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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对中西方传统灯具的形制考证作为基础，证实了带流的灯具为西方文化特色，之后详细梳理了该类带流灯具传入中国的时间、路径，并举长沙窑、邛崃窑这两个主要窑口为例说明其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情况，指出“省油灯”亦是受其影响的产物。另外，本文还对该类带流灯具的兴衰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流；灯具；文化交流；长沙窑；邛崃窑
一、研究背景
灯具作为一种照明用具，在中国古代的器物中占有一定地位。近年来，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灯具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其研究多着重于归纳某一个大时代内灯具的整体变化，在某一特定类型灯具的研究上则稍有欠缺。带有流的灯具，是中国古代灯具中体现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而未有研究者对其作专题研究。因此，笔者将于本文中对这类带有流的灯具的起源、发展、所体现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及其兴衰原因等方面进行初步探究。
二、中西灯具形制考证
在唐代以前，中原王朝统治地区基本不存在此类带有流的灯具。此观点证据有三：一，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该类带流灯具的实物资料发现，陶瓷传世品中亦无；二，从灯具的起源看，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灯最早时写作“豋”，《尔雅·释器》中邢昺对“瓦豆谓之豋”一句疏云：“对文则木曰豆，瓦曰豋”。后来使用青铜的器具代替陶器来当作灯具，于是产生了“镫”字，秦代汉字发生隶变以后，创作了形声字“燈”作为照明器具的对应文字，即繁体的灯字。考诸器物，中国早期的灯亦与豆的形制相差无几。因此，中国古代之灯源于豆，而豆这一器物很明显没有流，故中国传统灯具一般也不会有流；三，从中国的传统燃灯方式看，秦汉以降，一般将剥去麻皮的麻秸缠缚成束，穿在灯盘正中的尖柱上，浸在盘内，之后在盘内放上油脂点燃照明，这就只要求灯具需要有一个敞口圆盘式的造型，而对流这一结构并没有特殊要求。综上所述，此类明显带有流的灯具，并非中国传统器具，它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原王朝以外的。
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这类带流的灯的历史颇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及西西里岛甚至埃及等地就有油灯的出现，到了古罗马时期，灯具制造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上述可知，虽然油灯造型随时间推移而渐趋复杂化，但流这一基本的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这类油灯的特点之一。细究其原因，亦可以从灯具起源和燃灯方式两方面来探讨。从灯具起源来看，因橄榄油是西方最主要的油料，而常见的盛放橄榄油的器物是带把带流的油壶，故油壶自然而然成为了最早的灯具，其有把有流的形制亦一直沿用；从燃灯方式来看，西方油灯的灯芯使用的是软质纤维，因此灯芯会漂浮在液面上。一旦点火，则油脂的接触面极大，容易飞溅伤人，引起危险，故只能在旁边开一小嘴以置灯芯顶端，使其高出油面，这样使用起来就安全许多。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带流的灯这一造物范式也逐渐趋向成熟，于公元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帝国正是继承了古罗马这一造物范式。究其原因，可能与阿拔斯王朝兴起之时，曾向拜占庭帝国等虚心学习有关。当时的阿拔斯王朝引入了诸多古希腊、罗马典籍，亦有诸多学者聚集于此地，其或有带来油灯制作技术的，亦属正常现象。
三、中国境内有流灯具形制浅析
中国境内有流灯具主要发现于长沙窑、邛崃窑及新疆地区。这些有流灯具的不仅在带有流这一点上和西方灯具相同，甚至整体造型亦与西方灯具颇为接近，故极有可能是受到了阿拉伯油灯的影响。
长沙窑生产的带有流的油灯可分为两类。一类带有长管状流，颇似一碗上强加一长管；另一类则是流较为短小的。从器物特征上看，第二类灯具似与阿拉伯油灯的形制更为接近，故笔者推测第二类灯具应是长沙窑之早期产品，系纯粹模仿西方灯具而来，这类器具在初期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外销或供给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使用；而第一类灯具则明显更像中国传统灯具的形制，只是多加了一个管状流，可能是其吸收了更多本土因素的后期产品。此时这类外来灯具才算是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国人所普遍接受。长沙窑相关发掘报告的地层关系亦为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1]
邛崃窑的灯具和长沙窑灯具相比则别具一格。根据《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中“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2]的记载，邛崃窑的一大主要产品是其省油灯，省油原理为“从流中注入冷水，上层注油置灯芯，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降低灯的温度，减少油的消耗”。可以发现，省油灯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其也具有类似于流的结构。而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邛崃窑的省油灯也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与带流的灯具传入中原王朝的时间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省油灯”可能是從西方带流灯具的构造中得到启发而制成的。另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流不需要很长，故为便于携带和节省材料，流逐渐退化为一小孔。
