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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爱恨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非理性繁荣与动物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席勒，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曾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其成名之作《动物精神》一书的合作者，是十二年前就和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阿克洛夫。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的基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之下，席勒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流派斩获诺奖，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无论是“非理性繁荣”还是“动物精神”，都是标准的凯恩斯语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主张都是政府对市场有限干预。这可比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得讨巧而现实多了。
市场有潜在的非理性冲动，所以需要政府调控；话说回来，政府也有潜在的动物精神，所以需要法治保障。不过，生了大病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恢复元气，那些话就成正确的废话了，必须有可落地、能治病、疗效快的政策药方。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的“强心针式”的刺激政策，招不灵啊，反倒唤醒了一个叫“滞涨”的幽灵。不论是他老美还是我老中，数万亿砸下去都得砸出后遗症不是？现在连号称有特色和模式的国家，都面临经济滞涨之虞了。
但凡懂点经济学的高层，都不会再让凯恩斯先生当国师，特别是离任期届满尚早的领导人。因此有人说凯恩斯貌似卷土重来，我说其实亦终究不过昙花一现。确切地说，今天仿佛又到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前夜——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前后，有摧枯拉朽的货币主义，有信奉供给创造需求、以改革为核心的供给学派革命。而今天，习李新政的要义，恰恰是通过深化改革为市场松绑和减负，我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应该也是有根有据的。在改革的种种迹象背后，不也有新制度经济学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子吗？
并非就此便说某一学派的主张是随时随地皆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任何学问或主张都有其应用边界和约束条件。但要实现林毅夫教授那句“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会保持8%潜在增长率”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断，则有关学者概括的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基点的新供给主义改革，当为经济政策一时之选。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新提法，不啻是回归常识的市场宣言。“解放思想”，一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经之途。
絮絮叨叨说这么多，是因为占豪先生即将出版新书，嘱我作序。这本书的背景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较量与博弈，涉及诸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时局问题，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但落脚点还是放在中国于全球大博弈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最后三章的标题里出现读音完全一样的三个词：“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它们的区别，表面看仅仅在于引号的位置，却让我们对“中国之危与机”中的“机”之所归，有着某种文字之外的特殊期许。尤其是身处变革时代，国人对于通往彼岸之路的答案更是充满希冀。之所以在前边莫名其妙谈及当下的经济学流派，也是尝试着对新一轮改革力度及政策取向做一点分析。采用这种关切现实的表达方式，受益于占豪和他的书给予的启发。
作为一部分析国际形势、建言国家战略的著作，区别于通常的财经书不说，其难得之处在于思考框架以及问题导向。按照写作和出版的顺序，占豪把《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一书分为了上下两册：上册“经济篇”以经济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经济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下册“局势篇”，以国际政治博弈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政治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这两本书用占豪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阐述主线不同，但其最终发展逻辑却密切相关并相互印证（见作者在上册中的前言）。
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政治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比如，为了争取相应的能源定价话语权，中国作为世界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大国，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场能源金融博弈战。在这场实力与利益的较量之中，金融能源战略的选择与博弈策略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纵深命题：随着国际金融博弈的日益加剧，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究竟应该如何谋划与抉择？对此，我曾在北大与韩忠亮教授做过探讨，他运用博弈论原理将“谈判砝码”作为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参照变量来剖析中国能源金融战略发展中存在的难题，提出筑就能源金融安全多重防线等见解。鉴于相关内容在这部书主题范畴内而未及展开，特将其分析思路转述于下，权当作对占豪所论的一点补充。
