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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城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飞速发展，由传统城市逐渐向现代化城市转变。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中，一改以往绝大多数时间几乎都由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大量和经常性地出现女性的身影，女性全面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建设和社会生活当中。那么，近代天津女性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面临着怎样的束缚和羁绊？其转变与近代天津城市之间又有何关联呢？
一、近代天津女性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
总体来看，近代天津女性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颠覆性的进步。
1.由“内”而“外”——活动空间的极大拓展
开埠之前，天津大多数女性特别是中上层女性，同传统时期中国的广大女性一样，生活空间基本局限在家庭之中，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闭生活，只有在一些特殊的节庆日或者逛庙上香等活动时才会短暂地出游。少数从事卑贱职业的下层女性与妓女，在一定程度上虽可走街串巷，但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还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天津女性真正意义上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是从开埠之后开始的。开埠后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为一些下层妇女提供了各类工作机会。20世纪初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娱乐业、女子教育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妇女和知识女性走出家门谋职就业，外出休闲娱乐或者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也日益增多。至五四运动前夕，“听听小戏，逛逛商场，看看电影”已成为天津城市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女性走出家门，或休闲娱乐或工作学习，都已成为城市中的寻常景象。
2.女性角色的多元化发展
根据活动范围，个体角色大致可以分为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两类。而“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整合”（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开埠之前的天津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紧紧束缚在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体系下，基本唯有家庭角色，而社会角色严重缺失。开埠之后，天津女性不仅承担了社会角色，而且逐渐丰富并向多元化发展。概而言之，近代天津女性的社会角色主要以职业角色和教育角色为主。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女性已进入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当时，知识女性一般从事诸如教员、律师、医生、看护、政府职员和商店店员等工作，下层女性则几乎覆盖了女工、小商贩、仆役等其他所有的职业。据统计，1934年天津仅从事公务员、律师、医生、看护等职业的女性就多达6000余名。而下层从业女性更是高达8万余人。近代天津的女子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教育体系完备，学校众多，因此，接受教育的女性也日渐增多。1934年在校接受教育的女学生就有17000余名。
3.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后，天津的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女星社”、“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女权请愿团”、“天津妇女协会”等众多妇女团体纷纷成立，组织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高呼“男女平等”的口号，猛烈抨击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要求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主要内容包括打破传统贞操观、争取参政权利、男女社交公开、教育与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及恋爱婚姻自由等方面，为争取和维护广大妇女的权益做出了积极努力。作为直隶和天津妇女工作的领导人邓颖超还明确提出：妇女解放必须与国家民族革命融为一体，只有在争取民族国家权益的基础上，才能谋求女性的各种权利以及实现男女平等（侯杰、麻涛、王文斌：《国民革命时期的邓颖超与天津妇女运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由知识女性领导的天津妇女解放运动，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对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与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思潮的勃兴，以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一批天津知识女性以“先觉同志”自任，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她们的观点，或是通过组织妇女社团进行宣传和呼吁。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天津的一些知识青年中，引发了要求解除父母代订的婚约、离婚及恋爱婚姻自由等行为和社会风尚。这一时期，天津的离婚案件逐日增多，并且多由女方提出离婚。天津也出现了女性争取继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各种权利的斗争。
二、近代天津女性解放之路上遭遇的束缚
近代天津女性的解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千年，已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体系，而且早已内化成一种公认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结构。因此，近代天津女性在解放之路上遭遇到重重束缚。
