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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从“Дом”到“领带”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就在这个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已不可逆转。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若干个世纪后的史学家们在写20世纪史时,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这个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还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则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在这个世纪的末期,却看到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如果说历史就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而对实验留给我们的“数据”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民网曾发文总结了《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说》(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于讨论苏联解体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成峰”,分析这些议论,笔者注意到,它们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一,站在维护政权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其二,视英美的历史演化轨迹为“标准弹道”、“参照系”,来观察俄罗斯的演化轨迹,并据以评价历史事件。
在视力相似的条件下,决定你能看见什么的是视角。笔者喜欢Google Earth,它虽然不能让我看清街上的香车宝马、靓女俊男,却能让我变换高度俯视大地,并可从不同的视角随意观察。
用类似Google Earth的视角观察历史,我们能看见什么?如果不囿于既有的理论和概念,直接观察被称为“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能看到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
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分裂后是大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他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国改称俄罗斯帝国。这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王朝。
中国的历代王朝被称为“家天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在俄语中被称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这里的дом的本义就是“家”,俄汉词典对дом的另一个解释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条件联合在一起的人们所处的地方)。”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组织是从家庭发育出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长本能地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着想。从家到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化了,社会成员间除年龄、性别、辈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异。从基层生产者到社会管理精英,社会分化出了明显的层级。它们之间必然出现利益的对立,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互的斗争。社会必须找到一种结构,调节这些矛盾,遏制内部的斗争,否则它将在内斗中崩溃。
观察罗曼诺夫王朝,我们能发现类似的稳定机制:基督教本来不利于王朝的稳定。教权、王权分立,是西欧小国林立,纷争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罗斯信奉的是东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东正教教徒。
在俄国,政府和各级行政当局做事不分世俗与精神的范畴。西方教会人士攻击其为“国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则辩称这是“和谐”,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国王是由神“膏立”的,结果是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被膏油浇灌的人被认为是由神所定、所选、所立的,而非由人选的。)
罗曼诺夫王朝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贵族把自己及随从交给国家,在军队或政府机关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税,不向单个农民收税。这样既解决了劳力来源又解决了财富来源。这种公社体制中,贫困农户交不起的税,由富裕户补上,还习惯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这缓解了农民两极分化的速度。
工商文明的冲击
作为基督教的“正统”,东正教盛行禁欲主义,通过各式苦行活动弃绝、蔑视身体。民间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娱神活动中集体唱歌,用两指向上帝祈祷,用树枝鞭打背部。甚至视婚姻为“淫乱”。
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社会倡导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开发资源、积累财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视为上不得台面。故俄罗斯人不崇拜金钱,不喜欢西方的小市民习气,认为物欲横流的欧洲已经腐朽。对治国目标而言,“稳定”始终压倒“发展”。
然而,17世纪左右,这样的传统社会遇到了一个异样而强横的文明——工商文明。
传统社会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后的深层因由是:意识到对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是有限的,纵欲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节制争夺,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世纪末西欧兴起的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重大的突变,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和技术的成功发展与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驾于信仰。基于祖辈世代集体生存经验的宗教信仰被质疑,被解构。在这方面,哪个国家先行一步,哪个国家就会拥有巨大的优势。
第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西欧人空间有限和资源有限的观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已经觉醒的理性,为征服这广阔的空间和开发这似乎无尽的资源提供了条件。
第三,社会发展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已不是有限的资源,而是被宗教束缚的心灵。于是在“人文主义”的旗号下,开展了对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中,但丁批判中世纪宗教压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张“幸福在人间”,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淋漓尽致地描写着性欲、财欲和权欲。
第四,在被唤醒的人类欲望面前,知识增长和生产创造力显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昨天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奢侈消费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创造这一切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变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西欧诞生后,就强势地向全球扩张。紧靠西欧的罗曼诺夫王朝早在18世纪初就主动地向它靠拢。西方国家变异后显现出的富强,对俄罗斯冲击巨大。俄罗斯精英集团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1697年~1698年间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考察了英、荷、德等国。访问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工厂、学校、博物馆等,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
于是18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开启了向新体制的转变。
“解放”与暴乱
据拉伊夫的《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开启的改革进程,以来自德国的cameralism“官房主义”为主导思想。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人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
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力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经济实力。
以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的俄罗斯改革,其原动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实力,与欧洲各国争雄,是罗曼诺夫王朝主动转向现代化的基本动因。改革大体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其二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获取超越小农经济的财力,其三是开疆拓土,打开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来基于农耕文明的上层社会转而适应工商文明。换而言之,改革是要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制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自由劳动力,原有的农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1861年俄历2月19日,俄国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共由17个文件组成。其一号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
于是,地主获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为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根据改革后(1877～1878年)的统计,在俄国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贵族占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约为总量的80%。
同时《地方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
如果说,“解放”前,地主和农民同在一个дом中,作为家长的地主在改革中获得了дом中最丰厚的资产,还获得了农民对自耕土地的赎金。而农民一方面是实际耕地减少,一方面是资金流出,同时依然在村社等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俄国农民,他们的感受只能是:家长席卷了大量家产而逃,子弟们却被束缚在已败落的大家庭中。
从宏观上看,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农场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生产商品粮。与此同时,在自己庄园范围内,贵族地主仍维持着对农民的封建统治。俄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俄国的知识界对这样的“解放”作出了激烈的回应。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对农民说道:
“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政论家皮萨列夫。用暴力镇压了农民的反抗,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预期的那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注: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000个,1903年已近9000个了。
1865～1895年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注:1俄里≈1.0668公里。)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
然而对这辉煌的盛世,国民的真实感受却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
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中,贵族和地主已逐渐西化,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这个集团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但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除了日渐艰难的生计外,感受不到丝毫的盛世辉煌。他们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微不足道。在日渐强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成了“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人开始闹事,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斯托雷平的领带”
罗曼诺夫王朝用暴力镇压了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宫广场的枪声,彻底粉碎了沙皇作为整个Дом大家长的形象。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开始义无反顾地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总理维特被视为过分温和而被沙皇解职,代之以主张警察统治的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俄国各地,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而且要求法庭48小时内结案,24小时内执行判决。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见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以至于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领带”带来了恐怖的安定。在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强行实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标是摧毁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
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现集约经营,政府立法规定农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交易提供贷款。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且买银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项,余款在55年内分期还清。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还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
可见,斯托雷平的政策倾向是大规模扶持富农——农村资产阶级。执行这项政策的结果,土地迅速向富农的农庄集中,而贫农则因出卖土地而倾家荡产,沦为穷光蛋。为应对这一局面,斯托雷平当局广泛实行移民政策,强行将破产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迁徙条件极为恶劣,导致无数人冻饿而死。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被称为“轱辘监狱”。自1906～1910年的5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其中许多人“回流”,这些移民回到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甚至成为无业可就的“盲流”,结果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极度不满的社会群体。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毁为农业打开了资本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第7个年头,俄谷物产量达到8600万吨,这个纪录,即使到了1953年的苏联,也没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被称为欧洲谷仓。
在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巨大的粮食产能瞄准了国际市场,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
粮食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亿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
罗曼诺夫王朝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显然正在“极大地丰富”起来。从国际上看,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从精神文明上看,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斯托雷平认为“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这繁花似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事变的诱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
“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做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对历史的这一大转折,史家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拉伊夫的视角最具启发性:
“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正如其前任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
斯托雷平改革证实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明效大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唤醒巨大生产力。而社会现实却展现了问题的另一侧面:当斯托雷平以权贵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领带”去套农民时,实际上套住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脖子。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将何去何从?
