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热播的电视剧《芈月传》有这样的桥段：
　　公元前325年，在一番惊心动魄的宫斗中，怀孕中芈八子遭遇政敌暗算，突然早产，在半昏半醒、疼痛难忍的状态里，以惊人的毅力诞育了一位王子。这个孩子，十几年后，登上了秦国政坛的巅峰，他就是秦昭襄王。在他治下，秦军连克六国，所向披靡，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军事基础。
　　秦昭襄王出生的时候，父亲秦惠文王给他起名为“稷”。在《说文解字》里，“稷”被视为“五谷之长”。因而，“稷”不仅灌输了秦国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的治国之道，更寄托了这样的理念：无论是秦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强势，还是“芈月”晋升为宣太后，临朝执掌大权期间所表现出的自信，都是秦国走上强盛之路的真实写照，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几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业改革和进步。
　　从“初租禾”到“开阡陌”
　　战国初年，秦国控驭的关中地区，虽然土地肥沃，劳力充裕，但仍被关东六国视为“夷狄”。什么会盟啊，称王啊，都不带秦国玩。他们的理由是，秦的礼乐文化和制度建设都落后许多。因此，秦国统治者对变革和富强的追求从未停歇，其中的核心话题，就是经济体制。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土地制度当然是焦点。
　　秦入关中之初，实施一种叫“爰田制”的土地制度。既吸收了西周“井田制”的一些要素，将国家控制的“井田”分为公田和私田，并对井田征税，又摒弃耕种时“公田优先”的传统，主张“爰土易居”，充分考虑田土之美恶、劳逸之均衡，负担之平等，有利于调动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
　　不过，随着铁犁和牛耕的广泛使用，秦国和关东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骤增。如此一来，贵族们便“漫其经界”，井田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粗放经营，而这些新垦土地并未纳入国家控制的“井田”范畴，从而成为贵族们的私人领地。非但周天子，就连秦国国君都无从管理。时间一长，不仅使秦国少了一块赋税收入，而且会增强贵族们的经济实力，对秦国国君的权力构成威胁。
　　于是，秦国国君主动出击，做出了第一次改变。公元前408年，秦简公首次在全国推行“初租禾”。这是一项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施的“初税亩”类似的政策。按照《谷梁传》的解释，此举“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也就是说，“初租禾”是按耕作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实物田租，相当于对新垦私田“履亩而税”。这样做，把新垦私田纳入国家监管，变相承认了贵族们对新垦私田的所有权。
　　“初租禾”虽然让新垦私田有了合法名分，但贵族们毕竟要多缴税，经济利益受到冲击，当然反对。在秦简公（前414年-前400年在位）和秦出子（前386年-前385年在位）统治期间，他们多次发动叛乱，导致君权衰弱，国力下降，关东各国趁火打劫，使秦国日趋孤立。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使秦国国内进一步改革经济的要求日益强烈。
　　秦孝公继位后，重用商鞅推行变法。商鞅在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出的改革，步子要比秦简公大得多。

　　《史记·商君列传》里说，秦国“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制辕田”即授田制，就是按照每位成年男子100亩的标准，把土地分配给百姓;“开阡陌”即推倒原先的阡陌、封疆，改变固有的“井田”格局。具体说来，商鞅的改革思路是两步走：
　　一是按照更高的面积标准来规划耕地，建立新的土地边界。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如此一来，每亩的边长百步变成240步，单位面积扩大数倍，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增加，有利于他们发挥劳动潜能，纳税后剩余的农产品也会更多，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对“井田”规划的渐进性改变。

　　二是改变劳动组织形式。井田制分为公田和私田，集体协作成为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而铁犁、牛耕的应用提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效率，使农业生产中集体协作的必要性下降。集体协作过程中“滥竽充数”的偷懒现象则日益凸显。于是，商鞅以“开阡陌”的方式取消了共耕“公田”的劳作模式，通过构建全新的土地分配格局，使农民名下有了固定土地，形成了个体农民经济以及农民对土地的强烈依附。虽然分散，虽然单干，但在当时的经济状态下，效率更高，更符合秦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大动作意味着，改革并非小修小补，而是刮骨疗毒，是伤筋动骨，是壮士断腕，是打破一切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桎梏。在战国七雄里，只有秦国做到了，做得最彻底，收益也最大。
　　事实上，开阡陌是为了实现授田，而这一切只是手段，目的就是要使耕种者成为依附于农地的自耕农，既能“充实公仓”，又能“为上忘生而战”。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都有了靠谱的来源，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国家的耕战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令民归心于农”
