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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时装大师们在世界时装发展史上居功至伟，而意大利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凶猛气势。然而，真正在推波助澜的却是美国人。正在美国纽约庞大都会博物馆和布鲁林博物馆展出的各个时代的高级时装，充分展示了美国性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如何一步步从学习模仿，逐渐成长为时代的偶像。
2010年5月5日，位于纽约中央公园内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了题为“美国女性：时尚塑造国家认同”(American Woman：Fashioning a National Identity)的服饰展览，展示了19世纪后半叶至今，美国时尚界标志性的人物和她们最经典的形象，回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女性认识自我、塑造风格的动人历程。展览为期三个多月，通过包括露易丝·布鲁克斯、葛丽泰·嘉宝、杰奎琳肯尼迪等著名形象，记录了历史上一些重要设计师的作品。在展览正式开幕的前两日，主办方大都会博物馆服饰学会(Costume Institute)邀请了包括名嘴奥普拉、《Vogue》的主编Anna Wintour在内的诸多时尚名流聚集大都会，《欲望都市》的主演萨拉杰西卡-帕克特地为展览录制了音频解说，突显了这次展览的非凡价值。
与此同时，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也举行了主题接近的展览，题为“美式风格：时尚的国家收藏”(American High Style；Fashioning a National Collection)。布鲁克林博物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但从2008年陷入财政危机，将藏品转交给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以来，这还是该馆首次从藏品的新主人大都会那里以租借的形式借出藏品布展。作为对“美国女性”的补充，布鲁克林的这一展览更着重于时尚的专业角度，描述了设计师的影响，介绍了美国本土女性设计师，也不排斥男性设计师，甚至还包括影响了美国女性和时尚的法国设计师，如Jeanne Lanvin、Madeleine Vionnet和Christian Dior等。曾经由于布鲁克林紧缩开支而尘封了超过30年的藏品，这次以搭配了鞋、帽等饰物的85个穿戴整齐的假人模特出现，生动再现了这段扣人心弦的时尚历史。
布鲁克林和大都会两个博物馆同时进行的展览，意味着对时装的历史含义进行了更经典性的提炼。服装学会馆长安德鲁博尔顿就认为，“这个展览从时尚的角度反映了美国女性自由解放的历史，时装风尚的转变，暗合了整个美国从欧洲影响下独立、树立新的优雅风范的过程，时装所代表的自由与创意对今天的女性仍有意义。”
搭乘欧洲贵族的末班车
美国在19世纪末期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的是新富们对自身地位和深厚文化的诉求，尽管传统的欧洲贵族依旧把他们视为“暴发户”，但迫切的经济需求让双方的结合成为一种历史契机，而新一代美国名媛就此诞生。
19世纪后半期，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工业化步伐加快，经济蒸蒸日上，诞生了许多石油大王、铁路大王、棉花大王。然而经济实力的增长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唯欧洲马首是瞻的心理定势，新生的百万富翁们对贵族头衔依然迷醉，而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东部古老家庭更推崇欧洲风格。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代表作《纯真年代》里，就对当时美国上流社会的社交风气有过深刻的描绘。在那时，无论服装、家居、礼仪等等，哪怕是品鉴一个歌剧院的标准，都是向欧洲看齐的。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以在欧洲游历为荣，每年都要漂洋过海到巴黎置装。统治美国女性的依然是以巴黎查尔斯·沃斯(Charles Worth)为代表的高级定制时装所倡导的极端女性化的S形曲线，整个造型包含一条钟形裙、一条硬塔夫绸衬裙、一个裙撑，以及一件缔造蜂腰、丰胸和翘臀的鲸骨胸衣。马克·吐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美国人因缺乏文化积淀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戏称这一时期为“镀金时代”。
需要满足虚荣心的美国富翁与江河日下的欧洲贵族，在这种情况下一拍即合。一时之间，在两个大陆往返说媒拉纤的营生火爆。这种各取所需式缔结的婚姻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客观上，这些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在欧洲大陆又的确吸收了新的元素，产生源源不断的灵感。根据西方学者所研究的时装传播规律，在前工业化时代，身份、地位、金钱是构成引导潮流的三个要素，没有足够经济实力去尝试也没有显赫社会地位去推广的普通民众，只能谨小慎微地通过模仿皇室贵族，去体会穿衣的乐趣。很显然，这些女孩子们掌握财富，即便她们嫁的更多是一个头衔，但却就此占据了时装传播的主导地位，自然成为大众模仿的目标。
康苏爱罗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1877-1964)，便是不幸婚姻催生时尚ICON的典型。她是第三代铁路大王威廉·范德比尔特的独生女，父亲的财富在当时的美国首屈一指，母亲来自以蓄奴发迹的南部贵族家庭，凭借这样的身家和本身的美貌，康苏爱罗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倾倒了无数纽约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然而康苏爱罗的母亲阿拉瓦·史密斯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年轻时从南方进入东部传统社交圈，凭借自己的聪敏与手腕，终于在纽约站稳脚跟并赢得尊敬，此刻又盯上了更能满足虚荣心的贵族头衔。此时，正为破产危机焦头烂额的英国马尔巴勒公爵进入了她的视线。
“马尔巴勒公爵”这个头衔，是全英贵族排名前十的爵位，第一代马尔巴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是安妮女王的重臣，军功显赫，犒赏丰厚，论其正统与高贵程度，这个爵位比《纯真年代》中艾伦所嫁的奥兰斯卡伯爵之流的确权威得多。但此刻这个传了九代的马尔巴勒家族早已千疮百孔奄奄一息，袭爵三年的第九代马尔巴勒公爵查尔斯丘吉尔(1871-1934)来到新大陆，就是个觅得交换婚姻以挽救祖产的孤注一掷之举。
