后决意继续这样做下去。我还是希望自己得逞，过客有心，其角色就可以改变。我可以身处编辑部之外，继续做一个《鸭绿江》人。我还会以某种方式和从前熟悉的作者聊上几句，翻开刊物还会推想组稿、编校和下版的情形。
　　我这么想，既然《鸭绿江》给了我流连的理由，就别怪我不客气地念念不忘。以我动情时必有的喻比水准来说，火车上你邻座的旅客忘不了你这怪他吗，无论如何他已经在你身后尾随许久，暗自决意再做出些与你有关的事。你说他只是你途中的过客，他却说这由不得你，还认定整桩事始终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