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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聂绀弩朋友圈中东北作家之多、交往时间之长、情谊之深，远甚于其他地区作家。东北作家带给聂绀弩写作的灵感源泉，聂绀弩的生命因东北作家而多姿多彩;而聂绀弩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东北作家的成长与创作。研究这种文学交游活动，有助于我们打开研究视野，从侧面了解作家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分析作家创作的动机;还可以作为研究东北作家群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聂绀弩;东北作家群;交游;二萧;骆宾基
[作者简介]张在军（1972-），男，独立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州511431）。
聂绀弩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论文还是新诗及旧体诗词，都包含着从他心底涌流出来的热血和眼泪，都有一种雄奇的非凡的境界”刘再复：《聂绀弩概评》，《论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01页。，“他的人格，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著述，都具有伟大性”
刘再复致张在军信，2020年10月29日，未刊稿。。聂绀弩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其经历之曲折、交游之广阔，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可比者，这已成为夏衍、何满子、彭燕郊等老辈人的共识。
参见夏衍《绀弩还活着》、何满子《聂绀弩诔词》（均载《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彭燕郊《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载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等文献资料。但由于学界对聂绀弩研究的缺位和不足，其文学交游更是鲜有人关注。特别是与东北作家群的交往，既是聂绀弩生命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也是研究聂绀弩不可忽视的切入点;同时还可以作为研究东北作家群的一个新视角。本文通过初步梳理聂绀弩与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代表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交往，以及与其他东北作家如辛劳、孟十还等人的交往，展现他在为文、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一位伟大作家的精神品格，帮助我们更透彻地认知聂绀弩的文学领域和精神世界。
一、何人绘得萧红影
聂绀弩与萧红的相识是鲁迅安排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9日，地点在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据鲁迅当天的日记记载：“晚在梁园邀客吃饭，谷非夫妇未至，到者萧军夫妇、耳耶夫妇、阿紫、仲方及广平、海婴。”
鲁迅：《鲁迅日记》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919页。
鲁迅安排这次宴席的目的，主要是为来自东北的萧军萧红夫妇（合称“二萧”）接风洗尘，并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此前的12月17日，鲁迅就致信二萧说：“本月十九（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谈天的。”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05页。这几个朋友包括茅盾（仲方）、聂绀弩（耳耶）周颖夫妇、叶紫，而胡风（谷非）梅志夫妇因故未到。
这次相识之后，聂绀弩夫妇接连在12月下旬、次年1月下旬，主動前往二萧处探望，嘘寒问暖。1936年初，聂绀弩与人合编《海燕》杂志，萧红帮忙做校对。同年7月上旬，萧红在东渡日本前夕，到聂的住处向他们夫妇道别。半年之后，萧红又重回上海。
上海的这段时期，两人交往还是较多的。一天傍晚，妆扮一新的萧红突然造访聂家，可她“穿的崭新蓝绸旗袍，头发蓬得像鸡窝，脸上搽着一脸粉”，乃至屋主人愣住了，没认出来“这丑鬼”女客是谁。过了恐怕有半个钟头，聂绀弩“这才如有天启地想起她是萧红”！
聂绀弩：《萧红一忆》，《聂绀弩全集》第四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萧红，是我们的朋友，是朋友的爱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是《生死场》的作者，我们对于她的尊敬是无限的。今天，却看见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搽脂抹粉的，穿时兴的衣服的，烫什么式的头发的女人！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正像小时候读《木兰辞》。“女秀才移花接木”，到了木兰“穿我旧时裳”，“出门见伙伴”，女秀才回到女装，对丈夫称“妾”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我连忙跑上楼告诉她：“你的样子难看极了！”她惘然离去，以后就不穿那衣服，也不烫头发。
聂绀弩：《萧红一忆》，《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391—392页。
在一个想赢得赞美的青年女子面前，绝大多数男人都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但是聂绀弩毕竟是聂绀弩，他是一个不善恭维、坦率真诚的人，对任何人任何朋友，包括对萧红也是如此。萧红对朋友的规劝意见也采纳吸收了。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聂绀弩随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抵达武汉，不久二萧也到来。据胡风日记记载：
10月4日：三郎、悄吟今天到此。在这吃过晚饭后，一道访绀弩，谈话不大兴奋。
晓风辑注：《胡风日记·武汉一年》，《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按，“三郎”即萧军、“悄吟”即萧红。
1938年初，阎锡山在山西临汾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希望吸收进步青年去学习，并来武汉招聘教授，一帮青年作家都动了心。1月27日这天，聂绀弩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田间、李又然等人到汉口乘坐火车，前往民族革命大学文艺系任教。他们乘坐的车厢是棚车，萧军称之为“五等铁皮卧车”。萧红担心那地方不好，怎么请教授却让坐货车呢？
梅志：《胡风传》，《梅志文集》第三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萧红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地方果然不怎么好。2月15日，聂绀弩致信胡风说：
