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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禽流感、甲流……随着一场场流行性疾病的发生，这些字眼进入人们的生活，伴随而来的还有致病微生物、病原体……一时间，微生物成为传染病的代名词，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微生物成了想当然的“恶魔”，其“看不见的杀手”身份被无限放大，而它“造福人类的小生命”的称呼却鲜有人知。
卢金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他的研究专长是微生态学，侧重研究微生物与人、动物、植物之间的互益共生关系规律。
针对“传染病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说法，卢金星解释说：“尽管绝大多数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可以说致病性微生物是传染病的诱因，但并非所有的微生物都有致病性。事实上，自然界中的微生物绝大多数对人、动物、植物是有益的。”
呼吁——正视人体“编外器官”
微生态学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结构、功能及其与宿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科学，涉及生物体与其内环境（包括微生物、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环境）相适应的问题。微生物是包括病毒、细菌、放线菌、真菌及原生动物在内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它个体微小，却与人类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
卢金星介绍，“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大概携带1.27公斤左右的微生物，仅消化道就有1公斤左右。这些微生物，在正常情况下不但不会致病，而且是人体生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属于人体的‘编外器官’。这些伴随我们一生的微生物，会随着人的年龄、生理条件以及人所处环境的改变而进行调整。”当微生物与人体、环境三者和谐共处时，人就处于健康态。
人体的健康运转离不开微生物，“仅消化所需的34%左右的消化酶，如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等就大多是由微生物合成的。没有它们的参与，人的消化、代谢甚至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人的日常所需也离不开微生物的帮忙。很多食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获得，比如酱油、醋、酒，甚至像菌类、蓝藻等微生物则可以直接作为食品。微生物的作用还表现在广泛的大自然中，它作为地球生物链的成员，在众多的循环过程中必不可少。同时，它在工业、农业、健康、医药、环保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大作用。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病原微生物这一说法呢？卢金星认为“病原微生物”这个称呼太过绝对化，从生态角度出发，世界上“只有相对的致病微生物，没有绝对的病原微生物”。
卢金星解释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体内的微生物，在特定位置是正常的，同一种微生物，在人体内的不同位置时，角色和表现就会不一样。同样，有些微生物在动物体内表现正常，到人类体内就不正常了。比如大肠杆菌在大肠中是正常的，当它转移到泌尿系统中时，就有可能成为致病微生物，引起肾炎；再比如霍乱弧菌，它在螃蟹体内就不致病，而进入人体就会致病，引发霍乱。
微生物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会发生变异，而人类的行为会对变异的速度和疾病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卢金星特别强调，自然界中任何生物体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比如曾令人恐慌的禽流感、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尽管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从宏观生态学角度来看，其对禽类和鼠类的种群密度控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种群达到了一定密度，才会引发疾病，淘汰老弱病残，留存优势群体，这有益于种群的优质、有序繁衍。虽然对染病个体来说它们是有害的，但对整个群体来说它们却是有益的。”
大多数人类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主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盲目吃药、生活不规律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体内微生物的生存环境，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则使自然界中动物的生存空间发生改变。在它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或迁徙的时候，就会将体内携带的微生物直接或间接地传播给人类。
因此，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也应尊重与我们共存的微生物，只有环境、人类、微生物三者达到和谐共处，才能够真正的互益共生。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期冀——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当由于种种原因，人类体内的有益细菌减少时，人就会失去原本的平衡，也就会生病。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已经能够将有益细菌制成“微生态制剂”，有效补充有益菌类，调节人体平衡，起到预防和抵抗疾病的作用。而让卢金星最引以为傲的成果，就是他研发的两项微生态制剂的产业化。
卢金星1963年生于山东诸城，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后，卢金星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致力于微生态学研究。在微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卢金星所在实验室与上海信谊药业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微生态制剂“双歧三联活菌胶囊”—“培菲康”。其中，卢金星参与完成了该制剂的临床前实验室研究工作，组织完成了Ⅰ、Ⅱ、Ⅲ期的临床试验，完成了新药申报工作。
