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令世界为之震惊。随后,以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记者先后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客观公正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佩。然而,并非每位进入延安的西方记者都如此幸运,瓦尔特·博斯哈德就属于后者。
博斯哈德是瑞士《新苏黎世报》的记者,1931年来华工作。作为首位采访红色延安的欧洲记者,他的故事曾经尘封多年。
1938年4月,博斯哈德辗转来到延安。他先后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许多八路军官兵和延安群众,并以《在共产主义中国》为题,先后于1938年7月31日至8月17日在《新苏黎世报》刊登了6篇长篇通讯,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还拍摄了一部《通往延安之旅》的珍贵黑白无声纪录片,该片虽然时长只有21分49秒,却是至今唯一发现的外国记者拍摄延安时期的影像片,这些资料被尘封了70多年,不为世人所知。
博斯哈德保存的档案资料约2万件,其中关于中国的照片约有三四千张,1975年逝世之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侄子保管,尔后他侄子把这些资料捐赠给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收藏。
2012年9月25日,由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上海展出,展中的13位外国记者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斯诺、斯特朗等,而作为欧洲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记者博斯哈德也入选展览名单。本次展览,展出了博斯哈德拍摄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笔签名的照片等资料。从此,人们开始了解并研究博斯哈德。
2013年9月23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聂丹寅(丹尼·奈尔里奇)带着部分博斯哈德的珍贵资料来到中国,经协商与延安市档案馆达成了合作协议,聂丹寅捐赠了由博斯哈德1938年拍摄的详细记载从西安出发到延安一路经历和所见所闻的黑白无声短片《通往延安之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进攻,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国共虽然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仍然实行封锁政策,阻止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而进入共产党心脏所在地的延安审查更是非常严格。博斯哈德在文章中写道:“要到共产主义中国是比较困难的,中央政府(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愿意看到任何一篇关于八路军的报道。”
他到延安采访的前期工作是悄悄进行的,他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审查,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汉口遇到了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经过她的推荐,在一个傍晚时分,博斯哈德见到了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第二个原因是博斯哈德是瑞士人,而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周恩来为他签发了通行证,安排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阿·斯蒂尔同行,并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进行了推荐。
博斯哈德在西安见到林伯渠。林伯渠通过电报向延安报告了博斯哈德一行的情况,并且派了一位战士陪同前往。就这样,1938年4月,博斯哈德随运输物资的车队实现了延安之旅。
西安到延安400多公里,天气好的情况下,乘车两三天即可到达。但博斯哈德一行出发之后,下了一场小雨,陡峭的山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通行,不得不休息一天。住在三原小镇的旅店里,博斯哈德还遇到了一群来自6个不同省份、步行了20多天投奔抗大的学生。西安到延安的这段路程,学生们希望2周后徒步到达,他们认为那样就相当于接受了第一次训练。
在荒凉的小镇休息了一天后继续前行,旅途已经第三天了,路况依然不好,汽车不得不安上防滑链,但遇到特别陡峭的道路车子依然向后滑。一路上,大量的骡子和毛驴驮着米面向延安运送物资,博斯哈德跟随着五六个武装人员押运的车队,车子保持距离但不分散,因为那时的陕北土匪猖獗,随时要抵御沿途抢劫的土匪。
在太阳下山前来到了宜君县一個位于山口最高处的贫穷小山村,小小的村庄处于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人经过都要在此歇息,旅店已经挤满了人。博斯哈德一行在当地驻防部队的安排下把汽车停在农户的院子里,他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歇息,寒冷的山风穿过门窗不严的教室一直吹,博斯哈德用一条薄毛毯裹住自己,躺在地面的黑板上度过了一夜。
黎明开始下雪,又走不了了。然而教室需要腾出给学生上课,博斯哈德被转移到学校尽头的一个小房间,屋内烧着炉子,稍微暖和些。下课的间隙,学生会涌向他们的房间,像观看稀有动物一样看长着长鼻子的外国人,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把门锁上,“但依然阻止不了学生们观看的兴趣,他们用手指舔点唾沫,把窗户纸捅破,继续观察这些‘洋鬼子’”。博斯哈德开玩笑说,通过一路之行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动物园里的猴子在星期日被那么多人参观,是必须鼓起勇气的!”