到此多日，已由萧君函告想已察及。一路之上据我观察，端木情绪最劣，处事为人亦有问题。艾青、又然常在私人问题上闹纠纷，毫无较大眼孔。比较起来，萧军夫妇尚有做事能力及意志，且不涉及私人恩怨，实为难能可贵者。现艾青又然均被派负[赴]运城分校，萧君亦拟于日内赴运。我与端木及萧夫人在此工作，惟前工作尚未分配，仅出席几次课外文艺活动指导，情形甚佳。我曾讲一次新文字问题，亦似能得听众欢迎。日来正从事学生文化团体合并及教授文化人等组织工作，以便对外发生影响。此地书籍刊物太少。仅有《解放》、《新华》，往往一抢而空。…… 聂绀弩：《致胡风》，《聂绀弩全集》第九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聂绀弩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又说：“我和萧红见面比较频繁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一九三八年初，同萧军、端木蕻良、田间及她，都在临汾的实际上是薄一波同志做主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而且住在一个院子里。这时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听说我们到了临汾，她们也从什么地方赶到临汾来了。她们一来就演戏，演过一两次（即一两日）戏，敌人（日军）就从晋北南下来了，民大就搬家，缩小，我们这几个尚未上课的手无寸铁的所谓教授之类，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渡河，去了西安。”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71页。
另据端木蕻良在一篇回忆聂绀弩的文章中写道：
临汾失守前夕，丁玲要我们和她一起到西安去搞宣传活动。绀弩这时有个新想法，看样子，大革命的场景又再现在他的眼前了。有一天，他突然对萧红、塞克和我几个人说：“目前正是时候，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萧红服务团’，到各省市去开展抗日活动。”萧红当即说她身体担负不了这个任务。绀弩说事务性活动，可以由大家来干，只要她担个名就行。萧红说，话是这么说，那些必然要临到头上的联系，都是摆脱不了的。她说：“我的任务，还是要写出东西来！”这事就作罢了。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8页。
2月23日晚上，聂绀弩和萧红、端木蕻良到临汾车站，准备和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不愿一起走的萧军来送行。萧军托丁玲照顾萧红，丁玲建议萧军要打游击就去五台山找八路军。萧军还与聂绀弩单独在月台上踱步了好一會儿，有过一段对话：
“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绝不先抛弃她！”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6页。
3月4日，聂绀弩和萧红、端木蕻良等人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抵达西安。“在西安过的日子太久了，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占领了风陵渡，随时有过河的可能，又经常隔河用炮轰潼关，陇海路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没有法子回武汉。”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7页。一天晚上，聂绀弩陪着萧红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地谈。萧红说的多，聂绀弩说的少。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我想起萧军的嘱托。我说：“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5、137页。
到了月底，丁玲约聂绀弩同她到延安去打一转。反正闲着无聊，就到延安去看看吧。一连几天都和丁玲在一块接洽关于车子的事情。直到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在马路上碰见萧红。萧红自己吃过饭，得知聂绀弩还没吃，一定要请他。她帮聂绀弩点了两样最爱吃的菜，并且要了酒。她自己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聂绀弩。聂绀弩边吃边说：
“萧红，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为什么？说不定在那里碰见萧军。”
“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打游击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只有两人坐在馆子里，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我吃了满满的三碗饭。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7—138页。
最后，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9页。
第二天，在送行的人群中，聂绀弩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
十多天后，聂绀弩和丁玲从延安回到西安，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去五台山的中途折到延安，让聂绀弩他们给碰着了。
随即，萧红和萧军彻底决裂，之后和端木一起回到武汉。
聂绀弩则在萧红之前已经先期回汉。不久，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临行之前，7月2日，聂绀弩到武昌小金龙巷看望萧红，劝她去延安，她说舒群也劝她去延安，但她不想去。
周健强：《聂绀弩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她后来去了重庆，继而香港。胡风1942年初从香港撤退到桂林之前，去看过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 晓风编：《胡风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此时，聂绀弩正在桂林编报纸副刊。也就是说，聂绀弩与萧红的武汉一别，实际成为永诀。
得知萧红去世的噩耗，聂绀弩当时有无诗文纪念，尚不可知。但是，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聂绀弩1946年1月20日作了《在西安》一文，载1月22日《新华日报》。此文又以《和萧红在西安的日子》为题，在天津《鲁迅文艺月刊》创刊号发表。5月，西安《书报精华》月刊第十七期以《忆萧红·在西安》为题转载。
也许言犹未尽，聂绀弩还写了篇短文《萧红一忆》，回忆上海时期的生活片段。此文先后在重庆《客观》周刊（1月26日）第十二期、上海《民间》周刊（5月3日）第四期发表。
五年之后，天下大变。1951年3月，聂绀弩辞去香港《文汇报》主笔之职，北上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临行之前，他去浅水湾萧红墓地凭吊，并写了一首《浣溪沙·扫萧红墓》：