“培菲康”是利用肠道内对人有益的正常微生物—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链球菌，经发酵、冻干等工艺制成的活菌制剂，通过建立肠道内部的菌群平衡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临床主要用于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腹胀甚至便秘。“培菲康”1993年开始生产上市，1995年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提高“双歧三联活菌胶囊”的功效，2000年，卢金星与海斯药业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第二代产品“贝飞达”。作为公司技术总监，他亲自绘制了“贝飞达”生产GMP车间工艺图，起草了“贝飞达”生产、质量控制等系列管理文件，并改进了“贝飞达”发酵、冻干、制剂和包装工艺，使产品的活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这两种产品在市场上已得到广泛认可，不但直接解除了患者痛苦，对普通人也有预防保健作用。
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广泛耐药菌“超级细菌”的产生，给传染病的控制带来新的挑战。由临床抗生素过度使用引发的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DAD）、伪膜性肠炎以及社区腹泻，日益严重。目前，卢金星率领的团队正专注于细菌致病生态学研究和临床微生态制剂干预治疗。卢金星说，应该把科学两个字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解决实际问题。他对现在很多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表示遗憾，但对于下一步的产出充满期待。
天职——大灾之后无大疫
2002年，卢金星出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就任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SARS、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重大传染病及自然灾害。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与抢险救灾、医疗救护人员同时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就有“疾控卫士”的身影。
2003年，SARS爆发，当时卢金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挂职政府副秘书长，他安排好在自治州的工作后，回到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参与SARS控制，指挥、协调全所力量，利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夜以继日地检测疑似样本，为指导临床救治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按照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统一部署，以卢金星为总领队的中国疾控中心第七批抗震救灾防疫应急队一行70人赶赴四川灾区。他们发挥专业优势，在疫情报告和综合信息收集整理、甲肝疫苗强化免疫、媒介生物密度检测和控制、现场防疫、水和食品卫生理化检验等方面展开工作，帮助当地疾控中心初步恢复常规防疫工作秩序。同时，卢金星还整合各方疾控力量，以国家疾控中心应急检验车为主体，建立了“汶川县公共卫生应急检测实验室”，并利用该实验室开展了城区和乡镇集中供水点的卫生学和理化指标检测、临床病原学检测、饮食卫生检测等工作。此外，他还与队员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开发出“汶川县公共卫生检测实验信息系统”，为实验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卢金星和他的队伍不仅对当地“大灾之后无大疫”作出了贡献，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救灾防病经验，为国家救灾应急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
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卢金星又一次作为疾控中心的中坚力量赶赴灾区一线。玉树是旱獭型鼠疫源地，地震发生后，确保灾区人民、救灾人员、灾后重建人员不得鼠疫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了汶川地震的救灾防疫经验，卢金星还在玉树的救灾防疫工作得心应手。在完成常规任务的同时，他在当地建立了鼠疫监测基地，主动监控动物间鼠疫流行情况，实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保证无论是救灾应急阶段，还是恢复重建时期，都能够对当地的鼠疫防控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而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研究所，则因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舟曲特大泥石流的灾后情况同地震不完全一样，我们去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常见传染病风险评估，包括调查当地历史上的常见传染病，评估当下发生传染病的几率，监测与传染病发生、发展有关的要素，特别是环境问题等。”卢金星作为卫生部专家组组长率队现场考察、调研，对积水中蚊幼监测和控制、生活饮用水供应和卫生学指标监测、高腐尸体卫生防疫处理、传染病监测、环境卫生保障、灾民临时安置点卫生、过渡期疾控和监督用房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被救灾指挥部一一采纳并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灾区防病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此，卢金星荣获“全国防汛抗旱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卢金星平静诉说着经历过的种种，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说，“疾控中心作为一支专业的疾病防疫队伍，在平时的科研和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候，冲到第一线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这样做，受灾的群众也需要我们这样做。”