而新疆地区的有流灯具可以巴楚地区出土的一件唐代铜质灯具为例。该灯中亦有较为明显的流，形态像是西方灯具和中原王朝传统灯具的结合，采用了豆的足与西方灯具的流，因此该器物应该不是单纯新疆本地或中原王朝传统的器具，而是糅合了西方灯具的形制范式的。
四、有流灯具传播途径及兴衰原因探讨
根据前文中所列材料可知，如若该器具是经由新疆地区传入中国，则必定会经由关中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再传入华南、西南地区，但是在关中地区、华北地区等地均无该类灯具发现，故这种传播路径是很难成立的。因此，笔者认为，其传播路径应有二，一条是经中亚、新疆的陆路，但至新疆地区而止；另一条则是通过海路传播至华南地区，长沙窑所出带流灯具即是此条传播路径的结果；邛崃窑的带流灯具则为长沙窑所在地区向其传播所致。
为何经中亚、新疆传播的陆路未能获得成功而经由海路的传播却取得成功？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狭义中原地区及华北地区的窑口如安阳窑、邢窑等创烧时间皆在隋及隋以前，已有了一定的成熟范式，故未能接受带有流的灯具，曲阳窑的创烧又太晚（晚唐方才兴起），而长沙窑则兴起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当带流灯具传入之时，其本身未形成成熟的造物范式，故接受外来文化因素较为容易；二是由于华南、中南地区的阿拉伯移民明显多于北方地区，故带流灯具拥有更大的市场。据记载，广州、泉州等地“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货与中国交市”[3]，长沙亦成为西域“胡商”聚集地之一。而在江浙地区，虽然外来移民也较多，但当地的瓷窑创烧年代都十分悠久，故亦未具备生产带流灯具的条件。长沙窑因此成为一个特例。至于邛崃窑接受该类灯具的原因，尚无较多证据，笔者猜测可能与临邛的“火井”有关。据《华阳国志》记载，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4]，根据相关研究，此可能为石油，东晋时已有人将其作为照明用具。而一般动物或植物油相比，该油易爆且烟雾大，需要加入水降低其浓度。西方带流灯具的传入正符合其所需，四川地区因此发明了既降低油浓度又节省油的省油灯。 除上述问题之外，尚有一个问题，即中西民间交流自先秦即有之，但为何汉代时的灯具造型没有受到西方灯具较大影响，到了唐朝，自西方传入的有流灯具却忽然兴起？在笔者看来，除唐王朝本身较为开放，虚心接受外来文化之外，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桌子凳子等家具广泛传入。随着桌子凳子等高型家具的在唐代的传入和普及，垂足坐替代了席地而坐，需要照明的位置也大大提高，故西方传入的更为精致低矮的桌上灯具比原先的灯具更具有优势，而这些灯具往往是带有流的；二，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更为发达。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勃兴，中西之间的海上贸易越来越繁荣，而陶瓷作为一种易碎品，陆路运输的不安全性一直限制了其贸易的发展。海上交通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问题，外销瓷器开始增多，而为了满足西方购买者的需求，自然需要制造更多的符合其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的用具。在印度尼西亚沉船“黑石”号的打捞中，发现有一白釉绿彩灯，盘壁一侧即饰有带棱短流，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部分外销灯具是通过海路运输到西亚及更远地区的。由上述几点可知，有流的灯具于唐代勃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唐末，该类带流灯具又衰落下去，其主要原因为连年战乱的破坏。唐末五代，长沙窑因战乱遭到了严重破坏，尤其以黄巢一路屠杀及五代时楚地大乱时的兵祸为重。自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希萼兄弟及其部將在潭州府（即今长沙）附近的混战后，长沙窑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长沙窑一系的带流灯具从此湮没无闻，唯有邛崃窑一系的带流灯具（即“省油灯”）传承下来，一直到南宋时期仍能见于各类书籍之记载。
五、结语
综上所述，流这一部件出现于中国灯具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其发展演变规律大致是阿拔斯王朝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油灯形制，并将这一带有流的油灯通过海路传入唐王朝，为其统治区域中的长沙窑、邛崃窑所接受。长沙窑受其直接影响，开始烧造形制与其几乎相同的油灯，之后逐渐发展为和本土文化相适应的油灯，但依然保留流的构造，直至唐末五代随长沙窑一同衰败；而邛崃窑则在其启发下发明了“省油灯”，流这一构造则逐渐退化为一小孔，其形制一直流传至宋。右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
器物可视为一种文化的徵象与徽标，器物形制结构的模仿与学习，实质上是文化取向、文化认同的物质体现。带流灯具的顺利传入及其在中原王朝统辖地区的普及，其实也是西方文化被中原王朝所认同的一种体现。中西文化亦是如此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19-22.
