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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由苟仲文策动的这一轮改革，是伍绍祖时代管办分离改革思路的延续，也是解决中国体育当下很多问题的正途。
在过去的大半年中，中国体育在奥运年后突然又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接二连三爆出的新闻事件，令人眼花缭乱。
先是去年11月，之前与体育很少交集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苟仲文，空降国家体育总局，执掌帅印;接着春节后不久，体育明星姚明在传言声中如期当选中国篮协主席，成为没有公职身份出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此外，备受关注的足球改革也在去年足协成功“脱钩”后迎来了多项新规：限制外援、增加国内年轻队员上场的机会……
这一系列的变化在发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而6月23日爆发的国乒弃赛事件，将这些争议推向了顶峰。
当天，男乒3名主力队员在成都举行的2017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上，同时弃赛，并在个人微博上表示想念原总教练刘国梁。
此事经过网络发酵后，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3天前刚被取消了总教练职务的刘国梁鸣不平，批评国家体育总局新领导“不懂体育、瞎指挥”，声援弃赛的国乒队员。
不过，多位体育人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体育正面临一场声势浩大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范围之大，影响之远，都是过去十多年未曾有过的。而不论是大家拥护的姚明出任篮协主席，还是被舆论诟病的刘国梁卸任总教练，都只是这轮体育改革的一个缩影。
谈到这轮改革，刚刚当选中国冰球协会秘书长的房学峰认为，不能不谈被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上一轮改革。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改革正是上一轮改革的延续。
198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后，出身行伍的伍绍祖临危受命，于当年底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执掌国家体委后，伍绍祖除了圆满完成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任务外，还顺应国务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思路，在1993年5月推出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国家体委改革的实现目标和进程措施。
“根据《意见》，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管办分离’，将各个竞技项目的管理权从国家体委下属的各个行政司收回，按照运动项目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由各个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各自所属的项目，弱化体育竞技项目管理部门的行政属性。”房学峰说。
在伍绍祖上任之初，各运动项目由国家体委的各个训练竞技司分别管理，形成了六大司分治的局面。其中，训练竞赛一司分管军体项目，包括航空、无线电、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二司分管球类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三司分管田径、游泳、跳水项目;四司分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五司分管冬季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综合司是负责所有项目的运动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总体项目的发展布局和规范，以及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从1993年至1997年间，国家体委先后裁掉了所有的训练竞技司，设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篮球管理中心等20多个管理中心。
当时，国家体委有不少人担心，把那些竞技属性特别强、群体属性较弱的项目完全移交给行政属性被削弱的运动中心，会影响夺金希望，所以希望举重、摔跤等项目留在国家体委竞体司。
“但伍绍祖决心很大，坚持把全部的运动项目都从机关分离出去，没留一个。从而在1998年彻底完成了所有运动项目的中心管理制，国家体委也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房学峰说。
推行中心管理制，应该说只完成了“管办分离”的一半。伍绍祖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由协会负责各个项目的运转，国家体育总局在政策角度予以指导即可，并裁掉作为过渡机构的管理中心。但1997年北京申办奥运打断了伍绍祖的计划。
由于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国家体育总局从1997起开始申办、筹办工作，全力确保北京奥运的顺利举办，刚刚起步的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
2000年，伍绍祖因故调离国家体育总局，由女排功勋教练袁伟民接任。2004年袁伟民卸任后，刘鹏空降接棒，直至去年11月苟仲文上任。
在袁伟民、刘鹏执掌国家体育总局的16年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在竞技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将金牌至上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
房学峰认为，这既与当时的国家需求有關，也和袁、刘两位领导个人的经历、意愿分不开。
袁伟民是竞技体育的专家，在四年多的任职时间中，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备战两届夏季奥运会（2000年和2004年）、申办北京奥运会（2001年）以及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刘鹏虽然不是运动员出身，但他接任后，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需要，继承了前任金牌重担，工作重心也始终在竞技层面。
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从事了多年的体育产业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十几年，由于国家体育总局崇尚金牌至上的政绩观，中国体育的发展成绩基本上和竞技成绩画上了等号。
