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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最后一天，位于东三环的美国大使馆的空气监测仪显示，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307，其中细颗粒物PM2.5的浓度为257微克每立方米，达到“有毒害”的污染级别。
同一天，软件商人贝志诚拿着他刚买的国产便携式空气检测仪到屋外转了一圈，空气中PM2.5的浓度将近300微克每立方米，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相差无几。
作家郑渊洁拍下来了这一天的照片，发布在微博上，他把北京形容成“一个硕大的毒气罐”，“空气中有呛鼻的硫磺味儿”。
美领馆与环保局的分歧
今年10月以来，美国大使馆测量的空气质量指数多次跳上200大关，达到“非常不健康”、“有毒害”级别。美国大使馆2008年春季在自家院内架起一台空气监测仪，每隔一小时在推特（twitter）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已经多次引起争论。
贝志诚正是在推特上留意到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11月21日，美国大使馆甚至用了“crazy bad（糟透了）”来形容当日北京的空气质量，他开始小心起来，立马给自己和父母多买了几台空气净化器，“当空气质量数超过200时，我不再约人吃饭，也不出去见客户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仅在推特的小圈子里流传，公众知道并不多。直到今年10月22日，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张iPhone的截图，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39，级别是“有毒害”。
地产商人潘石屹，拥有700多万粉丝，他的这条微博随后被转发了近5000次，在微博上迅速流传开来。
随后几天，浓重的雾霾持续笼罩着这个有着1700万人口的城市，城区的能见度经常不足一公里，多架航班因此而取消，京沪、京津、京哈、京开高速公路也被临时封闭。
美国大使馆异常的数据、连日来盘旋在城市上空的大雾，都引发了公众对空气的担忧。环保组织达尔问的工作人员王秋霞说，“我没想到北京的空气能差到这个地步”。
但北京市环保局有不同意见，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氣质量月报，今年10月份，北京的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为19天，三级12天。中国将空气质量分成五级，一级和二级表示合格，三级属于轻微污染，还有更严重的四级中度污染和五级严重污染。
也就是说，北京市环保局认为今年10月，北京的天气最糟糕的状况也只是属于轻度污染，和美国大使馆多次提示的“有毒害（Hazardous）”、“非常不健康（very unhealth）”相差甚远。
以10月31日为例，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显示，这一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32；而美国大使馆当天下午６点发布的这一数据是307，而前一天中午12点，这一数据是425。
面对这个相差2倍多的数据，北京市环保局的回应是，“本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采访时质疑美国大使馆数据的准确性，并表示愿意与美国大使馆对比检测数据，但对方不愿意沟通。另外，他还认为“美国大使馆是一个点，不能评价一个区域”。
或许是为了平复“奥运一过，北京的空气恶化”的质疑声，北京市环保局11月6日发布的北京奥运后空气质量通报认为，奥运后北京空气质量改善，部分污染物浓度呈逐年递减趋势，颗粒物污染虽重，但未出现恶化。
美国大使馆也多次小心翼翼地声明，一台机器的监测结果不能反映全北京的空气质量，他们监测大使馆周边的空气质量是为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考虑，让他们获得工作地点的空气质量的信息。
但没有公众愿意买账。贝志诚坦言，比起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他更愿意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他曾经在工体、上地等区域用自己购买的仪器测出一个数据，再和美国使馆公布的数据对比，发现误差在20%以内。
郑渊洁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了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调查，截至截稿时，5800人参与了投票，其中89％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
危险的PM2.5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大使馆监测数据的误差，还是一个监测点不能反映全市空气质量，都不足以解释其中的巨大落差。
接受《南都周刊》采访的多位从事大气环境化学研究的专家都认为，北京市环保局和美国大使馆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是造成两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空气质量指数，仅仅以所监测的PM10颗粒物浓度为依据，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则以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依据的。”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认为，从PM2.5的监测结果来看，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可以参考。
所谓PM10是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而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这些大小不一的颗粒物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肉眼几乎不可见，公众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危害。
一般而言，直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直径在2.5微米至 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直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却会顺利通过下呼吸道。
更要命的是，颗粒物会吸附各种各样的毒性化学物质。“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空气中的毒性物质就会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
当PM2.5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的深处，而它携带的有害气体、重金属就溶解在血液里。因此，流行病学、毒理学的研究都认为，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2009年8月在《整体环境科学》上发表论文称，2004年至2006年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 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起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
至于PM2.5升高的原因，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跃思认为和机动车的增加有关系。
“建筑扬尘、地面扬尘、柴油车和燃煤的减少，使粗粒子（PM10）大幅下降；而气态有机污染物排放增加、光化学反应加剧和周边传输，使细粒子高居不下。”王跃思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基于他的测量数据，“灰霾天的PM2.5浓度达到最高值。”