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
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再过十年。1961年9月26日，聂绀弩致信香港友人高旅（邵慎之），附录七律《柬慎之谢寄罐头》，其尾联云：“问浅水湾无恙否，几时同上小红坟。”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191页。
远在北京的聂绀弩不知道，萧红骨灰在有关部门和朋友的帮助下，已于1957年8月15日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每年清明时节，萧红墓前的鲜花总是多于他人。她并不寂寞。
却说在暴风雨来临的前一年，聂绀弩忽发奇想，要南下走一遭。彭柏山之女彭小莲感慨地说：“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而在广州，他与曾敏之、胡希明、陈芦荻等文友相聚后，也没忘记去银河墓园为萧红扫墓。后来一口气写了六首七律：
一
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
生死场慓起时懦，英雄树挺有君风。西京旧影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
二
流离东北兵戈际，转徙西南炮火中。天下文章几儿女，一生争战与初终。
狼牙啮敌诗心蛊，虎胆修书剑气虹。蒋败降倭均未见，恨君生死太匆匆。
三
黄河滚滚怒而东，去日山川动荡中。有寇追踪千里月，与君横渡八方风。
万倭其奈天生德，一艇轻飞地母宫。回忆此情犹未远，如何人说凤台空。
四
奇才末世例奇穷，小病因循秋复冬。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
太平洋战轩窗震，香港人逃碗甑空。天地古今此遥夜，一星黯落海嵎东。
五
闻近弥留絮语中，一刊期与故人同。悠悠此恨诚终古，渺渺予怀忽廿冬。
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年年虎吼龙吟处，似以新篇傲我侬。
六
霓雌不碍以文雄，隽语长思鲁迅翁。刊物两期同海燕，龙门一品进萧红。
我人宁信灵魂说，叟女终无地下逢。果尔春来亦何觉，乱搔华发向空濛。
聂绀弩：《萧红墓上六首》，《聂绀弩旧诗集：三草》，香港：野草出版社，1981年，第70—75页。
这六首七律语言朴实、情感真挚，表达了聂绀弩对亡友萧红的无限哀思。第一首写出了至今无法相信萧红去世的悲伤，并对其人品文章作了高度评价。第二首叹息萧红逝去太匆匆。第三首追忆了抗战初期与萧红一道去临汾途中过黄河的烽火岁月。第四首对亡友死于战乱和贫困的境遇寄寓了深切同情。第五首表达了对亡友的无限怀念。第六首既希冀萧红在泉下能和鲁迅先生相逢，又知不可能。由此可见聂绀弩之至情至性、至真至纯。
高旅读了聂绀弩寄赠的这组诗后，回信建议他为萧红作传，而聂思考此事后反倒认为高旅更适合。1964年12月5日，聂绀弩致信高旅云：“元旦将届，例当献礼，有瘦石画萧红像、迩冬书拙作吊诗条幅，已裱好，并另题拙作一首。”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285页。所谓“拙作”即《慎之见吊萧红诗后，动议我为萧红作传。我思此事慎之自為尤佳，因将瘦石所画萧红遗像下题迩冬书拙句寄赠，藉促命笔，并系以诗》，诗曰：
与君曾近五千里，乃有斯篇持寄君。画与书诗惟两绝，人同尔我早终分。
友朋情意何生死，今昔江山迥旧新。大任谁胜萧女传，港中高旅最高文。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195页。
不过高旅接信不以为意，也没把事情放在心上，“萧女传”自成幻影。聂绀弩随后运交华盖作楚囚，在山西坐牢整整十年。
1977年10月27日，萧军到寓所看望“特赦”归来的聂绀弩，“他以手抄诗稿示我，其中有赠萧红及我诸诗。”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进入八十年代，已近耄耋之年的聂绀弩，长期为疾病所困扰。1980年8月15日，他躺在北京邮电医院的病床上，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萧红选集》作序。因“无力把《萧红选集》通读一遍”，“就把这与萧红同志的三段谈话回忆出来，聊以充数。这些谈话，一面虽是言犹在耳，景犹在目;一面究竟也相去四十多年，不免有些记不完全了，但有的地方，由于现在加了一些补充，或者反而比当时更完全了”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76页。。
第一段谈话，“说明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過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第二段，“可以看出萧红是怎样推崇鲁迅，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她用了旧小说上的某些陈词滥调，简直像开玩笑似的。但那些陈词滥调经她一用，都产生了新意，而且十分贴切真实，而又未经人道。”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76—77页。第三段，是对萧红的作品《生死场》和《商市街》的看法。
所以，与其说是这一篇序文，不如说是对一个文友逝世快四十年的纪念。
二、开门猛讶尔萧军
聂绀弩与萧军的情谊之深并不逊于萧红，且交往时间更久，长达半个世纪。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间地点，与萧红相同，都是1934年12月19日，在上海梁园鲁迅安排的晚宴上。萧军对此次宴请印象深刻，曾有大篇幅的回忆，笔者节录如下：
吃酒的冷菜摆上来了，鲁迅先生提来了一只较大的黑色的玻璃瓶放在了桌子上，许广平先生拿起瓶子，在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倒进了半杯近乎黑紫色的汁液，她解释着说：
“这是一位朋友由外国带来的葡萄汁，送给周先生的。太浓了，需要掺上一些冷开水……”接着她又把一只暖水瓶由另外一张桌子上提过来，每个杯子里注上了冷开水，说：“这冷开水，……也是从家里自己带来的，怕他们这里没有，……有能喝白酒、老酒的，……自己斟罢，不会喝酒的可以用这葡萄汁来代替，……”
那位穿深蓝色长袍、瘦长个子、有些驼背的人，先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一只盛白酒的酒壶抓过去，在自己面前另一只杯子里注满了一杯白酒，接着就旁若无人地深深呷了一口……。
这时许先生出去了一下，回来向鲁迅先生耳边轻轻地说了一个“没”字，鲁迅先生才以主人的身份开始在介绍客人了。首先他指一指他自己身边左侧那位说上海话戴眼镜的人说：
“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鲁迅先生并没有说出这位“老板”的姓名。……
接着就介绍了那位喝白酒的长个子：
“这位是聂先生！”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了。接着是介绍那位女士，鲁迅先生说她姓周，是聂夫人。那位穿西装的青年姓叶。最后介绍到我们头上来，鲁迅先生指一指我和萧红：
“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
……[引者略]