“这不仅导致群体运动发展的严重滞后，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准逐步变差;也使得中国体育产业缺乏全民参与的根基，根本无力创造产业价值，别说乒超、羽超、排球等联赛形同鸡肋，就连中超、CBA联赛都连年亏损。”王奇说。
2015年底，新华社刊发了一组“聚焦十三五”的系列报道，其中一篇聚焦体育圈，分析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当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奖牌榜上排名迅速攀升、在亚运奖牌榜上一骑绝尘的同时，旧有体制的积弊也逐渐暴露。”文章称，竞技体育金牌含金量不足，影响力大的基础大项和职业项目积弱不振，反映出资源配置脱离市场和培养方式的局限性;体育产业发展滞后、结构失衡，一些民间社会体育组织与体育主管部门出现办赛纠纷等问题，反映出体育行政部门习惯于垄断资源、与市场争利。 而上述所有问题的核心，均指向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现状的错位，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最受诟病的一环：中心管理制。
按照伍紹祖当初的设想，管理中心只是一个过渡机构。它既不同于之前国家体委下属的行政单位训练竞技司，也不同于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体育协会，而是一个临时性的事业单位。
上世纪90年代，伍绍祖裁掉训练竞技司，成立相应的管理中心，让后者暂时取代前者，行使管理职能。但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协会能够实体化，成为有独立办公地点、有独立人员编制、有独立经费的实体机构，取代管理中心来管理运动项目。
4月10日，新一届中国女篮在国家体育总局篮球馆进行了公开训练课，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观看训练后讲话。
但后来由于改革被搁置，各个管理中心渐渐做实，成为管理运动项目的实权机构。
房学峰认为，管理中心有积极的一面。首先是在设立之初，淡化了先前训练竞技司的行政属性，完成了“管办分离”的前半步。同时，20多个管理中心在取代5个训练竞技司后，大大地提高了管理的行政效率。
“北京奥运会之所以能历史性的夺得51枚金牌，可以说与中心管理制有很大的关系。” 房学峰说，因为更多的管理中心意味着更多的管理人员，同时也意味着能调动更多的资源。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下设23个管理中心，每个中心分管一个或几个运动项目。比如篮球管理中心负责管理篮球运动，游泳管理中心负责管理游泳、跳水、水球、花样游泳等几项运动。
这些管理中心虽然不属行政机构，但中心领导仍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主任和书记均是正厅局级。每个管理中心还下设少则四五个、多则七八个处级单位。事实上，完全是一种行政化的体制。
由于管理中心的强势存在，协会始终无法真正独立，只能依附于管理中心，协会主席通常也由中心主任兼任，形成了中心和协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局面，直接导致体育项目管理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
“在日常工作中，各个管理中心既行使行政权，又举办赛事，还参与市场开发，同时兼具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种角色，哪块牌子好用就用哪块，左右逢源。”房学峰认为，这种既像官场又像商场的机构，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当年伍绍祖改革的方向，成为当前限制体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中心管理制也极易滋生腐败。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各个管理中心有钱花不出去，几乎每个中心的账本上都趴着上亿元的流动资产。
苟仲文2016年12月出席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任后首次正式公开发言，就剑指中心管理制。他说，“我们现在不是举国体制，而是举中心体制，中心主任选对了，项目就好了;中心主任选错了，就都瞎了。”
新局长上任后，提的最多的就是“专业人干专业事”，姚明正是在他的提议下，顺利当上了篮协主席。同时，他还提出“（管理）中心的人不能当协会主席”，以后将“不是（管理）中心怎么改造协会，而是协会怎么改造（管理）中心”。
这些理念与当年伍绍祖的改革思路如出一辙。
苟仲文被认为是这轮体改的主要操盘手。今年3月，他在出席全国“两会”时表示，“当前中国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处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严重碰撞的阶段，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
苟仲文1957年6月出生于甘肃镇原，大学就读于著名的军工院校——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苟仲文曾长期在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工作。
他从科研工作干起，在历任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院院长后，于2002年出任主管军工和信息化工作的副部长，正式步入仕途。
从政后，苟仲文给人的一贯印象就是“愿意干事而且敢于干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雷厉风行、敢想敢做。
在信息产业部期间，苟仲文曾为推动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在他的努力下，微软和惠普两大IT巨头分别在中国设立了国家级软件实验室。
事实上，在2000年担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院长期间，苟仲文就显示出了善于改革的潜质。在他的主导下，赛迪集团对旗下的《中国计算机报》等10多家IT专业报刊媒体，以及IT网站赛迪网，进行资产整合，使其成为国内首家在A股上市的平面媒体。
对苟仲文来说，2008年是他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4月，他调任北京市副市长，开始从事地方工作。
初到北京的苟仲文，最初分管教育、科技、经济和信息化、质量技术监督、知识产权等工作。后来，很可能是考虑到他具有科研管理经验，2012年他又被赋予另一项重任——兼任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
在执掌中关村管委会的4年间，苟仲文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把握世界科技的发展脉搏。这也为他在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后，大力推动“科技助力体育”提供了便利。
据一位熟悉他的人透露，苟仲文在与教练员谈话时曾多次提到，教练光看经验是不行的。“游泳（成绩提高）是磨出来的么？自行车是磨出来的么？”他还常以法国三级跳运动员背后的科研团队为例，要求大家重视科技在现代体育中的作用。 为了尽快提高国内体育的科技含量，在他的主导下，今年7月总局党组还专门组织扩大会议，邀请中关村的十一家掌握世界顶尖专业研发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了一场“科技助力体育”的专题报告。