“一旦到了现场，开始做了，就必须科学有序、扎扎实实，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做起。”卢金星在汶川停留一个多月，在玉树更是待了整整45天，“刚好把我该干的事情做好了，除了硬件做好了，管理上也规矩了，基础打好以后，谁来都能很快接手。”
让卢金星欣慰的是灾难过后社会的进步和意识的提升。1998年洪涝后，人们加深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我国生态环境；SARS的爆发流行对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推动了我国突发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和疫情监测直报网络系统的建立；地震、特大泥石流等重大灾难的发生，则为我国的救灾、防灾、应急机制敲响了警钟，加快了国家疾病防御控制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种硬件设施、能力平台的建设。而经历了各种重大事件和心理磨练的人民群众，也能够对生命、对大自然有了更客观、深刻的认识，能够对各种风险有正确的认知，并做到科学的防范，在下一场未知灾难来临时，主动有序地应变。
正是因为有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了政府对救灾防疫的重视与支持，有了以卢金星为代表的疾控卫士们专业科学的工作、忘我拼搏的付出，才保障了灾区人民和救灾人员的健康，维护了灾区环境的安全，也打破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传统说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应急救灾防疫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疾控人员在现场的经历也成为宝贵的财富和资源，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特别设立的“传染病控制案例教学”课程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这个课程涉及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整个流程。从现场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疫情处理、样本采集，到实验室检测数据的应用，及后期的病原分子生物学研究、致病机理研究以及同类疾病的对比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逐层剖析。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然后再指导实践。每一位老师都是各个案例的亲历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生动讲解，同时也在教授的过程中吸收新的给养，从而不断提高。”
卢金星认为，现阶段的疾控队伍真正缺少的是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我们应该在基础理论研究打好根基的同时，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国家疾控工作的缺口，迎合需求去展开研究、培养人才。“既保证前瞻性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又保障实际应用人才的后续支持。”
人们能够感受到灾难、疾病的突如其来与逐渐消失，却少有人了解这些过程中疾控卫士们所承担的风险，更少有人看到他们严谨专业的工作态度与无私奉献的拼搏精神。他们没有口号式的宣传语，没有镁光灯的频频闪烁，有的只是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奋不顾身的投入。老一辈疾控研究者淡然忘我的职业操守和默默付出的工作态度，也传承到新一代疾控人员的心中，指引着他们不断向前。
卢金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他的研究专长是微生态学，侧重研究微生物与人、动物、植物之间的互益共生关系规律。
针对“传染病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说法，卢金星解释说：“尽管绝大多数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可以说致病性微生物是传染病的诱因，但并非所有的微生物都有致病性。事实上，自然界中的微生物绝大多数对人、动物、植物是有益的。”
呼吁——正视人体“编外器官”
微生态学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结构、功能及其与宿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科学，涉及生物体与其内环境（包括微生物、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环境）相适应的问题。微生物是包括病毒、细菌、放线菌、真菌及原生动物在内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它个体微小，却与人类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
卢金星介绍，“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大概携带1.27公斤左右的微生物，仅消化道就有1公斤左右。这些微生物，在正常情况下不但不会致病，而且是人体生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属于人体的‘编外器官’。这些伴随我们一生的微生物，会随着人的年龄、生理条件以及人所处环境的改变而进行调整。”当微生物与人体、环境三者和谐共处时，人就处于健康态。
人体的健康运转离不开微生物，“仅消化所需的34%左右的消化酶，如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等就大多是由微生物合成的。没有它们的参与，人的消化、代谢甚至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人的日常所需也离不开微生物的帮忙。很多食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获得，比如酱油、醋、酒，甚至像菌类、蓝藻等微生物则可以直接作为食品。微生物的作用还表现在广泛的大自然中，它作为地球生物链的成员，在众多的循环过程中必不可少。同时，它在工业、农业、健康、医药、环保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大作用。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病原微生物这一说法呢？卢金星认为“病原微生物”这个称呼太过绝对化，从生态角度出发，世界上“只有相对的致病微生物，没有绝对的病原微生物”。
卢金星解释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体内的微生物，在特定位置是正常的，同一种微生物，在人体内的不同位置时，角色和表现就会不一样。同样，有些微生物在动物体内表现正常，到人类体内就不正常了。比如大肠杆菌在大肠中是正常的，当它转移到泌尿系统中时，就有可能成为致病微生物，引起肾炎；再比如霍乱弧菌，它在螃蟹体内就不致病，而进入人体就会致病，引发霍乱。