没有人关心18岁的康苏爱罗的态度，这段婚姻更像是一个谈判，公爵带着巨大的耻辱心为自己即将出让的“公爵夫人”头衔要了个好价钱。经过数个回合，最后谈妥的条件是，康苏爱罗的陪嫁是市值250万美金(约合今天7500万美金)的5万股铁路公司股本，外带保证至少4％年利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分红。除此之外，公爵夫妇二人终生每年再各得10万美金的生活费用。
1895年11月6日，查尔斯·丘吉尔迎娶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的爱女康苏爱罗的婚礼在纽约城中的圣托马斯教堂举行。尽管坊间议论纷纷，但婚礼依然冠盖云集，盛况空前。作为那个年代居心明显的交换婚姻的登峰造极之作，两人的婚礼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至今在图书馆里，我们还能找到当时的《纽约时报》对这场婚礼的专门报道。
公爵收获了财富，范德比尔特家族收获了体面，康苏爱罗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她曾激烈反对自己的婚事，屡次尝试逃跑，直到婚礼举行的前一刻还被她的母亲反锁在房间里。在浪漫小说中，一对被外力凑在一起的男女，未必不能产生爱情，更何况查尔斯与康苏爱罗年纪相近，仪 表堂堂，从后来他重振布伦海姆宫的一系列行为来看，公爵的艺术品位也堪称一流。但两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显然都恨透了这种利益结合，并将对方也视为攀龙附凤的肤浅之辈。据说在离开教堂时，查尔斯丘吉尔在婚车里当面对康苏爱罗说他另有所爱，而他也绝对不会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因为他“瞧不起任何不是不列颠的一切”。
然而在那个女性只能通过婚姻获得社会地位的年代，许多婚姻都是空洞而虚伪的，康苏爱罗虽被剥夺了原本可以拥有的选择权，但却并不算特别不幸。在英国生活的十多年间，她美国式的热情与聪慧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例如居住在马尔巴勒家族的祖宅布伦海姆宫期间，她主动为周围饥饿的农民分发食物，后来更发展为针对失去经济来源的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在时尚领域，她的影响力更大。尽管与查尔斯丘吉尔貌合神离，但她还是慷慨地资助了公爵修缮布伦海姆宫的浩大工程，并逐步赎回当初变卖的珠宝、挂毯、家具和绘画，将西翼会客厅中的木雕按照凡尔赛宫的风格重新鎏金，实现了当初第一代公爵企图匹敌路易十四皇宫的梦想。而她与英国王室贵族的交际也成就斐然，她总是能把当时宽肩窄腰的大礼服穿得妥帖而与众不同，白皙纤瘦的体态非常符合浪漫主义影响下的爱德华时代的审美观，绅士们都为她的风采着迷。一位牛津学生就曾经深情描绘，“她的脖颈细致优雅，她的睫毛宛如流苏，连她微笑时无意露出的小小贝齿都那么有趣……”，《彼得潘》的作者詹姆士巴瑞甚至痴痴写道：“我会整夜守候在雨中，看着康苏爱罗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如何踏上她的香车。”
公爵夫妇于1921年离婚，康苏爱罗后来长期生活在法国，但仍与马尔巴勒家族保持联系，尤其与公爵的堂弟温斯顿·丘吉尔关系融洽。她1964年病逝于纽约，身后仍然归葬布伦海姆宫后的教堂墓地。一代名媛与故乡美国的联系，大约只剩下遥想当年繁华的模糊记忆，2008年，《名利场》杂志评选她进入国际最佳着装名人堂。
亲民偶像“吉布森女孩”
如果说19世纪末的美国时装传播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向下流动”，那么进入20世纪，随着女性进入职场，拥有独立的职业身份，“平行流动”成为时装传播的主要方式。
“吉布森女孩”(Gibson Girl)得名于20世纪初插画家Charles Dana Gibsen在《生活》杂志的插画，画中的女性窈窕端庄，盘发如云，上穿仿男式的开领衬衫，下着反传统的及踝裙，腰间系一根大方的宽边腰带，取代了从前一丝不苟的高领衬衫与及地长裙。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现实的需要。随着商业贸易的活跃，女性从打字员开始了职业生涯，根据资料显示，1870年，全美境内只有7名速记员，到1900年，已经有超过10万名“女打字员”遍布各行各业。在当时，一名办公室女性的周薪超过10美元，是一般蓝领工人的两倍。这些受过教育、工作斯文、生活丰裕的年轻女性终于自立，拥有无限的热情突破陈腐的窠臼而创造新的时尚。她们率真果敢，我行我素，不再需要通过仿效欧洲来获得社会认同，也不再是社交界的一件摆设，因此衣着的简便化是适应职业女性工作特点的必然选择。1905年，Sears Roebuck公司在推出及踝裙的时候，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健康裙”，主打特点就是“特别为便利而生”。
那个时代全美民众心目中共同的“吉布森女孩”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大女儿爱丽丝罗斯福(1884-1980)。作为“第一女儿”，她既是传统名媛，又有着反传统的新鲜做派。她总是以活泼好动的假小子形象出现，热爱运动，曾独自访问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夏威夷，在相扑场地和草裙舞表演中都有跃跃欲试的劲头，人们甚至传闻她在日本邮轮上和衣跳进泳池，在令保守派痛心疾首的同时，却也让期待改变的年轻人欣喜若狂。
而“吉布森女孩”的内涵，也在随着第一代吉布森女孩的成长而拓展。在青春期的时候，她代表天真活泼、富有创造力；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间，她们成为资深职业女性，成为社会发展中积极有为的一股势力，“吉布森女孩”又代表了优雅、从容与睿智的成熟风范。当年Charles Dana Gibson以他的妻姐Nancy Langhorne(1879-1964)为模特画出了“吉布森女孩”的经典形象，若干年后，这个来自南弗吉尼亚贫苦家庭的女儿Nancy成为阿斯特子爵夫人，并于1919年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下议院的第一个女议员，居然是个美国女人，这让当时清高自诩的政治家们大感震动，丘吉尔就曾当面对Nancy说，议会里有一位女性就好像他在洗澡时有人闯了进去，而Nancy机智的反唇相讥也令人拍案叫绝，她说，“您还没帅到要担心这种事的地步”。
而Nancy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十分成功，在担任议员的前二十年，她致力推动教育政策改革、禁酒、劳资协商，以及餐饮业条件的改良。二战时期阿斯特子爵担任普利茅斯市的市长，她更是积极投入反抗法西斯轰炸的民间运动，在诺曼底登陆前，她热情招待了驻扎在普利茅斯的美军。阿斯特夫人于1946年从下议院退休，她开创了女政治家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传统——并不需要特意强调性别差异，但又能够利用女性优势处理特定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在这点上，阿斯特夫人与早年她所代表的美式时装一样，走在了欧洲的前列。