不过，在北京工作的8年期间，真正让苟仲文声名鹊起的，还是后来他在教改过程中取消了企业与学校“共建”一事。
2013年7月，苟仲文出任北京市委教工委主任。上任伊始，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教改。当年北京市就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布中考、高考改革方案的地方。之后，他又将普通家长反应强烈的“共建”列为改革目标。
此前，许多在京的国家部委、事业单位以及央企，都会和一两所优质中小学签订“共建”协议，保障职工子女优先入学，这一做法因有违教育公平广受诟病。
这项改革由于涉及许多强势单位的切身利益，阻力可想而知。当时苟仲文在接受采访时说：“面对择校顽疾，我们等不起、拖不得，必须果断解决、当断则断。”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北京市不仅取消了“共建”，还趁热打铁颁布了15条“禁令”，严禁区县、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解决了“以錢择校”的问题。
2016年4月，已经59岁的苟仲文晋升为北京市委副书记。短短6个月后，苟仲文又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新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凭着这一系列的调动，他也获得了“压哨升迁”的机会，成功跻身正部级干部序列。
有消息说，早在里约奥运会结束后的2016年9月，组织部门就已经对苟仲文进行了考察评估，并在此后逐步完成了相应的考察程序，决定让苟仲文执掌国家体育总局。10月31日，苟仲文就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事实上，除了之前曾短暂担任过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组长外，苟仲文与体育行业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外界认为，中央重用苟仲文，就是希望借助其敢想敢干的风格，同时又与体育界没有利益瓜葛的优势，推动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这种人事安排的考量，在另一位几乎与苟仲文同时空降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赵勇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和印证。
原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在河北任职期间，也是敢想敢做，引起了不少争议。在担任唐山市委书记时，赵勇力推曹妃甸开发和唐山城市改造;后来升任副省长后，又提出建设环首都经济圈的方案。
同时，赵勇也和苟仲文一样，之前与体育行业没有交集。舆论认为，苟仲文、赵勇两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同时空降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用“局外人”尽快打破体育管理制度改革多年来的僵局。
苟仲文本人对自己所肩负的改革重任也是直言不讳。2016年12月28日，他在出席全国体育局长会议，首次与各省市体育局局长见面时就表示，在自己任内，将勇于破除不利于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
国乒弃赛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批评苟仲文不懂体育、瞎指挥，有些媒体也认为他是典型的外行人管内行人，甚至有呼声要求他应引咎辞职。
“他此前对体育的了解固然不多，”一位与苟仲文有过接触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借此就批评他外行人管内行多少有些武断。”
据这位人士介绍，苟仲文对体育的认识并不肤浅，尤其是在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上，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出任局长后非常注重调查，还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来自一线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不仅有运动员、教练员、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后勤保障人员和体育新闻工作者。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在准备2016年末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的发言稿时，苟仲文没有按照惯例让政法司起草文件，也没有让秘书代笔，而是自己亲自执笔。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新局长的发言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在近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几乎全程脱稿，显示出他对体育工作的熟悉。
也正是在这次发言中，他提出“我看篮球就可以请姚明当协会主席”。如今回过头看，苟仲文当时的话显然是有备而来。
两个月后，姚明在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全票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以一个完全没有公职的身份成为篮协主席，被视为苟仲文重启改革后的一次破冰，打破了多年以来管（管理中心）协（协会）难分的僵局。
破冰后，苟仲文开始加速各个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进程。继姚明之后，郎平出任中国排协副主席、李琰担任中国滑冰协会主席、王海滨出任中国击剑协会主席、沈金康担任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席……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中旬，已有中国篮协、中国滑冰协会、中国冰球协会等15个单项体育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一大批专业出身的运动员、教练员走上前台，开始执掌协会。
执教过国家散打队、国家空手道队、国家跆拳道队的“金牌教练”管健民，在这轮调整中也被选为中国跆拳道协会、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席。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给广大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管健民表示，出任主席后，他将努力让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把跆拳道、空手道这两个项目引领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为国争光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真正从中收获到健康和快乐。