微生物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会发生变异，而人类的行为会对变异的速度和疾病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卢金星特别强调，自然界中任何生物体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比如曾令人恐慌的禽流感、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尽管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从宏观生态学角度来看，其对禽类和鼠类的种群密度控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种群达到了一定密度，才会引发疾病，淘汰老弱病残，留存优势群体，这有益于种群的优质、有序繁衍。虽然对染病个体来说它们是有害的，但对整个群体来说它们却是有益的。”
大多数人类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主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盲目吃药、生活不规律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体内微生物的生存环境，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则使自然界中动物的生存空间发生改变。在它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或迁徙的时候，就会将体内携带的微生物直接或间接地传播给人类。
因此，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也应尊重与我们共存的微生物，只有环境、人类、微生物三者达到和谐共处，才能够真正的互益共生。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期冀——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当由于种种原因，人类体内的有益细菌减少时，人就会失去原本的平衡，也就会生病。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已经能够将有益细菌制成“微生态制剂”，有效补充有益菌类，调节人体平衡，起到预防和抵抗疾病的作用。而让卢金星最引以为傲的成果，就是他研发的两项微生态制剂的产业化。
卢金星1963年生于山东诸城，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后，卢金星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致力于微生态学研究。在微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卢金星所在实验室与上海信谊药业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微生态制剂“双歧三联活菌胶囊”—“培菲康”。其中，卢金星参与完成了该制剂的临床前实验室研究工作，组织完成了Ⅰ、Ⅱ、Ⅲ期的临床试验，完成了新药申报工作。
“培菲康”是利用肠道内对人有益的正常微生物—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链球菌，经发酵、冻干等工艺制成的活菌制剂，通过建立肠道内部的菌群平衡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临床主要用于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腹胀甚至便秘。“培菲康”1993年开始生产上市，1995年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提高“双歧三联活菌胶囊”的功效，2000年，卢金星与海斯药业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第二代产品“贝飞达”。作为公司技术总监，他亲自绘制了“贝飞达”生产GMP车间工艺图，起草了“贝飞达”生产、质量控制等系列管理文件，并改进了“贝飞达”发酵、冻干、制剂和包装工艺，使产品的活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这两种产品在市场上已得到广泛认可，不但直接解除了患者痛苦，对普通人也有预防保健作用。
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广泛耐药菌“超级细菌”的产生，给传染病的控制带来新的挑战。由临床抗生素过度使用引发的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DAD）、伪膜性肠炎以及社区腹泻，日益严重。目前，卢金星率领的团队正专注于细菌致病生态学研究和临床微生态制剂干预治疗。卢金星说，应该把科学两个字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解决实际问题。他对现在很多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表示遗憾，但对于下一步的产出充满期待。
天职——大灾之后无大疫
2002年，卢金星出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就任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SARS、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重大传染病及自然灾害。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与抢险救灾、医疗救护人员同时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就有“疾控卫士”的身影。
2003年，SARS爆发，当时卢金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挂职政府副秘书长，他安排好在自治州的工作后，回到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参与SARS控制，指挥、协调全所力量，利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夜以继日地检测疑似样本，为指导临床救治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按照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统一部署，以卢金星为总领队的中国疾控中心第七批抗震救灾防疫应急队一行70人赶赴四川灾区。他们发挥专业优势，在疫情报告和综合信息收集整理、甲肝疫苗强化免疫、媒介生物密度检测和控制、现场防疫、水和食品卫生理化检验等方面展开工作，帮助当地疾控中心初步恢复常规防疫工作秩序。同时，卢金星还整合各方疾控力量，以国家疾控中心应急检验车为主体，建立了“汶川县公共卫生应急检测实验室”，并利用该实验室开展了城区和乡镇集中供水点的卫生学和理化指标检测、临床病原学检测、饮食卫生检测等工作。此外，他还与队员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开发出“汶川县公共卫生检测实验信息系统”，为实验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卢金星和他的队伍不仅对当地“大灾之后无大疫”作出了贡献，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救灾防病经验，为国家救灾应急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