能源金融的中国策
现如今，在传统经济学难以破译的情况下，油价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金融问题。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曾尖锐地指出：“美国那些著名的投资银行在这轮行情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正是他们在原油期货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价上涨。”此话虽不乏激进甚或有妖魔化华尔街的色彩，但美元贬值、油价飙升的确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也是拜与美国形成某种“利益共识”的国际资本对石油价格大肆炒作之所赐。值此情势，作为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国怎么办？答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为全球石油价格提供一组可供参考的交易数据，同时使自身在石油定价上的话语权得以提升。 与金融危机一样，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油荒”，同样可能导致一国乃至全球的危机。究其原因，除战争外，石油价格的非正常波动皆因石油定价权的缺失所致。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石油贸易问题，更深层次地探究，则更是一个石油金融问题。由于能源关系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因此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国际政治挥之不去的主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些年有文章说，如今的地缘政治是两极事务，只有美国和中国够得上分量。话虽如此，在石油定价博弈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没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没有谈判砝码。当前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核心是如何基于能源金融安全，解决能源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和建设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而中国要在石油定价上拥有话语权，最要害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
在书中，占豪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为打开中国经济困境的“必钥”，这个论断，颇有点“打蛇打七寸”的意味。人民币国际化虽未必是立竿见影让经济走出困境的捷径，却是中国想在包括石油定价在内的资本控制权与商品定价权上拥有话语权和谈判砝码的通途。
石油定价权需要有强势的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中国石油进出口业务可以用人民币计价，使内贸与外贸无差异，从而规避自我承担汇率波动和美元贬值的风险。石油价格的波动也是美元现象，无非是由于全球石油交易和结算的主要货币是美元。美元贬值，油价必然上涨。美国在爆发次贷危机后为保自身利益，过量发行美元，并在金融机构操纵下使石油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在此期间，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在交易中就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这既是重建世界货币新秩序的需要，也是重建世界石油金融新秩序的需要。
在石油定价博弈中，讨价还价的话语权是如何体现的？讨价还价作为博弈论中的一个模型，通常是以分蛋糕为例来说明的，这也是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讨价还价博弈理论的一个核心解释。从历史上看，对石油定价权的“讨价还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战争来瓜分世界石油这块“蛋糕”（这是军事强权的体现）；二是由于“超主权”公平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缺失，导致以美元为主导进行结算的“巧取豪夺”（这是金融层面上“货币战争”的强权体现）。中国要想在讨价还价中拥有话语权，必须不断增加在石油定价权上的谈判砝码，规避美国（既是蛋糕的执刀分割者，又是具有分蛋糕先行选择权的受益者）的非公平掠夺。
在对策选择上，从国际角度出发，一是要实行“你操刀我先挑”原则，对石油美元进行国际监管：二是建立“超主权”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一时都很难实现。因而对中国来说，将来如果能用人民币结算，增加谈判砝码这一参照变量，会是中国解决话语权的核心启动点，也是石油定价权最本质的问题。如果视谈判砝码为石油定价权的参照变量，石油定价权谈判砝码的坐标维度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二是加强石油储备：三是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
中国是世界石油进口与消费大国，在未来国际石油争夺的博弈中，日益增加的石油进口和消费需求会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很大问题。自2000年起，中国石油消费增长就占据世界石油增量的40%。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70%的石油消费将依赖进口。从长期来看，中国石油消费有超过美国的态势，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能源争夺战，这是中国未来难免遇到的困境。
