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9楼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富士康半年内的第8跳(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有多次跳楼事件发生)。接连不断地自戕，昭示着这个群体和这个时代无以名状的疾苦。这个时代没有为整全的生命留有空间和选择，生命被压缩为标示价格的商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21世纪经济报道》曾描述过一个女工的工作实况：“她每天7点半进入装配显示器的流水线，上午工作到11点半，中午从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又是同样的4个小时。从5点半到7点半是惯例2个小时加班时间。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作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我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年轻生命，他们被命名为“新生代打工者”，在繁华的都市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但这里，并不属于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人性，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被清洗得荡然无存。在这里，没有的太多，而这个世界又有太多的诱惑，有太多的对自身的要求，焦虑和无力感便铺天盖地而来。焦虑和无力感是这个时代和这个群体普遍的精神状态。
　　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共通的苦难。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经历着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之于我们的苦难。苦难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我们在工业革命年代看到的诸多天才式的设想，竟然是有关工人和农民阶级贫困的，正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许多古典思想得以产生。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工业革命竟然造成了大多数人的不幸福和堕落。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有大量涉及，在他那里，是市场和国家使得苦难不断滋生且无从在既定的框架中予以解决。换言之，工业革命导致前现代社会的基本平衡感丧失了，失去平衡感的人无时不处在焦虑当中，因此，现代性是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以及社会运用自身的权威共同去建构一种新平衡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公共性问题变得十分关键。而后现代的面向，是接续古代思想家们的预设，重新理解文化(而非物质)所造成的象征暴力。话题是如此集中，出乎我们的意料，即都是相关生命存在的问题。
　　
　　在道德上被贬低的人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波兰尼说，自我调控的市场会破坏社会结构与助长人性的贪婪，将人作为劳动力商品实质就是对人本身的否定。这亦是我们时代的病症，资本和市场没有得到很好地节制，国家冷漠地推卸责任，从而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原子化碎片化存在。这个时代没有为他们的非商品性存在留有余地，这在实质上意味着，这个社会在道德上贬低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作为道德主体的人，首先是一个精神存在，应该有其灵魂安顿的恰当方式。但长期以来，革命意识形态与其实践层面的阶级斗争的革命历史，以及近30年来的经济至上论，看重的并不是灵魂的问题，它所看重的是暴力的强弱与整齐划一的阶级意识。一部革命史、一部奋斗史，竟然看不到对人灵魂的思量，有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成王败寇的轮番表演。处于革命历史中的群体，他们的灵魂无处安顿；这样一个国度无从生发精神的力量。革命实践对底层革命群众激情的激发，往往出于革命胜负的需要，而不是精神本身的需要。
　　国家，从来没有在相关灵魂的问题上站出来表达立场。这样的一个国度和民族，就不免十分怪异了。它可以慷慨激昂地述说自己的革命历史、经济奇迹，却无法安顿微小而真实的个体灵魂。这一个个干枯的心灵，时刻在呼唤和寻求归宿。一旦精神的归宿寻求不到，一切力量便会化作暴虐或者对物质的贪婪。物质性标准成为最高标准，人被物化为价格高低和财富多寡。主流政治面对无数的政治与社会努力所催动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一方面志得意满，一方面又茫然若失。现代中国政治，似乎已经没有力量面对那干涩而饥渴的心灵，不能理直气壮地照管那餍足却麻木的眼睛。“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古训，在现代中国完全成了空话。但是，社会规律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忘记而停止作用。这些无根的心灵要么迅速被各种各样的宗教占领，要么漫无目的地跳脱放浪，时不时撞进自杀的深渊。(吴飞语)多年前梁漱溟先生所大声疾呼的“人心改造”，依然是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任务。
　　诡异的是，无论富裕与贫穷，灵魂都没能在主流话语中成为问题，而它又确确实实存在。但总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不是一个问题。这诸多理由，变换着不同的形式，让我们目不暇接。我们自以为活在这“充足的理由”当中，便是幸福，便是常态的生活。第一代打工者，都是这样的人，没有太多的理由，但总有理由让他们活下去，并且相信明天会不同。他们安顿灵魂的方式，是忘却苦难，不去比较；他们安顿灵魂的方式，是多多少少没有灵魂。在宏大的背景下，可以说当时至少还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存在，使人不至于知性勃发、萌生启蒙。换句话说，他们的灵魂，如果最后还能有所安顿，那就是在贫富分化不是十分明显的那方土地，他们在家乡还总是留有一点土地。他们出来只是补充家计。土地，始终是回去的理由，也是能够回去的根本。就这样，灵魂与土地，息息相关。是土地给了灵魂，也是土地麻木了灵魂。在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生存经历，不会惧怕。没有太多的风险。面朝黄土，就是经历世世代代重复发生的故事。
