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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究竟是谁成全了谁。
这是沈从文的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有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这里很美，有山有水，水边无桥，有渡口，渡口边有个白塔，白塔边有渡船。
这是莫言的高密：中国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占地2400亩，村民234户，809人，现属高密胶河疏港物流园区，每到“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
这是古华的芙蓉镇 ：通川黔、达鄂泸，舟楫之便，得天独厚，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唯一流过的酉水河连接湖北和四川，是一个“有青石板街；屋檐高低起伏，有节奏；街道上下有坡，有层次；三面临河，以吊脚楼为主”的土家族小镇。
这是鲁迅的绍兴：东部沿海城市，有“黯淡的光线，灰蒙蒙的天空，桑园、竹林、菜园、巷子、石桥、乌篷船”。
如果没有前面的定语，没有人会关心这些地方是哪里。
这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作家，以及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而出名，可与此同时，这些地方也承载了这些作家最深的情感，他们最好的作品都是以此为基础创作的。
到了北京的沈从文发现，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声，于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了包括《边城》在内的一系列作品。
而莫言说，他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都是，一个会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的父老乡亲们的一个不太称职的儿子。他用6部中篇小说和4个短篇小说，将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一直推向世界。50岁之后，他越来越恋家，每年都要回高密住上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
如此等等。
因文学作品而走红，这些小地方以这样一种浪漫的方式被大家知道了它的天然、美丽、质朴，可骨子里它们仍然带着很多小城镇的陋习：闭塞、落后、贪婪。
这种矛盾在这些地方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在杭州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那个会上，当时的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都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当时文学创作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
而这其中，知青作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下过乡，零距离接触过农民的生活，透过这种生活体验他们努力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
另外一种，则是在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之后，开始回忆家乡的各种美好，这也成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就像莫言所说：“当我置身于故乡时，眼前的一切都是烂熟的风景，丝毫没能显示出它们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当我远离故乡后，当我拿起文学创作之笔后，我便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痛苦，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精神故乡的渴求便产生了。你总得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一个地方，所以故乡就变成了一种寄托，变成了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避难所。 ”
这些文学作品不可避免会写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因为作品的深入人心，以及作者描绘的风情，慢慢被人们所熟知。高密和商州就是随着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而走红的。
如果把中国近代文学史再往前翻，就会发现，其实寻根文学同样也是乡土小说中的一种，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这么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作家，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生活，并且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和沈从文。
仔细分析这些因文学作品而走红的地方必然会有以下几个特点：农村，漂亮的风景和独特的人文。第一点不用解释，如果是大城市，根本不需要靠文学作品走红，漂亮的风景和独特的人文构成了吸引人的两大要素，同时，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两点可以突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
所谓“乡土小说”，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小说的典型背景。不过，乡土小说中也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
哪怕是沈从文的《边城》，看上去只是描写了一个纯爱故事，可里面仍然会有对人性深深的思考。
作家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通过作品表达了出来：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可他们仍然抑制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这眷恋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这些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因此，这些作品的诞生，这个地方的出名，本身就是因为作家内心的矛盾。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矛盾
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镇白鹿村因为小说《白鹿原》出名之后，作者陈忠实曾经回去过这个地方，他发现小说中最常见的土坯房不见了，到处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一眼望不到头的小麦地也都变成了樱桃树，再也闻不到麦子的清香了。
可在小说中，小麦是当时的主要作物，而主人公之一黑娃在跟小娥成家之后靠的就是打土坯来获得经济来源。
