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斯最主要的作品,是他的《约克·文脱拉》三部曲:《孩子》、《中学毕业生》和《起义者》。《孩子》叙述的是约克·文脱拉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事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他不幸的遭遇,唤醒大家来保卫孩子的权利。在这本书里,年幼的文脱拉已经采取勇敢的反抗态度,锻炼了自己。《中学毕业生》叙述的是瓦莱斯从1850年到1857年的生活,处处显露出一个愚蠢丑恶的社会逼得不愿意做奴隶的知识分子和勇敢的人天天挨饿。他所塑造的自己的形象要比他过去的作品中任何人物都有反抗精神和政治倾向性,这也就证明了这部作品与《起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起义者》的情节是文脱拉自1862年在刚城中学校当辅导教员开始,至1871年9月离开法国结束,重点放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当过教员,但为时极短,因为不肯向所谓校规低头而被撤职,他也当过缮写员,登记出生证,同样因为违反纪律而丢了差使,在日益贫困的流浪生活中,他决心把主要力量放在报章文学上,他什么都写:戏剧,小说,诗歌,杂文,专论……小说家谬尔席的葬礼给了他一个深入思考的机会,究意应该用什么态度从事创作,是暴露黑暗呢,还是粉饰自己的苦难?他更加认识清楚了,1848年为什么要革命,同时他的创作态度也更加明确了。为了要写六月起义的英雄们的事迹,他专诚去访问革命老前辈;这对他来说,真是上了生动的一课。特别使他难忘的是一位无产阶级老战士的话:“生活很苦,一点也不错;可是咱们工人看到象你们这样的读书人都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心里多高兴。”他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下定决心,要代表“贫困”说话,所以后来同志们提出他来和儒勒·西蒙竞选的时候,他明知要失败,但只要对人民有利,决不畏缩后退。1870年1月,青年记者维克多·诺阿尔被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打死了,文脱拉马上飞奔而去,和大家一起作斗争的准备,几乎和官方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7月,拿破仑三世攻打普鲁士,不久,法国被打败了,9月4日共和国成立,接着是巴柴纳元帅投降普军,和人民要求成立公社。起义失改后,文脱拉比了装暂时躲起来,暗中却仍在活动,有时也参加集会。3月18日,朋友告诉他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兴奋得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可惜他对革命论和如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什么研究,因此对巴黎公社某些断然的措施不很赞同。五月下旬,是他生命史上最光辉最动人的一页同时也是巴黎公社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到了紧要关头,公社社员已无多数派和少数派之分,于是文脱拉回到委员会里来,主持会议。他也参加街战;最后几天,阵地几乎尽失,有人建议放下武器,文脱拉回答道:“是的,我负责,我不签发这样的命令,况且同志们决不会服从……我不愿意把我的名字从反抗者的阵营里匀掉!” 他断然拒绝,一定要抵抗到底。这部书的最后几页生动地叙述了文脱拉如何化装脱险的经过。 “他们抓不着我了!如果将来有一天人民又被逼得上街,非战斗不可的时候,我还会和人民在一起的。我朝着巴黎的方面举目远望。只见蔚蓝色的天空红云朵朵,象是巨大的工人服,染满了鲜血。” 《起义者》》就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这部杰作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空前的革命历史的记载;这样的革命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瓦莱斯的一生始终是个反抗者。他确信真理是在人民方面,必须起来革命,而且相信革命必然胜利;巴黎公社失败后,他还坚持这种信念,保持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可是他不懂得,在他那个时代,要是让非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工人同志们,早已看出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朋友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反映在《起义者》一书中。他认为穿工人服的果然是一支庞大的力量,穿礼服的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对巴黎公社的某些措施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敌人和奸细过于宽大和怜悯,基至他有过这样的幻想;“我原来希望,从我们胜利的那天早晨起,我们的双手就不要沾上鲜血。”后来他也明白事实上不可能,然而听见枪毙一个替敌人探听军情的人,他却很不自然。鞋匠脱伦盖擦擦枪,对他说:“别为了捏死一个苍蝇难受。”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与其说他出于一时的心软,不如说他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问题,不是什么象他所想象的枪毙几个间谍无济于大事的问题。但是,瓦莱斯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受到教育,他不是个温和派。他很勇敢,他从不妥协,这是事实;他向统治者猛烈地开火,直到逝世为止,这是事也实;所以法国人民不管是当时和现在,都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选译了《起义者》中的第24、25、26三章,记述的是从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到3月26日公社选举这个时期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