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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浙江省1992-2009年的数据对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其中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购买性支出。因此，浙江省地方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有效且必要的。
关键词：政府支出；农村居民消费；传导机制
一、引言
2008年以来的美国次债危机使中国经济环境恶化，出口增长受阻，这样中国依靠“出口拉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寻找突破口，人们把期望投向了消费，于是政府启动了“扩内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出台了包括4万亿支出计划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其中政府把促进农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十大措施的重中之重。2008年，政府财政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达到1030亿元，2009年增加到1200亿元，并投入400亿元用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农机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在短期来看，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从长期看，政府支出能否促进农民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应该继续还是退出？这是目前迫切需要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理论上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可以是互补关系，即私人消费随政府支出增加而增加，这时扩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挤入作用。反之，两者也可以是替代关系，即扩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一般来说，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可能会同时有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
在国外，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作开创性研究的是Baily（1971）提出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等于为个人消费提供θ个单位的商品，根据这种假说可知：如果θ>0，即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私人消费减少，说明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是替代关系。相反，如果θ<0，即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私人消费增加，二者呈互补关系。Barro（1981）拓展了贝利的研究，将有效消费函数c=c+θg，引入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西方学者随后运用不同的经验数据和理论假设，通过对θ符号进行检验得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即θ>0。komendi（1983）、Aschauer（1985）、Jonsson（1986）、Ahmend（1986）、Giavazzi（2000）、Tsung Wu Ho（2001）、Hjelm（2002）、Garcia and Ramajo（2003）等人运用不同国家的经验资料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二是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存在挤入效应，即θ<0。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卡拉斯Karras（1994）通过对世界上30个国家的跨国分析、Schclarek（2007）利用21个工业化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对这一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外，Athanasios（2008）认为，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在经济衰退时比繁荣时更加显著。
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借鉴西方消费理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建立有关中国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经济计量模型，并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以及采用不同时期的经验数据，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大量的研究。胡书东（2002）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从整体上看是互补的关系，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李永友（2006）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通过对对全国、城镇以及农村样本进行估计表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张治觉（2007）通过借鉴国外理论并运用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数据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具有不同程度的挤入效应。
鉴于国内学者主要是对政府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诠释浙江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以及在模型建立的理论框架下，以农村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运用浙江1992-2009年省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些有益的探讨。
二、地方政府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
（一）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
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政府支出作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是用以达到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之一，按照支出的经济性质可以将政府支出划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性支出。购买性支出是指政府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市场上采购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直接表现为政府在市场进行等价交换，它体现的是一种政府的市场性再分配活动。而转移性支出是指预算资金单方面无偿转移支出，转移性支出的重点在于体现社会公平，是一种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本文将分别对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首先考虑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即实行等价交换。对市场运行而言，购买性支出主要作用于生产环节，是政府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等同于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时，会带来总供给的增加和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居民收入增加，而居民收入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其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需求的最终增加。其次考虑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转移性支出政府将资金无偿地、单方面地转移包括政策性补贴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主要作用于分配环节，其通过分配和再分配直接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其居民的消费支出。
（二）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进一步阐释
综上可知，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都是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然后作用于居民的消费，但是二者发挥作用的环节和方式不同，从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也不尽相同。进一步分析如下：
1、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中针对农村居民的是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投入、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水利建设基金等。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财政支农支出是在农业和农村领域直接投入，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多种途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另一方面，财政支农支出通过改善农村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供给，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农村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放松农村居民的消费约束，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2、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主要有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付、生产补贴、投入补贴和债务利息支出等，无论哪一种形式的转移性支出，最终都将直接增加接受者的收入水平。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亦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有效地稳定居民对未来收支的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边际消费倾向，从增加即期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财政补贴政策，如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民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增强其消费能力。地方政府以农村居民为对象建立一套完善、规范和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还能培养良好的消费预期，使农村居民真正做到“有钱消费”和“放心消费”，这对于当前贯彻以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中国自1992年以来进行了市场体制改革，随后又为启动内需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各地政府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浙江省也不例外，已从1992年的约976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5127亿元左右，这是否如理论分析的那样会对居民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选取1992-2009年的浙江省数据来研究地方政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一）数据说明
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Gb）以政府的支农支出数据为代表，主要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地方政府的转移支出（Gt）选用政策性补贴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费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C）用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来度量，农村居民收入（Y）用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来代表。实际变量为名义变量经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获得（1992=100）。