好莱坞的“银幕魅影”与本土设计师的涌现
现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美式风格究竟是什么?从丰胸翘臀的S形女郎到抹掉曲线只穿直筒裙的IT Girl，从雍容华贵却一丝不苟的高级定制到大胆露出脖颈和手臂的流行成衣，美国女装一直伴随着美国女性追求自由的步伐，逐渐切近女人们抒发心灵自由与身体审美的野心。
1920年代，有声电影等技术手段迅速成熟，好莱坞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电影中心。大制作、高投入、大明星，是当时的电影人探索出的电影宣传战略，而这种手段在今天依然屡试不爽。电影与戏剧一样，光影流动间目眩神迷，人物跌宕间扣人心弦，所有的宏大场面与精微细节，只是为了让其中流转的情绪更为真实。观众在牵肠挂肚撕心裂肺之际，记不住影片开头公司的图标，看不见影片结尾的职员列表，深深印人脑海的只有演员的面容——就这样。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影星诞生了。
让明星在影片中穿得时髦，是电影的起码使命。默片时代，露易丝·布鲁克斯的钟形帽、波波头、亮片礼服缔造了“Flapper”的时尚经典，放弃裙撑，放宽腰身，穿上流露自然曲线的贴身衣裙，布鲁克斯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跟着潮流亦步亦趋总是会有陷入被动的危险，在漫长的制作周期中，潮流很可能会忽然转向。为了避免过时落伍的尴尬，豪气干云的好莱坞电影人选择掌握主动。1931年，影视巨头米高梅公司以100万美金的天文数字，礼聘当时巴黎时装界红人Coco Chanel出任两部电影 的服装指导，从此，时尚界与电影界开始了脉搏共振。葛丽泰嘉宝的御用设计师阿德里安的斜裁和悬垂设计，与嘉宝冷艳神秘的气质相得益彰，将其塑造为好莱坞首席银幕女神。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黄金年代，明星生态进一步发展，影响力从银幕内延伸到银幕外。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脊椎动物”的爱娃加德纳因在《赤足天使》中成功塑造了吉普赛女郎的形象而促成了波西米亚风的流行，玛琳·黛德丽与凯瑟琳·赫本都以中性化的燕尾服和裤装独树一帜。1942年，卡罗尔·隆巴德在遗作《戏谍人生》中穿着水晶般的晚礼服出现在电影中的剧院场景里，仿若女神现世，更成为后人无数次致敬的对象。
列入这次展览的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她就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1905-1961)。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的齐刘海、长旗袍是好莱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的手型细腻纤长，被誉为“好莱坞第一美手”。这张第一个在好莱坞闯出名气的华人面孔，出道在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仍然严重的时期，整个演艺生涯都挣扎在民族自尊与演艺追求的矛盾中。她是唐人街洗衣店老板的女儿，微薄的片酬需要供养6个弟妹，尽管她在挑选剧本时已经尽量避免辱华内容，但由于她的角色多数为风尘女子，在中国国内，人们仍认为她为了抛头露面而失了中国人的自尊。她职业生涯的最大打击，是1932年争取出演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大地》中受苦受难的中国媳妇的角色失败。以她当时的资历完全可以胜任，与她私交甚笃的赛珍珠也支持她，但却被米高梅以白人男演员不愿意与华人演对手戏拒绝了。30年代，黄柳霜变卖珠宝，积极为国内抗日战争募捐。大都会选取黄柳霜作为美国女性时尚的标志之一，也是对她在困难环境中展现的智慧、勇气以及深远影响的告慰。
经典的风格永远有人致敬，那一时期好莱坞女星的无数形象，渐渐超脱出潮流范畴，而成为后辈灵感的源泉。Dior的2010夏装以40年代的劳伦·白考尔为缪斯，歌舞片女皇琴吉罗杰斯甚至成为建筑师的灵感，在布拉格有一幢名为“跳舞的房子”，就是以她舞动的高跟鞋为灵感来源。
纽约时装周的诞生
战争是美国时装业得以独立发展的契机。
1943年，因为巴黎被德军占领而切断航空客运，美国的时装业者无法按照惯例到巴黎采购，而当时的法国服装业也几乎陷入瘫痪。这种背景下，后来的“时尚教母”、创造了“最佳着装评选”、时任美国服装协会主席的埃莉诺·兰伯特(1903-2003)召集美国的生产厂商和时装杂志记者，举行了第一届纽约时装周。从艺术赞助人走人时装领域的埃莉诺此前便一直愤愤不平：美国艺术家已经获得世界认可，美国设计师却还籍籍无名，而在美国服装上只看得到生产厂家的名字。利用这次机会，她破除了人们对欧洲时尚棍深蒂固的迷信，像《Vogue》这类从前只刊登法国设计师作品的时装杂志，也开始关注到了本土设计师。
二战过后，美国经济腾飞，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权威。战争中对简约实用的需要影响了战后的设计风格，美国本土的设计也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和影响。这一时期，美国为世界贡献了杰奎琳·肯尼迪(1929-1994)，这位美国第一夫人不仅将时尚风气吹入死气沉沉的政治领域，更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风范，开辟了第一夫人的偶像传统。
粉色或珊瑚色套装、线条简洁优美的连衣裙、短外套、蝴蝶结、缎带和腰带……这些就是“Jackie's style”。杰奎琳每年虽然有着令人咋舌的数万美元置装费，但她的衣着却从不给人过度华丽之感。她是第一个穿着平民女性的无袖连衣裙出席国宴的第一夫人，日常黑色上装与白色长裤的搭配也低调而平实。但杰奎琳作为第一夫人，却不但能够出色地赢得美国民众的好感，更在肯尼迪就任后所开展的外交战中，帮助丈夫攻克了原本不甚友善的戴高乐、尼赫鲁与赫鲁晓夫。出身豪门的杰奎琳博闻强记，在战后短暂的新闻记者经历中又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自信，戴高乐曾赞扬她“比任何法国人都更要了解法国的历史”，尼赫鲁也在她端庄的注视下大示亲善，她对于局面的掌控能力至今还影响着美国新的第一夫人们。
美国时装终于登上大雅之堂，一些原本从巴黎出道的美国设计师也开始彰显自己的民族个性与女性的想象力。著名品牌Coach的首任设计师Bonnie Cashin(1915-2000)就非常善于创新，她最著名的设计叫做Cashin-Carry，就是把手袋金属件甚至工业金属件应用于服装，在衣服上加一种特殊口袋，好像把包包缝在衣服上一样。同样实用的思路下，Coach还首创了拎包上的零钱包。此外，Bonnie Cashin为人称道的还有套头披风(poncho)和连身服(jump suit)这样充满个性的设计。
出道更早的Claire McCardell，(1905-1958)，是简约易穿、功能性强的美式风格的标志性人物。她毕业于大名鼎鼎的帕森斯设计学院，与Norman Norell同门，这所学院堪称时尚界的黄埔军校，如今如日中天的Tom Ford、Donna Karan、Marc Jacobs也都出自它的门下。Claire从高尔夫球名将Babe Didrikson Zaharias的轻便着装中获得启发，为职业女性设计出了革命性的休闲装——《Harper's Bazaar》在介绍她设计的一款毛针织骑车套装时写道：“这是革命性的设计，一经推出便注定是经典之作。”