二、1917:从“消灭国家”
到“官僚等级名录制”
废墟上的歧路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知识界。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该走向何方?自由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主义……当时的知识界提出了各种选择。
知识界的主体,当时最有学术成就,也最有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多倾向于自由主义。然而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他们将专政归咎于1905年的革命,认为是革命惊吓了政府,迫使其动用战地法庭。如立宪民主党人、著名的“路标派”理论家别尔嘉耶夫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没能适时地去劝说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说让革命恰到好处地停止。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更极端: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知识界主动与民众“划清界限”,期望“告别革命”,结果被民众视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众的唾弃。而具有浓厚布朗基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却成为第一大党。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纪的法国革命家,他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对布朗基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标志着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化。当知识界的主体在专制政府面前日益驯良时,百姓们却日益激进。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20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入狱的国民中,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
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为此首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对思维缜密的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严谨研究导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概括道: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必须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他们尤其敌视“官僚”、“警察”和“常备军”,称其为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问道。
列宁的回答有两个基点,其一是: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换而言之,“大多数人”对少数压迫者的镇压,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备军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换而言之,管理社会与生产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识字的工人,只须付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由此可实现“廉价政府”,“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国家与革命》发表于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它向社会展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愿景和政治主张。列宁在书中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它那严密的逻辑、可信的证据和美好的前景,为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历史的选择
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后,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历史展现的轨迹是: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中央政权,随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直到1920年,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终于稳定下来。
对这一历史轨迹,学界至今争论不已。回顾当时的史料,当今研究俄、苏历史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以下事实: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人民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所在的党),都未预料到。当时列宁还流亡国外,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场更晚。一时之间,群龙无首,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从俄历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临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届比一届激进,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
第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国家元首、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产生。这也是俄国各色政党的共同追求,各届“临时政府”都以举行宪政选举为主要任务。各政党对“临时政府”的争夺,其实是争夺对选举的控制权。
第三,立宪民主党因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声名狼藉,在民主选举中处于弱势,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选举中都赢得了多数,尤其是社会革命党,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党。在十月革命中被夺权的那一届临时政府,其成员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
第四,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视为“第六届临时政府”,不但民间这样看,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这样看。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责怪前任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所以他们努力让宪政选举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举行。然而选举结果是:在703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立宪民主党17席,孟什维克16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在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不足1/4(24.9%)的选票。
第五,选举失败的布尔什维克称到达的代表太少,宣布推迟原定1918年初召开的立宪会议,引发了抗议示威,遭到武装镇压。1918年俄历1月6日,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导致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俄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扭转了俄国的民主进程,使俄国的专制统治又延续了几十年。
然而此论经不起深思。
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行为,由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掌握政权,难道俄国就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至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传统,党的“战斗队”专司暗杀。斯托雷平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日刺杀于基辅歌剧院的。这样一个信仰布朗基“革命专政”的政党,一旦自己的主张受阻,难道就不会诉诸暴力?
在那个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各激进政党的共同信念,那个年代的激进政党根本不忌讳“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领导、《革命思想》报编辑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扬:“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一旦成为恐怖主义者,就要按照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行事。”
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识,是同路人。但一旦观点不一,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暗杀,暗杀对象既包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包括德国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莫斯科的米赫尔逊工厂开枪刺杀列宁。内战发生后,社会革命党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内战结束后,又组织了一系列叛乱。
事实告诉我们,斯托雷平的“白银时代”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指望“民主”、“宪政”,何异痴人说梦。
“民主”、“宪政”的实施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参与各方有起码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罗马“民主”仅限于“公民”内部,与奴隶无关,尽管奴隶占人口的多数;所以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对召开立宪会议迟疑不决,因为他们看到,国民的多数倾向于民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选”、“立宪”,势必将这帮老爷们扫荡殆尽。
可见,被撕裂的社会,是造就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根源。列宁被史学家称为“有学历的普加乔夫”,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是“读过《资本论》的普加乔夫”。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暴力和无政府主义。金雁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中这样描述那个社会:
“俄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国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府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
列宁:民主与专政
内战基本结束的1919年12月,列宁发表了《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讨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通过分析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
“(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这未能解释另外3/4选票代表的国民动向。所以列宁进一步分析: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这与布朗基的观点类似,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革命专政”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
为此,列宁提出:
“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列宁的分析逻辑性极强,对缺乏历史经验而热情澎湃的年轻人极具说服力。想必当初到苏联学习的早期中共党员认真研读过此书,所以他们相信:
“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的“老师”,他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列宁的论敌、政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既了解列宁,又没有动机为其文过饰非,1918年4月,他在临终前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
“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时,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这样为信念而奋斗的人。在内战造成的饥荒时期,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他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
更重要的是,由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时,为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政治错误,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列宁在西方侨居了15年,有很高的民主素养,终列宁的一生,党内可以:
1. 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2. 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3. 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4. 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5. 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 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 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 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 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 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 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 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及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1922年,临终前的列宁开始担心党中央的官僚化,并认真地思考应对之策,他在几天内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基层工人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遗嘱中,他详细地展开了这个构想: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注意,被列宁寄予期望的人是“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换而言之,是没有被官僚机构污染的本色基层劳动者。而列宁希望他们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显然,精通马克思思想的列宁对官僚机构高度不信任,对官僚机构内不可避免的权势争斗高度警惕。
可见,虽然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标却是一个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由广大国民自己拥有的民主社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能不”“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理想与现实
然而,1918年1月15日,距《国家与革命》出版后仅几个月,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法令建立了常备军——红军。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直言不讳:
“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
事实上苏联红军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虽然该法令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直到苏联瓦解,这个“不久的将来”也没来到。
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的机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Bcepoccийckaя Чpe3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它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历史证明,这类机构也不是非常状态下的应急机构,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直到苏联瓦解。
至于列宁指望用“识字的工人”来取代的官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既寿且昌。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但没有强化,反而逐渐衰弱;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政,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强化。
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的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
再过十余年,连到苏联旅游的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也看出了问题,1935年他在《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是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然而,正是在苏联滋生出或许是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这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这个官僚体系是如何滋生、壮大的?
