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孙《木犀》中的日本文学文化元素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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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身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陶晶孙有着长期在日本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其文学创作及文本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重心。本文试图以陶晶孙第一篇以中文公开发表的小说《木犀》为对象,分析其中或隐或现的日本文学文化元素,探讨身为“文化混血儿”陶晶孙的写作语境和文本特征。
  关键词:陶晶孙 《木犀》 大正民主主义 新浪漫主义 物哀
  陶晶孙(1897—1952)是中国现代作家,创造社成员之一。由于十岁便随父去日本,陶晶孙的学生生涯于日本度过。1919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陶晶孙与郭沫若等人结识,共同创办了同人杂志Green(《格林》)。《木犀》为陶晶孙1919年所作的短篇小说,最初用日文写作,题为“Croire en destinee”(相信运命),发表在Green的第二期,后在郭沫若的建议下译成中文并改题《木犀》,发表在《创造季刊》上,成为陶晶孙用中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木犀》讲述了中学生素威与自己的小学老师——比自己年长十岁的小学英文教习女先生Toshiko相恋的故事。在木犀花的香潮中,素威感受着老师爱的召唤,体验着恋爱的心动。然而他们的爱情刚刚盛开,就因Toshiko先生的离去和逝世而凋零。作者在書写这个唯美而纯情的爱情故事时,受到了日本文学与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性意识书写与大正民主主义
  《木犀》通过素威与Toshiko先生的结合歌颂了纯真的爱情与自主的婚姻。他们虽然年龄相差十岁,但没有因此禁锢了自己的感情,而是开启了一段热烈的师生恋。在这段恋情中,年长一些的Toshiko女先生更为主动,她为让素威免受体操先生的训斥,将他留在自己房间里并为他解围,还率先发出了肌肤之亲的邀请。在意识到两个人的恋情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后,Toshiko先生又主动离开,以此为他们的恋情“偿罪”。无论是这段爱情中双方年龄与地位的悬殊,还是先生身为女性在感情中主动和大胆的行为,对于当时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的中国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作品通过对两个人性意识的大胆描写表达了新式青年男女对爱情与性的追求,并借Toshiko先生这一女性人物形象宣扬了女性自由解放的思想。连寄宿舍的寮母(宿管老师)Tanisan也说:“但是年龄争差又有什么呢,恋爱到底还是恋爱。”①表达了对开放自由的恋爱的支持。女先生自由恋爱、大胆恋爱,这一积极形象的正面塑造体现了作者对宣扬个性、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女性予以肯定和支持,表达了对压抑爱情与性爱的社会的抗议。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创造社同人推崇的新式婚恋观的体现,这种新式婚恋观致力于争取身心的自由与解放。创造社对其的宣扬是对中国旧社会封建伦理道德的勇敢反抗,对那个时代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猛烈攻击。
  创造社的成员多是曾长期在日本大正时期学习生活过的留学生。在大正时期的日本都市社会,各种西方现代思想不断涌入,女性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女性地位获得了提高,广大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这些进步而先进的思想对于在中国封闭守旧的乡镇长大的创造社成员来说,无疑是一股猛烈的冲击波,对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大正时期,这种开放自由的人文环境使创造社成员得以自由呼吸,并将这种先进的思想观念带回祖国,以开化国人心智,促使中国社会自由解放。然而,那个年代,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笼罩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阴霾下,想要迅速改变谈何容易。再加上创造社成员从小生长于中国,本身或多或少地仍带有封建思想残余,这些因素导致了他们往往会在新旧思想间挣扎,难以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这种局限性在《木犀》中体现为Toshiko先生的负罪感。尽管Toshiko先生是一位知识分子,大胆自由地追求了自己所爱,但她还是没能经受住旁人异样的眼光,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决定暂时离开并承诺“总有一天会来偿罪”,②这导致他们的幸福走向破灭。这种局限性正说明改造国人思想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认为,夏目漱石提倡的“自我本位”思想在《木犀》中也有体现。③“自我本位”并非利己主义,而是要将发展自己个性与尊重他人个性结合,在使用自己权利的同时意识到与权利相伴而来的责任。在《木犀》中,素威与Toshiko先生的爱情建立在平等与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当寄宿舍的寮母Tanisan告诉了素威大家都在谈论他们年龄悬殊的恋情后,素威与Toshiko先生的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先生在离别的前一晚对素威说,“我是太不好了,我,我总有一天会来偿罪,等我到那刻时候,等我到那刻时候……”④其话语隐含了她的不辞而别之意。“偿罪”表现出她对素威心生愧意,这种愧意也许来自她贸然离开的决定,也许是源于自己让素威遭受旁人的风言风语而感到自责。与先前享受到的爱的权利相比,她对爱的责任感更为深重,这正是夏目漱石“自我本位”思想的体现。
