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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概览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年），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之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名作赏析
该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原本极其普通的年份即公元1587年为历史横切面，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朱翊钧、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为中心，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织丝，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勾勒编织了明朝走向败亡的宏观预想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黄仁宇指出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说明“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明朝仅仅依靠道德伦理治理维系，没有法制，没有必要的技术手段，必然导致败亡，“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他把《万历十五年》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并且指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有这样几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创造，也是此书能够赢得盛赞的原因。
一、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不是“大历史观”的创立者，严格意义上讲“大历史观”源于西方。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不同于西方探究长时间的历史变化，而是在描述问题的持续存在，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创造。何为“大历史观”？其实就是要以宽广的眼光来看整个历史脉络，而不是只局限在其中某一个特定人事物或者一小段时间。黄仁宇在书后写道：“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他把中国近代史从传统观点中以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延伸到明末清初，并试图找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原因。
二、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用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史学传统一向偏爱“善善恶恶”正邪褒贬的春秋笔法。黄仁宇却说，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他亮出“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观点，摆脱人物臧否，强调非个人或道德指控的历史解释，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分析当初的技术水平而非只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君子小人”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终极评价，“善与恶”亦非历史事件的本质。黄仁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建立数字上精确的管理。这样的后果导致现代化的姗姗来迟。这样的历史看法与前人不尽相同，颇为深刻，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
三、叙事方式独特新颖。在叙事上，作者“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和一般的学术专著不同，作者在书中对历史现象不像做专题论文那样有缜密的分析和解剖，而是用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历史现象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因而具有非凡的可读性。
这样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新颖的叙事方法，使任何一个即便对明史毫无兴趣的人，一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仍然可以以看小说的愉悦心情阅读《万历十五年》。当然《万历十五年》更能够吸引读者的是他对历史的研究所寄托的对现实深切的关怀，诚如他自己所言：“《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对中国读者而言，《万历十五年》有一種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原文呈现
万历皇帝
黄仁宇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促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绝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旨意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节选自《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年），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之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名作赏析
该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原本极其普通的年份即公元1587年为历史横切面，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朱翊钧、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为中心，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织丝，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勾勒编织了明朝走向败亡的宏观预想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黄仁宇指出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说明“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明朝仅仅依靠道德伦理治理维系，没有法制，没有必要的技术手段，必然导致败亡，“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他把《万历十五年》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并且指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有这样几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创造，也是此书能够赢得盛赞的原因。
一、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不是“大历史观”的创立者，严格意义上讲“大历史观”源于西方。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不同于西方探究长时间的历史变化，而是在描述问题的持续存在，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创造。何为“大历史观”？其实就是要以宽广的眼光来看整个历史脉络，而不是只局限在其中某一个特定人事物或者一小段时间。黄仁宇在书后写道：“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他把中国近代史从传统观点中以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延伸到明末清初，并试图找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原因。
二、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用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史学传统一向偏爱“善善恶恶”正邪褒贬的春秋笔法。黄仁宇却说，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他亮出“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观点，摆脱人物臧否，强调非个人或道德指控的历史解释，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分析当初的技术水平而非只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君子小人”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终极评价，“善与恶”亦非历史事件的本质。黄仁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以道德代替技术，因此不能建立数字上精确的管理。这样的后果导致现代化的姗姗来迟。这样的历史看法与前人不尽相同，颇为深刻，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
三、叙事方式独特新颖。在叙事上，作者“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和一般的学术专著不同，作者在书中对历史现象不像做专题论文那样有缜密的分析和解剖，而是用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将历史现象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因而具有非凡的可读性。
这样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新颖的叙事方法，使任何一个即便对明史毫无兴趣的人，一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仍然可以以看小说的愉悦心情阅读《万历十五年》。当然《万历十五年》更能够吸引读者的是他对历史的研究所寄托的对现实深切的关怀，诚如他自己所言：“《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对中国读者而言，《万历十五年》有一種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原文呈现
万历皇帝
黄仁宇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促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绝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旨意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节选自《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