“消灭国家”还是“官僚专政”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一切工作由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局领导;那时还没有后来权势至高的书记处和总书记。俄语中的书记(секретарь)本义为秘书、文书、记录员。当时为党中央承担此项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其具体工作包括担负通讯任务;负责来往文件;党的财务,分发党费;为来访同志办理假护照,寻找住处等纯事务性工作。
1918年3月俄共七大后,党中央建立了唯一的直属机构——书记处。除了秘书事务外,它还兼管组织工作。1919年3月,俄共八大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设立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十月革命前后,中央全会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一直到1922年,俄共实行了地地道道的集体领导。后来中央委员会变成每月开两次,再后来变成每两月开一次,而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不仅决定紧急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而已。
那时的中央委员会有19名成员,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各由5位中央委员组成,且有的委员同时兼任多个局的工作。如斯大林,同时为这三个局的成员,并兼管组织局,还担任书记处的总书记。敏锐的列宁这时已经嗅出了“寡头政治”的味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组织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页)
然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热衷于著述和演说,托洛茨基甚至还有心情研究文学。很少有人重视组织局、书记处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勤勉而精力充沛的斯大林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关人事权。临终前的列宁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几经犹豫后才建议将其换掉,但病危的列宁已无能为力。等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已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控制了组织局、书记处,斯大林事实上控制了党内的人事权。利用组织局、书记处的干部任命权,斯大林专心于人事问题的研究,他收集许多人事资料及档案,并且把他们分门别类地归置于自己所建立的名单上,因而获得了“同志档案柜”的昵称。在耐心、巧妙而持之以恒的人事安排之后,斯大林控制了各省、军队与保安机关,进而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清洗了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
于是斯大林成了绝对权威,他在党和政府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沙皇在罗曼诺夫王朝中的地位。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理想主义和理论探索让位于忠诚与服从。
在1919年3月的八大党纲上,还强调干部必须由基层选举,而非上级任命:
“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页)
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但在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Homенклату’pa(这个单词在俄汉词典里译作“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专业论文里往往将其译为“官僚等级名录制”。它包含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
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
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
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苏联的官僚体制由此建立,它事实上承担了这个全能政府的几乎全部职能。而自发革命时期建立的苏维埃,只剩下形式上、礼仪性的职能。
一些学者由此出发,将苏联官僚体系的形成、壮大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然而试问,当时的布尔什维克能否不设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之类的机构?在社会矛盾激化,党派之争你死我活的背景下,党内高层如不进行适当的分工,不组织有效的机构,就根本不可能应付局面。
在那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委任制能使中央控制全党去实现既定目标;而实施普选制,在意见纷纭的环境中只能形成一个分散而软弱的党。苏联瓦解后,研究斯大林的人往往抨击苏共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官职等级表”是彼得大帝于1722年颁布的,它把文武官员分为14级。根据每个官员的知识水平、才能高低、贡献大小来选拔和任用各级官员。多数学者对此作出了正面的评价,他们强调,正是这一制度使“儿时的猪倌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了陆军元帅”。这是彼得克服封建贵族的阻力,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措施。正如拉伊夫指出的:
“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进一步思考,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人痛恨的“大清洗”,也没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苏联的精英阶层会是什么状态?是“大清洗”造成的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给官员们以明显的利益激励,使社会上潜在的精英分子们甘冒政治风险也要争取当官。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
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来,斯大林的劣迹已经广为人知。但有多少人意识到:在斯大林开始接管权力的时候,俄罗斯处于内战中,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恐怖”的斯大林时代,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抗击了法西斯德国,当时除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以外,几乎整个欧洲国家都被法西斯德国征服。
而完成这一切,斯大林依靠的正是这个官僚体系。
观察整个20世纪,最鲜明的特色是工商文明在全球的高速扩张。工商文明毫不留情地吞噬着它遇到的一切其他文明。每个社会都被迫作出回应,积极改造自己,接受工商文明的,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强权,它一方面会遇到老强权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会劫掠、征服尚未转型,或转型不成功的社会。
斯大林的官僚体系,正是俄罗斯适应工商文明的应激反应。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时的俄罗斯各种思潮泛滥、政党林立,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潜在领袖群星闪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道理很简单,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他的追求,他的举措,乃至他的性格,在当时的备选者中是最适于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布尔什维克党期望的“消灭国家”,在当时根本就不现实。于是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苏联政体的本质是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
三、演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苏联基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的官僚政治体制,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国家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工业化。
回顾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识别出两类模式:
一类以英美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以官僚体系为私人资本保驾护航,属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的模式。
另一类模式以德、日、俄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学者李斯特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行政权力必须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在后发国家中,单纯追逐利润的“自由资本主义”只会将国家引入经济殖民地的泥潭。
从这个视角看,苏联与其说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将李斯特主义推到了极致。由一个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体系掌控整个社会,推动俄罗斯快速工业化。这条道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则主动配合政府的经济战略。故西方称日本为“日本公司”,这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与之相比,苏联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维埃公司”。
辉煌:“苏维埃公司”
前文已经提到,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是借鉴德国,彼得大帝如此,列宁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局面可谓漫无头绪,对德战场上军队溃散,国家陷入了失业与饥荒之中,走马灯般更替的临时政府松散、软弱。1917年9月,列宁写了《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主张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统计和调节生产与流通,规定生产中劳动力的正确分配,爱惜民力,消除对民力的浪费,加以节省。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中、小工商业者实行合并,强迫人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
列宁指出:这是“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是在德国早已实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强调: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苏维埃公司”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安排整个国家的生产,借以使生产安排在宏观上合理化。苏联的统计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就是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计的,它关注的焦点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任何一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种平衡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观察苏联便会发现,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各部就是各事业部,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总经理。各部下设各级部门,这些部门由各级“干部”们(кадры)管理运作。
由此,整个社会可清晰地识别出两个集团:“干部”与“非干部”。“干部”集团是高度有组织的,每位“干部”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任命,因而对“干部”而言,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赏识无疑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任何一位当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部门经理的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你的下属不由你任命,不听命于你,你这头儿是没法当的。
而“非干部”集团的社会成员(他们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则在“干部”们的管理下,为“公司”的目标而工作。由于全国资源与权力都属于“公司”,结果全国人口都是“公司”的员工,“公司”必须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而无法砸烂任何人的“铁饭碗”,令其“自谋出路”。于是这样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资源与权力,所以无法将责任推给任何其他人。
这样的模式运行了几十年,其效率如何?从《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世界主要国家统计数据中,能查到美、苏工业增长速度,其对比见图一。
数据提示我们:
首先,直到1986年,苏联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美国,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显高于美国,且波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如果将两国1949年的工业生产均视为100%,到1976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21倍,而苏联增加了11.5倍!苏联在1/4世纪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表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苏维埃公司”体制在“赶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从长期趋势看,美、苏这两大体系的工业增长率都持续下降,这暗示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工业发展存在上限。且苏联的增长速度比美国下降更快,意味着随着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渐趋消失。
第三,苏联经济崩溃发生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即使这一年,其工业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的历史低点(1975年),可见是国家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而非经济崩溃导致了国家解体。
到1975年,两国经济结构对比见图二。
到1975年,美国最大的产业是“其他”,即今天显赫于世而又创下塌天大祸的“虚拟经济”,它居然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而苏联的统计口径中根本没有这一项,苏联最大的产业是工业,占到了53%。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苏维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工业化。
溃疡:吏治