[2][宋]陆游.陆放翁全集，中华书局，1966：115.
[3][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2897.
[4][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244-245.
关键词：流；灯具；文化交流；长沙窑；邛崃窑
一、研究背景
灯具作为一种照明用具，在中国古代的器物中占有一定地位。近年来，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灯具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其研究多着重于归纳某一个大时代内灯具的整体变化，在某一特定类型灯具的研究上则稍有欠缺。带有流的灯具，是中国古代灯具中体现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而未有研究者对其作专题研究。因此，笔者将于本文中对这类带有流的灯具的起源、发展、所体现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及其兴衰原因等方面进行初步探究。
二、中西灯具形制考证
在唐代以前，中原王朝统治地区基本不存在此类带有流的灯具。此观点证据有三：一，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该类带流灯具的实物资料发现，陶瓷传世品中亦无；二，从灯具的起源看，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灯最早时写作“豋”，《尔雅·释器》中邢昺对“瓦豆谓之豋”一句疏云：“对文则木曰豆，瓦曰豋”。后来使用青铜的器具代替陶器来当作灯具，于是产生了“镫”字，秦代汉字发生隶变以后，创作了形声字“燈”作为照明器具的对应文字，即繁体的灯字。考诸器物，中国早期的灯亦与豆的形制相差无几。因此，中国古代之灯源于豆，而豆这一器物很明显没有流，故中国传统灯具一般也不会有流；三，从中国的传统燃灯方式看，秦汉以降，一般将剥去麻皮的麻秸缠缚成束，穿在灯盘正中的尖柱上，浸在盘内，之后在盘内放上油脂点燃照明，这就只要求灯具需要有一个敞口圆盘式的造型，而对流这一结构并没有特殊要求。综上所述，此类明显带有流的灯具，并非中国传统器具，它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原王朝以外的。
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这类带流的灯的历史颇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及西西里岛甚至埃及等地就有油灯的出现，到了古罗马时期，灯具制造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上述可知，虽然油灯造型随时间推移而渐趋复杂化，但流这一基本的形式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这类油灯的特点之一。细究其原因，亦可以从灯具起源和燃灯方式两方面来探讨。从灯具起源来看，因橄榄油是西方最主要的油料，而常见的盛放橄榄油的器物是带把带流的油壶，故油壶自然而然成为了最早的灯具，其有把有流的形制亦一直沿用；从燃灯方式来看，西方油灯的灯芯使用的是软质纤维，因此灯芯会漂浮在液面上。一旦点火，则油脂的接触面极大，容易飞溅伤人，引起危险，故只能在旁边开一小嘴以置灯芯顶端，使其高出油面，这样使用起来就安全许多。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带流的灯这一造物范式也逐渐趋向成熟，于公元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帝国正是继承了古罗马这一造物范式。究其原因，可能与阿拔斯王朝兴起之时，曾向拜占庭帝国等虚心学习有关。当时的阿拔斯王朝引入了诸多古希腊、罗马典籍，亦有诸多学者聚集于此地，其或有带来油灯制作技术的，亦属正常现象。
三、中国境内有流灯具形制浅析
中国境内有流灯具主要发现于长沙窑、邛崃窑及新疆地区。这些有流灯具的不仅在带有流这一点上和西方灯具相同，甚至整体造型亦与西方灯具颇为接近，故极有可能是受到了阿拉伯油灯的影响。
长沙窑生产的带有流的油灯可分为两类。一类带有长管状流，颇似一碗上强加一长管；另一类则是流较为短小的。从器物特征上看，第二类灯具似与阿拉伯油灯的形制更为接近，故笔者推测第二类灯具应是长沙窑之早期产品，系纯粹模仿西方灯具而来，这类器具在初期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外销或供给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使用；而第一类灯具则明显更像中国传统灯具的形制，只是多加了一个管状流，可能是其吸收了更多本土因素的后期产品。此时这类外来灯具才算是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国人所普遍接受。长沙窑相关发掘报告的地层关系亦为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1]
邛崃窑的灯具和长沙窑灯具相比则别具一格。根据《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中“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2]的记载，邛崃窑的一大主要产品是其省油灯，省油原理为“从流中注入冷水，上层注油置灯芯，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降低灯的温度，减少油的消耗”。可以发现，省油灯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其也具有类似于流的结构。而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邛崃窑的省油灯也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与带流的灯具传入中原王朝的时间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省油灯”可能是從西方带流灯具的构造中得到启发而制成的。另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流不需要很长，故为便于携带和节省材料，流逐渐退化为一小孔。