在席间，他们之间的谈话我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在我听起来似乎用的是些“隐语”或“术语”之类，因此我只能说吃了又喝，喝了又吃……。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那位长身驼背的人总在不停地向他的那位“夫人”碗里挟这样、那样的菜，而那位“夫人”也并不客气，这倒使我感到怪有趣的，我也就学他的样……也开始向萧红的碗里挟取她不容易挟到的，或者不好意思把手臂伸得太长才能挟到的菜，……。这却使萧红有些不好意思了，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着我……。
……[引者略]
路上萧红轻轻地告诉我，许广平和她说了：那位老板就是C先生，驼背高个子是聂绀弩，女士是周颖，穿西装的青年人是左翼作家叶紫，空位是为H君和他的夫人T女士留的，这天也确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满月的日子……。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56—258页。
初次见面，聂绀弩在萧军面前的形象似乎欠佳——“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具有一双总在讽刺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个子虽近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人”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56页。，可并没有妨碍他们从此成为终生挚友。
这次相识之后，聂绀弩夫妇隔三差五就上萧军住处串门，问候他们小两口。1935年1月21日这天，聂绀弩问萧军为什么不写稿子去换钱？萧军说写了也没办法发表。聂绀弩说：“你找老头子（按，指鲁迅先生）啊！他总有办法……你总得要生活下去呀！——老头子介绍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老头子也不肯介绍的……。”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
同年8月，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上海奴隶社初版，鲁迅作序。聂绀弩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在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1935年11月）第三卷第一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说：“《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为民族生存的战斗的一角，是同类题材中间的最好的一部，也是整个现中国文坛上最值得夸耀的收获”，“就中国自己的文化程度说，《八月的乡村》在中国文坛上，就说不减于《铁流》或《毁灭》之在世界文坛，似乎也不算十分夸张。未来的中国是未可限量的吧，比《八月的乡村》更有力量更纯熟的作品大概不会没有。但是此刻现在，我们却还只有这样一部，而对这一部对于未来更好的作品，一定会给与良好的有力的影响。”
聂绀弩：《八月的乡村》，《聂绀弩全集》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312，313—314页。
1936年初，聂绀弩致函鲁迅，说要办一个文学刊物。恰好此时萧军、胡风等人也有这个愿望。经鲁迅和胡风、萧军、萧红、吴奚如等一起商定，决定创办《海燕》杂志，由聂绀弩主编。萧军回忆，《海燕》“主要编辑人有：胡风、聂绀弩、吴奚如，我也是编者之一。”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萧军还是主要作者，他在仅出的两期《海燕》上以“田军”为笔名，发表了散文《大连丸上》、小说《江上》，以及诗歌《我家在满洲》《献词》等。
这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聂绀弩夫妇和萧军等人都是治丧办事处人员。22日下午，鲁迅出殡，棺材由16个人抬着。他们是萧军、周文、欧阳山、曹白、陈白尘、萧乾、聂绀弩、胡风、巴金、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名的青年作家，他们轮流把鲁迅安稳地送到万国公墓。他们还要把鲁迅的精神用笔写下来，传承下去。 鲁迅逝世一个月以后，《中流》半月刊、《作家》月刊和《译文》月刊都出版了。这三个刊物不独是鲁迅生前所支持的，而且全刊有鲁迅逝世时的各种照片和纪念文章。所以萧军把这三份刊物带到了万国公墓鲁迅墓前焚烧，作为祭奠。想不到竟被张春桥一伙中的什么人看见了，接着就在他们所办的小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讽刺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焚烧刊物是一种迷信的幼稚行为云云。这使萧军很气愤，就找到他们编辑部的所在地，当时张春桥也在场。萧军当即问他们：
“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一个和张春桥合办小报的名叫“马蜂”的人承认说。
“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罢。如果我打败了，你们此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如果你们再写这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64页。
他们接受了萧军的建议。选定地点是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河”南面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时间是1936年底1937年初的某天夜晚八点钟。
马蜂（一说“马吉峰”）的见证人是张春桥，萧军选的见证人则是萧红和聂绀弩。聂绀弩曾经给耿庸讲述过决斗的情形：
“决斗一开始，刚看到他们两人抱到一起，还没看清动作，马吉峰就倒在地上了，萧军蹲下去一只腿压在他胸脯上，一只拳头在他的左眼睑边上晃来晃去，说，你有种你就说不服，我就让你爬起来再干一场，马吉峰唧唧喃喃，萧军还问他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侮辱鲁迅，他说不敢啦，萧军这才放了他，叫他们自己向鲁迅道歉去。”绀弩还说，他和萧军回头走时，问萧军“你想他们会去吗”，萧军说，马吉峰会去，张春桥就会跟着去，但是“这个混账东西去了也是强盗假正经，在那里想他的拳经”。说罢却哈哈大笑，说这件事其实做得太傻，鲁迅活着的话会不赞成的，“但是，我痛快了，真的，痛快了！”——这个萧军故事，后来还听到看到几次，其中还有萧军自己写出来的，然而“版本”不同，内容有殊，我觉得还是绀弩叙说得充分而且有劲。
耿庸：《的确是萧军》，《未完的人生大杂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96—97页。
淞沪会战打响之后，聂绀弩、萧军先后从上海转移到武汉。10月19日下午，武汉文化界与七月社等团体在汉口基督青年会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聂绀弩和萧军作为主席团成员双双出席大会，萧军还作了讲演。
在武汉的几个月里，聂绀弩与萧军，还有胡风、奚如等一帮朋友写稿子、下馆子，过得也算充实。到了1938年1月份，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在山西临汾开学，并在武汉延聘青年作家当教授，萧军动心了。据胡风1月22日的日记：
饭后，同奚如夫妇、绀弩回家，坐了一会儿，一同到萧军那里，谈了一会闲天。萧军想拖我和绀弩等一同到临汾去，好像没有《七月》一样。端木则如有所待似地。