（二）模型建立以及检验
本文在Tsung-wu Ho（2001）建立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解释变量来解释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理由如下，个人可支配收入也是决定个人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可以强化政府支出与消费的关系外，还可以有效分离出其他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个一致的估计， 从而更真实地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因此得估算方程如下：
LnCt=a0+a1LnGt+bLnYt+vt，其中，Gt为政府支出，可以代表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或者转移支付；vt为随机误差，vt~iid（0，δ2）。
在利用上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分别采用了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方法。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LnCt，LnGbt，，LnGtt，LnYt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
在我们利用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先利用协方差检验来确定模型形式是无个体效应的不变系数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或者变系数模型。如果分析样本中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则需要利用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考虑到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分别进行估计。
本文对政府购买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协方差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对1992-2006年的样本数据采用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使用Swamy-Arora方法估计成分方差，对模型进行估计，拟合结果如下：
Ln（Ct）=0.0023+0.671Yt+0.1092Gbt
t＝（0.368） （38.91） （10.58）
p＝（0.822） （0.000） （0.000）
R2=0.9964，F=8719.67，DW＝1.94
然后，我们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拟合结果如下：
Ln（Ct）=0.0014+0.841Yt+0.2392Gtt
t＝（0.541） （46.82） （13.27）
p＝（0.761） （0.000） （0.000）
R2=0.9824，F=9623.17，DW＝1.96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还是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呈现出了良好的拟合结果。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相当明显，拟合系数分为0.671和0.841，且非常显著，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可支配收入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如下：一是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由模拟结果可知，政府购买性支出每增加1单位，农村居民的消费就增加0.1092单位。二是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同样是互补关系，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的消费就可以增加0.2392个单位。三是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相比，转移支付更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这种结果也是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相符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主要是用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这部分费用主要用于对农业的投入、农村及其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农业的投入可以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是其中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产品的缺失的现象有所改观，政府支出的边际社会收益有所下降，因此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刺激作用就逐渐减弱；另外，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产品涉及排他性的支出项目，难免会对居民消费造成部分挤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时滞”效应，对社会的效益体现在长期，而在短期将挤占社会资本中私人资金比例，一方面降低了居民可分配的财富，另一方面挤占了私人投资从而降低了私人可支配收入，从而总体上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不大。而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政策性补贴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将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且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他们基本生活需求都没有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大幅度的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因此，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容易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检验可知，浙江省的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挤入作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支出明显地拉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其中，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对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更甚于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据此可以判断，地方政府支出能够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有效的和必需的。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调整财政政策中涉农部分，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一）加大地方政府的支农力度，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的增加
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始终是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的最关键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力度，从量上保证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其次增加支农力度的方向要以经济发展和满足农村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不仅要调整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对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农村居民福利项目倾斜，如农村地区交通、自来水、供电、冬季供暖、卫生保健、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还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三农”投入机制，通过资金投入方式和投入环节的改革真正起到满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的功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能力。同时，还应尽快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实行组织化经营，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力争做到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同步。
（二）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政府投入领域由过去注重农业生产环节为主向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并重，合理优化财政支农结构，从比重上向与改善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相关性强的项目倾斜，减少事业费支出，增加农民直接收益项目的费用支出；从层次上将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基层地区、向社会事业以及向困难群众倾斜，支持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和重大民生问题的解决，切实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减少农民风险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居民需要面对的各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刚性支出增加，在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正常的消费支出会受到抑制。当前要拉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要稳定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以全面保障为目标的现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实施农村新型医疗保障制度，规范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同时，提高财政支出中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支付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应对风险能力，这样才能稳定农村居民心理预期和降低对未来生活的顾虑，从而达到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四）完善和强化补贴政策措施，保证农民直接收益
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补贴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受补贴水平，同时，为了突出地方政府农业补贴的效果，我们可以将补贴的重点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民和农业进行补贴；其次在补贴的方向上，要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减少交叉和中间环节，这样确保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随地方政府补贴强度的增加，随后要逐步扩大补贴范围，科学合理地设计补贴标准，在既定条件下，应该在众多直接补贴的办法中确立主导的补贴方式，确保补贴结果不偏离政策目标；最后，为确保对农民的补贴真正到位，要建立监督和惩罚制度，加强对补贴发放的管理。
参考文献：
1、Alfredo.Schclarek,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7(29).
2、Tsung wu.Ho,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A Panel Integration Analysi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1(28).