相比中国而言，美国优势极为明显，曾宣布2027年前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量提高到15亿桶，且在阿拉斯加、墨西哥湾等地都留有储量丰富、尚未开采的“石油资源储备”。雄厚的战略石油储备对石油输出国形成巨大威慑，这是美国除主权国际货币美元因素外，对世界石油定价权的又一个强有力的谈判砝码。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唯有采取全方位的石油战略对策。首先中国应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以提升在石油定价权上的谈判砝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建立交易所的现实意义巨大。这是因为，任何交易都是信息的交易。假定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地理位置不重要”的说法是可能成立的，但在实践中没有办法捕捉国外交易所的交易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能同等使用国外的交易所进行公平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中国无法进入伦敦、纽约市场，其信息也不能支持对石油价格的把握，加之国外对中国的片面了解、文化差异及政治因素的干扰，给对华贸易的真实度造成很大影响。过去中国企业的期货交易基本都以遭受损失而告终，所以不是不愿意参与期货市场交易而是“亏不起”。
基于国际风险控制考虑，中国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为全球石油定价提供与投机有别的一组参考系数，防范和阻击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人会问，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是否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结算风险是否也可能在同时加大？比如外汇风险。其实，根本不必担心资金不足的问题。全球性期货交易，只要实行公开、公平的市场交易，就会吸引更多的交易群体。中国的石油产量和用量总和位居世界前列，可以在期货中融入相当比例的资金。适当时候还可以放开金融机构和符合条件的境外资金入场，这些都是资金的最好来源。建立交易所的关键问题不是资金来源，而在于对未来的审慎监管上。
也可能有学者害怕结算风险的问题，主要担心中国货币体系不完善会自担损失。其实大可不必。可以预期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仍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到纽约市场交易当然得用美元结算，一旦出现外汇风险，必然要由中国的交易者自己承担；但是，中国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期货交易所，情况就会不同，那时即便用美元结算，由于我们信息充分，也有利于风险的规避。实际上，既然是在中国境内交易，当然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同样，国外的交易者到中国的期货交易所交易，外汇风险显然由他们自己承担，也就自然而然转嫁出去了。
因此说，石油期货交易所是石油价格话语权的载体。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石油期货合约以人民币结算，能够提升中国对石油价格的话语权，增加对石油定价权的谈判砝码。 中国除了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外，还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根本上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解决内耗问题；二是从金融的角度考虑，在与其他国家石油交易的过程中，要逐步寻求“一揽子”捆绑的“非美元化”：三是要及早研究大容量石油储备和未开采资源储备问题，以增强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干预能力，既是增加谈判砝码的手段，也是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础；第四是法律保障，加强对能源政策和储备立法。完善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障石油安全的能力，也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理想博弈与现实世界
从后果来看，博弈可分为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最理想的博弈，是通过竞合策略达致的正和博弈。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中两国对全球格局举足轻重，两个大国之间，当以此为应然之追求，方是通向大同之道。
世人聪明乎，世人愚蠢乎，为何总少不了明枪暗箭、忘不了你争我夺？世界大局大势，未来何去何从？有占豪的著作在此，读者诸君擦亮慧眼，先看书吧。未了，谨以此序标题及下面三则寓言，表达一个学者对未来全球经济与国际政经博弈的隐忧抑或期待，再或者是跟“解放思想”沾不上边的三节“脑保健操”：
[1]上帝对一个牧师说，他要带牧师去看一看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于是来到一个房间里。房间中央摆放着一锅热腾腾的肉汤，一大群人围着锅坐着，个个都愁眉不展，原来，他们虽然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汤匙，但汤匙的柄太长，都无法将汤喂到嘴里。尽管面前摆放着美食，却只能眼睁睁的望着，仍旧要饿肚子。怪不得一个个神情暗淡、愁眉苦脸。
上帝又带牧师来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仍然是一锅热腾腾的汤。一大群人围着锅席地而坐。他们手中仍拿着长柄汤匙，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幸福而满足，他们在欢笑、唱歌，过得非常快乐。
牧师迷惑不解，便问上帝：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条件，第一间房里的人们都在挨饿，处境悲惨，而另外一间房里人们却丰衣足食，过得很快乐，差别为何如此之大？上帝微笑着说：难道你没看见，第二个房间里的人都在相互喂对方吗？
[2]蛇都是头前足后地行于地面。一天蛇尾不高兴了，对蛇头说：为何总是你在前，我在后？这不公平。蛇头说：因为我是蛇头，我能看见路。蛇尾一听不干了：别显你能，我若紧卷在树干上，你虽能看见路也走不成。说罢紧缠在树干上不肯跟着走。蛇头无奈，只好让蛇尾先行。结果整条蛇跌入山涧，命毁身亡。
[3]一个瘸子在马路上偶然遇见了一个瞎子，见瞎子正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有人来带他行走。“嘿，一起走好吗，我也是一个有困难的人，不能独自行走。你看上去身材魁梧，力气一定很大。你背着我，这样我就可以向你指路了。你坚实的腿脚就是我的腿脚；我明亮的眼睛也就成了你的眼睛了。”瘸子将拐杖握在手里，趴在了瞎子那宽阔的肩膀上。两人步调一致，顺利地过了马路。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秘书长