文学作品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这其中，文学创作本来就没必要跟现实完全一样，它必然会有一些艺术手段在其中。凤凰因为沈从文《边城》而走红，可经过有心人的分析，书中所写的“茶峒”并不是凤凰，其原型应该是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芙蓉镇的具体归属也有过争议，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芙蓉镇是湖南湘西王村，而后有人根据书中所写芙蓉镇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历史、交通等元素，得出结论，“芙蓉镇”应该是位于湘南地区的湖南郴州市嘉禾县的塘村镇。对于一个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可以把所希望的都虚构到某一个地方去，至于，它究竟在哪儿其实并不重要。由此可见，一些细节的夸大更是司空见惯。 这就是很多人到了地方之后，会发现它跟书中所写并不一样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地方的过去跟现在有着很大的出入。在张艺谋决定去高密拍《红高粱》的时候，莫言是极力反对的，他说：“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因为产量的问题，高密原来的高粱地早就改种产量高的小麦和玉米。电影《红高粱》中的场景，是后来剧组临时雇人种出来的两块高粱地。
跟这些相比，更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人心的变化。《芙蓉镇》电影公映之后，王村村民黎大伯亲自到火车站把一拨又一拨的游客拉到王村游玩，1998年的国庆，第一个黄金周的第一天，村里最有名的米豆腐卖出去了4000多碗。《红高粱》之后，每天也有很多人慕名跑到高密。凤凰也一样，很快红遍大江南北。
这些原本贫穷落后的小地方，一下子感受到了这样的经济浪潮，人心不免会有浮动。这是莫言不同意张艺谋去高密拍《红高粱》的另一个原因：“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经济发展与文化续航之间的矛盾
走在凤凰的大街小巷，经常能遇到苗族传统服饰装扮的老奶奶，她们坐在墙角、河边，晒着太阳绣着荷包，精致安详。可当你对她产生好奇，举起相机对准她的时候，老奶奶马上会把手抬起挡住自己的脸，另一只手指指边上的纸牌，上面写着：“拍照一元，合影五元。”
这就是现在的凤凰：没有免费厕所，方便一下需要付出一元钱的代价；小孩子给你带个路也要一元钱。到处都需要钱。
沈从文的世界已经不见了。在那个世界里，就连住在吊脚楼里的娼妓都是有情有义的：“婊子们在吊脚楼里，白天接着客，晚上喝着花酒唱着小调也在接客。不相熟的客人们，必是要付现钱的，而相熟的客人，甚至可以不必付现钱，可以赊着帐，快活完之后，便可以走，在手头宽裕的时候再来付帐。茶峒多情，婊子也多情，沱沱河里的船上水手多是贫苦大众，水手们若是与某一个婊子认了相好，便可以不必付钱，不必赊帐，免费的便能快活，并且娼妓们还可以为相好的水手守身一两个晚上。”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没有虚伪，没有奸诈，摆渡老人甚至因为不愿收钱而近乎天真地争吵。
芙蓉镇也在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地政府把芙蓉镇承包给了旅游公司，共同发展当地旅游业，旅游公司整合了附近的旅游资源，从去年4月20日起，收起了门票，60元一张，王村人祖祖辈辈生活的青石板街也在收费范围之内。收费的影响显而易见，整个芙蓉镇的旅游人数从原先的几千，锐减到日均不到一百人。几乎全村都靠做旅游生意吃饭的王村人面对这样的情况，走投无路，最后索性把老街封了起来，集体抗议。
面对着蜂拥而至的游客，这些小城镇千篇一律做起了旅游生意。可以上种种，无异于杀鸡取卵。人们忘了这些小镇之所以被人知道的原因，与名胜古迹不同，它们是因为文学作品而走红，其文化续航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高密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次变得炙手可热。因此，当地政府在如何发展“红高粱文化”上又开始费尽心思。从2010年开始，高密开始举办红高粱文化节，至今已经是第三届。在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看来，打造高粱品牌的关键不是大面积地种植高粱，而是要唤起高密人对红高粱的文化情怀和精神图腾。三届红高粱文化节看似办得红火，可邵春生明白，毕竟只是一个县级市，要在短时间内把文化产业做得很大，是有很大难度的。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必然会成为这些小城镇的发展思路。因此，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续航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众人始终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是沈从文的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有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这里很美，有山有水，水边无桥，有渡口，渡口边有个白塔，白塔边有渡船。
这是莫言的高密：中国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占地2400亩，村民234户，809人，现属高密胶河疏港物流园区，每到“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
这是古华的芙蓉镇 ：通川黔、达鄂泸，舟楫之便，得天独厚，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唯一流过的酉水河连接湖北和四川，是一个“有青石板街；屋檐高低起伏，有节奏；街道上下有坡，有层次；三面临河，以吊脚楼为主”的土家族小镇。
这是鲁迅的绍兴：东部沿海城市，有“黯淡的光线，灰蒙蒙的天空，桑园、竹林、菜园、巷子、石桥、乌篷船”。
如果没有前面的定语，没有人会关心这些地方是哪里。
这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作家，以及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而出名，可与此同时，这些地方也承载了这些作家最深的情感，他们最好的作品都是以此为基础创作的。
到了北京的沈从文发现，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声，于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了包括《边城》在内的一系列作品。
而莫言说，他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都是，一个会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的父老乡亲们的一个不太称职的儿子。他用6部中篇小说和4个短篇小说，将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一直推向世界。50岁之后，他越来越恋家，每年都要回高密住上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
如此等等。
因文学作品而走红，这些小地方以这样一种浪漫的方式被大家知道了它的天然、美丽、质朴，可骨子里它们仍然带着很多小城镇的陋习：闭塞、落后、贪婪。
这种矛盾在这些地方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在杭州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那个会上，当时的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都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当时文学创作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
而这其中，知青作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下过乡，零距离接触过农民的生活，透过这种生活体验他们努力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
另外一种，则是在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之后，开始回忆家乡的各种美好，这也成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就像莫言所说：“当我置身于故乡时，眼前的一切都是烂熟的风景，丝毫没能显示出它们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当我远离故乡后，当我拿起文学创作之笔后，我便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痛苦，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精神故乡的渴求便产生了。你总得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一个地方，所以故乡就变成了一种寄托，变成了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避难所。 ”
