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合作空间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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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指出,疫情高峰过后中美矛盾不会缓和,反而可能更加尖锐.①过去一年间,中美关系的走向符合持续恶化的预测:2021年1月中美关系分值降至近期最低点-8.3(见图1),基本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分值持平.②拜登正式就任以来,中美双边关系分值下降趋势有所减缓(见图1),但中美之间正面事件较少(见图2),并无整体回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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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事关城市振兴发展新突破的关键性问题.大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全力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目标任务,这种多维目标追求是“好的营商环境”的基本特征.大连市从“办事方便”到“生态宜居”渐次发力,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果.随着市场期待提高和改革逐渐深入,需要巩固成果并及时调整目标策略,把营商工作引导到成本竞争力强和生态宜居更高层次,为大连GDP过万亿创造条件.
如何认识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是国内外学界关注、探究的一个焦点.相较于国内学界多从宏观角度把中美经贸之间的冲突视为战略之争,忽视或回避国外提出的中国驾驭资本的实践是“中国版资本主义”论调,立足马克思资本批判维度的探究认为,资本基于对立性关系赢取增值的特性,决定了以资本为轴心运演的美国必然挑起中美贸易战;把握资本方式的不同,决定了遵循资本逻辑的美国必然会对积极采取驾驭资本的中国发起全面多维的贸易战;资本是一种暂时必然存在的社会力量性,决定了中美终将走出贸易纷争、寻求共赢发展.因而,资本批判的视角,有助于中国认
“运动”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重要程式.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断革命”理论在农村社会的一次具体实践.以山西汾阳县为例,从运动开展、各阶层对运动的反应、动员方式等方面以区域微观史视角管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会动员机制.运动中社会动员的广泛开展,在改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以及推进移风易俗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由建党先驱们建党思想和革命实践的历史精华所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已经深刻蕴含了党对中国革命领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由毛泽东“着重思想建党”、邓小平“着重制度治党”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形成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推进实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与创新作用,构建起和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谱系和政治品格.这是因为不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其所前行的方向道路;以中央对全党坚强统一的领导实施其所需要的自我革命;以全面从严治党铸就其所内需的政治品格;以高级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成
作为南京传统文艺,南京白局虽受大众喜爱,却从未引起官方重视,一度陷入失传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白局进行了抢救性挖掘,这门一直游离于官方视野之外的民间“野调”开始受到国家力量的关注.政府对白局的挖掘事实上构成了日后改造白局的基础.通过改造旧艺人与培养新文艺工作者、改造旧曲目与创作新作品、设立白局工人剧团等举措,政府将南京白局纳入社会主义集体娱乐的轨道,推动了白局曲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使其从一门不受重视的民间“野调”逐渐成长为一门受到保护的地方传统艺术,并成就了南京白局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南京白局的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话题、新热点,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研究者全面梳理了70余年来开展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概述建党纪念活动的基本内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建党纪念活动的功能价值.但现有研究也存在着研究材料的搜集不够、概念的界定不明确、研究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关键节点,回顾和梳理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研究成果,把握这一研究的整体态势,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恽代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青年领袖,还是人民军队及其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事和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对军队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在研究恽代英与黄埔军校历史关系的过程中,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黄埔日刊》上,发现了六篇未收录在《恽代英全集》中的恽代英文章.这六篇文章较系统地阐述了恽代英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不仅是恽代英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补充,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恽代英创新军队政治工作方法的情形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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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组织工作中国化”的号召下,组织结构日益严密,组织技术日趋成熟,组织能力渐次提高,但自始至终党内上下级围绕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或隐或显.为此,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下级有效动员和维护上级权威”的双重目标,在“决策权、执行权、检查权”三权分割分置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包括“层层压实型、发包管理型、定标发展型、独立自主型”四种类型在内的各有优劣的组织运行模式.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时在组织运行模式方面的一些不足,因为党对思想建设的重视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最终共同打造出一个
长久以来,学者们试图从实力对比、国内政体、经济与安全依存以及国际制度特征等国际或国内层面的结构条件,来解释崛起国修改现状的要求和守成国的回应方式.这些视角局限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基于各自固定的物质利益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它们较少注意到在互动过程中,非物质偏好发挥的作用.国际地位正是一种伴随着国家间互动而产生和发生改变的偏好.本文强调,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守成国都会格外偏好地位.由于崛起国需要守成国的认可才能获得地位,而地位本身又可以增进崛起国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权,地位承认带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具体说来,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