非理性繁荣与动物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席勒，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曾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其成名之作《动物精神》一书的合作者，是十二年前就和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阿克洛夫。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的基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之下，席勒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流派斩获诺奖，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无论是“非理性繁荣”还是“动物精神”，都是标准的凯恩斯语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主张都是政府对市场有限干预。这可比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得讨巧而现实多了。
市场有潜在的非理性冲动，所以需要政府调控；话说回来，政府也有潜在的动物精神，所以需要法治保障。不过，生了大病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恢复元气，那些话就成正确的废话了，必须有可落地、能治病、疗效快的政策药方。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的“强心针式”的刺激政策，招不灵啊，反倒唤醒了一个叫“滞涨”的幽灵。不论是他老美还是我老中，数万亿砸下去都得砸出后遗症不是？现在连号称有特色和模式的国家，都面临经济滞涨之虞了。
但凡懂点经济学的高层，都不会再让凯恩斯先生当国师，特别是离任期届满尚早的领导人。因此有人说凯恩斯貌似卷土重来，我说其实亦终究不过昙花一现。确切地说，今天仿佛又到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前夜——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前后，有摧枯拉朽的货币主义，有信奉供给创造需求、以改革为核心的供给学派革命。而今天，习李新政的要义，恰恰是通过深化改革为市场松绑和减负，我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应该也是有根有据的。在改革的种种迹象背后，不也有新制度经济学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子吗？
并非就此便说某一学派的主张是随时随地皆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任何学问或主张都有其应用边界和约束条件。但要实现林毅夫教授那句“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会保持8%潜在增长率”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断，则有关学者概括的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基点的新供给主义改革，当为经济政策一时之选。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新提法，不啻是回归常识的市场宣言。“解放思想”，一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经之途。
絮絮叨叨说这么多，是因为占豪先生即将出版新书，嘱我作序。这本书的背景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较量与博弈，涉及诸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时局问题，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但落脚点还是放在中国于全球大博弈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最后三章的标题里出现读音完全一样的三个词：“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它们的区别，表面看仅仅在于引号的位置，却让我们对“中国之危与机”中的“机”之所归，有着某种文字之外的特殊期许。尤其是身处变革时代，国人对于通往彼岸之路的答案更是充满希冀。之所以在前边莫名其妙谈及当下的经济学流派，也是尝试着对新一轮改革力度及政策取向做一点分析。采用这种关切现实的表达方式，受益于占豪和他的书给予的启发。
作为一部分析国际形势、建言国家战略的著作，区别于通常的财经书不说，其难得之处在于思考框架以及问题导向。按照写作和出版的顺序，占豪把《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一书分为了上下两册：上册“经济篇”以经济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经济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下册“局势篇”，以国际政治博弈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政治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这两本书用占豪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阐述主线不同，但其最终发展逻辑却密切相关并相互印证（见作者在上册中的前言）。
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政治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比如，为了争取相应的能源定价话语权，中国作为世界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大国，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场能源金融博弈战。在这场实力与利益的较量之中，金融能源战略的选择与博弈策略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纵深命题：随着国际金融博弈的日益加剧，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究竟应该如何谋划与抉择？对此，我曾在北大与韩忠亮教授做过探讨，他运用博弈论原理将“谈判砝码”作为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参照变量来剖析中国能源金融战略发展中存在的难题，提出筑就能源金融安全多重防线等见解。鉴于相关内容在这部书主题范畴内而未及展开，特将其分析思路转述于下，权当作对占豪所论的一点补充。