　　但上辈人安顿灵魂的方式，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不复存在。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代人。时代的斗转星移，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有点个人主义，接受了消费文化的观念，有很强烈的成功意愿。然而，悲剧性的，阶层再生产完全被固化，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被扼制，上一代人的阶层地位被下一代人复制。这个时代，已经消解了整全性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没有能够笼络人心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人越来越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他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那远方的乡土，儿时的同伴，而是近在咫尺的城市，光鲜成功的白领。这个参照对象，无疑会让他们失望。这一对照，亦使得社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他们自身。他们不会回去，没有回去的意愿。这个群体，终究是无家可归。无家可归，意味着彻底地无价值、彻底地被放弃。
　　人的尊严是他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尊严，这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体，道德主体意味着他有能力和资格拥有基本的权利。这种“作为人而存在”，指的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需要被认可或一种精神的欲望。一种政治，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迟早会空洞化；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其他人用较之为低的价值来对待他时，他便自然产生愤怒的情绪。与之相反，如果人未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会感到羞愧；而每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价值时，人就会骄傲。获得认可的欲望，连同愤怒、羞愧和骄傲，都是人格的组成要素，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关键所在。黑格尔认为，正是它们驱动着整个历史的进程(福山语)。但是，在 这群青年当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被认可被尊重。在媒体报道中，一个工人为了能够获得加班的机会。甚至会刻意讨好班组长等人。而五假期，他们竟然都很惶恐，因为没有钱赚，只有消费。富士康底层工人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对于一个资本家而言，你有没有亲密关系、有没有精神生活、有没有被实现的价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你还能站在流水线上。这一站立的姿势，千篇一律，了无趣味，却是这个时代的经典悲剧形象。涂尔干说，人一旦被孤立，成为原子化的个体，没有牵挂，没有亲人的关照，没有公共生活，这样的人就更倾向于自杀。
　　
　　社会的溃败与缺席
　　
　　自杀，是社会的不在场。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个体，他们没有多少私人时间，时间耗费在工厂流水线上。同时，所有问题又都集中在私人领域，没有公共空间可自主参与。这是一种失衡。这样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越发显得孤寂。被抛于荒岛的他们，是原子化的存在，这不但意味着内部之间没有最为基本的公共生活，也意味着外部世界将他们遗忘。国家会说，你已经有一份工作了，国家已对你尽了责任。恰恰是这一份工作，将他们吸引过来，到最后却发现灵魂与生存都已无退路。
　　这是这个时代社会溃败的征兆。我们生存在一个没有社会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不存在一种基本的习性或者风俗，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整全的认同机制，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公平、什么是该为不该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整合性的集体意识。甚至于，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类似于宗教地位的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爱(涂尔干意义上的道德个人主义)，我们都没有，更遑论其他集体意识。换句话说，既不存在某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又不存在某种集体意识，这个社会实际上完全处于溃败状态。有且只有社会能够挽救频发的自杀现象，而人一旦完全被物质利益支配，脱离社会关系，完全处于私人化空间，自杀实际上就已经临近。记得涂尔干说过，社会学的使命在于寻找一种原则，使这种原则能够支配经济原则。但我们没有找到。托克维尔苦苦呼唤的公共善，我们似乎也没有。这里没有善，没有超越经济原则的更高原则，只有利润最大化，最大化的条件就是将你贬低为机器。
　　没有基本的认同，对自身深刻的怀疑，价值缺失与不被承认的现状，自我孤立的原子化，都使得这一群体岌岌可危。但是，原因绝不在于这一群体本身。这个社会的深层政治与社会结构，使他们如此痛苦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社会基本结构，我指的是作为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设置。
　　与此相伴的是，社会需要重建它的立场和能力。新生代的工人需要增强其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民主参与与自主的形式重新发现和实现自己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便是人是作为需要被承认的主体而存在的。这两方面是紧密相涉的。社会力量的增长，表现为社会对资本和市场的自发抵制以及社会内部团结的形成，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它的成员提供认同和团结感，社会存在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刻地反思涂尔干的另外一个思想：职业群体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竟然演变成冷冰冰的场所?这里的关键是国家的缺位。没有国家对职业群体和法人团体的监督，职业群体和法人团体就很有可能制造诸多非人性的事件，这一点是涂尔干国家理论出场的前提。托克维尔对我们今天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最小化国家”也是不认可的，国家是一种高级的理性，应该为个人自由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重建社会的立场和重建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力，实际上离不开国家的在场。在政治社会当中，职业群体是嵌入在广大的国家范围之内的，没有民主政治的背景，没有公平自由的氛围，个体的无意义感和个体价值的建构都是存在问题的。福山利用黑格尔思想的目的所在，就在于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推演出其对人作为精神主体的价值的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人需要被承认的欲望，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现代社会的问题也在于此：如何处理个人主义与权威的问题。集体意识可以被表述为：对人性的尊重成为这个时代需要被保障的首要立场。涂尔干说，现代社会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此而确立其规范性的。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寄希望于其他的道德立场来整合社会，只能基于人之为人的基本而确立现代社会。而这些，实际上始终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中才能得以确保。正是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在强化这一观念的基础上，为这些无根的个体提供基本的依归。