五四运动之前，天津的女性虽已逐渐走出家门，但在公共空间中仍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政策。如天后宫，男女上香者进出的门和路线都被明确分隔开，由警察进行监督，以防止男女混杂。天津考工厂干脆将中国女性同男性观众参观的日期错开，而外国女性则不拘此例。剧院里通常实行男女观众分区观看。而除小学外，此一时期中学和大学都严格实行男女分校。假如女性同男性有所接触，则必然招致非议。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为五四运动中遇害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时，不得不请男校学生担任会议主席，因为追悼会上有男宾参加，女性不便接待。
五四运动之后，男女社交公开已势不可挡，公共空间男女隔离措施无法继续实施。此时，天津当局转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对女性服装与行为举止的监管上。要求女性着装朴素，不要露胳膊露腿，举止则要端庄稳重。基于此，天津不时出现取缔女性“奇装异服”的法令。天津警察厅还特别对电影院中男女搂抱亲吻以及街市上二女同坐一车“互相掩叠，嬉笑诲淫，招人注目”的行为进行了惩处。对于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同男性有密切接触的女招待行业，更是数次出台专门法规予以严厉规范。按照规定，各旅馆客店一概不准雇用女招待；不能以女招待作为招揽生意的手段；女招待不仅需要详细登记备案，在着装和行为举止上更需严格按照规则行事：“1.须着国产布制长袍或短衫素裙，不得华服艳装；2.言语行动须端重和平，不得笑谑詈骂及有猥亵形状”。
三、近代天津城市对女性解放的影响
对于天津女性而言，近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正是从近代开始，她们才打破之前数千年来的“失语”状态，以群体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演绎和谱写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近代天津女性不论是从时间、规模，还是参与城市建设及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究其原因，与天津城市本身紧密相关。
首先，开埠后天津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城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全面和快速发展，既吸引着女性走出家门，又为天津女性提供了受教育和数量与种类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而女子教育的兴起，直接促进了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时，天津是一座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城市，贫困人口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此类家庭的女性不得不外出工作以补贴家用。而九国租界的设立，在女性解放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
其次，天津由于邻近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的女学生最先奋起响应，并率先发起和组织了中国的第一个妇女救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1919年9月，天津首先成立了由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此举极大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直接推动了男女社交公开的进程。在其影响下，男女学生联合的爱国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男女社交公开思想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天津女性解放起到了宣传倡导和指导的作用。
总之，由于近代天津城市现代化的程度较高，受欧风美雨及妇女解放等各种思潮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入，所以女性的解放程度也更为显著。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一、近代天津女性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
总体来看，近代天津女性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颠覆性的进步。
1.由“内”而“外”——活动空间的极大拓展
开埠之前，天津大多数女性特别是中上层女性，同传统时期中国的广大女性一样，生活空间基本局限在家庭之中，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闭生活，只有在一些特殊的节庆日或者逛庙上香等活动时才会短暂地出游。少数从事卑贱职业的下层女性与妓女，在一定程度上虽可走街串巷，但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还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天津女性真正意义上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是从开埠之后开始的。开埠后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为一些下层妇女提供了各类工作机会。20世纪初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娱乐业、女子教育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妇女和知识女性走出家门谋职就业，外出休闲娱乐或者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也日益增多。至五四运动前夕，“听听小戏，逛逛商场，看看电影”已成为天津城市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女性走出家门，或休闲娱乐或工作学习，都已成为城市中的寻常景象。
2.女性角色的多元化发展
根据活动范围，个体角色大致可以分为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两类。而“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整合”（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开埠之前的天津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紧紧束缚在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体系下，基本唯有家庭角色，而社会角色严重缺失。开埠之后，天津女性不仅承担了社会角色，而且逐渐丰富并向多元化发展。概而言之，近代天津女性的社会角色主要以职业角色和教育角色为主。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女性已进入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当时，知识女性一般从事诸如教员、律师、医生、看护、政府职员和商店店员等工作，下层女性则几乎覆盖了女工、小商贩、仆役等其他所有的职业。据统计，1934年天津仅从事公务员、律师、医生、看护等职业的女性就多达6000余名。而下层从业女性更是高达8万余人。近代天津的女子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教育体系完备，学校众多，因此，接受教育的女性也日渐增多。1934年在校接受教育的女学生就有17000余名。