此前有媒体报道，姚明、郎平等知名运动员、教练员到协会任职，背后直接的推手就是苟仲文。据说，为了劝说郎平，他单独和郎平交流了近3个小时。
前述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考察协会主席人选的过程中，苟仲文没有按照惯例，先让各方面推荐，再大范围地征求意见，而是绕过业务部门，直接找有关运动员、教练员单独谈话。
这位知情人士分析，这种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可能与苟仲文曾长期在军工单位工作有关。另外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干扰。
事实上，苟仲文本人对此也是深有感触。之前有媒体曾报道说，他刚到国家体育总局，就对身边的人说，“体育的水很深，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认清体育系统的复杂性。” 苟仲文一方面为协会引入新生力量，推进协会改革;另一方面，则对原有的管理机制，尤其对管理中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协会实体化的要求。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6月在南宁出席城市围棋联赛2017-2018赛季揭幕战时，向外界透露：总局对各个管理中心的改革，已经确定了时间表，“一些非奥运项目已经先走了几步，很快就要轮到奥运项目”。
据罗超毅介绍，这轮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五脱钩。“第一个是机构脱钩，协会要与管理中心脱钩，协会要独立运行;第二是职能脱钩，有很多事情现在是管理中心替代协会办，下一步两者的职能要分离;第三是资产脱钩;第四是人员脱钩，亦即分流;第五是党务工作与外事工作脱钩，党务工作由党的部门来管，外事工作要实行属地化管理。”
而协会的实体化改革，将根据各自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市场化非常高的足、篮球运动，协会进一步放权，由联赛公司负责联赛运营，协会则负责国家队和业余运动推广;第二类，国家队成绩出众但联赛市场化水准相对较低的协会，比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协会既要继续搞好国家队成绩，又要注意培养联赛，爭取实现联赛的快速发展;第三类，尚未拥有商业联赛且不适合搞商业化的运动协会，比如举重、柔道、跆拳道等，则在体育总局的扶持下全力提高国家队成绩。
扁平化管理，是国家体育总局近期推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按照这项改革方案，总局将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取消设立了多年的总教练岗位。这也被认为是引起国乒弃赛的直接导火索。
前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往的模式是协会选聘总教练，总教练统抓统管，并围绕男、女队组建教练团队。在这个模式下，总教练可谓是大权独揽，一言九鼎。
总教练的设置，虽然便于球队管理，但也容易滋生问题。比如，此前国家羽毛球队就出现诸多队内管理问题，并引发广泛的舆论争议，而国家乒乓球女队主帅孔令辉此前也被爆出拖欠巨额赌资的新闻。
2016年8月25日，北京市，2016里约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依据扁平化管理的要求，取消总教练后，协会直接与男、女队教练沟通。同时，协会对联赛进行深化改革，推动职业联赛发展。如此一来，协会能够充分协调和平衡国家队和联赛之间的资源分配，进而推动项目发展。
据悉，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国家队成绩出色但联赛商业化程度低的运动项目，目前都存在资源过度向国家队倾斜，却忽略联赛发展的问题。
乒超、羽超联赛不仅赛季偏短，而且国手对联赛成绩也不够重视，甚至不少国手在联赛期间也集中在国家队训练、吃住，往往直到比赛前一天才从国家队赶往比赛地点。俱乐部只有投资和发薪的义务，却没有管束明星选手的权力。
之前早有批评认为，如果依旧维持这种重国家队轻联赛的思路，乒超、羽超永远不可能办好。一旦举国体制后继乏力，联赛又无法培养国手，乒、羽这类梦之队很有可能出现大滑坡。
事实上，在刘国梁职务调整之前，李永波、黄玉斌、王义夫等人已经卸任了各自的总教练职务。这三人均是执教20多年的名帅，他们担任总教练的时间也都在10年以上。但他们的卸任，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分析，刘国梁卸任总教练引起关注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55岁的李永波、57岁的王义夫和59岁的黄玉斌相比，刘国梁只有41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年国乒的表现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连续三届奥运会包揽所有乒乓球金牌。
“所有人都觉得，国乒坚持现有模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王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实际上，这次人事调整对国乒内部来说，很可能也非常突然。因为就在此前不久的3月20日，国乒还在辽宁鞍山举行了总教练选聘会，刘国梁是唯一的一位竞聘者，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连任。
一位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最初，苟仲文曾有意让刘国梁出任中国乒协主席一职。为此，还专门找刘国梁进行过沟通。但不知何故，后来在6月20日的中国乒乓球协会会议上，刘国梁仅出任了排名第19位的副主席，并直接导致了此后的国乒弃赛事件。
在王奇看来，国乒弃赛事件反映出这轮改革有些操之过急。他认为，国乒这些年的成绩有目共睹，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打遍天下无敌手，人才辈出。这些都证明现行的模式是对的。
“单项体育协会那么多，完全可以从那些影响力不足的协会着手，这样也可以从易到难，减轻改革阻力。”王奇说，“更何况，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将面临很大的挑战。乒乓球作为夺金大户，应该保持稳定，优先确保在东京取得优异成绩。”
王奇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轮改革操之过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推进协会实体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下，很多职能协会承担不了，很容易造成脱节。
去年9月，世界杯亚洲十二强赛在沈阳郊区举行。当时，足协已经“脱钩”，比赛不再由足管中心负责。但地方政府的很多部门，根本不买行业协会的账。晚上9：30比赛结束，10：00地铁正常停运，造成数万名球迷不得不步行返回市区。
而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当前协会实体化的改革棋到中盘，在足协、篮协、排协等协会都已经开始改革的情况下，作为国球，乒乓球在剩余的这些项目中影响力最大。如果乒乓球也能加入到这一改革行列中来，必然会促使更多的项目选择投身改革洪流中来。