能源金融的中国策
现如今，在传统经济学难以破译的情况下，油价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金融问题。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曾尖锐地指出：“美国那些著名的投资银行在这轮行情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正是他们在原油期货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价上涨。”此话虽不乏激进甚或有妖魔化华尔街的色彩，但美元贬值、油价飙升的确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也是拜与美国形成某种“利益共识”的国际资本对石油价格大肆炒作之所赐。值此情势，作为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国怎么办？答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为全球石油价格提供一组可供参考的交易数据，同时使自身在石油定价上的话语权得以提升。 与金融危机一样，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油荒”，同样可能导致一国乃至全球的危机。究其原因，除战争外，石油价格的非正常波动皆因石油定价权的缺失所致。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石油贸易问题，更深层次地探究，则更是一个石油金融问题。由于能源关系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因此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国际政治挥之不去的主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些年有文章说，如今的地缘政治是两极事务，只有美国和中国够得上分量。话虽如此，在石油定价博弈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没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没有谈判砝码。当前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核心是如何基于能源金融安全，解决能源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和建设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而中国要在石油定价上拥有话语权，最要害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
在书中，占豪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为打开中国经济困境的“必钥”，这个论断，颇有点“打蛇打七寸”的意味。人民币国际化虽未必是立竿见影让经济走出困境的捷径，却是中国想在包括石油定价在内的资本控制权与商品定价权上拥有话语权和谈判砝码的通途。
石油定价权需要有强势的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中国石油进出口业务可以用人民币计价，使内贸与外贸无差异，从而规避自我承担汇率波动和美元贬值的风险。石油价格的波动也是美元现象，无非是由于全球石油交易和结算的主要货币是美元。美元贬值，油价必然上涨。美国在爆发次贷危机后为保自身利益，过量发行美元，并在金融机构操纵下使石油价格达到历史高点，在此期间，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在交易中就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这既是重建世界货币新秩序的需要，也是重建世界石油金融新秩序的需要。
在石油定价博弈中，讨价还价的话语权是如何体现的？讨价还价作为博弈论中的一个模型，通常是以分蛋糕为例来说明的，这也是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讨价还价博弈理论的一个核心解释。从历史上看，对石油定价权的“讨价还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战争来瓜分世界石油这块“蛋糕”（这是军事强权的体现）；二是由于“超主权”公平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缺失，导致以美元为主导进行结算的“巧取豪夺”（这是金融层面上“货币战争”的强权体现）。中国要想在讨价还价中拥有话语权，必须不断增加在石油定价权上的谈判砝码，规避美国（既是蛋糕的执刀分割者，又是具有分蛋糕先行选择权的受益者）的非公平掠夺。
在对策选择上，从国际角度出发，一是要实行“你操刀我先挑”原则，对石油美元进行国际监管：二是建立“超主权”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一时都很难实现。因而对中国来说，将来如果能用人民币结算，增加谈判砝码这一参照变量，会是中国解决话语权的核心启动点，也是石油定价权最本质的问题。如果视谈判砝码为石油定价权的参照变量，石油定价权谈判砝码的坐标维度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二是加强石油储备：三是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
中国是世界石油进口与消费大国，在未来国际石油争夺的博弈中，日益增加的石油进口和消费需求会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很大问题。自2000年起，中国石油消费增长就占据世界石油增量的40%。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70%的石油消费将依赖进口。从长期来看，中国石油消费有超过美国的态势，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能源争夺战，这是中国未来难免遇到的困境。