而新疆地区的有流灯具可以巴楚地区出土的一件唐代铜质灯具为例。该灯中亦有较为明显的流，形态像是西方灯具和中原王朝传统灯具的结合，采用了豆的足与西方灯具的流，因此该器物应该不是单纯新疆本地或中原王朝传统的器具，而是糅合了西方灯具的形制范式的。
四、有流灯具传播途径及兴衰原因探讨
根据前文中所列材料可知，如若该器具是经由新疆地区传入中国，则必定会经由关中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再传入华南、西南地区，但是在关中地区、华北地区等地均无该类灯具发现，故这种传播路径是很难成立的。因此，笔者认为，其传播路径应有二，一条是经中亚、新疆的陆路，但至新疆地区而止；另一条则是通过海路传播至华南地区，长沙窑所出带流灯具即是此条传播路径的结果；邛崃窑的带流灯具则为长沙窑所在地区向其传播所致。
为何经中亚、新疆传播的陆路未能获得成功而经由海路的传播却取得成功？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狭义中原地区及华北地区的窑口如安阳窑、邢窑等创烧时间皆在隋及隋以前，已有了一定的成熟范式，故未能接受带有流的灯具，曲阳窑的创烧又太晚（晚唐方才兴起），而长沙窑则兴起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当带流灯具传入之时，其本身未形成成熟的造物范式，故接受外来文化因素较为容易；二是由于华南、中南地区的阿拉伯移民明显多于北方地区，故带流灯具拥有更大的市场。据记载，广州、泉州等地“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货与中国交市”[3]，长沙亦成为西域“胡商”聚集地之一。而在江浙地区，虽然外来移民也较多，但当地的瓷窑创烧年代都十分悠久，故亦未具备生产带流灯具的条件。长沙窑因此成为一个特例。至于邛崃窑接受该类灯具的原因，尚无较多证据，笔者猜测可能与临邛的“火井”有关。据《华阳国志》记载，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4]，根据相关研究，此可能为石油，东晋时已有人将其作为照明用具。而一般动物或植物油相比，该油易爆且烟雾大，需要加入水降低其浓度。西方带流灯具的传入正符合其所需，四川地区因此发明了既降低油浓度又节省油的省油灯。 除上述问题之外，尚有一个问题，即中西民间交流自先秦即有之，但为何汉代时的灯具造型没有受到西方灯具较大影响，到了唐朝，自西方传入的有流灯具却忽然兴起？在笔者看来，除唐王朝本身较为开放，虚心接受外来文化之外，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桌子凳子等家具广泛传入。随着桌子凳子等高型家具的在唐代的传入和普及，垂足坐替代了席地而坐，需要照明的位置也大大提高，故西方传入的更为精致低矮的桌上灯具比原先的灯具更具有优势，而这些灯具往往是带有流的；二，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更为发达。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勃兴，中西之间的海上贸易越来越繁荣，而陶瓷作为一种易碎品，陆路运输的不安全性一直限制了其贸易的发展。海上交通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问题，外销瓷器开始增多，而为了满足西方购买者的需求，自然需要制造更多的符合其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的用具。在印度尼西亚沉船“黑石”号的打捞中，发现有一白釉绿彩灯，盘壁一侧即饰有带棱短流，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部分外销灯具是通过海路运输到西亚及更远地区的。由上述几点可知，有流的灯具于唐代勃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唐末，该类带流灯具又衰落下去，其主要原因为连年战乱的破坏。唐末五代，长沙窑因战乱遭到了严重破坏，尤其以黄巢一路屠杀及五代时楚地大乱时的兵祸为重。自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希萼兄弟及其部將在潭州府（即今长沙）附近的混战后，长沙窑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长沙窑一系的带流灯具从此湮没无闻，唯有邛崃窑一系的带流灯具（即“省油灯”）传承下来，一直到南宋时期仍能见于各类书籍之记载。
五、结语
综上所述，流这一部件出现于中国灯具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其发展演变规律大致是阿拔斯王朝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油灯形制，并将这一带有流的油灯通过海路传入唐王朝，为其统治区域中的长沙窑、邛崃窑所接受。长沙窑受其直接影响，开始烧造形制与其几乎相同的油灯，之后逐渐发展为和本土文化相适应的油灯，但依然保留流的构造，直至唐末五代随长沙窑一同衰败；而邛崃窑则在其启发下发明了“省油灯”，流这一构造则逐渐退化为一小孔，其形制一直流传至宋。右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
器物可视为一种文化的徵象与徽标，器物形制结构的模仿与学习，实质上是文化取向、文化认同的物质体现。带流灯具的顺利传入及其在中原王朝统辖地区的普及，其实也是西方文化被中原王朝所认同的一种体现。中西文化亦是如此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19-22.
[2][宋]陆游.陆放翁全集，中华书局，1966：115.
[3][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2897.
[4][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24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