不过，即便在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中，也有人认为改革应该注意方式，不能简单粗暴。国乒弃赛事件至少说明，对功勋教练没能做到妥善安置。最终，使原本顺应社会潮流的改革，反而备受质疑。
在过去的大半年中，中国体育在奥运年后突然又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接二连三爆出的新闻事件，令人眼花缭乱。
先是去年11月，之前与体育很少交集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苟仲文，空降国家体育总局，执掌帅印;接着春节后不久，体育明星姚明在传言声中如期当选中国篮协主席，成为没有公职身份出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此外，备受关注的足球改革也在去年足协成功“脱钩”后迎来了多项新规：限制外援、增加国内年轻队员上场的机会……
这一系列的变化在发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而6月23日爆发的国乒弃赛事件，将这些争议推向了顶峰。
当天，男乒3名主力队员在成都举行的2017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上，同时弃赛，并在个人微博上表示想念原总教练刘国梁。
此事经过网络发酵后，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3天前刚被取消了总教练职务的刘国梁鸣不平，批评国家体育总局新领导“不懂体育、瞎指挥”，声援弃赛的国乒队员。
不过，多位体育人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体育正面临一场声势浩大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范围之大，影响之远，都是过去十多年未曾有过的。而不论是大家拥护的姚明出任篮协主席，还是被舆论诟病的刘国梁卸任总教练，都只是这轮体育改革的一个缩影。
被中断的改革
谈到这轮改革，刚刚当选中国冰球协会秘书长的房学峰认为，不能不谈被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上一轮改革。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改革正是上一轮改革的延续。
198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后，出身行伍的伍绍祖临危受命，于当年底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执掌国家体委后，伍绍祖除了圆满完成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任务外，还顺应国务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思路，在1993年5月推出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国家体委改革的实现目标和进程措施。
“根据《意见》，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管办分离’，将各个竞技项目的管理权从国家体委下属的各个行政司收回，按照运动项目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由各个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各自所属的项目，弱化体育竞技项目管理部门的行政属性。”房学峰说。
在伍绍祖上任之初，各运动项目由国家体委的各个训练竞技司分别管理，形成了六大司分治的局面。其中，训练竞赛一司分管军体项目，包括航空、无线电、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二司分管球类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三司分管田径、游泳、跳水项目;四司分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五司分管冬季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综合司是负责所有项目的运动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总体项目的发展布局和规范，以及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从1993年至1997年间，国家体委先后裁掉了所有的训练竞技司，设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篮球管理中心等20多个管理中心。
当时，国家体委有不少人担心，把那些竞技属性特别强、群体属性较弱的项目完全移交给行政属性被削弱的运动中心，会影响夺金希望，所以希望举重、摔跤等项目留在国家体委竞体司。
“但伍绍祖决心很大，坚持把全部的运动项目都从机关分离出去，没留一个。从而在1998年彻底完成了所有运动项目的中心管理制，国家体委也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房学峰说。
推行中心管理制，应该说只完成了“管办分离”的一半。伍绍祖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由协会负责各个项目的运转，国家体育总局在政策角度予以指导即可，并裁掉作为过渡机构的管理中心。但1997年北京申办奥运打断了伍绍祖的计划。
由于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国家体育总局从1997起开始申办、筹办工作，全力确保北京奥运的顺利举办，刚刚起步的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
2000年，伍绍祖因故调离国家体育总局，由女排功勋教练袁伟民接任。2004年袁伟民卸任后，刘鹏空降接棒，直至去年11月苟仲文上任。
在袁伟民、刘鹏执掌国家体育总局的16年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在竞技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将金牌至上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
房学峰认为，这既与当时的国家需求有關，也和袁、刘两位领导个人的经历、意愿分不开。
袁伟民是竞技体育的专家，在四年多的任职时间中，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备战两届夏季奥运会（2000年和2004年）、申办北京奥运会（2001年）以及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刘鹏虽然不是运动员出身，但他接任后，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需要，继承了前任金牌重担，工作重心也始终在竞技层面。
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从事了多年的体育产业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十几年，由于国家体育总局崇尚金牌至上的政绩观，中国体育的发展成绩基本上和竞技成绩画上了等号。
“这不仅导致群体运动发展的严重滞后，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准逐步变差;也使得中国体育产业缺乏全民参与的根基，根本无力创造产业价值，别说乒超、羽超、排球等联赛形同鸡肋，就连中超、CBA联赛都连年亏损。”王奇说。