3、储德银,闫伟.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统计研究,2009(8).
＊本文属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浙江省政府支出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经验分析”（批准号：2010Z25）。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关键词：政府支出；农村居民消费；传导机制
一、引言
2008年以来的美国次债危机使中国经济环境恶化，出口增长受阻，这样中国依靠“出口拉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寻找突破口，人们把期望投向了消费，于是政府启动了“扩内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出台了包括4万亿支出计划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其中政府把促进农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十大措施的重中之重。2008年，政府财政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达到1030亿元，2009年增加到1200亿元，并投入400亿元用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农机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在短期来看，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从长期看，政府支出能否促进农民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应该继续还是退出？这是目前迫切需要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理论上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可以是互补关系，即私人消费随政府支出增加而增加，这时扩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挤入作用。反之，两者也可以是替代关系，即扩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一般来说，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可能会同时有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
在国外，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作开创性研究的是Baily（1971）提出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等于为个人消费提供θ个单位的商品，根据这种假说可知：如果θ>0，即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私人消费减少，说明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是替代关系。相反，如果θ<0，即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私人消费增加，二者呈互补关系。Barro（1981）拓展了贝利的研究，将有效消费函数c=c+θg，引入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西方学者随后运用不同的经验数据和理论假设，通过对θ符号进行检验得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即θ>0。komendi（1983）、Aschauer（1985）、Jonsson（1986）、Ahmend（1986）、Giavazzi（2000）、Tsung Wu Ho（2001）、Hjelm（2002）、Garcia and Ramajo（2003）等人运用不同国家的经验资料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二是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存在挤入效应，即θ<0。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卡拉斯Karras（1994）通过对世界上30个国家的跨国分析、Schclarek（2007）利用21个工业化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对这一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外，Athanasios（2008）认为，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在经济衰退时比繁荣时更加显著。
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借鉴西方消费理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建立有关中国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经济计量模型，并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以及采用不同时期的经验数据，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大量的研究。胡书东（2002）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从整体上看是互补的关系，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李永友（2006）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通过对对全国、城镇以及农村样本进行估计表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张治觉（2007）通过借鉴国外理论并运用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数据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具有不同程度的挤入效应。
鉴于国内学者主要是对政府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诠释浙江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以及在模型建立的理论框架下，以农村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运用浙江1992-2009年省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些有益的探讨。
二、地方政府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
（一）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
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政府支出作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是用以达到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之一，按照支出的经济性质可以将政府支出划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性支出。购买性支出是指政府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市场上采购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直接表现为政府在市场进行等价交换，它体现的是一种政府的市场性再分配活动。而转移性支出是指预算资金单方面无偿转移支出，转移性支出的重点在于体现社会公平，是一种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本文将分别对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首先考虑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即实行等价交换。对市场运行而言，购买性支出主要作用于生产环节，是政府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等同于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时，会带来总供给的增加和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居民收入增加，而居民收入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其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需求的最终增加。其次考虑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转移性支出政府将资金无偿地、单方面地转移包括政策性补贴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主要作用于分配环节，其通过分配和再分配直接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其居民的消费支出。
（二）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进一步阐释
综上可知，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都是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然后作用于居民的消费，但是二者发挥作用的环节和方式不同，从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也不尽相同。进一步分析如下：
1、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中针对农村居民的是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投入、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水利建设基金等。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财政支农支出是在农业和农村领域直接投入，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多种途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另一方面，财政支农支出通过改善农村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供给，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农村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放松农村居民的消费约束，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2、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主要有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付、生产补贴、投入补贴和债务利息支出等，无论哪一种形式的转移性支出，最终都将直接增加接受者的收入水平。地方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亦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有效地稳定居民对未来收支的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边际消费倾向，从增加即期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财政补贴政策，如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民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增强其消费能力。地方政府以农村居民为对象建立一套完善、规范和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还能培养良好的消费预期，使农村居民真正做到“有钱消费”和“放心消费”，这对于当前贯彻以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中国自1992年以来进行了市场体制改革，随后又为启动内需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各地政府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浙江省也不例外，已从1992年的约976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5127亿元左右，这是否如理论分析的那样会对居民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选取1992-2009年的浙江省数据来研究地方政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一）数据说明
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Gb）以政府的支农支出数据为代表，主要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地方政府的转移支出（Gt）选用政策性补贴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费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C）用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来度量，农村居民收入（Y）用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来代表。实际变量为名义变量经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获得（1992=100）。