相比中国而言，美国优势极为明显，曾宣布2027年前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量提高到15亿桶，且在阿拉斯加、墨西哥湾等地都留有储量丰富、尚未开采的“石油资源储备”。雄厚的战略石油储备对石油输出国形成巨大威慑，这是美国除主权国际货币美元因素外，对世界石油定价权的又一个强有力的谈判砝码。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唯有采取全方位的石油战略对策。首先中国应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以提升在石油定价权上的谈判砝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建立交易所的现实意义巨大。这是因为，任何交易都是信息的交易。假定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地理位置不重要”的说法是可能成立的，但在实践中没有办法捕捉国外交易所的交易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能同等使用国外的交易所进行公平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中国无法进入伦敦、纽约市场，其信息也不能支持对石油价格的把握，加之国外对中国的片面了解、文化差异及政治因素的干扰，给对华贸易的真实度造成很大影响。过去中国企业的期货交易基本都以遭受损失而告终，所以不是不愿意参与期货市场交易而是“亏不起”。
基于国际风险控制考虑，中国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为全球石油定价提供与投机有别的一组参考系数，防范和阻击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人会问，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是否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结算风险是否也可能在同时加大？比如外汇风险。其实，根本不必担心资金不足的问题。全球性期货交易，只要实行公开、公平的市场交易，就会吸引更多的交易群体。中国的石油产量和用量总和位居世界前列，可以在期货中融入相当比例的资金。适当时候还可以放开金融机构和符合条件的境外资金入场，这些都是资金的最好来源。建立交易所的关键问题不是资金来源，而在于对未来的审慎监管上。
也可能有学者害怕结算风险的问题，主要担心中国货币体系不完善会自担损失。其实大可不必。可以预期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仍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到纽约市场交易当然得用美元结算，一旦出现外汇风险，必然要由中国的交易者自己承担；但是，中国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期货交易所，情况就会不同，那时即便用美元结算，由于我们信息充分，也有利于风险的规避。实际上，既然是在中国境内交易，当然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同样，国外的交易者到中国的期货交易所交易，外汇风险显然由他们自己承担，也就自然而然转嫁出去了。
因此说，石油期货交易所是石油价格话语权的载体。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石油期货合约以人民币结算，能够提升中国对石油价格的话语权，增加对石油定价权的谈判砝码。 中国除了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外，还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根本上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解决内耗问题；二是从金融的角度考虑，在与其他国家石油交易的过程中，要逐步寻求“一揽子”捆绑的“非美元化”：三是要及早研究大容量石油储备和未开采资源储备问题，以增强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干预能力，既是增加谈判砝码的手段，也是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础；第四是法律保障，加强对能源政策和储备立法。完善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障石油安全的能力，也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理想博弈与现实世界
从后果来看，博弈可分为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最理想的博弈，是通过竞合策略达致的正和博弈。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中两国对全球格局举足轻重，两个大国之间，当以此为应然之追求，方是通向大同之道。
世人聪明乎，世人愚蠢乎，为何总少不了明枪暗箭、忘不了你争我夺？世界大局大势，未来何去何从？有占豪的著作在此，读者诸君擦亮慧眼，先看书吧。未了，谨以此序标题及下面三则寓言，表达一个学者对未来全球经济与国际政经博弈的隐忧抑或期待，再或者是跟“解放思想”沾不上边的三节“脑保健操”：
[1]上帝对一个牧师说，他要带牧师去看一看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于是来到一个房间里。房间中央摆放着一锅热腾腾的肉汤，一大群人围着锅坐着，个个都愁眉不展，原来，他们虽然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汤匙，但汤匙的柄太长，都无法将汤喂到嘴里。尽管面前摆放着美食，却只能眼睁睁的望着，仍旧要饿肚子。怪不得一个个神情暗淡、愁眉苦脸。
上帝又带牧师来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仍然是一锅热腾腾的汤。一大群人围着锅席地而坐。他们手中仍拿着长柄汤匙，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幸福而满足，他们在欢笑、唱歌，过得非常快乐。
牧师迷惑不解，便问上帝：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条件，第一间房里的人们都在挨饿，处境悲惨，而另外一间房里人们却丰衣足食，过得很快乐，差别为何如此之大？上帝微笑着说：难道你没看见，第二个房间里的人都在相互喂对方吗？
[2]蛇都是头前足后地行于地面。一天蛇尾不高兴了，对蛇头说：为何总是你在前，我在后？这不公平。蛇头说：因为我是蛇头，我能看见路。蛇尾一听不干了：别显你能，我若紧卷在树干上，你虽能看见路也走不成。说罢紧缠在树干上不肯跟着走。蛇头无奈，只好让蛇尾先行。结果整条蛇跌入山涧，命毁身亡。
[3]一个瘸子在马路上偶然遇见了一个瞎子，见瞎子正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有人来带他行走。“嘿，一起走好吗，我也是一个有困难的人，不能独自行走。你看上去身材魁梧，力气一定很大。你背着我，这样我就可以向你指路了。你坚实的腿脚就是我的腿脚；我明亮的眼睛也就成了你的眼睛了。”瘸子将拐杖握在手里，趴在了瞎子那宽阔的肩膀上。两人步调一致，顺利地过了马路。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