而谈到60年代的美国，绕不过去的是嬉皮士风潮。尽管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欧洲更为保守和克制，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却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颠覆。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1943-1970)在其短暂而又辉煌的音乐生涯中，曾影响了一代女嬉皮士的穿着。她顶着一头杂乱无章的乱发，胸口挂满了用来自异国的五彩珠子串成的项链，一件看上去很破烂的扎染外套松垮地披在肩上……嬉皮士是自由的巅峰，这些不与社会规则合作的年轻人却为时尚界带来了新鲜血液，游牧与群居的流浪姿态屡屡被时装诠释：小羊羔皮外套来自蒙古，背包来自摩洛哥，针织衫来自秘鲁，胸口的印花来自印度……尽管时至今日，奇装异服的青年人已经不像他们表面看起来那样离经叛道，但这些奇幻元素仍然是今天的设计师推陈出新的利器。
Fashion的新媒体情结
如今的美式风尚，与其说是一种流行形式，不如说是新时代女性的一种生活态度。而这些态度则时刻在涌动的传媒资讯中不断地自我更新。
5月份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欲望都市Ⅱ》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年届中年的4个女人回归80年代的打扮，Carrie的桃红色蝴蝶结、迷你短裙、仿古蕾丝内衣外穿，Samantha的爆炸头、铆钉牛仔外套加豹纹内搭、下着侧开边网眼牛仔裤和红色尖头短靴的形象，最典型地再现了麦当 娜“坏女孩”时期的非主流。影片用一个个标志性的造型带领我们回顾了最近30年美国女装风格的变迁，朋克、哥特、嘻哈等另类风潮在这一时期轮番上演，但随着女孩子们成长为女人，又最终变身为掌控自身命运甚至影响时代的大女人，她们不再需要通过追逐潮流来证明自己。所有看上去叛逆的元素，都皈依在日益圆熟的设计思路下，成为设计师用来制造新鲜感的调味剂一一大方得体，不乏变化，历经数十年的淬炼，终于打造了现今领导世界潮流的美国风尚。
时装产业日益成熟，四大时装周、新品发布会、遍布垒球的品牌专卖店，俯拾即是的大型广告牌、推波助澜的时尚杂志……透过大众传播手段，T台风光在小屏幕上无孔不入，成功将消费主义的生活观点影响到每一个角落，时尚不再是小圈子里的游戏。80年代，模特是一项曝光与收入“双高”的热门行业，她们随着大众传媒渐渐变成公众人物，享有和演艺明星一样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最鼎盛时期的六大超模：Cindy Crawford、Kate Moss、Linda Evangeista，Claudia Schiffer、Naomi Campbell及Christy Turlington，不但手握百万合约，更在品牌代言、影视客串、万众瞩目的名人婚姻上气势如虹地向超级明星之路进发。高挑瘦削的她们是所谓的“天生衣架”，演绎着那些年或张扬或中性或前卫的风格，比例得天独厚的身材让一代女性在瘦身之路上辛苦跋涉，才能为自己圆一次耀眼而美妙的梦。
但到了1996年，黛米·摩尔与布鲁斯·威利斯这对当时好莱坞的第一银色情侣登上DonnaKaran的广告，又宣告了明星成为时装偶像的回归。《欲望都市》、《女人帮》、《绯闻女孩》，《绝望主妇》等一系列时装剧，更是将观众看得目眩神驰。电视剧比电影更贴近生活，一旦人们意识到平淡无奇的生活可以通过时装向五彩斑斓的电视靠近，这种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当年《欲望都市》剧集热播之时，4位主演的衣裙鞋包都成为模仿的对象，而由服饰总监帕翠西娅·菲尔德开创的混搭范儿，将纽约二手市场上不起眼的配饰用得灵动万分，而用一条Levi's的牛仔裤搭配拉尔夫·劳伦的外套，至今方兴未艾地被模仿和超越着。《绯闻女孩》上东区风格在垒球大热，安娜·苏今年还特别针对其中Serena、Blair、Jenny、Vanessa4位风格迥异的女主角，只有30美元一件的推出平价主题系列，算是“有风驶尽帆”的典型。而洛杉矶的狗仔队每天依然兢兢业业地等待街拍达人林赛·罗韩、妮可‘里奇、西耶娜米勒的出现，期待看到她们为潮流界又贡献什么新的创意。从明星代言时装、明星创造时装、到时装借势明星，时装对公共社会的意义已经远远大干穿衣本身。人们或许来不及细究自己如此迫不及待地将时装穿在身上动机何在，但因此获得的乐趣却实实在在。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用“活在当下”来阐释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建设，这种强烈的存在感有助于人们接纳生活所带来的一切。时尚逐渐成为人们评价对象的参考指标，也因此成为政坛人物绕不过去的功课。美国第一夫人的着装大多中规中矩，体面时髦却不敢标新立异，只有杰奎琳·肯尼迪凭借一流的时尚天赋在“第一夫人”的形象桎梏下开创了新的风格。米歇尔奥巴马，被誉为是杰奎琳肯尼迪之后最具时尚嗅觉的第一夫人。这位前律师是事业相当成功的职业女性，同时又拥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生活，她本身就是当代女性的理想模板。米歇尔显然并不想画地为牢，她并没有参与服装的具体设计，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着装类型，她只是选择与不同的设计师合作，来满足她在不同场合中的需要。出身平民的她，总是选择一些中等价位的服装品牌和一些默默无闻的设计师，让民众的“追随”变得更容易，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这样的做法无疑保持了公众对时尚的热情。对于新晋设计师而言，米歇尔奥巴马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效力。她在电视访谈中无意说到自己穿了J.Crew的毛衣之后，J.Crew运动装销量就达到了15万件；她在总统就职典礼后的舞会上穿着华裔设计师Jason Wu设计的白色单肩长裙，后者2009年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第一夫人赢得了“时尚偶像”的地位，至少收服了掌握话语权的一派时尚媒体，对其树立亲民形象助力不浅；而服装界获得了这只隐形的国家推手，自然也有“好风凭借力”的顺遂之感，在奢华高端为人诟病的时候依然保持对潮流的影响力。
美国女作家朱迪思莱文在她的新著《不买东西》(Not Buying It)中列出了一份账单，不太时髦的她一年买衣服的支出大约占总收入的1/10左右，同时她强调自己并非“脚穿Manolo高跟鞋、拿Burberry手袋的物质女郎”，时装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无沦你是以穿衣之道为毕生绝学的时尚达人，还只是小镇中照看三个孩子一座花园两只宠物的普通主妇，对美丽的追求始终不变。服装从工具化的简单物质，演变为今天的艺术门类，女性审美趣味的推动居功至伟。在这个多元化的消费时代中，美式风尚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罗绮素裙皆能入画，它鼓励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寻找最能表达自己魅力的风格。