“几乎所有城市都不达标”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文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制定了PM2.5的“准则值”——年平均浓度为10 微克/立方米，日平均浓度25微克/立方米。
美国环境保护署2006年发布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被称为美国史上最严厉的空气质量颗粒污染标准，它规定PM2.5日均浓度标准由原先的6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35微克/立方米，年均标准维持15微克/立方米。
而中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指标只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颗粒物PM10，未有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更重大影响的细颗粒物PM2.5的浓度标准。
按照中国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PM10的日均浓度控制在100微克/立方米以内时，空气质量属于良。一般来说，PM10中有50%-80%是细颗粒物PM2.5，具体到北京，PM2.5在PM10中能占据50%-70%左右的份额。
这就意味着，当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为良时，PM2.5的日均浓度仍有可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3倍以上。
按照中国制定的PM10的标准，国内空气质量的达标率看上去很美，2010年全年，北京的空气质量的达标率是78.4%，上海的空气质量的达标率更是高达92.1%。
好看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真实的空气质量，一旦把PM2.5纳入中国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各地环保局的数据就要大打折扣了，各地空气质量的达标率将下降到30％以下。
庄国顺教授指出，上海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在40-60微克/立方米之间，而这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3-4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那些形成灰霾的日子，其日均浓度甚至可能高出指导值的5-8倍。如本文开头所述10月31日的情景，细颗粒物浓度已经严重到超出指导值的10倍以上了，而相关环保部门发布的监测结果竟然只是“轻度污染”。
如果按照环保部公布的2009年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北京PM10为121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浓度推算，北京市PM2.5的年均浓度应该在72微克/立方米，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7倍。
“现在，某些城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达标的还不错，但颗粒物，仅仅按照PM10的标准，还有不少大中城市有相当时间不达标，如果按照PM2.5世卫组织指导值的标准，绝大多数城市几乎每个月都不达标。”庄国顺说。
“这个真的很要命”，阅读了一些论文的贝志诚认为，喝三聚氰胺牛奶和吃含瘦肉精的猪肉都不如北京的空气给他带来的危害更大，他不但花１万多元安装了新风系统，还一次性购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分别放在家里、车里和办公室里。
虽然总共买了十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家里、办公室里，贝志诚仍寄希望于政府的行动，因为“人不可能活在套子里”。他想写一篇《北京空气质量攻略》，又苦于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推荐给大家，迟迟没有下笔。
潘石屹仍然持续在微博上每日转发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的数据，因为“人活着第一离不开的是空气，其次才是水、食物、房子”。
同一天，软件商人贝志诚拿着他刚买的国产便携式空气检测仪到屋外转了一圈，空气中PM2.5的浓度将近300微克每立方米，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相差无几。
作家郑渊洁拍下来了这一天的照片，发布在微博上，他把北京形容成“一个硕大的毒气罐”，“空气中有呛鼻的硫磺味儿”。
美领馆与环保局的分歧
今年10月以来，美国大使馆测量的空气质量指数多次跳上200大关，达到“非常不健康”、“有毒害”级别。美国大使馆2008年春季在自家院内架起一台空气监测仪，每隔一小时在推特（twitter）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已经多次引起争论。
贝志诚正是在推特上留意到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11月21日，美国大使馆甚至用了“crazy bad（糟透了）”来形容当日北京的空气质量，他开始小心起来，立马给自己和父母多买了几台空气净化器，“当空气质量数超过200时，我不再约人吃饭，也不出去见客户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仅在推特的小圈子里流传，公众知道并不多。直到今年10月22日，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张iPhone的截图，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39，级别是“有毒害”。
地产商人潘石屹，拥有700多万粉丝，他的这条微博随后被转发了近5000次，在微博上迅速流传开来。
随后几天，浓重的雾霾持续笼罩着这个有着1700万人口的城市，城区的能见度经常不足一公里，多架航班因此而取消，京沪、京津、京哈、京开高速公路也被临时封闭。
美国大使馆异常的数据、连日来盘旋在城市上空的大雾，都引发了公众对空气的担忧。环保组织达尔问的工作人员王秋霞说，“我没想到北京的空气能差到这个地步”。
但北京市环保局有不同意见，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氣质量月报，今年10月份，北京的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为19天，三级12天。中国将空气质量分成五级，一级和二级表示合格，三级属于轻微污染，还有更严重的四级中度污染和五级严重污染。
也就是说，北京市环保局认为今年10月，北京的天气最糟糕的状况也只是属于轻度污染，和美国大使馆多次提示的“有毒害（Hazardous）”、“非常不健康（very unhealth）”相差甚远。
以10月31日为例，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显示，这一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32；而美国大使馆当天下午６点发布的这一数据是307，而前一天中午12点，这一数据是425。
面对这个相差2倍多的数据，北京市环保局的回应是，“本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采访时质疑美国大使馆数据的准确性，并表示愿意与美国大使馆对比检测数据，但对方不愿意沟通。另外，他还认为“美国大使馆是一个点，不能评价一个区域”。
或许是为了平复“奥运一过，北京的空气恶化”的质疑声，北京市环保局11月6日发布的北京奥运后空气质量通报认为，奥运后北京空气质量改善，部分污染物浓度呈逐年递减趋势，颗粒物污染虽重，但未出现恶化。
美国大使馆也多次小心翼翼地声明，一台机器的监测结果不能反映全北京的空气质量，他们监测大使馆周边的空气质量是为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考虑，让他们获得工作地点的空气质量的信息。
但没有公众愿意买账。贝志诚坦言，比起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他更愿意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他曾经在工体、上地等区域用自己购买的仪器测出一个数据，再和美国使馆公布的数据对比，发现误差在20%以内。