对这样的模式,俄罗斯人并不陌生,它与Дом(“大家庭”)类似;中国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生产主要用于自己的直接消费,需要官僚承担的社会职能较少。而在工商文明时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实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费。于是全社会消费与生产间的协调,成为性命攸关的社会职能,导致“干部”们的作用远重于郡县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模式中,实为至论,相信每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管理庞大的“干部”队伍成了这一模式最大的难题。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这一难题在农耕文明时代的郡县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体的功能异化,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
在每个王朝初期,官僚群体数量均少,惩于前朝覆亡之鉴,吏治较为清明,官僚群体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因而较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官民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官僚们终归要追逐自己的私利,这种追逐有时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又比如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等等。
然而,这种追逐的胃口随时间推移而放大、积累,必然导致官僚群体膨胀而吏治败坏,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数代之后,官僚群体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渐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渐成主流,官场潜规则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才筛选机制,将那些独立思考、关心社稷前景者层层淘汰,最后官场内有真知灼见者仅余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与精通潜规则之徒日增。
在这样的演化机制面前,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对官僚集团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构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会监督。于是只能依赖内部监督。事实上各王朝初期几乎都曾严厉地监管官僚集团。
苏联的历史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当初列宁的期望是: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
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仍很小,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主要表现在住房方面。当时普通群众多住在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共有一个厕所。而领导干部居住的楼房内,则有电梯、楼梯甚至货梯。
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苏联的工资制度》,《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第6期)
后来,斯大林搞了一个“钱袋”制度,在正式工资外给高级领导干部发一个大信封,内装数额不等的卢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后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这些钱秘密发给,不上税,也不计入交纳党费的基数。
同时,高级领导干部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团的腐化进程。然而即便如此,腐败现象这时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称:
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已成为历史。名列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层官僚群体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据《20世纪俄国史》作者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够爬到一把手的位置,并稳坐18年直到去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Homeнклату’ра体系的成员认为他是个“老好人”。当年,苏联安全部门负责人安德罗波夫曾就腐败问题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专门报告。勃列日涅夫的反应竟是:三个月内不与其见面,也拒绝与其通电话。
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以“稳定”为治国要诀。为此取消了干部轮换制。结果官僚阶层日益封闭,形成一个一个沾亲带故的小圈子,以至被称为“官僚氏族集团”,其各类特权迅速扩张: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除了这些体制内“合法”的特权外,“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6页)
例如,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着一批贪官,将本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攫为私有,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
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经济领域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多数已存在10～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可见这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与这些行为脱不了干系。丘尔巴诺夫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的警卫,后成为其丈夫。此后一路高升。丘尔巴诺夫在1976～1982年期间,总共受贿65.7万卢布,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勃列日涅夫去世5年后,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被捕、判刑。丘尔巴诺夫的倒台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因素,但贪污腐败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反映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普遍堕落。
“翰林院”:被钳制的大脑
吏治败坏显然是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大规模的官僚体制与工商文明密不可分,吏治败坏的国家显然不只是苏联。只要最高统治集团认同现行体制,聪明地治理国家,巧妙地应对内外矛盾,在吏治败坏的条件下,维持百十年甚至更长的先例甚多。
做到这一点,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直面现实。对苏联瓦解后的局外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生活在当时的苏联,却难于上青天。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当时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官方认识。当我们回顾这个已经走进历史的政权时,可清晰地看出,它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是一个走到极端的“李斯特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权。俄罗斯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有其历史根源。然而终苏联一生,它的主流学者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
1939年,意大利共产党人布鲁诺·瑞兹(Bruno Rizzi)把苏联的国有和集体所有权与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应起来:
“私有制变为了集体所有制,却属于一个阶级。”
“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
他还认为,在苏联剥削依然存在,但呈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形式的,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剥削”,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官僚集体主义”。
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吉拉斯是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成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1950年他发表《阶级与阶层》,1952年发表《阶级与阶层: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1956年,发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1957年出版《新阶级》一书。
吉拉斯指出: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权力既是官僚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模式的本质。
他援引罗马法指出: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对国有化和集体化财产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所有权是判定“阶级”的关键性的因素。由此他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新阶级”: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足以使新阶级产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对这些观点,人们见仁见智,各有评价,但这毕竟是直面现实进行的独立思考。而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却根本无视现实。他们竭力证明苏联的制度就是马克思意义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严谨而清晰,苏联的现实与之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他们只好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结果“政治任务”取代了学术研究,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从研究者沦为辩护士。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研究者须从事实出发,没有预定的结论,所得结论只接受事实与逻辑的检验;而辩护士先有预定的结论,一切工作都是争取辩护的成功,而不在于从研究中获得洞见。
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宣布“进入无阶级社会,全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是“全民国家”,苏共已经是“全民党”。这种既不符合马克思理论,又不符合事实的宣称,把苏联的主流理论家置于极为尴尬的地位,他们更没有可能直面现实,从事严谨的研究了。于是苏联的主流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苏联曾经拥有的道义力量日渐衰落,维持政权只能依赖秘密警察和常备军,而这是列宁当初希望“不得不”、“立即开始消亡”的“寄生物”。
这样的理论界,只能生存在“专政”的保护下,一旦面临自由辩论,一旦裁决辩论胜负的不是行政权力,而是证据与逻辑,他们会立马溃不成军,其中一些人甚至会转身投靠对方,成为反戈一击的骁将。主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就是这样的人。
主流学术界是统治集团的大脑,学术界的这种状况,使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日渐沦为“无脑人”,不但无法直面社会现实,甚至无法从长远、整体的视角关照本集团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在强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备军的保护下,在勃列日涅夫“稳定”政策的纵容下,埋头于积累特权,仅两三代人就沦落为浑浑噩噩、幼稚腐朽的群体。面对必然出现的困境时,只能作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提出粗浅、鄙陋的对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的体制不过是工商文明的另一个模式,早晚会遇到所有工商文明国家必将遇到的同样问题——如何获得外部市场与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推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它包括: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苏联: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保卫自由世界);
大国责任论: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苏联:我是家长;美国:美国的国际责任);
国际分工论: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产业分工(苏联:将外围国家定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美国:比较优势论);
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苏联:你的主权不能违背我的利益;美国:你的主权必须服从我认可的“普世价值”);
国际专政论: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苏联:不听话就揍你;美国:国际警察)。
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后来的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勃列日涅夫主义”独占鳌头。
行政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导致了大量盲目而短视的决策,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咸海的命运就是一个案例。
咸海位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其水源主要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咸海地区曾是地球上最富饶的地方之一,主要产业是渔业。海岸的港口城市穆伊纳克每年捕鱼上千万吨,还有飞往塔什干的航班。上世纪50年代,苏联决定将这里发展为棉花生产基地,在沿河流域大量开垦土地,引水灌溉棉田,1960～1980年棉花总产量增长了20%,而其代价是流入咸海的水减少了90%。到上世纪80年代,咸海水平面下降了14米多,东、南部海岸线退了80公里,萎缩为“大咸海”、“小咸海”两个部分。曾经捕鱼的渔船到处分散在干湖床上。旱季从每年30～35天拉长到每年120～150天。野生动物从173种减少到38种。曾有上万渔民的穆伊纳克港,已沦为仅2000人的沙漠小镇,距离海岸线超过100公里。今天的旅游者看到的是:
“眼前的一切建筑似乎都废弃了。工厂、巴扎、剧院甚至机场,早已门窗破碎,空无一人。不少楼房显然是盖了半截后停工的。”
在无人参观、已经关门的市博物馆里,旅游者看到:
“展品为反映昔日穆伊纳克居民生活的实物和照片。有小渔船和各种渔具。从黑白照片上看到食品厂里有堆积如山的鱼罐头。”(见《老荒游卡拉卡尔帕克斯坦》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965485.html)
而这一决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前述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的贪官集团,棉花收入为他们提供了80多亿美元的赃款。
由此人们看到,在官僚体制下,行政权力垄断“真理”的后果。这甚至传染到自然科学领域,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的大脑,而大脑需要自由探索的空间。当官僚体制钳制学术自由时,它实际上钳制的是社会的理性与良知。这使苏联一步步走向无脑化,以至于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毫无辨别能力,浑浑噩噩地服下了人家开的药方。
“分家喽!”
