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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古国,因此,社会上、官场、文坛,自古就有个传统,喜爱翻古书、引古典,通过叙述历史故事和褒贬历史人物,使今人得到启发、借鉴和教益。远的不说,就最近,说安定团结、大治天下,就有叙“文景”、论“贞观”、讲诸葛亮治蜀的文章;说法制要严,则有讲海瑞、谈包公的故事;提到政治民主,就有人谈唐太宗从谏如流,汉高祖礼贤下仕;论人才,则举出无数国君宰辅的“知人善任”和对伯乐的赞誉思念;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曹操的既往不咎,刘邦的封怨仇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中国古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是足以令人仰慕和心醉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之而自豪,街谈巷议,说点张飞岳飞,文人弄墨,引点秦皇汉武,既是生动的历史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给人们的生活和文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原是无可厚非的事,就是海外赤子,处异国多少代,谁又能忘得了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呢?
然而,近来看到报刊上津津有味地引着古典,不厌其烦地叙述着历史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水俣病。水俣病是日本水俣市的人们长期误食污染过的海水中的鱼而得的慢性汞中毒症。想一想我们中国古久的历史,不正是这样一个经过封建主义毒素严重污染的大海或历史长河么?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其中包含我国人民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也不可讳言的是,有好些是包含着浓缩的封建毒素的“鱼”。在饶有兴味地引着、读着历史典故的时候,在津津有味和不知不觉之中,有多少人又能清醒地警覺到,在“吸取精华”的同时,人们有可能中“历史污染”的毒害、患了历史的“水俣病”。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鲁迅语)。中国的历史,不免浸透着封建主义因素。比如说“贞观之治”,说来说去,给人印象似乎唐太宗那种开明政治,就是最理想最民主的政治。论人才,讲伯乐,好象只要当官的都来学伯乐,问题就解决了,并不需要在我们的人事制度上彻底改革。其实,这些色彩斑斓的历史典故、浩如云烟的文化遗产,既使是其中的精华罢,大多也是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把人们带进君君臣臣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带到希望皇上圣明,当权者发善心、做清官的老路上去,仍然是寄期望于“人治”而不是“法治”,仍然是要求“与民作主”而不是真正的“人民作主”等等。
自然,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历史典故,只要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利的,或者准确一点,利大于弊的,都可以“古为今用”。但是,我们绝不可以轻视封建传统思想的污染毒害能力,绝不可以在引用和阅读时漫不经心,绝不可以放弃选择和处理。
诚然,中国古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是足以令人仰慕和心醉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之而自豪,街谈巷议,说点张飞岳飞,文人弄墨,引点秦皇汉武,既是生动的历史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给人们的生活和文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原是无可厚非的事,就是海外赤子,处异国多少代,谁又能忘得了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呢?
然而,近来看到报刊上津津有味地引着古典,不厌其烦地叙述着历史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水俣病。水俣病是日本水俣市的人们长期误食污染过的海水中的鱼而得的慢性汞中毒症。想一想我们中国古久的历史,不正是这样一个经过封建主义毒素严重污染的大海或历史长河么?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其中包含我国人民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也不可讳言的是,有好些是包含着浓缩的封建毒素的“鱼”。在饶有兴味地引着、读着历史典故的时候,在津津有味和不知不觉之中,有多少人又能清醒地警覺到,在“吸取精华”的同时,人们有可能中“历史污染”的毒害、患了历史的“水俣病”。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鲁迅语)。中国的历史,不免浸透着封建主义因素。比如说“贞观之治”,说来说去,给人印象似乎唐太宗那种开明政治,就是最理想最民主的政治。论人才,讲伯乐,好象只要当官的都来学伯乐,问题就解决了,并不需要在我们的人事制度上彻底改革。其实,这些色彩斑斓的历史典故、浩如云烟的文化遗产,既使是其中的精华罢,大多也是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把人们带进君君臣臣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带到希望皇上圣明,当权者发善心、做清官的老路上去,仍然是寄期望于“人治”而不是“法治”,仍然是要求“与民作主”而不是真正的“人民作主”等等。
自然,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历史典故,只要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利的,或者准确一点,利大于弊的,都可以“古为今用”。但是,我们绝不可以轻视封建传统思想的污染毒害能力,绝不可以在引用和阅读时漫不经心,绝不可以放弃选择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