郑渊洁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了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调查，截至截稿时，5800人参与了投票，其中89％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
危险的PM2.5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大使馆监测数据的误差，还是一个监测点不能反映全市空气质量，都不足以解释其中的巨大落差。
接受《南都周刊》采访的多位从事大气环境化学研究的专家都认为，北京市环保局和美国大使馆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是造成两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空气质量指数，仅仅以所监测的PM10颗粒物浓度为依据，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则以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依据的。”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认为，从PM2.5的监测结果来看，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可以参考。
所谓PM10是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而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这些大小不一的颗粒物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肉眼几乎不可见，公众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危害。
一般而言，直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直径在2.5微米至 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直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却会顺利通过下呼吸道。
更要命的是，颗粒物会吸附各种各样的毒性化学物质。“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空气中的毒性物质就会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
当PM2.5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的深处，而它携带的有害气体、重金属就溶解在血液里。因此，流行病学、毒理学的研究都认为，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2009年8月在《整体环境科学》上发表论文称，2004年至2006年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 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起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
至于PM2.5升高的原因，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跃思认为和机动车的增加有关系。
“建筑扬尘、地面扬尘、柴油车和燃煤的减少，使粗粒子（PM10）大幅下降；而气态有机污染物排放增加、光化学反应加剧和周边传输，使细粒子高居不下。”王跃思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基于他的测量数据，“灰霾天的PM2.5浓度达到最高值。”
“几乎所有城市都不达标”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文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制定了PM2.5的“准则值”——年平均浓度为10 微克/立方米，日平均浓度25微克/立方米。
美国环境保护署2006年发布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被称为美国史上最严厉的空气质量颗粒污染标准，它规定PM2.5日均浓度标准由原先的6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35微克/立方米，年均标准维持15微克/立方米。
而中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指标只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颗粒物PM10，未有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更重大影响的细颗粒物PM2.5的浓度标准。
按照中国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PM10的日均浓度控制在100微克/立方米以内时，空气质量属于良。一般来说，PM10中有50%-80%是细颗粒物PM2.5，具体到北京，PM2.5在PM10中能占据50%-70%左右的份额。
这就意味着，当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为良时，PM2.5的日均浓度仍有可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3倍以上。
按照中国制定的PM10的标准，国内空气质量的达标率看上去很美，2010年全年，北京的空气质量的达标率是78.4%，上海的空气质量的达标率更是高达92.1%。
好看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真实的空气质量，一旦把PM2.5纳入中国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各地环保局的数据就要大打折扣了，各地空气质量的达标率将下降到30％以下。
庄国顺教授指出，上海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在40-60微克/立方米之间，而这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3-4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那些形成灰霾的日子，其日均浓度甚至可能高出指导值的5-8倍。如本文开头所述10月31日的情景，细颗粒物浓度已经严重到超出指导值的10倍以上了，而相关环保部门发布的监测结果竟然只是“轻度污染”。
如果按照环保部公布的2009年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北京PM10为121微克/立方米的年均浓度推算，北京市PM2.5的年均浓度应该在72微克/立方米，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7倍。
“现在，某些城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达标的还不错，但颗粒物，仅仅按照PM10的标准，还有不少大中城市有相当时间不达标，如果按照PM2.5世卫组织指导值的标准，绝大多数城市几乎每个月都不达标。”庄国顺说。
“这个真的很要命”，阅读了一些论文的贝志诚认为，喝三聚氰胺牛奶和吃含瘦肉精的猪肉都不如北京的空气给他带来的危害更大，他不但花１万多元安装了新风系统，还一次性购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分别放在家里、车里和办公室里。
虽然总共买了十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家里、办公室里，贝志诚仍寄希望于政府的行动，因为“人不可能活在套子里”。他想写一篇《北京空气质量攻略》，又苦于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推荐给大家，迟迟没有下笔。
潘石屹仍然持续在微博上每日转发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的数据，因为“人活着第一离不开的是空气，其次才是水、食物、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