2010年5月5日，位于纽约中央公园内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了题为“美国女性：时尚塑造国家认同”(American Woman：Fashioning a National Identity)的服饰展览，展示了19世纪后半叶至今，美国时尚界标志性的人物和她们最经典的形象，回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女性认识自我、塑造风格的动人历程。展览为期三个多月，通过包括露易丝·布鲁克斯、葛丽泰·嘉宝、杰奎琳肯尼迪等著名形象，记录了历史上一些重要设计师的作品。在展览正式开幕的前两日，主办方大都会博物馆服饰学会(Costume Institute)邀请了包括名嘴奥普拉、《Vogue》的主编Anna Wintour在内的诸多时尚名流聚集大都会，《欲望都市》的主演萨拉杰西卡-帕克特地为展览录制了音频解说，突显了这次展览的非凡价值。
与此同时，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也举行了主题接近的展览，题为“美式风格：时尚的国家收藏”(American High Style；Fashioning a National Collection)。布鲁克林博物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但从2008年陷入财政危机，将藏品转交给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以来，这还是该馆首次从藏品的新主人大都会那里以租借的形式借出藏品布展。作为对“美国女性”的补充，布鲁克林的这一展览更着重于时尚的专业角度，描述了设计师的影响，介绍了美国本土女性设计师，也不排斥男性设计师，甚至还包括影响了美国女性和时尚的法国设计师，如Jeanne Lanvin、Madeleine Vionnet和Christian Dior等。曾经由于布鲁克林紧缩开支而尘封了超过30年的藏品，这次以搭配了鞋、帽等饰物的85个穿戴整齐的假人模特出现，生动再现了这段扣人心弦的时尚历史。
布鲁克林和大都会两个博物馆同时进行的展览，意味着对时装的历史含义进行了更经典性的提炼。服装学会馆长安德鲁博尔顿就认为，“这个展览从时尚的角度反映了美国女性自由解放的历史，时装风尚的转变，暗合了整个美国从欧洲影响下独立、树立新的优雅风范的过程，时装所代表的自由与创意对今天的女性仍有意义。”
搭乘欧洲贵族的末班车
美国在19世纪末期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的是新富们对自身地位和深厚文化的诉求，尽管传统的欧洲贵族依旧把他们视为“暴发户”，但迫切的经济需求让双方的结合成为一种历史契机，而新一代美国名媛就此诞生。
19世纪后半期，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工业化步伐加快，经济蒸蒸日上，诞生了许多石油大王、铁路大王、棉花大王。然而经济实力的增长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唯欧洲马首是瞻的心理定势，新生的百万富翁们对贵族头衔依然迷醉，而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东部古老家庭更推崇欧洲风格。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代表作《纯真年代》里，就对当时美国上流社会的社交风气有过深刻的描绘。在那时，无论服装、家居、礼仪等等，哪怕是品鉴一个歌剧院的标准，都是向欧洲看齐的。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以在欧洲游历为荣，每年都要漂洋过海到巴黎置装。统治美国女性的依然是以巴黎查尔斯·沃斯(Charles Worth)为代表的高级定制时装所倡导的极端女性化的S形曲线，整个造型包含一条钟形裙、一条硬塔夫绸衬裙、一个裙撑，以及一件缔造蜂腰、丰胸和翘臀的鲸骨胸衣。马克·吐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美国人因缺乏文化积淀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戏称这一时期为“镀金时代”。
需要满足虚荣心的美国富翁与江河日下的欧洲贵族，在这种情况下一拍即合。一时之间，在两个大陆往返说媒拉纤的营生火爆。这种各取所需式缔结的婚姻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客观上，这些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在欧洲大陆又的确吸收了新的元素，产生源源不断的灵感。根据西方学者所研究的时装传播规律，在前工业化时代，身份、地位、金钱是构成引导潮流的三个要素，没有足够经济实力去尝试也没有显赫社会地位去推广的普通民众，只能谨小慎微地通过模仿皇室贵族，去体会穿衣的乐趣。很显然，这些女孩子们掌握财富，即便她们嫁的更多是一个头衔，但却就此占据了时装传播的主导地位，自然成为大众模仿的目标。
康苏爱罗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1877-1964)，便是不幸婚姻催生时尚ICON的典型。她是第三代铁路大王威廉·范德比尔特的独生女，父亲的财富在当时的美国首屈一指，母亲来自以蓄奴发迹的南部贵族家庭，凭借这样的身家和本身的美貌，康苏爱罗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倾倒了无数纽约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然而康苏爱罗的母亲阿拉瓦·史密斯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年轻时从南方进入东部传统社交圈，凭借自己的聪敏与手腕，终于在纽约站稳脚跟并赢得尊敬，此刻又盯上了更能满足虚荣心的贵族头衔。此时，正为破产危机焦头烂额的英国马尔巴勒公爵进入了她的视线。
“马尔巴勒公爵”这个头衔，是全英贵族排名前十的爵位，第一代马尔巴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是安妮女王的重臣，军功显赫，犒赏丰厚，论其正统与高贵程度，这个爵位比《纯真年代》中艾伦所嫁的奥兰斯卡伯爵之流的确权威得多。但此刻这个传了九代的马尔巴勒家族早已千疮百孔奄奄一息，袭爵三年的第九代马尔巴勒公爵查尔斯丘吉尔(1871-1934)来到新大陆，就是个觅得交换婚姻以挽救祖产的孤注一掷之举。
没有人关心18岁的康苏爱罗的态度，这段婚姻更像是一个谈判，公爵带着巨大的耻辱心为自己即将出让的“公爵夫人”头衔要了个好价钱。经过数个回合，最后谈妥的条件是，康苏爱罗的陪嫁是市值250万美金(约合今天7500万美金)的5万股铁路公司股本，外带保证至少4％年利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分红。除此之外，公爵夫妇二人终生每年再各得10万美金的生活费用。