　　商鞅并非农学家，他的眼光也非局限于农业一隅，而是将重农与重战统一起来，通过发展农业来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适应日益残酷的兼并战争。因此，他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千方百计地让老百姓看到务农有利可图，从而“尽力于农事”。为此，他又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用这种拆分大家庭的方式，使得每个男性劳动力独立成户，都可按户分得百亩耕地。家庭规模变小，生产单位数量翻番，劳动力资源也得到了进一步挖掘，耕作面积和产量也会随之增加。
　　三年后颁布的“垦草令”，宣布鼓励垦荒的20项措施，撤除一切阻碍农业生产的过时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业。秦国地广人稀，尤其是秦惠文王在位期间，疆域急速扩张到巴蜀、陇右、河西等地，尽力垦荒，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是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垦荒，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实现了对全国人力资源控制的全覆盖。
　　除了行政命令外，商鞅还采用经济手段，用赋税徭役调节的方式促进农业发展。通过减轻赋税，做到“征不烦，民不劳”，以此来稳定农业生产;通过调高粮食价格来增加务农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正所谓“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此外，商鞅还颁布法令，规定“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提倡在农业领域奖勤罚懒，甚至引导种粮大户有机会免役，从而增加农民自由支配的农闲时间，引导更多百姓专注务农，而非经商。
　　在商鞅的改革理念里，“耕”与“战”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而在论功行赏时，不仅战功可以换取爵位，耕种有功也可以加官进爵。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创造性地引入了“入粟拜爵”的概念，只要上交一个额度的余粮，就能换取相应的官职和爵位。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增加粮食储备，另一方面也给全国务农之人提供了榜样。在“官本位”大行其道的农业社会，“入粟拜爵”是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效果的刺激措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富强目标捆绑在一起，这一措施在秦汉时代得以延续。
　　当然，商鞅劝课农桑的巨大成效，却是以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牺牲工商业发展为代价的。跟关东六国的立国之策相比，有很大不同。于是，战国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
　　临淄、邯郸等城市商业气息浓郁，“摩肩接踵”、“邯郸学步”等成语应运而生，而秦国都城咸阳的商业落后，在战国商业史上籍籍无名，更像是一座城堡和兵营;六国的游士作为客卿纷纷到秦国谋职，但鲜有秦国游士到六国谋职的场景。
　　或许，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背离了战国后期的商业风尚。但秦国赢了。其持之以恒并吞六国的宏大气魄和战争机器昼夜轰鸣的不竭动力，正是来自于商鞅的农业改革。
　　“好稼穑”与“重功利”的农业文化
　　秦国“重农”政策并未因商鞅惨遭车裂酷刑而终结。亲自下令处死商鞅的秦惠文王，也就是“芈月”的“老伯”，继续奉行商君之法，推动秦国走出关中，不断拓展势力范围。此后秦国历代君主，直至秦始皇，始终坚守“使黔首自实田”的重农政策，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好稼穑”和“重功利”的理念，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
　　秦人虽被六国视为“夷狄”，但并非过着游牧生活，这是他们跟义渠人的最大区别。《说文解字》对“秦”的解释是这样的：“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清代学者王鸣盛爷指出，“秦地本因产善禾得名，故从禾从舂省。禾善则舂之精也”。既然秦得名于“禾”，那就说明秦在春秋战国以前，已有较为发达的粮食生产。而这一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人农业文明的影响。
　　周人尊重农业，以农神后稷为祖。西周长期统治关中地区，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甘谷和天水出土的反映西周秦文化遗存的文物中，出土的陶器与周代陶器形制相似，说明秦文化和周文化有很深渊源。周平王东迁后，秦国接管了惨遭破坏的关中平原，由于与周文化的长期融合，得以顺利吸纳西周故民，恢复农业生产，将周人的农业技术移植到了秦人的社会生活中，从而形成了秦人“好稼穑”的重农风尚。
　　这一风尚带来了一个额外收益，就是秦国的流民问题没有关东地区严重。“好稼穑”的农耕文化，让秦人更乐于安土重迁，不必考虑农业生产以外的营生，这对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大发展是有裨益的。
　　商鞅推行的“奖励耕战”的做法，塑造了“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的社会状态。而这一做法能够得以坚持，与秦文化中“重功利”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分不开。
　　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完全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内心修养和道德反省，在秦国没有市场;人们追求的，不是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而是耕作和打仗，因为跟仁义和礼乐相比，耕作和打仗更关乎他们的日常生活。商鞅将人们基本的衣食之需落实到农耕之上，激发秦人通过农耕获取实际收益的积极性，促使更多人口转入农业生产。随着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这种生产潜力一次次喷涌出来，不仅改变了秦国的贫穷面貌，也改变了战国七雄的发展趋势。也正因此，“芈月”才有机会重返秦国权力之巅，让她的“霸星”预言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