晓风辑注：《胡风日记·武汉一年（续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
最终到临汾去的是聂绀弩、萧军、萧红、艾青、田间、端木蕻良、李又然等人，胡风、冯乃超等人则留在武汉。
到了临汾之后没上一次正式的课，日军就要打来了，民族革命大学必须搬迁。除了萧军之外，聂绀弩、萧红等人则跟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西安。萧军独自投奔延安。
3月24日，萧军在延安致信胡风：“我于三月二十日到延安，二月廿六日从临汾随学校退出，这近乎一月中尽在跑路和躲炸弹了。还算平安，居然到了此地。于此地大约停留一两月左右，待萧红到此，再作行止。”
转引自袁培力：《萧红年谱长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0页。
萧军到达延安后，住进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不久，聂绀弩和丁玲从西安来到了延安，碰到了萧军。据萧军夫人王德芬讲述：
（萧军）渡过黄河，步行了二十多天，于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延安城，先去照像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了陕甘寧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主席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先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毛主席？萧军说，“我打算去五台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和培元走了以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同意了。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萧军了，同时还会见了何思敬、丁玲、聂绀弩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4月5日，萧军接受丁玲劝说，愿意到西安参加“西战团”做抗战宣传工作，遂和丁玲、聂绀弩一同离开延安前往西安。4月7日，他们返回西安梁府街女子中学“西战团”驻地。这时，萧红、端木蕻良也在该团。
接着，聂绀弩离开西安回到武汉，继而去皖南，又到桂林、重庆、香港;而萧军则在西部地区的兰州、成都、延安。两人可谓天各一方，相互的挂念与关注是必然的。
1938年12月8日，萧军自成都致信胡风，问：“老聂到哪里去了？”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1939年7月20日，萧军在成都致信胡风说：“偶然在什么报上看到绀弩，在江浙某处编一个刊物，不知你有确息否？周颖还是没有消息吗？念念！”
晓风、萧耘辑注：《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1942年7月27日，萧军于延安致信胡风，云：“近来我却很想念你、绀弩、曹白、柏山等人，但不知再相见于何时何地？”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
1949年1月20日，聂绀弩于香港作《由萧军想起的》一文，再次赞誉《八月的乡村》等作品，还说：“比如我自己，就常有有萧军在，我们的文章还到哪里讨生活的感觉。”
聂绀弩：《由萧军想起的》，《聂绀弩全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接着又对萧军发表的一些“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与剖析，最后说：“作为他的朋友，至少不希望他有太多的跌跤的机会”
聂绀弩：《由萧军想起的》，《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74页。。
西安一别就是十多年！聂绀弩与萧军再次相见已是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17日，聂绀弩随全国文代大会代表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在抚顺遇见了萧军。萧军在日记中说：“我们从西安一别，已经十一年不见了，他还不见老。我心情微微有些酸楚和兴奋，但马上就平静下来。”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20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36页。接着，萧军为老朋友写了一首诗：
十年小别足风波，渭北江南两地过;侵鬓有丝心自在，低眉无那骨难磨！
漫漫长夜光初晓，凛凜霜晨寒正多！松柏芝兰期远路，风风雨雨尽如何。
第二天，聂绀弩回赠一首《答萧军》：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号参观东北，于抚顺遇到萧军蒙以诗件赠，成此答之
人皆欲杀我怜才，伯气纵横鬓未摧，四十余年何足数，奇书开卷第一回。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20册，第538页。
从胡风的日记和书信看，五十年代初期、胡风被逮捕之前，在北京，他们这几个老朋友往来还是频密的。
《胡风日记》：“（1952年8月14日）绀弩引萧军来，一道到东安市场吃饭后，到萧军家，十时过回来。”
梅志、張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这则日记虽然简略，但当天胡风在致上海梅志的家书中，谈及聂绀弩与萧军的境况却颇为翔实。节录如下：
……老聂引萧军来了。到东安市场吃了晚饭，又一道到萧军那里。他自己租居一栋大楼房上面一间，家里住在同一胡同另一处。他到北京一年，每天早上跑小市场，搜买各种小古董，里面有很名贵的东西。房子里各处摆的都是。他自己，写廿八万字的一个长篇，前天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要求出版。写完后，写信周扬，要求介绍一个工作，且提出了他能做的各种工作。结果由他挑选，到北京文物局古物组当研究员，已做了一个月左右云。他这门本事，是跑了一年小市场跑出来。谈起来，还是那一副气概，但怨气冲天，如这部小说不能出版，就要大闹一场，云。后来又到他家里坐了一会，已有五个孩子，大的今年上中学。
两种人物，两种生活，得意者与失意者。这个文坛，就是这样毁灭人的！
晓风选编：《胡风家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0—291页。
《胡风日记》：“（1953年10月12日）聂绀弩、萧军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445页。
《胡风日记》：“（1954年10月18日）聂绀弩、萧军、吕荧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519页。
世事变幻莫测。1955年5月，胡风被逮捕。接着，聂绀弩被隔离审查，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然后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