2015年底，新华社刊发了一组“聚焦十三五”的系列报道，其中一篇聚焦体育圈，分析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当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奖牌榜上排名迅速攀升、在亚运奖牌榜上一骑绝尘的同时，旧有体制的积弊也逐渐暴露。”文章称，竞技体育金牌含金量不足，影响力大的基础大项和职业项目积弱不振，反映出资源配置脱离市场和培养方式的局限性;体育产业发展滞后、结构失衡，一些民间社会体育组织与体育主管部门出现办赛纠纷等问题，反映出体育行政部门习惯于垄断资源、与市场争利。 而上述所有问题的核心，均指向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现状的错位，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最受诟病的一环：中心管理制。
漩涡中的管理中心
按照伍紹祖当初的设想，管理中心只是一个过渡机构。它既不同于之前国家体委下属的行政单位训练竞技司，也不同于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体育协会，而是一个临时性的事业单位。
上世纪90年代，伍绍祖裁掉训练竞技司，成立相应的管理中心，让后者暂时取代前者，行使管理职能。但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协会能够实体化，成为有独立办公地点、有独立人员编制、有独立经费的实体机构，取代管理中心来管理运动项目。
但后来由于改革被搁置，各个管理中心渐渐做实，成为管理运动项目的实权机构。
房学峰认为，管理中心有积极的一面。首先是在设立之初，淡化了先前训练竞技司的行政属性，完成了“管办分离”的前半步。同时，20多个管理中心在取代5个训练竞技司后，大大地提高了管理的行政效率。
“北京奥运会之所以能历史性的夺得51枚金牌，可以说与中心管理制有很大的关系。” 房学峰说，因为更多的管理中心意味着更多的管理人员，同时也意味着能调动更多的资源。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下设23个管理中心，每个中心分管一个或几个运动项目。比如篮球管理中心负责管理篮球运动，游泳管理中心负责管理游泳、跳水、水球、花样游泳等几项运动。
这些管理中心虽然不属行政机构，但中心领导仍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主任和书记均是正厅局级。每个管理中心还下设少则四五个、多则七八个处级单位。事实上，完全是一种行政化的体制。
由于管理中心的强势存在，协会始终无法真正独立，只能依附于管理中心，协会主席通常也由中心主任兼任，形成了中心和协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局面，直接导致体育项目管理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
“在日常工作中，各个管理中心既行使行政权，又举办赛事，还参与市场开发，同时兼具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种角色，哪块牌子好用就用哪块，左右逢源。”房学峰认为，这种既像官场又像商场的机构，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当年伍绍祖改革的方向，成为当前限制体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中心管理制也极易滋生腐败。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各个管理中心有钱花不出去，几乎每个中心的账本上都趴着上亿元的流动资产。
苟仲文2016年12月出席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任后首次正式公开发言，就剑指中心管理制。他说，“我们现在不是举国体制，而是举中心体制，中心主任选对了，项目就好了;中心主任选错了，就都瞎了。”
新局长上任后，提的最多的就是“专业人干专业事”，姚明正是在他的提议下，顺利当上了篮协主席。同时，他还提出“（管理）中心的人不能当协会主席”，以后将“不是（管理）中心怎么改造协会，而是协会怎么改造（管理）中心”。
这些理念与当年伍绍祖的改革思路如出一辙。
“局外人”苟仲文
苟仲文被认为是这轮体改的主要操盘手。今年3月，他在出席全国“两会”时表示，“当前中国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处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严重碰撞的阶段，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
苟仲文1957年6月出生于甘肃镇原，大学就读于著名的军工院校——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苟仲文曾长期在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工作。
他从科研工作干起，在历任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院院长后，于2002年出任主管军工和信息化工作的副部长，正式步入仕途。
从政后，苟仲文给人的一贯印象就是“愿意干事而且敢于干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雷厉风行、敢想敢做。
在信息产业部期间，苟仲文曾为推动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在他的努力下，微软和惠普两大IT巨头分别在中国设立了国家级软件实验室。
事实上，在2000年担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院长期间，苟仲文就显示出了善于改革的潜质。在他的主导下，赛迪集团对旗下的《中国计算机报》等10多家IT专业报刊媒体，以及IT网站赛迪网，进行资产整合，使其成为国内首家在A股上市的平面媒体。
对苟仲文来说，2008年是他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4月，他调任北京市副市长，开始从事地方工作。
初到北京的苟仲文，最初分管教育、科技、经济和信息化、质量技术监督、知识产权等工作。后来，很可能是考虑到他具有科研管理经验，2012年他又被赋予另一项重任——兼任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在执掌中关村管委会的4年间，苟仲文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把握世界科技的发展脉搏。这也为他在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后，大力推动“科技助力体育”提供了便利。
据一位熟悉他的人透露，苟仲文在与教练员谈话时曾多次提到，教练光看经验是不行的。“游泳（成绩提高）是磨出来的么？自行车是磨出来的么？”他还常以法国三级跳运动员背后的科研团队为例，要求大家重视科技在现代体育中的作用。 为了尽快提高国内体育的科技含量，在他的主导下，今年7月总局党组还专门组织扩大会议，邀请中关村的十一家掌握世界顶尖专业研发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了一场“科技助力体育”的专题报告。
不过，在北京工作的8年期间，真正让苟仲文声名鹊起的，还是后来他在教改过程中取消了企业与学校“共建”一事。