  二、唯美情思与新浪漫主义
  陶晶孙曾经明确地指出自己一直在写新浪漫主义作品。他在《记创造社》中写道:“原来,罗曼主义是国家意识昂扬时代的国民精神之反映,所以罗曼主义惯以飞跃的精神,走着向上之路,也不忘自我之意识。罗曼主义者……不举空洞的理想,他们立在现实,但也知道现实之苛酷,因此做自己的架空,虽在逃避于架空之中,但也切实供给自己以出路。”⑤可见,陶晶孙予以日本新浪漫主义极高的评价。
  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首次进入日本文学家的视野,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20世纪初期,在大正主义运动进入全盛时,外国文学多元开放的思想为日本文坛增添了许多新鲜的血液,新浪漫主义文学广泛流行。这种新浪漫主义文学重视内在的心灵,将人感觉化、情绪化,追求情趣与享乐,带有自然主义的虚无痕迹和唯美倾向。在这种文学思潮中成长的陶晶孙,其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新浪漫主义的影响。
  陶晶孙从小离开中国,去日本读书,国学根底尚浅,很容易被当时以新浪漫主义为主的日本文学思潮感染,“成立自我中心的憧憬主义,彷徨在现实与理想中间”。⑥背井离乡带来的思乡之情与弱国出身遭受的歧视使他孤独忧郁之情格外浓烈。他在自传中说,在中学读书时,“德文课读哥德魔王之类。罗曼主义的性格在此时成立。”⑦他常借助文学中的浪漫手法表达对现实的看法,擅长乐器弹奏的他也常常用音乐填补感情上的空虚,此等因素都为他从事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他曾说:“明治年间我在日本,时正少年,辰野隆大少爷也是那时候我所在的一中出身,忆起日本的明治文学,忆起日本的浪漫主义时代。”⑧这里可以看出陶晶孙对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着深厚的情感。日本新浪漫主义在其作品中有着很强的体现。   陶晶孙的作品素来以文风柔美、文笔细腻闻名。其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多是风度翩翩、温柔多情的日本留学生,往往受到日本女性青睐,其描写的男主人公与日本女性交往时具有丰富的思想情感。这类作品往往带有一种诗意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流露出一丝哀怨与感伤。《木犀》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木犀》中没有尖锐的笔触,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强烈的情感冲击。素威与Toshiko先生的爱情就如木犀的香潮一样淡雅清甜。就连他们分离时素威悲伤的状态,作者也只是用淡淡几笔描绘出来,表达出一种淡淡的哀思,略带酸苦却值得回味。作者如解剖般向读者展示出素威从初生情愫到失去爱人整个过程中一点一滴的情感变化,用细腻的笔触书写出绵绵的青春感伤。环境的塑造也时刻为两个人的爱情渲染着浪漫的气氛。清新的木犀的香潮、静谧的月光、夜露凝积着的小径、金色的栏杆……唯美的环境烘托两个人感情的纯情之美,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一份诗意的浪漫。
  三、木犀意象与修辞
  郭沫若在《木犀》的附白中写道:“晶孙这篇小说,原名本叫‘Croire en destinee’(相信运命)。原文本是日文,我因爱读此篇,所以我怂恿他把它译成了中文,改题为《木犀》。”⑨既能担当文题,又是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木犀在本文中的存在意义并不局限于审美愉悦的层面,更带有着日本“物哀”的审美特点,对推动着文章思想情感的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木犀即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宋人张邦基云:“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沤郁,余花所不及也……湖南呼九里香,江东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纹理如犀也。”⑩由此可以看出,木犀原是浙地俗称,因其纹理如犀而得名。木犀中最常见的物种为金木犀,又名金桂,发源于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于江户时代作为观赏植物传入日本。因为金木樨在日本通常在十月初开放,所以常作为秋的季语。本文的故事发生在初秋,正值木犀盛开的季节。芳香四溢的木犀常被视作友谊和爱情的象征,也有初恋的花语。日本许多以初恋为主题的音乐都有提及木犀,如笹川美和演唱的《金木犀》,佐仓纱织《银木犀》,都以木犀为题,演唱了初恋中的甜蜜与忧伤。
  桂花有樟科桂和木犀科桂之分。樟科植物自身多带有沁脾的香气。而木犀科桂花树本身无香味,只有在花开放时才有香味。木犀科桂花被赋予了崇高的文化特征,李清照曾稱赞它“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又被称作“九里香”,以其浓郁清芬的香气受到了文人墨客很高的评价,如“一从月窟移根到,不落人间第二香”等,被赋予了遁世幽居之义与正直清廉的人格特征,象征着君子的馨德之义。陶晶孙的《木犀》原文虽用日语写成,但男女主人公之间纯真的爱恋与两个人的善良和纯朴人性正与木犀原本的这些意象完美契合。