回京之后至“文革”之前这几年间，聂绀弩朋友中“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1967年5月17日接受公安局预审口供）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香港：明报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962年4月8日，聂绀弩在致高旅信中附录了一组新作的旧诗，其中有《军过》（后改为《萧军枉过》）诗曰：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十年风雨百年人。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247页。
千言万语从何说啊！1965年秋，聂绀弩和萧军一道看望受“胡风案”牵连的吕荧，结果被吕荧误认为是来抓他的人而拒之门外。1966年1月，胡风回京候审，聂绀弩第一个前去看望，“告诉他萧军也想来，并且还提议三人同照一张像，‘他说我们三人是鲁迅先生身边的最后三人了。照张像留一个纪念吧’。胡风考虑后没有同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判了刑的，目前还有人监视着，可不要连累了他。”
梅志：《友谊长存》，张晓风选编：《长情赞》，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三人合影的愿望，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完成。
1980年2月，出狱后的胡风病重。当时，他尚未平反。3月，在其女儿张晓风和萧军的书信请求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将胡风接到北京医治。正好聂绀弩在北京邮电医院住院，4月11日，萧军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总算完成了“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
参见仇广宇：《聂绀弩：进步着，落后着》，《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6期;晓风：《萧军、胡风与病中的聂绀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26日，第12版。后来聂绀弩在合影上题诗云：
近态狂奴未易摩，仙人岛上借吟哦。孙行者出火云洞，猪八戒过子母河。
天上星辰曾雹击，人间岁月已硎磨。三人同照一张相，所失文章共几多？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217页。
1984年春，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胡风特意撰文说：“只有凭着诚实的追求和辛勤的劳动才能走过这么长的五十年的道路。”“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祝贺。” 胡风：《我与萧军》，《胡风全集》第七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187页。聂绀弩因病未能与会，于是赋诗一首：
洒家今年七十七，何年何月拿起笔？驰骤文坛五十年，晚曾寒蝉早辟历。
鲁迅墓前稿件烧，世传痛打张春桥。暮色苍茫看未准，道是打死一切妖。
恨天无把地无环，扛天提地有何难。今世想无郑屠了，叹惜垂老剩三拳。
聂绀弩：《萧军创作五十周年纪念会因病未赴补奉一诗》，侯井天注解集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47—748页。
聂绀弩自称“洒家”，起笔气势昂然。不过他当年并非七十七岁，实际已逾八十。接着回忆当年与马吉峰约架的往事，末尾感叹惩恶之心意犹未了。
前几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过一本晓风等编的胡风、聂绀弩、萧军合集，书名叫做《逆风而立三侠客》。他们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文侠”。
三、不与端木睡一屋
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上海的文化人纷纷撤退。1937年11月22日，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和萧军、萧红一起住在作家蒋锡金租赁的武昌小金龙巷。
参见袁培力：《萧红年谱长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5页。不久聂绀弩来这里找二萧，认识了端木。据端木回忆：
我和绀弩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蒋锡金租赁的小金龙巷住所。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开始的阶段，许多从上海撤出的文化人，都到了武汉。我因为腿风湿性关节炎犯了，行动不便，半路在蒿坝停留了一个时期。在上海办《七月》文学刊物的朋友们，都先到了武汉，来信催我快去，并告诉我，在武汉不单可以先起炉灶来办刊物，还有条件去当战地记者。我便不顾病的好坏，急忙赶到武汉。朋友们都热情地接待我，也安排我住在小金龙巷，新朋旧友很快就融汇一气了。
当天，一位穿着半旧长袍的瘦高个儿，來到小金龙巷，朋友们高兴地招呼他，并把他介绍给我：原来他就是聂绀弩。
那时，我穿着皮夹克，灯心绒裤子和长筒皮靴，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便像老相识一样和我聊起来了。他说着湖北口音较浓的普通话，当他知道我的腿犯有风湿性关节炎时，便告诉我用热酒涂敷患处，加以按摩，就会好得快些。我谈到到武汉沿途所见的情况，特别是乘汽车路过东阳一带，才体会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八个字的真实味道。我还说一路上看到不间断的乌桕树，枝叶好像擦过我头顶似的，树叶都被秋风染的，煞是好看……。他笑了，嘴里重复说着“山阴道上”这一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思想也跑到“山阴道上”去了。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6页。
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在武汉会面的机会就多了。一帮旧雨新知聚在一起，常常作诗唱和。端木刚到武汉时，就写了一首七律，最后两句是引用刘禹锡的成句：“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写完，他觉得过于乐观，随即丢开了。可是聂绀弩看了却说这最后两句用得好，用得贴切。可见他对时局是乐观的，他内心有一种激情，因此有特殊感受。那时的聂绀弩对写旧体诗没啥兴致，别人写得很起劲的时候，他欣赏评论居多，动笔很少。“也许他认为杂文更能起到直接抨击时弊的作用，那时，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喜欢庄子的文笔恣肆，和神游天地的气概。我们自然而然，也会说到《马蹄》《秋水》等篇上来，仿佛内心有一种默契似的。”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6页。
两个月之后，1938年1月下旬，端木也和聂绀弩、二萧等人去了临汾。据其回忆：
我们联袂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书时，他（按，指聂绀弩）便经常和一些搞文字改革的同学接触、研究。记得他还和学生们一起办过墙报，开展过拉丁化活动呢。通常，学生找我们谈文艺的最多，谈文字改革方面的问题，大都去找绀弩;田间则经常和史轮、袁勃等几个人在一起写诗、论诗。大家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绀弩精神也显得格外振奋。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8页。
