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收入不均问题日益关注的原因之一是，根据有关统计，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过去30年呈上升趋势，只有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的绝对水平仍然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
　　目前有关收入不均问题的讨论大多以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为依据。例如，基尼系数（该系数在0～1之间，0表示每个人的收入完全相等，1表示全社会只有一个人有收入，其他人收入为零），帕尔马指数（10%最高收入人群收入与40%最低收入人群收入之比）或其他指标作为分配不均的依据。
　　有些讨论进一步分析这些指标与其他经济和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基尼系数与GDP增长、国际贸易、就业、公共政策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少有关收入不均问题的讨论中，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这些指标是否能合理反映贫富差距、其背后的数据是否真实、这些指标的可比性等技术问题上。例如，帕尔马指数比基尼系数更能反映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这样的实证分析很重要。但是，仅仅围绕这些指标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仍然肤浅，因为这些指标本身并不是判断收入分配背后深层次社会道德和社會公正问题的依据。我们不能只根据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的0.3上升到目前的0.4，就断定这个社会比30年前变得更加不公正。同理，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0.3，而另一个国家是0.4，就断定前者是一个比后者更为合理的社会。
　　如果仅仅停留在指标分析上，很可能会使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误入歧途，还可能误导政策，无助于改善社会公正，甚至适得其反。只有将收入分配问题放到社会价值、道德准则、社会公正和基本人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来讨论，才能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促进社会进步。
　　平等是人类普遍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平等”的概念主要定义为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2015年9月联合国峰会推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一项旨在“减少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呼吁确保“机会平等”和减少“结果不平等”。收入分配只是社会平等的一个维度。平等作为社会价值包括更广泛的意义，是多维的，并不是基尼系数、帕尔马指数或其他指标能够充分衡量的。
　　在过去100多年里已有不少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推动了社会公正和平等有关理论的发展。其中，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精英主义等都在理论上对社会公正和平等进行过不同的阐述。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批评和扬弃了前面几种理论的基础上，于1971年发表了《正义论》。罗尔斯认为社会公正应该在假设每个社会成员并不知道自己未来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的基础上来确立。
　　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罗尔斯认为人们会普遍接受两条最基本的社会公正原则。第一原则：所有社会成员应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权利。第二原则：如果一个社会容许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存在的合理前提只能是它必须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他强调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
　　当然，不同国家的社会价值和道德准则可能会有区别，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定义以及基本人权的内容也会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但正是因为这些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在它们的基础上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才能够更为深入、更有实际意义。
　　总之，只有从社会公正、价值观和基本权利的角度去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才能对问题有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政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