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吉庇巷是宋丞相郑性之故里，旧名耆德魁辅坊，又称魁辅里。明弘治《八闽通志》称：郑性之尝登进士第一人，时呼其巷为“及第”，后因其音相近，转为“急避”。明嘉靖间，里人恶其名，改为“吉庇”，沿用至今。
　　忠心报国 言奏恳直
　　郑性之（公元1172年～公元1255年），字信之，号毅斋，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家世清寒，从小勤学；后来受学于朱熹，得到赏识，更加发愤苦读。
　　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郑性之状元及第，官承事郎、平江军节度判官，尽责奉公。郑性之娶妻长乐三溪潘氏，登第后迁福州吉庇巷。
　　郑性之忧国忧民，积极筹思良策，献予朝廷。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入京召对，他提出“三论”，首论推崇“圣学”，以教太子；次论立国根本在于人才，人才所以立国，又在于气节；三论纸币、边事、军政军事。都能切中要害，升授秘书省正字。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改秘书郎，轮对时，再论国事。他说：“今日之忧不在垂亡之金，而在于蒙古与中原崛起之群盗。”并且建议：“当择二三大帅，边防之事悉以付之；规模一定，行之必能成功。”他还建议不要经常更换边地的郡守，而应精选数十名能舍身为国的志士久任之，以巩固边防。这些建议不仅针对当时兵权过分集中于朝廷，导致国力日衰，而且还审时度势，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召任著作佐郎，他又奏言：“执政出一言，侍从之臣有忠愤不就者，立中伤之，此非国之福。”这是说，要允许不同意见，不要“一呼百诺”，更不要阿谀。这在当时的封建王朝中是多么难得的见解！他还建议严惩两类人，一是媚臣，一是贪官，除掉这两类人，政治自然会清明得多了。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郑性之升任吏部侍郎。当年，金国在元军和宋军的联合进攻下败亡。接着，蒙古兵至洛阳，宋军南撤。在蒙古日益强大的形势下，郑性之主张先巩固边防，抚绥遗民，积蓄力量，逐步经略中原。此议甚合理宗皇帝之意，升他为左谏议大夫，兼侍读。郑性之又提出，要想经略中原，应先减轻江淮一带民众的负担，要严令边帅“稍宽科条，为国家爱惜根本”。
　　郑性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当时，淮东总领吴渊入朝奏事，为御史唐璘所劾。理宗欲留吴渊，郑性之密奏不可；而唐璘反疑郑性之袒护吴渊，疏劾性之“宽懦多私”。唐璘原是性之的学生，并且是性之提拔任御史的，因而，这一奏疏在朝廷中引起很大轰动。但郑性之并不争辩，还认为唐璘所言正是自己的弱点。后来，唐璘得知真相，对郑的宽容大度极表敬佩，并后悔自己的轻率。郑性之则泰然处之。
　　吉庇巷名称的由来
　　郑性之在朝为官30年，于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辞官，居吉庇巷18年。里人为纪念他，在吉庇巷修了一座“耆德魁辅坊”，理宗皇帝还为他的故居“清风堂”题写了“拱极楼”匾额。
　　也有史书把郑性之写成是一位心胸狭窄的人物，《闽都记》在介绍吉庇巷的来历时是这样写的：性之微时，祭灶日赊肉于巷口屠者之妻，屠者归，大恚。径入其舍，取熟肉而去，性之羞惭，画一马，题诗其上曰：“一匹乌骓一只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在灶王爷前化了，也可能是上天也感到不平，35岁那年郑性之中了状元，衣锦荣归，路经巷口，屠者正持刀切肉，停下手中刀，瞟了一眼，讲了一句“这不是郑书生吗？”性之勾起受辱之事，以“睥睨大臣”罪，将卖肉的给杀了。从此，行人见到性之赶紧躲避，“自是出入巷无行人”。于是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急避巷”。至明代人们取谐音，改个好名字，才有今天的吉庇巷。
　　但明代著名方志学家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记载了上述传说后，写“考之史志，性之偿游朱文公之门，居官所至有贤闻，宁肯为是耶？窃意性之尝登进士第一人，时呼其巷为‘及第’，后因其音相近而讹之，且附会其说如此云。”还有的版本说，郑性之正因为受到杀猪的羞辱，才立志发奋，中了状元，对杀猪的心存感激，还上门道谢。孰是孰非，还是以志书为准吧。历经900多年，郑性之的故居早已湮灭。而吉庇巷也变成了吉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