3.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后，天津的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女星社”、“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女权请愿团”、“天津妇女协会”等众多妇女团体纷纷成立，组织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高呼“男女平等”的口号，猛烈抨击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要求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主要内容包括打破传统贞操观、争取参政权利、男女社交公开、教育与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及恋爱婚姻自由等方面，为争取和维护广大妇女的权益做出了积极努力。作为直隶和天津妇女工作的领导人邓颖超还明确提出：妇女解放必须与国家民族革命融为一体，只有在争取民族国家权益的基础上，才能谋求女性的各种权利以及实现男女平等（侯杰、麻涛、王文斌：《国民革命时期的邓颖超与天津妇女运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由知识女性领导的天津妇女解放运动，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对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与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思潮的勃兴，以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一批天津知识女性以“先觉同志”自任，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她们的观点，或是通过组织妇女社团进行宣传和呼吁。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天津的一些知识青年中，引发了要求解除父母代订的婚约、离婚及恋爱婚姻自由等行为和社会风尚。这一时期，天津的离婚案件逐日增多，并且多由女方提出离婚。天津也出现了女性争取继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各种权利的斗争。
二、近代天津女性解放之路上遭遇的束缚
近代天津女性的解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千年，已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体系，而且早已内化成一种公认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结构。因此，近代天津女性在解放之路上遭遇到重重束缚。
五四运动之前，天津的女性虽已逐渐走出家门，但在公共空间中仍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政策。如天后宫，男女上香者进出的门和路线都被明确分隔开，由警察进行监督，以防止男女混杂。天津考工厂干脆将中国女性同男性观众参观的日期错开，而外国女性则不拘此例。剧院里通常实行男女观众分区观看。而除小学外，此一时期中学和大学都严格实行男女分校。假如女性同男性有所接触，则必然招致非议。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为五四运动中遇害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时，不得不请男校学生担任会议主席，因为追悼会上有男宾参加，女性不便接待。
五四运动之后，男女社交公开已势不可挡，公共空间男女隔离措施无法继续实施。此时，天津当局转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对女性服装与行为举止的监管上。要求女性着装朴素，不要露胳膊露腿，举止则要端庄稳重。基于此，天津不时出现取缔女性“奇装异服”的法令。天津警察厅还特别对电影院中男女搂抱亲吻以及街市上二女同坐一车“互相掩叠，嬉笑诲淫，招人注目”的行为进行了惩处。对于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同男性有密切接触的女招待行业，更是数次出台专门法规予以严厉规范。按照规定，各旅馆客店一概不准雇用女招待；不能以女招待作为招揽生意的手段；女招待不仅需要详细登记备案，在着装和行为举止上更需严格按照规则行事：“1.须着国产布制长袍或短衫素裙，不得华服艳装；2.言语行动须端重和平，不得笑谑詈骂及有猥亵形状”。
三、近代天津城市对女性解放的影响
对于天津女性而言，近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正是从近代开始，她们才打破之前数千年来的“失语”状态，以群体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演绎和谱写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近代天津女性不论是从时间、规模，还是参与城市建设及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究其原因，与天津城市本身紧密相关。
首先，开埠后天津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城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全面和快速发展，既吸引着女性走出家门，又为天津女性提供了受教育和数量与种类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而女子教育的兴起，直接促进了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时，天津是一座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城市，贫困人口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此类家庭的女性不得不外出工作以补贴家用。而九国租界的设立，在女性解放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
其次，天津由于邻近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的女学生最先奋起响应，并率先发起和组织了中国的第一个妇女救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1919年9月，天津首先成立了由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此举极大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直接推动了男女社交公开的进程。在其影响下，男女学生联合的爱国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男女社交公开思想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天津女性解放起到了宣传倡导和指导的作用。
总之，由于近代天津城市现代化的程度较高，受欧风美雨及妇女解放等各种思潮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入，所以女性的解放程度也更为显著。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