  在日语语境中,小说取名“木犀”也是意味深长的。首先,日语中的桂花读音,对应的汉字词正是木犀。即便是翻译为中文后,小说还是保留了木犀的修辞,而没有选用在中文语境中更常见的桂花。这种选择一方面保留了日语中木犀所承载的陌生化,而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一日语中的汉字同形词唤起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连带感,拉近了中日文化的距离。其次,将题目定为“木犀”,既将两个人的爱情比作木犀花芬芳淡雅的香气,也预示着两个人爱情之短暂,难以长久。并且,陶晶孙与郭沫若同是在日本长期学习生活的中国人,选择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木犀作为文题和意象,能够在文本之中体现出中日文化上存在着的联系,体现出两个人爱国情怀与对祖国的思念。陶郭两个人正像木犀一般,移植到了日本文化,却有着中国的根,散发着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淡淡哀思。
  在本文中,木犀一共出现了九次,作为线索贯穿于故事之中。文章开篇就出现了木犀,木犀的香潮飘来,唤醒了素威的意识,引发他对于当下郁郁不得志的生活境况的感叹。“凄凄凉凉地流到九州来,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11)由木犀的香气通感而发的这番对“何等悲惨的生活”(12)的感触,反过来为木犀蒙上了一层感伤的色调。除此之外,木犀花的香潮让素威忆起了他幼时心中的欢爱,木犀作为爱情的象征由此拉开序幕。当素威与Toshiko先生互生情愫之后,木犀的香潮出现在先生的房间里,弥漫于两个人约会的寓所。随后在木犀树下,两个人相遇的那一夜,情感达到高潮,先生两次提醒素威不要忘记那具有纪念意义的一晚。木犀树下有着素威与先生美好的回忆,木犀的香芬见证了两个人情感发展的始终,使两个人的恋情也散发着淡雅清甜的气息。而在素威读完先生留给他的离别信后,不仅痴狂地做出了一系列反常的举动,而且“跑到木犀树下无意识地乱摇”,(13)摇晃着作为他们爱情象征的木犀树,痛感物是人非事事休,此时的木犀因两个人的离散而散发着淡淡的哀愁。
  文中的木犀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见证着主人公情感的变化,被寄予了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在写素威关于生活的慨叹、幼时青涩的回忆以及与Toshiko先生爱恋时害羞—欢喜—激动—悲伤的情感历程时,全部设置了木犀在旁作为见证者。木犀的花期为9月至10月上旬。也就是说,素威与先生的爱情正是随着木犀花开的过程而愈加浓烈,文末先生得病去世时是圣诞节前夕,此时的木犀也已凋零。木犀花的生长过程正好与两个人的爱情发展过程及素威的情感历程形成了对应。在此木犀也就被赋予了浓郁的主观色彩。木犀是客观存在的“物”,寄托着素威的内心之“哀”,象征着他爱情和生活两方面的失意。逐本溯源,这种带有审美取向的情绪性与高度感受性的写作,正体现了日本审美中“物哀”的感性文化色彩。《木犀》透过文中经常出现的木犀意象,在木犀花清新的香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感伤,体现了日本“物哀”的审美特性。
  四、结语
  《木犀》是陶晶孙的代表作品,也是他在文学革新的道路上发起的一次成功的尝试。陶晶孙将日本大正民主主义之风吹入《木犀》,通过书写性意识的自由和解放来对抗旧中国腐朽黑暗的封建伦理道德。他将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渗透到作品中,在“罗曼”中寻找中国文学之出路。他精心选取源于中国的木犀作为文题与意象,在文本中力图唤起中日文化的连带感。这些日本元素的融入丰富了《木犀》的文学内涵,使之成为沟通中日文化的一座桥梁。   陶晶孙的写作受到了日本文学文化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学的发展与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②陶晶孙:《枫林桥日记》,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张金杰:《陶晶孙作品中的夏目漱石文学思想——以“自我本位”、“F+f文学公式”为例》,《作家欣赏》,2015年第5期,第1603—1604页。
  ④陶晶孙:《枫林桥日记》,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⑤丁景唐:《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⑥丁景唐:《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⑦陶晶孙:《晶孙自传》,《牛骨集》,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38页。
  ⑧丁景唐:《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⑨陶晶孙:《日本文学之什》,《牛骨集》,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99页。
  ⑩(宋)张邦基:《木犀花》,《墨庄漫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1)(12)(13)陶晶孙:《枫林桥日记》,华夏
  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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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天宇,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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