第五天天气稍有好转,车队继续前行。先后五六次经过很深的沟壑,又驶过多条陡峭的山路和多个急转弯。终于到了洛川,这里是红白交界地带,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有驻扎。
天黑前来到富县的茶坊,那儿属于交通要道,设有检查站,所有人都要接受严格的通行检查,博斯哈德说他想起了一个日本军官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让日本方面的间谍混入“红区”是非常困难的。
博斯哈德是瑞士《新苏黎世报》的记者,1931年来华工作。作为首位采访红色延安的欧洲记者,他的故事曾经尘封多年。
珍贵史料首度走进公众视野
1938年4月,博斯哈德辗转来到延安。他先后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许多八路军官兵和延安群众,并以《在共产主义中国》为题,先后于1938年7月31日至8月17日在《新苏黎世报》刊登了6篇长篇通讯,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还拍摄了一部《通往延安之旅》的珍贵黑白无声纪录片,该片虽然时长只有21分49秒,却是至今唯一发现的外国记者拍摄延安时期的影像片,这些资料被尘封了70多年,不为世人所知。
博斯哈德保存的档案资料约2万件,其中关于中国的照片约有三四千张,1975年逝世之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侄子保管,尔后他侄子把这些资料捐赠给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收藏。
2012年9月25日,由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上海展出,展中的13位外国记者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斯诺、斯特朗等,而作为欧洲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记者博斯哈德也入选展览名单。本次展览,展出了博斯哈德拍摄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笔签名的照片等资料。从此,人们开始了解并研究博斯哈德。
2013年9月23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聂丹寅(丹尼·奈尔里奇)带着部分博斯哈德的珍贵资料来到中国,经协商与延安市档案馆达成了合作协议,聂丹寅捐赠了由博斯哈德1938年拍摄的详细记载从西安出发到延安一路经历和所见所闻的黑白无声短片《通往延安之旅》。
职业的敏锐性驱使延安之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进攻,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国共虽然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仍然实行封锁政策,阻止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而进入共产党心脏所在地的延安审查更是非常严格。博斯哈德在文章中写道:“要到共产主义中国是比较困难的,中央政府(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愿意看到任何一篇关于八路军的报道。”
他到延安采访的前期工作是悄悄进行的,他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审查,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汉口遇到了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经过她的推荐,在一个傍晚时分,博斯哈德见到了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第二个原因是博斯哈德是瑞士人,而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周恩来为他签发了通行证,安排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阿·斯蒂尔同行,并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进行了推荐。
博斯哈德在西安见到林伯渠。林伯渠通过电报向延安报告了博斯哈德一行的情况,并且派了一位战士陪同前往。就这样,1938年4月,博斯哈德随运输物资的车队实现了延安之旅。
新奇而充满艰险的旅程
西安到延安400多公里,天气好的情况下,乘车两三天即可到达。但博斯哈德一行出发之后,下了一场小雨,陡峭的山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通行,不得不休息一天。住在三原小镇的旅店里,博斯哈德还遇到了一群来自6个不同省份、步行了20多天投奔抗大的学生。西安到延安的这段路程,学生们希望2周后徒步到达,他们认为那样就相当于接受了第一次训练。
在荒凉的小镇休息了一天后继续前行,旅途已经第三天了,路况依然不好,汽车不得不安上防滑链,但遇到特别陡峭的道路车子依然向后滑。一路上,大量的骡子和毛驴驮着米面向延安运送物资,博斯哈德跟随着五六个武装人员押运的车队,车子保持距离但不分散,因为那时的陕北土匪猖獗,随时要抵御沿途抢劫的土匪。
在太阳下山前来到了宜君县一個位于山口最高处的贫穷小山村,小小的村庄处于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人经过都要在此歇息,旅店已经挤满了人。博斯哈德一行在当地驻防部队的安排下把汽车停在农户的院子里,他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歇息,寒冷的山风穿过门窗不严的教室一直吹,博斯哈德用一条薄毛毯裹住自己,躺在地面的黑板上度过了一夜。
黎明开始下雪,又走不了了。然而教室需要腾出给学生上课,博斯哈德被转移到学校尽头的一个小房间,屋内烧着炉子,稍微暖和些。下课的间隙,学生会涌向他们的房间,像观看稀有动物一样看长着长鼻子的外国人,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把门锁上,“但依然阻止不了学生们观看的兴趣,他们用手指舔点唾沫,把窗户纸捅破,继续观察这些‘洋鬼子’”。博斯哈德开玩笑说,通过一路之行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动物园里的猴子在星期日被那么多人参观,是必须鼓起勇气的!”
第五天天气稍有好转,车队继续前行。先后五六次经过很深的沟壑,又驶过多条陡峭的山路和多个急转弯。终于到了洛川,这里是红白交界地带,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有驻扎。
天黑前来到富县的茶坊,那儿属于交通要道,设有检查站,所有人都要接受严格的通行检查,博斯哈德说他想起了一个日本军官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让日本方面的间谍混入“红区”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