（二）模型建立以及检验
本文在Tsung-wu Ho（2001）建立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解释变量来解释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理由如下，个人可支配收入也是决定个人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可以强化政府支出与消费的关系外，还可以有效分离出其他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个一致的估计， 从而更真实地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因此得估算方程如下：
LnCt=a0+a1LnGt+bLnYt+vt，其中，Gt为政府支出，可以代表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或者转移支付；vt为随机误差，vt~iid（0，δ2）。
在利用上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分别采用了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方法。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LnCt，LnGbt，，LnGtt，LnYt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
在我们利用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先利用协方差检验来确定模型形式是无个体效应的不变系数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或者变系数模型。如果分析样本中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则需要利用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考虑到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分别进行估计。
本文对政府购买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协方差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对1992-2006年的样本数据采用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使用Swamy-Arora方法估计成分方差，对模型进行估计，拟合结果如下：
Ln（Ct）=0.0023+0.671Yt+0.1092Gbt
t＝（0.368） （38.91） （10.58）
p＝（0.822） （0.000） （0.000）
R2=0.9964，F=8719.67，DW＝1.94
然后，我们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拟合结果如下：
Ln（Ct）=0.0014+0.841Yt+0.2392Gtt
t＝（0.541） （46.82） （13.27）
p＝（0.761） （0.000） （0.000）
R2=0.9824，F=9623.17，DW＝1.96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还是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呈现出了良好的拟合结果。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相当明显，拟合系数分为0.671和0.841，且非常显著，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可支配收入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如下：一是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由模拟结果可知，政府购买性支出每增加1单位，农村居民的消费就增加0.1092单位。二是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同样是互补关系，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的消费就可以增加0.2392个单位。三是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相比，转移支付更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这种结果也是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相符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主要是用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这部分费用主要用于对农业的投入、农村及其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对农业的投入可以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是其中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产品的缺失的现象有所改观，政府支出的边际社会收益有所下降，因此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刺激作用就逐渐减弱；另外，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产品涉及排他性的支出项目，难免会对居民消费造成部分挤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时滞”效应，对社会的效益体现在长期，而在短期将挤占社会资本中私人资金比例，一方面降低了居民可分配的财富，另一方面挤占了私人投资从而降低了私人可支配收入，从而总体上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不大。而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政策性补贴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将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且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他们基本生活需求都没有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大幅度的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因此，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容易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检验可知，浙江省的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挤入作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支出明显地拉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其中，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对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更甚于地方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据此可以判断，地方政府支出能够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有效的和必需的。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调整财政政策中涉农部分，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一）加大地方政府的支农力度，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的增加
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始终是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的最关键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力度，从量上保证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其次增加支农力度的方向要以经济发展和满足农村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不仅要调整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对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农村居民福利项目倾斜，如农村地区交通、自来水、供电、冬季供暖、卫生保健、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还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三农”投入机制，通过资金投入方式和投入环节的改革真正起到满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的功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能力。同时，还应尽快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实行组织化经营，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力争做到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同步。
（二）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政府投入领域由过去注重农业生产环节为主向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并重，合理优化财政支农结构，从比重上向与改善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相关性强的项目倾斜，减少事业费支出，增加农民直接收益项目的费用支出；从层次上将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基层地区、向社会事业以及向困难群众倾斜，支持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和重大民生问题的解决，切实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减少农民风险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居民需要面对的各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刚性支出增加，在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正常的消费支出会受到抑制。当前要拉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要稳定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以全面保障为目标的现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实施农村新型医疗保障制度，规范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同时，提高财政支出中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支付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应对风险能力，这样才能稳定农村居民心理预期和降低对未来生活的顾虑，从而达到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四）完善和强化补贴政策措施，保证农民直接收益
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补贴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受补贴水平，同时，为了突出地方政府农业补贴的效果，我们可以将补贴的重点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民和农业进行补贴；其次在补贴的方向上，要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减少交叉和中间环节，这样确保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随地方政府补贴强度的增加，随后要逐步扩大补贴范围，科学合理地设计补贴标准，在既定条件下，应该在众多直接补贴的办法中确立主导的补贴方式，确保补贴结果不偏离政策目标；最后，为确保对农民的补贴真正到位，要建立监督和惩罚制度，加强对补贴发放的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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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储德银,闫伟.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统计研究,2009(8).
＊本文属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浙江省政府支出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经验分析”（批准号：2010Z25）。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