没有社会的监督,没有学术界的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过几十年的近亲繁殖,苏联的官僚集团已经演化得与1917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背道而驰。勃列日涅夫就对他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位苏联的一把手称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
人们看到,苏联早期官僚集团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早已消退殆尽,他们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他们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西方的统治上层是垄断资本家,在那个“财富控制权力”的社会中,垄断资本家只需关照自己的利益,只要交了税、不犯法,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可以为所欲为。而苏联的官僚集团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手举着“工人阶级”旗号,总不免觉得碍手碍脚。正如《20世纪俄国史》作者的评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财产的途径。”
苏联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事实上是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也不是因为外敌入侵(曾经横扫整个欧洲的德军也无法征服苏联),也不是因为人民起义(1991年春天,苏联境内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一次全民公决大约有75%的老百姓都支持留在苏联体制之内,在中亚地区共和国更是超过90%的公民都要求留在苏联内)。
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Дом,要席卷家产而去。而社会底层一旦离开Дом却不知该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铁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
在社会底层公众的眼中,叶利钦的“法统”向上追溯,最终是列宁,从列宁到叶利钦是一个逐代继承的整体。这个整体一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公有化”,到最后却由高官们私分。于是末代苏联权贵资本家们的罪行,甚至玷污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名声。尽管他们本是“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普列汉诺夫语)的理想主义者。
至此我们看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上演化的一个全过程。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另一个主流模式是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证明了自己在工业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追赶”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苏维埃公司”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官僚统治集团最终演化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瓜分“苏维埃公司”的同时,他们将国家推入了分裂与衰落的境地,将同胞推下了灾难的深渊。
(摘自《科学时报》)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就在这个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已不可逆转。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若干个世纪后的史学家们在写20世纪史时,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这个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还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则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在这个世纪的末期,却看到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如果说历史就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而对实验留给我们的“数据”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民网曾发文总结了《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说》(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于讨论苏联解体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
“横看成岭侧成峰”,分析这些议论,笔者注意到,它们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一,站在维护政权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其二,视英美的历史演化轨迹为“标准弹道”、“参照系”,来观察俄罗斯的演化轨迹,并据以评价历史事件。
在视力相似的条件下,决定你能看见什么的是视角。笔者喜欢Google Earth,它虽然不能让我看清街上的香车宝马、靓女俊男,却能让我变换高度俯视大地,并可从不同的视角随意观察。
用类似Google Earth的视角观察历史,我们能看见什么?如果不囿于既有的理论和概念,直接观察被称为“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能看到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
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分裂后是大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他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国改称俄罗斯帝国。这是俄罗斯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王朝。
中国的历代王朝被称为“家天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在俄语中被称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这里的дом的本义就是“家”,俄汉词典对дом的另一个解释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条件联合在一起的人们所处的地方)。”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组织是从家庭发育出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长本能地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着想。从家到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化了,社会成员间除年龄、性别、辈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异。从基层生产者到社会管理精英,社会分化出了明显的层级。它们之间必然出现利益的对立,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互的斗争。社会必须找到一种结构,调节这些矛盾,遏制内部的斗争,否则它将在内斗中崩溃。
观察罗曼诺夫王朝,我们能发现类似的稳定机制:基督教本来不利于王朝的稳定。教权、王权分立,是西欧小国林立,纷争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罗斯信奉的是东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东正教教徒。
在俄国,政府和各级行政当局做事不分世俗与精神的范畴。西方教会人士攻击其为“国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支持东正教的神学家则辩称这是“和谐”,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国王是由神“膏立”的,结果是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被膏油浇灌的人被认为是由神所定、所选、所立的,而非由人选的。)
罗曼诺夫王朝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贵族把自己及随从交给国家,在军队或政府机关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税,不向单个农民收税。这样既解决了劳力来源又解决了财富来源。这种公社体制中,贫困农户交不起的税,由富裕户补上,还习惯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这缓解了农民两极分化的速度。
工商文明的冲击
作为基督教的“正统”,东正教盛行禁欲主义,通过各式苦行活动弃绝、蔑视身体。民间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娱神活动中集体唱歌,用两指向上帝祈祷,用树枝鞭打背部。甚至视婚姻为“淫乱”。
主流意识形态如此,社会倡导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开发资源、积累财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视为上不得台面。故俄罗斯人不崇拜金钱,不喜欢西方的小市民习气,认为物欲横流的欧洲已经腐朽。对治国目标而言,“稳定”始终压倒“发展”。
然而,17世纪左右,这样的传统社会遇到了一个异样而强横的文明——工商文明。
传统社会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后的深层因由是:意识到对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是有限的,纵欲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节制争夺,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世纪末西欧兴起的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重大的突变,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和技术的成功发展与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驾于信仰。基于祖辈世代集体生存经验的宗教信仰被质疑,被解构。在这方面,哪个国家先行一步,哪个国家就会拥有巨大的优势。
第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西欧人空间有限和资源有限的观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已经觉醒的理性,为征服这广阔的空间和开发这似乎无尽的资源提供了条件。
第三,社会发展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已不是有限的资源,而是被宗教束缚的心灵。于是在“人文主义”的旗号下,开展了对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中,但丁批判中世纪宗教压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张“幸福在人间”,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淋漓尽致地描写着性欲、财欲和权欲。
第四,在被唤醒的人类欲望面前,知识增长和生产创造力显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昨天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奢侈消费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创造这一切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变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西欧诞生后,就强势地向全球扩张。紧靠西欧的罗曼诺夫王朝早在18世纪初就主动地向它靠拢。西方国家变异后显现出的富强,对俄罗斯冲击巨大。俄罗斯精英集团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1697年~1698年间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考察了英、荷、德等国。访问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工厂、学校、博物馆等,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
于是18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开启了向新体制的转变。
“解放”与暴乱
据拉伊夫的《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开启的改革进程,以来自德国的cameralism“官房主义”为主导思想。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人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
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力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经济实力。
以cameralism为主导思想的俄罗斯改革,其原动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实力,与欧洲各国争雄,是罗曼诺夫王朝主动转向现代化的基本动因。改革大体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其二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获取超越小农经济的财力,其三是开疆拓土,打开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来基于农耕文明的上层社会转而适应工商文明。换而言之,改革是要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制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自由劳动力,原有的农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1861年俄历2月19日,俄国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共由17个文件组成。其一号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
于是,地主获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为良田和整块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给农民,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
根据改革后(1877～1878年)的统计,在俄国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贵族占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约为总量的80%。
同时《地方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
如果说,“解放”前,地主和农民同在一个дом中,作为家长的地主在改革中获得了дом中最丰厚的资产,还获得了农民对自耕土地的赎金。而农民一方面是实际耕地减少,一方面是资金流出,同时依然在村社等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俄国农民,他们的感受只能是:家长席卷了大量家产而逃,子弟们却被束缚在已败落的大家庭中。
从宏观上看,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农场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生产商品粮。与此同时,在自己庄园范围内,贵族地主仍维持着对农民的封建统治。俄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俄国的知识界对这样的“解放”作出了激烈的回应。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对农民说道:
“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政论家皮萨列夫。用暴力镇压了农民的反抗,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预期的那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1861～1881年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注: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000个,1903年已近9000个了。
1865～1895年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注:1俄里≈1.0668公里。)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
然而对这辉煌的盛世,国民的真实感受却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
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中,贵族和地主已逐渐西化,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这个集团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但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除了日渐艰难的生计外,感受不到丝毫的盛世辉煌。他们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微不足道。在日渐强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成了“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人开始闹事,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斯托雷平的领带”
罗曼诺夫王朝用暴力镇压了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宫广场的枪声,彻底粉碎了沙皇作为整个Дом大家长的形象。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开始义无反顾地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总理维特被视为过分温和而被沙皇解职,代之以主张警察统治的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俄国各地,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而且要求法庭48小时内结案,24小时内执行判决。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见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以至于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领带”带来了恐怖的安定。在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强行实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标是摧毁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
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现集约经营,政府立法规定农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交易提供贷款。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且买银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项,余款在55年内分期还清。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还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
可见,斯托雷平的政策倾向是大规模扶持富农——农村资产阶级。执行这项政策的结果,土地迅速向富农的农庄集中,而贫农则因出卖土地而倾家荡产,沦为穷光蛋。为应对这一局面,斯托雷平当局广泛实行移民政策,强行将破产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迁徙条件极为恶劣,导致无数人冻饿而死。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被称为“轱辘监狱”。自1906～1910年的5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其中许多人“回流”,这些移民回到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甚至成为无业可就的“盲流”,结果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极度不满的社会群体。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毁为农业打开了资本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第7个年头,俄谷物产量达到8600万吨,这个纪录,即使到了1953年的苏联,也没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被称为欧洲谷仓。
在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巨大的粮食产能瞄准了国际市场,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
粮食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亿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
罗曼诺夫王朝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显然正在“极大地丰富”起来。从国际上看,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从精神文明上看,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斯托雷平认为“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这繁花似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事变的诱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
“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做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对历史的这一大转折,史家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拉伊夫的视角最具启发性:
“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正如其前任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
斯托雷平改革证实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明效大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唤醒巨大生产力。而社会现实却展现了问题的另一侧面:当斯托雷平以权贵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领带”去套农民时,实际上套住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脖子。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将何去何从?