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卢金星又一次作为疾控中心的中坚力量赶赴灾区一线。玉树是旱獭型鼠疫源地，地震发生后，确保灾区人民、救灾人员、灾后重建人员不得鼠疫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了汶川地震的救灾防疫经验，卢金星还在玉树的救灾防疫工作得心应手。在完成常规任务的同时，他在当地建立了鼠疫监测基地，主动监控动物间鼠疫流行情况，实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保证无论是救灾应急阶段，还是恢复重建时期，都能够对当地的鼠疫防控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而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研究所，则因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舟曲特大泥石流的灾后情况同地震不完全一样，我们去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常见传染病风险评估，包括调查当地历史上的常见传染病，评估当下发生传染病的几率，监测与传染病发生、发展有关的要素，特别是环境问题等。”卢金星作为卫生部专家组组长率队现场考察、调研，对积水中蚊幼监测和控制、生活饮用水供应和卫生学指标监测、高腐尸体卫生防疫处理、传染病监测、环境卫生保障、灾民临时安置点卫生、过渡期疾控和监督用房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被救灾指挥部一一采纳并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灾区防病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此，卢金星荣获“全国防汛抗旱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卢金星平静诉说着经历过的种种，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说，“疾控中心作为一支专业的疾病防疫队伍，在平时的科研和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候，冲到第一线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这样做，受灾的群众也需要我们这样做。”
“一旦到了现场，开始做了，就必须科学有序、扎扎实实，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做起。”卢金星在汶川停留一个多月，在玉树更是待了整整45天，“刚好把我该干的事情做好了，除了硬件做好了，管理上也规矩了，基础打好以后，谁来都能很快接手。”
让卢金星欣慰的是灾难过后社会的进步和意识的提升。1998年洪涝后，人们加深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我国生态环境；SARS的爆发流行对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推动了我国突发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和疫情监测直报网络系统的建立；地震、特大泥石流等重大灾难的发生，则为我国的救灾、防灾、应急机制敲响了警钟，加快了国家疾病防御控制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种硬件设施、能力平台的建设。而经历了各种重大事件和心理磨练的人民群众，也能够对生命、对大自然有了更客观、深刻的认识，能够对各种风险有正确的认知，并做到科学的防范，在下一场未知灾难来临时，主动有序地应变。
正是因为有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了政府对救灾防疫的重视与支持，有了以卢金星为代表的疾控卫士们专业科学的工作、忘我拼搏的付出，才保障了灾区人民和救灾人员的健康，维护了灾区环境的安全，也打破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传统说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应急救灾防疫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疾控人员在现场的经历也成为宝贵的财富和资源，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特别设立的“传染病控制案例教学”课程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这个课程涉及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整个流程。从现场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疫情处理、样本采集，到实验室检测数据的应用，及后期的病原分子生物学研究、致病机理研究以及同类疾病的对比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逐层剖析。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然后再指导实践。每一位老师都是各个案例的亲历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生动讲解，同时也在教授的过程中吸收新的给养，从而不断提高。”
卢金星认为，现阶段的疾控队伍真正缺少的是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我们应该在基础理论研究打好根基的同时，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国家疾控工作的缺口，迎合需求去展开研究、培养人才。“既保证前瞻性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又保障实际应用人才的后续支持。”
人们能够感受到灾难、疾病的突如其来与逐渐消失，却少有人了解这些过程中疾控卫士们所承担的风险，更少有人看到他们严谨专业的工作态度与无私奉献的拼搏精神。他们没有口号式的宣传语，没有镁光灯的频频闪烁，有的只是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奋不顾身的投入。老一辈疾控研究者淡然忘我的职业操守和默默付出的工作态度，也传承到新一代疾控人员的心中，指引着他们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