由于日军迫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要搬迁，聂绀弩去西安、延安打了一转后于4月上旬先行返回武汉。接着，端木自西安致信在汉的胡风，说：“我，萧红，萧军，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绀弩一定带去许多我写不出来的消息。”
袁权辑注：《端木蕻良致胡风的二十一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
4月16日，端木再次致信胡风，于信末特别写上：“绀弩兄周颖先生暨小宝宝问好。”
袁权辑注：《端木蕻良致胡风的二十一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同一天，萧红和萧军彻底决裂。
5月9日，端木和萧红坐火车回到武汉。6月下旬，两人在汉口举行婚礼。
7月2日，聂绀弩准备去皖南工作之前，到武昌小金龙巷与萧红道别。至于有无和端木道别，那就不得而知了。
1940年1月，端木和萧红在重庆乘飞机抵达香港。4月，聂绀弩由金华抵达桂林。
1941年6月1日，由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的香港《时代文学》月刊创刊号发行。创刊号内页登有“特约撰述人”，共67人，包括聂绀弩、丁玲、胡风、舒群等;另用大号字列出来7人，为戴望舒、萧军、萧乾、萧红、萧爱梅、罗烽、芦焚。
1942年1月12日，萧红病重，呼吸困难。端木将其送至跑马地山村道养和医院，后又转至玛丽医院。21日，萧红突然脸色红润，情绪甚好，能和端木、骆宾基谈话。没料到翌日上午，萧红便与世长辞。三天之后，端木和骆宾基将萧红的骨灰葬于浅水湾。
2月初，端木离开香港，去澳门逗留月余之后，经广东江门、肇庆、梧州来到桂林。此时，聂绀弩正在桂林编辑《力报》副刊。
时隔四年，两人再见，究竟是怎样一番情景？一时无从查考。但在端木所写悼念聂绀弩的文字中，涉及桂林的部分只有寥寥数十字： 在桂林，他写的杂文《韩康的药店》，得到广泛的赞誉。我觉得杂文写到这个地步，才是上乘，因为突破了套路。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9页。
仅仅是谈作品，并不涉及交往。但在彭燕郊的文章中就可看出两人已经有了间隙：
有一位也很有名气、很写过一些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的小说家，也是老熟人，绀弩很不喜欢他。在桂林，我和他一度同住在一栋小楼上。一天晚上，绀弩到我这里来聊天，忽然下起大雨，回不去了，我在中间小厅上给他搞个地铺，“就在这里过一夜算了”。住对面房的那位小说家这时也被雨阻还没回来，绀弩想了一下，说：“还是回去，我不能跟他同睡在一个屋顶下。”原来，这位小说家和也是老朋友的另一位小说家的伴侣，也是小说家的一位女作家曾经有过一段让人议论纷纷的共同生活，整个过程绀弩十分清楚。人们都认为这位小说家在这件事情上私德有亏，不过我知道绀弩不全是从“挖老朋友墙脚”这个角度看的，男女间事，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有没有爱情，问题是如果出于爱情以外的什么目的，那就是失德，而这位小说家和这位女作家的结合，到她病终前已经很难维护下去，人们同情她而责难他，也是情理中事。彭燕郊：《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
尽管没有点名道姓，但是十分明显，“这位小说家”就是指端木，“女作家”则是萧红。
对端木的人，聂绀弩可能“很不喜欢他”（聂绀弩曾在写萧红的文章中用“D.M.”代替端木），但是对端木的文，却未必不喜欢了。笔者遍览过聂绀弩在重庆《商务日报》期间（1946年3月至10月）所编《茶座》副刊，发现了端木发表的好几篇诗文（曹革成《端木蕻良年谱》均未提及）：
《白草》（诗），载1946年3月12日《商务日报·茶座》;
《不能想像的事》，载1946年3月13日《商务日报·茶座》;
《小小的画面》，载1946年3月14日《商务日报·茶座》;
《荒野情歌》（诗），载1946年3月15日《商务日报·茶座》。
可见聂绀弩并不因人废文。
1948年初，聂绀弩到了香港;同年11月，端木也到了香港。两人同在香港屋檐下，不可能没有故事，且看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罗孚的《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
对于端木蕻良，绀弩好像一直有些情绪。这情绪来自萧红。绀弩三十年代在西安，和萧红有过感情。就是那一回在西安，萧红最后决定愿意跟着端木走。后来和端木到了香港，有些人认为端木在萧红最后的日子里对她不够好，因此对端木颇有意见，绀弩就是其中之一。两人和陈迩冬都是好朋友，晚年在北京，两人有约到陈家，往往是一个去了一个就先走，避免同时在一起的不愉快。
端木的《真自由书》显然是从鲁迅的《伪自由书》而來，剪贴本的小书中有这样几篇：《拟冈村宁次致何应钦书》、《拟莫德惠致张学良书》、《第五度空间——拟鸡蛋致爱因斯坦书》、《拟萧伯纳致中国人民书》、《拟毕加索致×××书》（从文字看来×××可能是张大千）、《拟毕加索宣言》、《拟毕加索给蒙田先生一点更正》。一共是七篇。
但从绀弩的《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中却可以知道还有一篇《拟端木蕻良与蒋介石论红楼梦书》不知道为什么遗漏了，没有剪贴进去。此刻我只能从绀弩的文章看到一句，蒙田先生也就是端木蕻良说：“蒋介石是贾政和王熙凤的私生子。”
绀弩又是怎么说起的呢？
绀弩的《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中有还几篇文章：《人与非人》、《音乐牛谈》、《三人坐》、《迎骆宾基》、《鱼水篇》、《由萧军想起的几件事》、《谈“拟致”》。和《文录》一样，也是七篇，我怀疑实际不止，没贴全。
《谈“拟致”》就是对端木放的冷箭。“拟致”就是有些文章的题目，“拟……致……书”。绀弩说：他自己也写过一篇“拟致”，是《拟聂绀弩先生向……书》，还注明了，这是“仿蒙田先生《拟端木蕻良与蒋介石论红楼梦书》”。他的文章作者署名就是绀弩，这就是绀弩拟“绀弩先生”，这就无异于揭发出，蒙田先生拟端木其实就是端木拟端木，自己拟自己。
绀弩实际上是在反对端木这些“拟致”体的文章，认为没有意思，其实不作过高的要求，也就不必反对。有些趣味，没有什么意思，但也没有什么恶劣的意识，也未尝不可以;能有一些意思更好，却也不必要求过多。不过，当年大家思想都过“左”，这样严格要求，也不足为奇：本来就对那个人有些情绪，因此容易流于严、流于苛，就更不足为奇了。
绀弩的箭是这样射出的。他说：“‘拟致’用得最多的，恐怕是蒙田先生了。比之于题目，我觉得他的文章倒是值得谈谈的。那些文章可以使读者震惊他的机智、渊博、才气、勤快，以及一百种同类的好东西，可是缺乏一种更重要的对于文章则是生命的见解，也就是意见，意思。鲁迅先生嘲笑过作古文的秘诀，即说了一大阵，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以《萧伯纳致中国人民书》为例，蒙田先生的文章，不幸而类是。也许没有意思，正是文章的难能可贵处。赵元任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序文里，你看曾有这样的名句：‘谁不能把文章写得有意思呢？但是你能写得没有意思么？’诚然，我们不能写得没有意思;但是有人能的，例如蒙田先生。蒙田先生的文章也有点意思的，可惜比起文章来，却少得出奇。以《论红楼梦书》为例，意思只有一句：‘蒋介石是贾政和王熙凤的私生子’。凡此往往，如果有人愿意谈谈，至少，要比写俏皮题目有意义些。”