这些文学作品不可避免会写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因为作品的深入人心，以及作者描绘的风情，慢慢被人们所熟知。高密和商州就是随着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而走红的。
如果把中国近代文学史再往前翻，就会发现，其实寻根文学同样也是乡土小说中的一种，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这么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作家，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生活，并且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和沈从文。
仔细分析这些因文学作品而走红的地方必然会有以下几个特点：农村，漂亮的风景和独特的人文。第一点不用解释，如果是大城市，根本不需要靠文学作品走红，漂亮的风景和独特的人文构成了吸引人的两大要素，同时，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两点可以突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
所谓“乡土小说”，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小说的典型背景。不过，乡土小说中也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
哪怕是沈从文的《边城》，看上去只是描写了一个纯爱故事，可里面仍然会有对人性深深的思考。
作家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通过作品表达了出来：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可他们仍然抑制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这眷恋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这些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因此，这些作品的诞生，这个地方的出名，本身就是因为作家内心的矛盾。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矛盾
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镇白鹿村因为小说《白鹿原》出名之后，作者陈忠实曾经回去过这个地方，他发现小说中最常见的土坯房不见了，到处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一眼望不到头的小麦地也都变成了樱桃树，再也闻不到麦子的清香了。
可在小说中，小麦是当时的主要作物，而主人公之一黑娃在跟小娥成家之后靠的就是打土坯来获得经济来源。
文学作品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这其中，文学创作本来就没必要跟现实完全一样，它必然会有一些艺术手段在其中。凤凰因为沈从文《边城》而走红，可经过有心人的分析，书中所写的“茶峒”并不是凤凰，其原型应该是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芙蓉镇的具体归属也有过争议，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芙蓉镇是湖南湘西王村，而后有人根据书中所写芙蓉镇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历史、交通等元素，得出结论，“芙蓉镇”应该是位于湘南地区的湖南郴州市嘉禾县的塘村镇。对于一个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可以把所希望的都虚构到某一个地方去，至于，它究竟在哪儿其实并不重要。由此可见，一些细节的夸大更是司空见惯。 这就是很多人到了地方之后，会发现它跟书中所写并不一样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地方的过去跟现在有着很大的出入。在张艺谋决定去高密拍《红高粱》的时候，莫言是极力反对的，他说：“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因为产量的问题，高密原来的高粱地早就改种产量高的小麦和玉米。电影《红高粱》中的场景，是后来剧组临时雇人种出来的两块高粱地。
跟这些相比，更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人心的变化。《芙蓉镇》电影公映之后，王村村民黎大伯亲自到火车站把一拨又一拨的游客拉到王村游玩，1998年的国庆，第一个黄金周的第一天，村里最有名的米豆腐卖出去了4000多碗。《红高粱》之后，每天也有很多人慕名跑到高密。凤凰也一样，很快红遍大江南北。
这些原本贫穷落后的小地方，一下子感受到了这样的经济浪潮，人心不免会有浮动。这是莫言不同意张艺谋去高密拍《红高粱》的另一个原因：“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经济发展与文化续航之间的矛盾
走在凤凰的大街小巷，经常能遇到苗族传统服饰装扮的老奶奶，她们坐在墙角、河边，晒着太阳绣着荷包，精致安详。可当你对她产生好奇，举起相机对准她的时候，老奶奶马上会把手抬起挡住自己的脸，另一只手指指边上的纸牌，上面写着：“拍照一元，合影五元。”
这就是现在的凤凰：没有免费厕所，方便一下需要付出一元钱的代价；小孩子给你带个路也要一元钱。到处都需要钱。
沈从文的世界已经不见了。在那个世界里，就连住在吊脚楼里的娼妓都是有情有义的：“婊子们在吊脚楼里，白天接着客，晚上喝着花酒唱着小调也在接客。不相熟的客人们，必是要付现钱的，而相熟的客人，甚至可以不必付现钱，可以赊着帐，快活完之后，便可以走，在手头宽裕的时候再来付帐。茶峒多情，婊子也多情，沱沱河里的船上水手多是贫苦大众，水手们若是与某一个婊子认了相好，便可以不必付钱，不必赊帐，免费的便能快活，并且娼妓们还可以为相好的水手守身一两个晚上。”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没有虚伪，没有奸诈，摆渡老人甚至因为不愿收钱而近乎天真地争吵。
芙蓉镇也在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地政府把芙蓉镇承包给了旅游公司，共同发展当地旅游业，旅游公司整合了附近的旅游资源，从去年4月20日起，收起了门票，60元一张，王村人祖祖辈辈生活的青石板街也在收费范围之内。收费的影响显而易见，整个芙蓉镇的旅游人数从原先的几千，锐减到日均不到一百人。几乎全村都靠做旅游生意吃饭的王村人面对这样的情况，走投无路，最后索性把老街封了起来，集体抗议。
面对着蜂拥而至的游客，这些小城镇千篇一律做起了旅游生意。可以上种种，无异于杀鸡取卵。人们忘了这些小镇之所以被人知道的原因，与名胜古迹不同，它们是因为文学作品而走红，其文化续航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高密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次变得炙手可热。因此，当地政府在如何发展“红高粱文化”上又开始费尽心思。从2010年开始，高密开始举办红高粱文化节，至今已经是第三届。在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看来，打造高粱品牌的关键不是大面积地种植高粱，而是要唤起高密人对红高粱的文化情怀和精神图腾。三届红高粱文化节看似办得红火，可邵春生明白，毕竟只是一个县级市，要在短时间内把文化产业做得很大，是有很大难度的。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必然会成为这些小城镇的发展思路。因此，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续航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众人始终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