2013年7月，苟仲文出任北京市委教工委主任。上任伊始，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教改。当年北京市就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布中考、高考改革方案的地方。之后，他又将普通家长反应强烈的“共建”列为改革目标。
此前，许多在京的国家部委、事业单位以及央企，都会和一两所优质中小学签订“共建”协议，保障职工子女优先入学，这一做法因有违教育公平广受诟病。
这项改革由于涉及许多强势单位的切身利益，阻力可想而知。当时苟仲文在接受采访时说：“面对择校顽疾，我们等不起、拖不得，必须果断解决、当断则断。”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北京市不仅取消了“共建”，还趁热打铁颁布了15条“禁令”，严禁区县、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解决了“以錢择校”的问题。
2016年4月，已经59岁的苟仲文晋升为北京市委副书记。短短6个月后，苟仲文又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新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凭着这一系列的调动，他也获得了“压哨升迁”的机会，成功跻身正部级干部序列。
有消息说，早在里约奥运会结束后的2016年9月，组织部门就已经对苟仲文进行了考察评估，并在此后逐步完成了相应的考察程序，决定让苟仲文执掌国家体育总局。10月31日，苟仲文就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事实上，除了之前曾短暂担任过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组长外，苟仲文与体育行业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外界认为，中央重用苟仲文，就是希望借助其敢想敢干的风格，同时又与体育界没有利益瓜葛的优势，推动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这种人事安排的考量，在另一位几乎与苟仲文同时空降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赵勇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和印证。
原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在河北任职期间，也是敢想敢做，引起了不少争议。在担任唐山市委书记时，赵勇力推曹妃甸开发和唐山城市改造;后来升任副省长后，又提出建设环首都经济圈的方案。
同时，赵勇也和苟仲文一样，之前与体育行业没有交集。舆论认为，苟仲文、赵勇两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同时空降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用“局外人”尽快打破体育管理制度改革多年来的僵局。
苟仲文本人对自己所肩负的改革重任也是直言不讳。2016年12月28日，他在出席全国体育局长会议，首次与各省市体育局局长见面时就表示，在自己任内，将勇于破除不利于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
专业人干专业事
国乒弃赛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批评苟仲文不懂体育、瞎指挥，有些媒体也认为他是典型的外行人管内行人，甚至有呼声要求他应引咎辞职。
“他此前对体育的了解固然不多，”一位与苟仲文有过接触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借此就批评他外行人管内行多少有些武断。”
据这位人士介绍，苟仲文对体育的认识并不肤浅，尤其是在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上，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出任局长后非常注重调查，还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来自一线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不仅有运动员、教练员、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后勤保障人员和体育新闻工作者。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在准备2016年末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的发言稿时，苟仲文没有按照惯例让政法司起草文件，也没有让秘书代笔，而是自己亲自执笔。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新局长的发言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在近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几乎全程脱稿，显示出他对体育工作的熟悉。
也正是在这次发言中，他提出“我看篮球就可以请姚明当协会主席”。如今回过头看，苟仲文当时的话显然是有备而来。
两个月后，姚明在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全票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以一个完全没有公职的身份成为篮协主席，被视为苟仲文重启改革后的一次破冰，打破了多年以来管（管理中心）协（协会）难分的僵局。
破冰后，苟仲文开始加速各个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进程。继姚明之后，郎平出任中国排协副主席、李琰担任中国滑冰协会主席、王海滨出任中国击剑协会主席、沈金康担任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席……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中旬，已有中国篮协、中国滑冰协会、中国冰球协会等15个单项体育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一大批专业出身的运动员、教练员走上前台，开始执掌协会。
执教过国家散打队、国家空手道队、国家跆拳道队的“金牌教练”管健民，在这轮调整中也被选为中国跆拳道协会、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席。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给广大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管健民表示，出任主席后，他将努力让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把跆拳道、空手道这两个项目引领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为国争光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真正从中收获到健康和快乐。
此前有媒体报道，姚明、郎平等知名运动员、教练员到协会任职，背后直接的推手就是苟仲文。据说，为了劝说郎平，他单独和郎平交流了近3个小时。