二、1917:从“消灭国家”
到“官僚等级名录制”
废墟上的歧路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知识界。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俄罗斯该走向何方?自由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主义……当时的知识界提出了各种选择。
知识界的主体,当时最有学术成就,也最有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多倾向于自由主义。然而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他们将专政归咎于1905年的革命,认为是革命惊吓了政府,迫使其动用战地法庭。如立宪民主党人、著名的“路标派”理论家别尔嘉耶夫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没能适时地去劝说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说让革命恰到好处地停止。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更极端:
“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知识界主动与民众“划清界限”,期望“告别革命”,结果被民众视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众的唾弃。而具有浓厚布朗基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却成为第一大党。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纪的法国革命家,他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对布朗基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标志着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化。当知识界的主体在专制政府面前日益驯良时,百姓们却日益激进。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20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入狱的国民中,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
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为此首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对思维缜密的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严谨研究导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概括道: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必须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他们尤其敌视“官僚”、“警察”和“常备军”,称其为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问道。
列宁的回答有两个基点,其一是:
“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换而言之,“大多数人”对少数压迫者的镇压,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备军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换而言之,管理社会与生产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识字的工人,只须付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由此可实现“廉价政府”,“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国家与革命》发表于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它向社会展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愿景和政治主张。列宁在书中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它那严密的逻辑、可信的证据和美好的前景,为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历史的选择
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后,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历史展现的轨迹是: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中央政权,随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直到1920年,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终于稳定下来。
对这一历史轨迹,学界至今争论不已。回顾当时的史料,当今研究俄、苏历史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以下事实: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人民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所在的党),都未预料到。当时列宁还流亡国外,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场更晚。一时之间,群龙无首,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从俄历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临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届比一届激进,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
第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国家元首、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产生。这也是俄国各色政党的共同追求,各届“临时政府”都以举行宪政选举为主要任务。各政党对“临时政府”的争夺,其实是争夺对选举的控制权。
第三,立宪民主党因在斯托雷平专政时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声名狼藉,在民主选举中处于弱势,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选举中都赢得了多数,尤其是社会革命党,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党。在十月革命中被夺权的那一届临时政府,其成员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
第四,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视为“第六届临时政府”,不但民间这样看,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这样看。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责怪前任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所以他们努力让宪政选举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举行。然而选举结果是:在703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立宪民主党17席,孟什维克16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在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不足1/4(24.9%)的选票。
第五,选举失败的布尔什维克称到达的代表太少,宣布推迟原定1918年初召开的立宪会议,引发了抗议示威,遭到武装镇压。1918年俄历1月6日,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实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导致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俄国陷入了惨烈的内战。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扭转了俄国的民主进程,使俄国的专制统治又延续了几十年。
然而此论经不起深思。
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行为,由当时的第一大党社会革命党掌握政权,难道俄国就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至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传统,党的“战斗队”专司暗杀。斯托雷平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日刺杀于基辅歌剧院的。这样一个信仰布朗基“革命专政”的政党,一旦自己的主张受阻,难道就不会诉诸暴力?
在那个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是各激进政党的共同信念,那个年代的激进政党根本不忌讳“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领导、《革命思想》报编辑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扬:“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一旦成为恐怖主义者,就要按照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行事。”
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识,是同路人。但一旦观点不一,就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暗杀,暗杀对象既包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包括德国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莫斯科的米赫尔逊工厂开枪刺杀列宁。内战发生后,社会革命党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内战结束后,又组织了一系列叛乱。
事实告诉我们,斯托雷平的“白银时代”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指望“民主”、“宪政”,何异痴人说梦。
“民主”、“宪政”的实施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参与各方有起码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罗马“民主”仅限于“公民”内部,与奴隶无关,尽管奴隶占人口的多数;所以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对召开立宪会议迟疑不决,因为他们看到,国民的多数倾向于民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选”、“立宪”,势必将这帮老爷们扫荡殆尽。
可见,被撕裂的社会,是造就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根源。列宁被史学家称为“有学历的普加乔夫”,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是“读过《资本论》的普加乔夫”。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暴力和无政府主义。金雁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中这样描述那个社会:
“俄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国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府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
列宁:民主与专政
内战基本结束的1919年12月,列宁发表了《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讨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通过分析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
“(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这未能解释另外3/4选票代表的国民动向。所以列宁进一步分析: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这与布朗基的观点类似,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革命专政”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
为此,列宁提出:
“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列宁的分析逻辑性极强,对缺乏历史经验而热情澎湃的年轻人极具说服力。想必当初到苏联学习的早期中共党员认真研读过此书,所以他们相信:
“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的“老师”,他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列宁的论敌、政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既了解列宁,又没有动机为其文过饰非,1918年4月,他在临终前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
“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时,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这样为信念而奋斗的人。在内战造成的饥荒时期,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他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
更重要的是,由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时,为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政治错误,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列宁在西方侨居了15年,有很高的民主素养,终列宁的一生,党内可以:
1. 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2. 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3. 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4. 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5. 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 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 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 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 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 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 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 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及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1922年,临终前的列宁开始担心党中央的官僚化,并认真地思考应对之策,他在几天内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基层工人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遗嘱中,他详细地展开了这个构想: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会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注意,被列宁寄予期望的人是“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换而言之,是没有被官僚机构污染的本色基层劳动者。而列宁希望他们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进机构”。
显然,精通马克思思想的列宁对官僚机构高度不信任,对官僚机构内不可避免的权势争斗高度警惕。
可见,虽然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标却是一个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由广大国民自己拥有的民主社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能不”“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理想与现实
然而,1918年1月15日,距《国家与革命》出版后仅几个月,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法令建立了常备军——红军。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直言不讳:
“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
事实上苏联红军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虽然该法令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直到苏联瓦解,这个“不久的将来”也没来到。
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的机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Bcepoccийckaя Чpe3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它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历史证明,这类机构也不是非常状态下的应急机构,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直到苏联瓦解。
至于列宁指望用“识字的工人”来取代的官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既寿且昌。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但没有强化,反而逐渐衰弱;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政,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强化。
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的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
再过十余年,连到苏联旅游的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也看出了问题,1935年他在《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是消灭国家、消灭官僚体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然而,正是在苏联滋生出或许是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这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这个官僚体系是如何滋生、壮大的?