1895年11月6日，查尔斯·丘吉尔迎娶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的爱女康苏爱罗的婚礼在纽约城中的圣托马斯教堂举行。尽管坊间议论纷纷，但婚礼依然冠盖云集，盛况空前。作为那个年代居心明显的交换婚姻的登峰造极之作，两人的婚礼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至今在图书馆里，我们还能找到当时的《纽约时报》对这场婚礼的专门报道。
公爵收获了财富，范德比尔特家族收获了体面，康苏爱罗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她曾激烈反对自己的婚事，屡次尝试逃跑，直到婚礼举行的前一刻还被她的母亲反锁在房间里。在浪漫小说中，一对被外力凑在一起的男女，未必不能产生爱情，更何况查尔斯与康苏爱罗年纪相近，仪 表堂堂，从后来他重振布伦海姆宫的一系列行为来看，公爵的艺术品位也堪称一流。但两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显然都恨透了这种利益结合，并将对方也视为攀龙附凤的肤浅之辈。据说在离开教堂时，查尔斯丘吉尔在婚车里当面对康苏爱罗说他另有所爱，而他也绝对不会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因为他“瞧不起任何不是不列颠的一切”。
然而在那个女性只能通过婚姻获得社会地位的年代，许多婚姻都是空洞而虚伪的，康苏爱罗虽被剥夺了原本可以拥有的选择权，但却并不算特别不幸。在英国生活的十多年间，她美国式的热情与聪慧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例如居住在马尔巴勒家族的祖宅布伦海姆宫期间，她主动为周围饥饿的农民分发食物，后来更发展为针对失去经济来源的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在时尚领域，她的影响力更大。尽管与查尔斯丘吉尔貌合神离，但她还是慷慨地资助了公爵修缮布伦海姆宫的浩大工程，并逐步赎回当初变卖的珠宝、挂毯、家具和绘画，将西翼会客厅中的木雕按照凡尔赛宫的风格重新鎏金，实现了当初第一代公爵企图匹敌路易十四皇宫的梦想。而她与英国王室贵族的交际也成就斐然，她总是能把当时宽肩窄腰的大礼服穿得妥帖而与众不同，白皙纤瘦的体态非常符合浪漫主义影响下的爱德华时代的审美观，绅士们都为她的风采着迷。一位牛津学生就曾经深情描绘，“她的脖颈细致优雅，她的睫毛宛如流苏，连她微笑时无意露出的小小贝齿都那么有趣……”，《彼得潘》的作者詹姆士巴瑞甚至痴痴写道：“我会整夜守候在雨中，看着康苏爱罗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如何踏上她的香车。”
公爵夫妇于1921年离婚，康苏爱罗后来长期生活在法国，但仍与马尔巴勒家族保持联系，尤其与公爵的堂弟温斯顿·丘吉尔关系融洽。她1964年病逝于纽约，身后仍然归葬布伦海姆宫后的教堂墓地。一代名媛与故乡美国的联系，大约只剩下遥想当年繁华的模糊记忆，2008年，《名利场》杂志评选她进入国际最佳着装名人堂。
亲民偶像“吉布森女孩”
如果说19世纪末的美国时装传播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向下流动”，那么进入20世纪，随着女性进入职场，拥有独立的职业身份，“平行流动”成为时装传播的主要方式。
“吉布森女孩”(Gibson Girl)得名于20世纪初插画家Charles Dana Gibsen在《生活》杂志的插画，画中的女性窈窕端庄，盘发如云，上穿仿男式的开领衬衫，下着反传统的及踝裙，腰间系一根大方的宽边腰带，取代了从前一丝不苟的高领衬衫与及地长裙。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现实的需要。随着商业贸易的活跃，女性从打字员开始了职业生涯，根据资料显示，1870年，全美境内只有7名速记员，到1900年，已经有超过10万名“女打字员”遍布各行各业。在当时，一名办公室女性的周薪超过10美元，是一般蓝领工人的两倍。这些受过教育、工作斯文、生活丰裕的年轻女性终于自立，拥有无限的热情突破陈腐的窠臼而创造新的时尚。她们率真果敢，我行我素，不再需要通过仿效欧洲来获得社会认同，也不再是社交界的一件摆设，因此衣着的简便化是适应职业女性工作特点的必然选择。1905年，Sears Roebuck公司在推出及踝裙的时候，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健康裙”，主打特点就是“特别为便利而生”。
那个时代全美民众心目中共同的“吉布森女孩”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大女儿爱丽丝罗斯福(1884-1980)。作为“第一女儿”，她既是传统名媛，又有着反传统的新鲜做派。她总是以活泼好动的假小子形象出现，热爱运动，曾独自访问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夏威夷，在相扑场地和草裙舞表演中都有跃跃欲试的劲头，人们甚至传闻她在日本邮轮上和衣跳进泳池，在令保守派痛心疾首的同时，却也让期待改变的年轻人欣喜若狂。
而“吉布森女孩”的内涵，也在随着第一代吉布森女孩的成长而拓展。在青春期的时候，她代表天真活泼、富有创造力；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间，她们成为资深职业女性，成为社会发展中积极有为的一股势力，“吉布森女孩”又代表了优雅、从容与睿智的成熟风范。当年Charles Dana Gibson以他的妻姐Nancy Langhorne(1879-1964)为模特画出了“吉布森女孩”的经典形象，若干年后，这个来自南弗吉尼亚贫苦家庭的女儿Nancy成为阿斯特子爵夫人，并于1919年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下议院的第一个女议员，居然是个美国女人，这让当时清高自诩的政治家们大感震动，丘吉尔就曾当面对Nancy说，议会里有一位女性就好像他在洗澡时有人闯了进去，而Nancy机智的反唇相讥也令人拍案叫绝，她说，“您还没帅到要担心这种事的地步”。
而Nancy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十分成功，在担任议员的前二十年，她致力推动教育政策改革、禁酒、劳资协商，以及餐饮业条件的改良。二战时期阿斯特子爵担任普利茅斯市的市长，她更是积极投入反抗法西斯轰炸的民间运动，在诺曼底登陆前，她热情招待了驻扎在普利茅斯的美军。阿斯特夫人于1946年从下议院退休，她开创了女政治家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传统——并不需要特意强调性别差异，但又能够利用女性优势处理特定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在这点上，阿斯特夫人与早年她所代表的美式时装一样，走在了欧洲的前列。
好莱坞的“银幕魅影”与本土设计师的涌现
现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美式风格究竟是什么?从丰胸翘臀的S形女郎到抹掉曲线只穿直筒裙的IT Girl，从雍容华贵却一丝不苟的高级定制到大胆露出脖颈和手臂的流行成衣，美国女装一直伴随着美国女性追求自由的步伐，逐渐切近女人们抒发心灵自由与身体审美的野心。