前述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考察协会主席人选的过程中，苟仲文没有按照惯例，先让各方面推荐，再大范围地征求意见，而是绕过业务部门，直接找有关运动员、教练员单独谈话。
这位知情人士分析，这种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可能与苟仲文曾长期在军工单位工作有关。另外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干扰。
事实上，苟仲文本人对此也是深有感触。之前有媒体曾报道说，他刚到国家体育总局，就对身边的人说，“体育的水很深，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认清体育系统的复杂性。” 苟仲文一方面为协会引入新生力量，推进协会改革;另一方面，则对原有的管理机制，尤其对管理中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协会实体化的要求。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6月在南宁出席城市围棋联赛2017-2018赛季揭幕战时，向外界透露：总局对各个管理中心的改革，已经确定了时间表，“一些非奥运项目已经先走了几步，很快就要轮到奥运项目”。
据罗超毅介绍，这轮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五脱钩。“第一个是机构脱钩，协会要与管理中心脱钩，协会要独立运行;第二是职能脱钩，有很多事情现在是管理中心替代协会办，下一步两者的职能要分离;第三是资产脱钩;第四是人员脱钩，亦即分流;第五是党务工作与外事工作脱钩，党务工作由党的部门来管，外事工作要实行属地化管理。”
而协会的实体化改革，将根据各自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市场化非常高的足、篮球运动，协会进一步放权，由联赛公司负责联赛运营，协会则负责国家队和业余运动推广;第二类，国家队成绩出众但联赛市场化水准相对较低的协会，比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协会既要继续搞好国家队成绩，又要注意培养联赛，爭取实现联赛的快速发展;第三类，尚未拥有商业联赛且不适合搞商业化的运动协会，比如举重、柔道、跆拳道等，则在体育总局的扶持下全力提高国家队成绩。
改革中的争议
扁平化管理，是国家体育总局近期推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按照这项改革方案，总局将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取消设立了多年的总教练岗位。这也被认为是引起国乒弃赛的直接导火索。
前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往的模式是协会选聘总教练，总教练统抓统管，并围绕男、女队组建教练团队。在这个模式下，总教练可谓是大权独揽，一言九鼎。
总教练的设置，虽然便于球队管理，但也容易滋生问题。比如，此前国家羽毛球队就出现诸多队内管理问题，并引发广泛的舆论争议，而国家乒乓球女队主帅孔令辉此前也被爆出拖欠巨额赌资的新闻。
依据扁平化管理的要求，取消总教练后，协会直接与男、女队教练沟通。同时，协会对联赛进行深化改革，推动职业联赛发展。如此一来，协会能够充分协调和平衡国家队和联赛之间的资源分配，进而推动项目发展。
据悉，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国家队成绩出色但联赛商业化程度低的运动项目，目前都存在资源过度向国家队倾斜，却忽略联赛发展的问题。
乒超、羽超联赛不仅赛季偏短，而且国手对联赛成绩也不够重视，甚至不少国手在联赛期间也集中在国家队训练、吃住，往往直到比赛前一天才从国家队赶往比赛地点。俱乐部只有投资和发薪的义务，却没有管束明星选手的权力。
之前早有批评认为，如果依旧维持这种重国家队轻联赛的思路，乒超、羽超永远不可能办好。一旦举国体制后继乏力，联赛又无法培养国手，乒、羽这类梦之队很有可能出现大滑坡。
事实上，在刘国梁职务调整之前，李永波、黄玉斌、王义夫等人已经卸任了各自的总教练职务。这三人均是执教20多年的名帅，他们担任总教练的时间也都在10年以上。但他们的卸任，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分析，刘国梁卸任总教练引起关注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55岁的李永波、57岁的王义夫和59岁的黄玉斌相比，刘国梁只有41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年国乒的表现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连续三届奥运会包揽所有乒乓球金牌。
“所有人都觉得，国乒坚持现有模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王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实际上，这次人事调整对国乒内部来说，很可能也非常突然。因为就在此前不久的3月20日，国乒还在辽宁鞍山举行了总教练选聘会，刘国梁是唯一的一位竞聘者，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连任。
一位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最初，苟仲文曾有意让刘国梁出任中国乒协主席一职。为此，还专门找刘国梁进行过沟通。但不知何故，后来在6月20日的中国乒乓球协会会议上，刘国梁仅出任了排名第19位的副主席，并直接导致了此后的国乒弃赛事件。
在王奇看来，国乒弃赛事件反映出这轮改革有些操之过急。他认为，国乒这些年的成绩有目共睹，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打遍天下无敌手，人才辈出。这些都证明现行的模式是对的。
“单项体育协会那么多，完全可以从那些影响力不足的协会着手，这样也可以从易到难，减轻改革阻力。”王奇说，“更何况，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将面临很大的挑战。乒乓球作为夺金大户，应该保持稳定，优先确保在东京取得优异成绩。”
王奇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轮改革操之过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推进协会实体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下，很多职能协会承担不了，很容易造成脱节。
去年9月，世界杯亚洲十二强赛在沈阳郊区举行。当时，足协已经“脱钩”，比赛不再由足管中心负责。但地方政府的很多部门，根本不买行业协会的账。晚上9：30比赛结束，10：00地铁正常停运，造成数万名球迷不得不步行返回市区。
而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当前协会实体化的改革棋到中盘，在足协、篮协、排协等协会都已经开始改革的情况下，作为国球，乒乓球在剩余的这些项目中影响力最大。如果乒乓球也能加入到这一改革行列中来，必然会促使更多的项目选择投身改革洪流中来。
不过，即便在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中，也有人认为改革应该注意方式，不能简单粗暴。国乒弃赛事件至少说明，对功勋教练没能做到妥善安置。最终，使原本顺应社会潮流的改革，反而备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