“消灭国家”还是“官僚专政”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一切工作由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局领导;那时还没有后来权势至高的书记处和总书记。俄语中的书记(секретарь)本义为秘书、文书、记录员。当时为党中央承担此项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其具体工作包括担负通讯任务;负责来往文件;党的财务,分发党费;为来访同志办理假护照,寻找住处等纯事务性工作。
1918年3月俄共七大后,党中央建立了唯一的直属机构——书记处。除了秘书事务外,它还兼管组织工作。1919年3月,俄共八大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设立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十月革命前后,中央全会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一直到1922年,俄共实行了地地道道的集体领导。后来中央委员会变成每月开两次,再后来变成每两月开一次,而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不仅决定紧急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而已。
那时的中央委员会有19名成员,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各由5位中央委员组成,且有的委员同时兼任多个局的工作。如斯大林,同时为这三个局的成员,并兼管组织局,还担任书记处的总书记。敏锐的列宁这时已经嗅出了“寡头政治”的味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组织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页)
然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热衷于著述和演说,托洛茨基甚至还有心情研究文学。很少有人重视组织局、书记处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勤勉而精力充沛的斯大林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关人事权。临终前的列宁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几经犹豫后才建议将其换掉,但病危的列宁已无能为力。等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已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控制了组织局、书记处,斯大林事实上控制了党内的人事权。利用组织局、书记处的干部任命权,斯大林专心于人事问题的研究,他收集许多人事资料及档案,并且把他们分门别类地归置于自己所建立的名单上,因而获得了“同志档案柜”的昵称。在耐心、巧妙而持之以恒的人事安排之后,斯大林控制了各省、军队与保安机关,进而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清洗了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
于是斯大林成了绝对权威,他在党和政府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沙皇在罗曼诺夫王朝中的地位。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理想主义和理论探索让位于忠诚与服从。
在1919年3月的八大党纲上,还强调干部必须由基层选举,而非上级任命:
“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页)
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但在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Homенклату’pa(这个单词在俄汉词典里译作“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专业论文里往往将其译为“官僚等级名录制”。它包含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
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
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
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苏联的官僚体制由此建立,它事实上承担了这个全能政府的几乎全部职能。而自发革命时期建立的苏维埃,只剩下形式上、礼仪性的职能。
一些学者由此出发,将苏联官僚体系的形成、壮大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然而试问,当时的布尔什维克能否不设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之类的机构?在社会矛盾激化,党派之争你死我活的背景下,党内高层如不进行适当的分工,不组织有效的机构,就根本不可能应付局面。
在那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委任制能使中央控制全党去实现既定目标;而实施普选制,在意见纷纭的环境中只能形成一个分散而软弱的党。苏联瓦解后,研究斯大林的人往往抨击苏共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官职等级表”是彼得大帝于1722年颁布的,它把文武官员分为14级。根据每个官员的知识水平、才能高低、贡献大小来选拔和任用各级官员。多数学者对此作出了正面的评价,他们强调,正是这一制度使“儿时的猪倌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了陆军元帅”。这是彼得克服封建贵族的阻力,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措施。正如拉伊夫指出的:
“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进一步思考,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人痛恨的“大清洗”,也没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苏联的精英阶层会是什么状态?是“大清洗”造成的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给官员们以明显的利益激励,使社会上潜在的精英分子们甘冒政治风险也要争取当官。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
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来,斯大林的劣迹已经广为人知。但有多少人意识到:在斯大林开始接管权力的时候,俄罗斯处于内战中,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恐怖”的斯大林时代,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抗击了法西斯德国,当时除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以外,几乎整个欧洲国家都被法西斯德国征服。
而完成这一切,斯大林依靠的正是这个官僚体系。
观察整个20世纪,最鲜明的特色是工商文明在全球的高速扩张。工商文明毫不留情地吞噬着它遇到的一切其他文明。每个社会都被迫作出回应,积极改造自己,接受工商文明的,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强权,它一方面会遇到老强权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会劫掠、征服尚未转型,或转型不成功的社会。
斯大林的官僚体系,正是俄罗斯适应工商文明的应激反应。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时的俄罗斯各种思潮泛滥、政党林立,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潜在领袖群星闪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道理很简单,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他的追求,他的举措,乃至他的性格,在当时的备选者中是最适于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布尔什维克党期望的“消灭国家”,在当时根本就不现实。于是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
苏联政体的本质是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
三、演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苏联基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的官僚政治体制,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国家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工业化。
回顾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识别出两类模式:
一类以英美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以官僚体系为私人资本保驾护航,属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的模式。
另一类模式以德、日、俄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学者李斯特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行政权力必须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在后发国家中,单纯追逐利润的“自由资本主义”只会将国家引入经济殖民地的泥潭。
从这个视角看,苏联与其说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将李斯特主义推到了极致。由一个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体系掌控整个社会,推动俄罗斯快速工业化。这条道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则主动配合政府的经济战略。故西方称日本为“日本公司”,这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与之相比,苏联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维埃公司”。
辉煌:“苏维埃公司”
前文已经提到,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是借鉴德国,彼得大帝如此,列宁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局面可谓漫无头绪,对德战场上军队溃散,国家陷入了失业与饥荒之中,走马灯般更替的临时政府松散、软弱。1917年9月,列宁写了《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主张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统计和调节生产与流通,规定生产中劳动力的正确分配,爱惜民力,消除对民力的浪费,加以节省。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中、小工商业者实行合并,强迫人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
列宁指出:这是“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是在德国早已实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强调: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苏维埃公司”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安排整个国家的生产,借以使生产安排在宏观上合理化。苏联的统计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就是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计的,它关注的焦点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任何一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种平衡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观察苏联便会发现,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各部就是各事业部,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总经理。各部下设各级部门,这些部门由各级“干部”们(кадры)管理运作。
由此,整个社会可清晰地识别出两个集团:“干部”与“非干部”。“干部”集团是高度有组织的,每位“干部”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任命,因而对“干部”而言,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赏识无疑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任何一位当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部门经理的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你的下属不由你任命,不听命于你,你这头儿是没法当的。
而“非干部”集团的社会成员(他们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则在“干部”们的管理下,为“公司”的目标而工作。由于全国资源与权力都属于“公司”,结果全国人口都是“公司”的员工,“公司”必须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而无法砸烂任何人的“铁饭碗”,令其“自谋出路”。于是这样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资源与权力,所以无法将责任推给任何其他人。
这样的模式运行了几十年,其效率如何?从《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世界主要国家统计数据中,能查到美、苏工业增长速度,其对比见图一。
数据提示我们:
首先,直到1986年,苏联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美国,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显高于美国,且波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如果将两国1949年的工业生产均视为100%,到1976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21倍,而苏联增加了11.5倍!苏联在1/4世纪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表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苏维埃公司”体制在“赶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从长期趋势看,美、苏这两大体系的工业增长率都持续下降,这暗示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工业发展存在上限。且苏联的增长速度比美国下降更快,意味着随着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渐趋消失。
第三,苏联经济崩溃发生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即使这一年,其工业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的历史低点(1975年),可见是国家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而非经济崩溃导致了国家解体。
到1975年,两国经济结构对比见图二。
到1975年,美国最大的产业是“其他”,即今天显赫于世而又创下塌天大祸的“虚拟经济”,它居然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而苏联的统计口径中根本没有这一项,苏联最大的产业是工业,占到了53%。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苏维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工业化。
溃疡:吏治
对这样的模式,俄罗斯人并不陌生,它与Дом(“大家庭”)类似;中国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生产主要用于自己的直接消费,需要官僚承担的社会职能较少。而在工商文明时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实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费。于是全社会消费与生产间的协调,成为性命攸关的社会职能,导致“干部”们的作用远重于郡县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模式中,实为至论,相信每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管理庞大的“干部”队伍成了这一模式最大的难题。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这一难题在农耕文明时代的郡县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体的功能异化,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
在每个王朝初期,官僚群体数量均少,惩于前朝覆亡之鉴,吏治较为清明,官僚群体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因而较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官民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官僚们终归要追逐自己的私利,这种追逐有时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又比如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等等。
然而,这种追逐的胃口随时间推移而放大、积累,必然导致官僚群体膨胀而吏治败坏,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数代之后,官僚群体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渐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渐成主流,官场潜规则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才筛选机制,将那些独立思考、关心社稷前景者层层淘汰,最后官场内有真知灼见者仅余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与精通潜规则之徒日增。