1920年代，有声电影等技术手段迅速成熟，好莱坞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电影中心。大制作、高投入、大明星，是当时的电影人探索出的电影宣传战略，而这种手段在今天依然屡试不爽。电影与戏剧一样，光影流动间目眩神迷，人物跌宕间扣人心弦，所有的宏大场面与精微细节，只是为了让其中流转的情绪更为真实。观众在牵肠挂肚撕心裂肺之际，记不住影片开头公司的图标，看不见影片结尾的职员列表，深深印人脑海的只有演员的面容——就这样。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影星诞生了。
让明星在影片中穿得时髦，是电影的起码使命。默片时代，露易丝·布鲁克斯的钟形帽、波波头、亮片礼服缔造了“Flapper”的时尚经典，放弃裙撑，放宽腰身，穿上流露自然曲线的贴身衣裙，布鲁克斯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跟着潮流亦步亦趋总是会有陷入被动的危险，在漫长的制作周期中，潮流很可能会忽然转向。为了避免过时落伍的尴尬，豪气干云的好莱坞电影人选择掌握主动。1931年，影视巨头米高梅公司以100万美金的天文数字，礼聘当时巴黎时装界红人Coco Chanel出任两部电影 的服装指导，从此，时尚界与电影界开始了脉搏共振。葛丽泰嘉宝的御用设计师阿德里安的斜裁和悬垂设计，与嘉宝冷艳神秘的气质相得益彰，将其塑造为好莱坞首席银幕女神。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黄金年代，明星生态进一步发展，影响力从银幕内延伸到银幕外。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脊椎动物”的爱娃加德纳因在《赤足天使》中成功塑造了吉普赛女郎的形象而促成了波西米亚风的流行，玛琳·黛德丽与凯瑟琳·赫本都以中性化的燕尾服和裤装独树一帜。1942年，卡罗尔·隆巴德在遗作《戏谍人生》中穿着水晶般的晚礼服出现在电影中的剧院场景里，仿若女神现世，更成为后人无数次致敬的对象。
列入这次展览的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她就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1905-1961)。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的齐刘海、长旗袍是好莱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的手型细腻纤长，被誉为“好莱坞第一美手”。这张第一个在好莱坞闯出名气的华人面孔，出道在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仍然严重的时期，整个演艺生涯都挣扎在民族自尊与演艺追求的矛盾中。她是唐人街洗衣店老板的女儿，微薄的片酬需要供养6个弟妹，尽管她在挑选剧本时已经尽量避免辱华内容，但由于她的角色多数为风尘女子，在中国国内，人们仍认为她为了抛头露面而失了中国人的自尊。她职业生涯的最大打击，是1932年争取出演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大地》中受苦受难的中国媳妇的角色失败。以她当时的资历完全可以胜任，与她私交甚笃的赛珍珠也支持她，但却被米高梅以白人男演员不愿意与华人演对手戏拒绝了。30年代，黄柳霜变卖珠宝，积极为国内抗日战争募捐。大都会选取黄柳霜作为美国女性时尚的标志之一，也是对她在困难环境中展现的智慧、勇气以及深远影响的告慰。
经典的风格永远有人致敬，那一时期好莱坞女星的无数形象，渐渐超脱出潮流范畴，而成为后辈灵感的源泉。Dior的2010夏装以40年代的劳伦·白考尔为缪斯，歌舞片女皇琴吉罗杰斯甚至成为建筑师的灵感，在布拉格有一幢名为“跳舞的房子”，就是以她舞动的高跟鞋为灵感来源。
纽约时装周的诞生
战争是美国时装业得以独立发展的契机。
1943年，因为巴黎被德军占领而切断航空客运，美国的时装业者无法按照惯例到巴黎采购，而当时的法国服装业也几乎陷入瘫痪。这种背景下，后来的“时尚教母”、创造了“最佳着装评选”、时任美国服装协会主席的埃莉诺·兰伯特(1903-2003)召集美国的生产厂商和时装杂志记者，举行了第一届纽约时装周。从艺术赞助人走人时装领域的埃莉诺此前便一直愤愤不平：美国艺术家已经获得世界认可，美国设计师却还籍籍无名，而在美国服装上只看得到生产厂家的名字。利用这次机会，她破除了人们对欧洲时尚棍深蒂固的迷信，像《Vogue》这类从前只刊登法国设计师作品的时装杂志，也开始关注到了本土设计师。
二战过后，美国经济腾飞，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权威。战争中对简约实用的需要影响了战后的设计风格，美国本土的设计也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和影响。这一时期，美国为世界贡献了杰奎琳·肯尼迪(1929-1994)，这位美国第一夫人不仅将时尚风气吹入死气沉沉的政治领域，更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风范，开辟了第一夫人的偶像传统。
粉色或珊瑚色套装、线条简洁优美的连衣裙、短外套、蝴蝶结、缎带和腰带……这些就是“Jackie's style”。杰奎琳每年虽然有着令人咋舌的数万美元置装费，但她的衣着却从不给人过度华丽之感。她是第一个穿着平民女性的无袖连衣裙出席国宴的第一夫人，日常黑色上装与白色长裤的搭配也低调而平实。但杰奎琳作为第一夫人，却不但能够出色地赢得美国民众的好感，更在肯尼迪就任后所开展的外交战中，帮助丈夫攻克了原本不甚友善的戴高乐、尼赫鲁与赫鲁晓夫。出身豪门的杰奎琳博闻强记，在战后短暂的新闻记者经历中又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自信，戴高乐曾赞扬她“比任何法国人都更要了解法国的历史”，尼赫鲁也在她端庄的注视下大示亲善，她对于局面的掌控能力至今还影响着美国新的第一夫人们。
美国时装终于登上大雅之堂，一些原本从巴黎出道的美国设计师也开始彰显自己的民族个性与女性的想象力。著名品牌Coach的首任设计师Bonnie Cashin(1915-2000)就非常善于创新，她最著名的设计叫做Cashin-Carry，就是把手袋金属件甚至工业金属件应用于服装，在衣服上加一种特殊口袋，好像把包包缝在衣服上一样。同样实用的思路下，Coach还首创了拎包上的零钱包。此外，Bonnie Cashin为人称道的还有套头披风(poncho)和连身服(jump suit)这样充满个性的设计。
出道更早的Claire McCardell，(1905-1958)，是简约易穿、功能性强的美式风格的标志性人物。她毕业于大名鼎鼎的帕森斯设计学院，与Norman Norell同门，这所学院堪称时尚界的黄埔军校，如今如日中天的Tom Ford、Donna Karan、Marc Jacobs也都出自它的门下。Claire从高尔夫球名将Babe Didrikson Zaharias的轻便着装中获得启发，为职业女性设计出了革命性的休闲装——《Harper's Bazaar》在介绍她设计的一款毛针织骑车套装时写道：“这是革命性的设计，一经推出便注定是经典之作。”