　　
　　重建现代社会的认同和团结
　　
　　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学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难题是，如何重建现代社会的认同和团结。如果始终要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来理解人，就必然要在社会的意义上来重建人d的灵魂的归宿。离开社会，似乎没有其他能够安顿灵魂的方式。宗教已经不再是普适意义上的救世主，在一个政教分离的时代，政治社会很难承担起灵魂安顿的重任。那么，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呢?在传统社会当中，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传统社会的认同和团结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传统和习俗为流动性不大且地理空间有限的传统社区提供了完整的整合方式。但在现代社会，什么才是我们团结的纽带和整合的方式呢?这是社会学产生之初就苦苦思索的问题。大体而言，我们都希望社会能够在场，能够在个体身上看到社会的身影。这种解决方式，是在一种集体意识的层面来寻求社会秩序，并且，这种寻求都会在参与公共生活的意义上来为集体意识和个体社会化提供具体的形成途径，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正如上面所述，在一个政治社会中，群体养成人格的形式远远不能够满足个体的所需。换言之，现代秩序和自由的形成，离不开国家制度层面的支撑。随着不断的分化，团体与团体之间日益陌生，不再有公共的生活，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参与对自由习性养成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并且，在托克维尔那里，“最小化的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他所强调的是在某些方面国家权力的强化是必要的。这同时意味着，国家需要放宽视野，要有更长远的规划，而不至于被市场和资本所绑架。国家必须要在相关人的意义上做长远的考量，而不是局限于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所以，涂尔干强调国家是一种较个人理性更为清晰和高级的理性形式。这样说，倒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国家可能存在的“恶”。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将国家与社会截然分开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从属于社会，这才是解放之途。罗伯特·欧文是这样一个基于社会而进行想象的人：“这种想象力的流淌是天才的特权，没有这些天才，人类将因无法理解自身而不能存在。”欧文对社会的想象是：他拒绝从动物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拒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此类谬论。他思想的支点在于他对基督教的摒弃，后者被他斥为“个体化”，或者说，基督教将责任系于个体自身的性格，并由此否定了社会的现实以及他对性格型塑的强大无比的形式化影响力。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存在，说明我们从古典经济学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推演不出属人的能够提供善恶标准的法则。社会世界没有自然法则，社会世界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技艺”与“自由的习性”。
　　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学是专注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因而其对社会苦难的研究，不会停留于表层的描述，而是要深入到结构性层面。社会学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保持其对政治的积极介入。社会学具有一种除魔祛魅、揭示社会隐秘、破除社会宿命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各种形式的神秘化和符号支配，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关系的种种神话，揭示行为必然性和所谓社会法则背后隐含着的历史关联，而一旦人们掌握了有关于此的必要知识，就可以从政治上瓦解它们。如果说苦难是这个时代赋予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甚至是唯一议题，那么，从苦难出发对苦难的社会根源作出冷酷的分析，以理性的态度积极参与到对诸种无意识和象征暴力的批判，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道义。将“难以名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使它们可以用政治的手段来加以治理”(布迪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布迪厄给我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现代知识分子们对政治的参与，是在一种独特的意义上进行的。这种独特意义是指知识分子基于其去魅立场，在结构分析的维度对苦难无以言说状态的揭示。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时代，更具悲剧性的是，弱势群体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演变成为一套“事物的秩序”，甚至剥夺了他们对社会排斥的感知意识(毕向阳)。这才是最为致命的地方。在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一种暴力秩序，但弱势群体本身不会将之理解为一种暴力，反而会迎合和与之“共谋”，这种秩序便是一种“象征秩序”，这种权力便是一种“象征权力”，这才是现代社会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