在这样的演化机制面前,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对官僚集团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构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会监督。于是只能依赖内部监督。事实上各王朝初期几乎都曾严厉地监管官僚集团。
苏联的历史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当初列宁的期望是: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
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仍很小,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主要表现在住房方面。当时普通群众多住在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共有一个厕所。而领导干部居住的楼房内,则有电梯、楼梯甚至货梯。
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苏联的工资制度》,《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第6期)
后来,斯大林搞了一个“钱袋”制度,在正式工资外给高级领导干部发一个大信封,内装数额不等的卢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后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这些钱秘密发给,不上税,也不计入交纳党费的基数。
同时,高级领导干部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团的腐化进程。然而即便如此,腐败现象这时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称:
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已成为历史。名列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层官僚群体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据《20世纪俄国史》作者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够爬到一把手的位置,并稳坐18年直到去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Homeнклату’ра体系的成员认为他是个“老好人”。当年,苏联安全部门负责人安德罗波夫曾就腐败问题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专门报告。勃列日涅夫的反应竟是:三个月内不与其见面,也拒绝与其通电话。
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以“稳定”为治国要诀。为此取消了干部轮换制。结果官僚阶层日益封闭,形成一个一个沾亲带故的小圈子,以至被称为“官僚氏族集团”,其各类特权迅速扩张: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除了这些体制内“合法”的特权外,“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6页)
例如,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着一批贪官,将本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攫为私有,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
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经济领域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多数已存在10～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可见这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与这些行为脱不了干系。丘尔巴诺夫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的警卫,后成为其丈夫。此后一路高升。丘尔巴诺夫在1976～1982年期间,总共受贿65.7万卢布,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勃列日涅夫去世5年后,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被捕、判刑。丘尔巴诺夫的倒台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因素,但贪污腐败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反映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普遍堕落。
“翰林院”:被钳制的大脑
吏治败坏显然是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大规模的官僚体制与工商文明密不可分,吏治败坏的国家显然不只是苏联。只要最高统治集团认同现行体制,聪明地治理国家,巧妙地应对内外矛盾,在吏治败坏的条件下,维持百十年甚至更长的先例甚多。
做到这一点,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直面现实。对苏联瓦解后的局外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生活在当时的苏联,却难于上青天。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当时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官方认识。当我们回顾这个已经走进历史的政权时,可清晰地看出,它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是一个走到极端的“李斯特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权。俄罗斯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有其历史根源。然而终苏联一生,它的主流学者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
1939年,意大利共产党人布鲁诺·瑞兹(Bruno Rizzi)把苏联的国有和集体所有权与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应起来:
“私有制变为了集体所有制,却属于一个阶级。”
“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
他还认为,在苏联剥削依然存在,但呈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形式的,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剥削”,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官僚集体主义”。
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吉拉斯是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成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1950年他发表《阶级与阶层》,1952年发表《阶级与阶层: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1956年,发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1957年出版《新阶级》一书。
吉拉斯指出: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权力既是官僚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模式的本质。
他援引罗马法指出: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对国有化和集体化财产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所有权是判定“阶级”的关键性的因素。由此他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新阶级”: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足以使新阶级产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对这些观点,人们见仁见智,各有评价,但这毕竟是直面现实进行的独立思考。而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却根本无视现实。他们竭力证明苏联的制度就是马克思意义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严谨而清晰,苏联的现实与之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他们只好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结果“政治任务”取代了学术研究,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从研究者沦为辩护士。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研究者须从事实出发,没有预定的结论,所得结论只接受事实与逻辑的检验;而辩护士先有预定的结论,一切工作都是争取辩护的成功,而不在于从研究中获得洞见。
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宣布“进入无阶级社会,全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是“全民国家”,苏共已经是“全民党”。这种既不符合马克思理论,又不符合事实的宣称,把苏联的主流理论家置于极为尴尬的地位,他们更没有可能直面现实,从事严谨的研究了。于是苏联的主流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苏联曾经拥有的道义力量日渐衰落,维持政权只能依赖秘密警察和常备军,而这是列宁当初希望“不得不”、“立即开始消亡”的“寄生物”。
这样的理论界,只能生存在“专政”的保护下,一旦面临自由辩论,一旦裁决辩论胜负的不是行政权力,而是证据与逻辑,他们会立马溃不成军,其中一些人甚至会转身投靠对方,成为反戈一击的骁将。主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就是这样的人。
主流学术界是统治集团的大脑,学术界的这种状况,使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日渐沦为“无脑人”,不但无法直面社会现实,甚至无法从长远、整体的视角关照本集团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在强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备军的保护下,在勃列日涅夫“稳定”政策的纵容下,埋头于积累特权,仅两三代人就沦落为浑浑噩噩、幼稚腐朽的群体。面对必然出现的困境时,只能作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提出粗浅、鄙陋的对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的体制不过是工商文明的另一个模式,早晚会遇到所有工商文明国家必将遇到的同样问题——如何获得外部市场与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推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它包括: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苏联: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保卫自由世界);
大国责任论: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苏联:我是家长;美国:美国的国际责任);
国际分工论: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产业分工(苏联:将外围国家定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美国:比较优势论);
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苏联:你的主权不能违背我的利益;美国:你的主权必须服从我认可的“普世价值”);
国际专政论: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苏联:不听话就揍你;美国:国际警察)。
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后来的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勃列日涅夫主义”独占鳌头。
行政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导致了大量盲目而短视的决策,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咸海的命运就是一个案例。
咸海位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其水源主要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咸海地区曾是地球上最富饶的地方之一,主要产业是渔业。海岸的港口城市穆伊纳克每年捕鱼上千万吨,还有飞往塔什干的航班。上世纪50年代,苏联决定将这里发展为棉花生产基地,在沿河流域大量开垦土地,引水灌溉棉田,1960～1980年棉花总产量增长了20%,而其代价是流入咸海的水减少了90%。到上世纪80年代,咸海水平面下降了14米多,东、南部海岸线退了80公里,萎缩为“大咸海”、“小咸海”两个部分。曾经捕鱼的渔船到处分散在干湖床上。旱季从每年30～35天拉长到每年120～150天。野生动物从173种减少到38种。曾有上万渔民的穆伊纳克港,已沦为仅2000人的沙漠小镇,距离海岸线超过100公里。今天的旅游者看到的是:
“眼前的一切建筑似乎都废弃了。工厂、巴扎、剧院甚至机场,早已门窗破碎,空无一人。不少楼房显然是盖了半截后停工的。”
在无人参观、已经关门的市博物馆里,旅游者看到:
“展品为反映昔日穆伊纳克居民生活的实物和照片。有小渔船和各种渔具。从黑白照片上看到食品厂里有堆积如山的鱼罐头。”(见《老荒游卡拉卡尔帕克斯坦》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965485.html)
而这一决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前述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领导的贪官集团,棉花收入为他们提供了80多亿美元的赃款。
由此人们看到,在官僚体制下,行政权力垄断“真理”的后果。这甚至传染到自然科学领域,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的大脑,而大脑需要自由探索的空间。当官僚体制钳制学术自由时,它实际上钳制的是社会的理性与良知。这使苏联一步步走向无脑化,以至于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毫无辨别能力,浑浑噩噩地服下了人家开的药方。
“分家喽!”
没有社会的监督,没有学术界的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过几十年的近亲繁殖,苏联的官僚集团已经演化得与1917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背道而驰。勃列日涅夫就对他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位苏联的一把手称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
人们看到,苏联早期官僚集团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早已消退殆尽,他们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他们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西方的统治上层是垄断资本家,在那个“财富控制权力”的社会中,垄断资本家只需关照自己的利益,只要交了税、不犯法,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可以为所欲为。而苏联的官僚集团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手举着“工人阶级”旗号,总不免觉得碍手碍脚。正如《20世纪俄国史》作者的评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财产的途径。”
苏联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事实上是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也不是因为外敌入侵(曾经横扫整个欧洲的德军也无法征服苏联),也不是因为人民起义(1991年春天,苏联境内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一次全民公决大约有75%的老百姓都支持留在苏联体制之内,在中亚地区共和国更是超过90%的公民都要求留在苏联内)。
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Дом,要席卷家产而去。而社会底层一旦离开Дом却不知该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铁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
在社会底层公众的眼中,叶利钦的“法统”向上追溯,最终是列宁,从列宁到叶利钦是一个逐代继承的整体。这个整体一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公有化”,到最后却由高官们私分。于是末代苏联权贵资本家们的罪行,甚至玷污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名声。尽管他们本是“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普列汉诺夫语)的理想主义者。
至此我们看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上演化的一个全过程。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另一个主流模式是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证明了自己在工业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追赶”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苏维埃公司”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官僚统治集团最终演化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瓜分“苏维埃公司”的同时,他们将国家推入了分裂与衰落的境地,将同胞推下了灾难的深渊。
(摘自《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