而谈到60年代的美国，绕不过去的是嬉皮士风潮。尽管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欧洲更为保守和克制，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却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颠覆。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1943-1970)在其短暂而又辉煌的音乐生涯中，曾影响了一代女嬉皮士的穿着。她顶着一头杂乱无章的乱发，胸口挂满了用来自异国的五彩珠子串成的项链，一件看上去很破烂的扎染外套松垮地披在肩上……嬉皮士是自由的巅峰，这些不与社会规则合作的年轻人却为时尚界带来了新鲜血液，游牧与群居的流浪姿态屡屡被时装诠释：小羊羔皮外套来自蒙古，背包来自摩洛哥，针织衫来自秘鲁，胸口的印花来自印度……尽管时至今日，奇装异服的青年人已经不像他们表面看起来那样离经叛道，但这些奇幻元素仍然是今天的设计师推陈出新的利器。
Fashion的新媒体情结
如今的美式风尚，与其说是一种流行形式，不如说是新时代女性的一种生活态度。而这些态度则时刻在涌动的传媒资讯中不断地自我更新。
5月份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欲望都市Ⅱ》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年届中年的4个女人回归80年代的打扮，Carrie的桃红色蝴蝶结、迷你短裙、仿古蕾丝内衣外穿，Samantha的爆炸头、铆钉牛仔外套加豹纹内搭、下着侧开边网眼牛仔裤和红色尖头短靴的形象，最典型地再现了麦当 娜“坏女孩”时期的非主流。影片用一个个标志性的造型带领我们回顾了最近30年美国女装风格的变迁，朋克、哥特、嘻哈等另类风潮在这一时期轮番上演，但随着女孩子们成长为女人，又最终变身为掌控自身命运甚至影响时代的大女人，她们不再需要通过追逐潮流来证明自己。所有看上去叛逆的元素，都皈依在日益圆熟的设计思路下，成为设计师用来制造新鲜感的调味剂一一大方得体，不乏变化，历经数十年的淬炼，终于打造了现今领导世界潮流的美国风尚。
时装产业日益成熟，四大时装周、新品发布会、遍布垒球的品牌专卖店，俯拾即是的大型广告牌、推波助澜的时尚杂志……透过大众传播手段，T台风光在小屏幕上无孔不入，成功将消费主义的生活观点影响到每一个角落，时尚不再是小圈子里的游戏。80年代，模特是一项曝光与收入“双高”的热门行业，她们随着大众传媒渐渐变成公众人物，享有和演艺明星一样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最鼎盛时期的六大超模：Cindy Crawford、Kate Moss、Linda Evangeista，Claudia Schiffer、Naomi Campbell及Christy Turlington，不但手握百万合约，更在品牌代言、影视客串、万众瞩目的名人婚姻上气势如虹地向超级明星之路进发。高挑瘦削的她们是所谓的“天生衣架”，演绎着那些年或张扬或中性或前卫的风格，比例得天独厚的身材让一代女性在瘦身之路上辛苦跋涉，才能为自己圆一次耀眼而美妙的梦。
但到了1996年，黛米·摩尔与布鲁斯·威利斯这对当时好莱坞的第一银色情侣登上DonnaKaran的广告，又宣告了明星成为时装偶像的回归。《欲望都市》、《女人帮》、《绯闻女孩》，《绝望主妇》等一系列时装剧，更是将观众看得目眩神驰。电视剧比电影更贴近生活，一旦人们意识到平淡无奇的生活可以通过时装向五彩斑斓的电视靠近，这种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当年《欲望都市》剧集热播之时，4位主演的衣裙鞋包都成为模仿的对象，而由服饰总监帕翠西娅·菲尔德开创的混搭范儿，将纽约二手市场上不起眼的配饰用得灵动万分，而用一条Levi's的牛仔裤搭配拉尔夫·劳伦的外套，至今方兴未艾地被模仿和超越着。《绯闻女孩》上东区风格在垒球大热，安娜·苏今年还特别针对其中Serena、Blair、Jenny、Vanessa4位风格迥异的女主角，只有30美元一件的推出平价主题系列，算是“有风驶尽帆”的典型。而洛杉矶的狗仔队每天依然兢兢业业地等待街拍达人林赛·罗韩、妮可‘里奇、西耶娜米勒的出现，期待看到她们为潮流界又贡献什么新的创意。从明星代言时装、明星创造时装、到时装借势明星，时装对公共社会的意义已经远远大干穿衣本身。人们或许来不及细究自己如此迫不及待地将时装穿在身上动机何在，但因此获得的乐趣却实实在在。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用“活在当下”来阐释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建设，这种强烈的存在感有助于人们接纳生活所带来的一切。时尚逐渐成为人们评价对象的参考指标，也因此成为政坛人物绕不过去的功课。美国第一夫人的着装大多中规中矩，体面时髦却不敢标新立异，只有杰奎琳·肯尼迪凭借一流的时尚天赋在“第一夫人”的形象桎梏下开创了新的风格。米歇尔奥巴马，被誉为是杰奎琳肯尼迪之后最具时尚嗅觉的第一夫人。这位前律师是事业相当成功的职业女性，同时又拥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生活，她本身就是当代女性的理想模板。米歇尔显然并不想画地为牢，她并没有参与服装的具体设计，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着装类型，她只是选择与不同的设计师合作，来满足她在不同场合中的需要。出身平民的她，总是选择一些中等价位的服装品牌和一些默默无闻的设计师，让民众的“追随”变得更容易，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这样的做法无疑保持了公众对时尚的热情。对于新晋设计师而言，米歇尔奥巴马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效力。她在电视访谈中无意说到自己穿了J.Crew的毛衣之后，J.Crew运动装销量就达到了15万件；她在总统就职典礼后的舞会上穿着华裔设计师Jason Wu设计的白色单肩长裙，后者2009年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第一夫人赢得了“时尚偶像”的地位，至少收服了掌握话语权的一派时尚媒体，对其树立亲民形象助力不浅；而服装界获得了这只隐形的国家推手，自然也有“好风凭借力”的顺遂之感，在奢华高端为人诟病的时候依然保持对潮流的影响力。
美国女作家朱迪思莱文在她的新著《不买东西》(Not Buying It)中列出了一份账单，不太时髦的她一年买衣服的支出大约占总收入的1/10左右，同时她强调自己并非“脚穿Manolo高跟鞋、拿Burberry手袋的物质女郎”，时装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无沦你是以穿衣之道为毕生绝学的时尚达人，还只是小镇中照看三个孩子一座花园两只宠物的普通主妇，对美丽的追求始终不变。服装从工具化的简单物质，演变为今天的艺术门类，女性审美趣味的推动居功至伟。在这个多元化的消费时代中，美式风尚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罗绮素裙皆能入画，它鼓励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寻找最能表达自己魅力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