罗孚：《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罗孚著，高林编：《繁花时节怀故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33—236页。
在罗孚看来，“端木蕻良这蒙田，这些‘拟致’体的《真自由书》似乎并没有收进他后来出版的集子中，也许认为那是一时的游戏文章吧”
罗孚：《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罗孚著，高林编：《繁花时节怀故人》，第236页。。 罗孚文中所说“晚年在北京，两人有约到陈家，往往是一个去了一个就先走，避免同时在一起的不愉快”，可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因为晚年的聂绀弩进入一种人生的境界，没有什么过节不能释怀的。事实上，端木就有过这样一段关于聂绀弩的回忆：
一九六三年，我得了脑血栓后遗症，左半边身子轻度偏瘫。听说绀弩也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有一天，黎丁找我，说要请我和绀弩在他家吃饭。那时黎丁好像住在花园大院，我到黎丁家时，绀弩已经在座，黎丁家也没有别的客人，我们谈话漫无边际，想到那儿，就扯到那儿。绀弩很关心我的病，并且传授我一些对病理的经验。不过，有一条，后来证明并不准确，他说，得了心血管病的人，一旦好了，就不会再犯。这个论点，对那时的我，是起了鼓舞作用的。我雖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欣然接受了。他还向黎丁要了纸笔，用毛笔写好一封文言的介绍信，为我介绍一位老中医舜耕先生，因为他就是服用这位老中医的药见效的。
由于代步、煎药等等都有不便，我没有去找这位老大夫，但那封介绍信，却一直保留着。直到“十年浩劫”才被毁了。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9页。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聂绀弩写旧体诗多了起来。端木每一读到，“都能体会到他特殊的风格。诗律限制不了他，如果说，把杂文的性质纳入诗里表现出来，应该说正是绀弩的风光。从他的诗里，也可以感到他的一些生活状况，从诗句的苍劲气概里，也感到他生命的刚强”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9—150页。。1978年2月9日，聂绀弩致信黎丁说：“前些时，端木有信自东北来，说是您谈到我并告以通信处，我还未写回信，就把他的原信和通信处搞丢了，真是抱歉。他似乎说春节后可回京，也不知是否。我近日身体因喘和痔疮很觉不适，但尚无他病，甚堪告慰。”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446页。
生命再刚强的聂绀弩，最终也难敌病魔的吞噬。1986年3月，聂绀弩在医院去世。端木自己也在病中，送去一诗为悼：“以诗作诔已寻常，未吊遗容欲断肠。天殒繁星空月冷，缁衣绀裹大弩殇。”
罗孚：《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罗孚著，高林编：《繁花时节怀故人》，第237页。缁衣绀裹，正是聂绀弩的文侠本色。
在聂绀弩逝世之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萧红生命中的三位关系密切之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起与会并相继发言。目睹此情此景，与会作家李辉感叹道：“文坛前辈之间的情感纠结或者恩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氛围中不是花边谈资。度过劫乱的人们有太多新的面对，往事早已如烟飘然而去。”
李辉：《骆宾基：与黑土地的不解情缘》，《贵阳日报》2019年7月14日，第4版。
四、捧血者诗人辛劳
1938年秋，聂绀弩经周恩来介绍，从武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最初任政治部宣教科科员，不久调到战地服务团创作组，创作组成员还有辛劳（陈晶秋，1911—1945）、林果（林琳，1919—2004）和菡子（罗涵之，1921—2003）。
林果和菡子都是南方人，只有辛劳是东北人，祖籍黑龙江，出生于内蒙古海拉尔。“九一八”事变后，辛劳与其他东北文学青年一起流亡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8月1日与师田手等参加“左联”举行的集会被捕，关押半个月后释放。1934、1935年间在上海私立江苏中学任教。1935年4月，首次在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小品文《索伦人》，署名辛劳。尔后写了许多作品，散见于上海《小说家》《文学》《中流》《创作》《文学大众》《时代文艺》等刊物，主要作品有随笔《与诗人们商量》、小说《饥饿的朋友》《自由以后》等。1937年前后曾被捕，押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操纵的苏州反省院。抗战开始后，致力于诗歌和散文创作，写下大量的作品，热情宣传抗日救亡，呼唤人们的爱国之心。1938年下半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聂绀弩是在上海还是在皖南与辛劳相识的，已不可考，但他们在新四军中成为好朋友却是事实;并且两人同住一个院落，比邻而居。1939年初王元化随上海慰问团访问新四军，就安排住在辛劳的那个院落里，“这个院落很小，只有几间屋子。一进院门，左右各有一间，辛劳住一间，另一间是聂绀弩住的”。
王元化：《〈捧血者〉序》，陈梦熊编：《辛劳作品集·捧血者》，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序文第3页。
1939年冬春之间，辛劳创作了一首一千行的抒情长诗《捧血者》。它由《序诗》和另六章组成：《行人》《月黑的夜》《我爱》《奥秘》《林雀》《古歌》。《序诗》下题着：“献给家修和在炮火中走散的人们。”诗前则引了裴特斐的诗：“为了祖国/不捧着生之鲜血，/那是/不爱国的人们！”3月20日，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第五期刊发了辛劳《〈捧血者〉序诗》，并加编者按说：“……这类长诗在抗战以后，还是很少见过，在结构与表现方法上都很成功，并由聂绀弩先生为之作序。长诗全部将在本刊下期发表，这里先将其序诗及聂绀弩先生序文刊载，希读者注意。”
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南战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658页。由于《东南战线》是中共浙江省文委主办的救亡刊物，经常揭露国民党分裂统一战线的行径，乃至出到第五期时被当局查封，也就无法再刊登长诗全部。
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首充满战斗激情、“在结构与表现方法上都很成功”的长诗，在新四军中并未受到欢迎。据时任新四军《抗敌》杂志编委的黄源回忆：“当时新四军中也有一些作家，如诗人陈辛劳，写了一首长诗《捧血者》，但他们不是结合皖南战斗的实际写，结果陈辛劳这首诗在服务团里被几个领导一句一句地批。”
黄源：《黄源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不过作为朋友的冯雪峰、丘东平、彭燕郊等人对这首诗都有较高评价，聂绀弩更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了三四千字的《序〈捧血者〉》： 哦！你幻美的姑娘呵！请别用你那梦一样的眼睛望我！一个流浪人，应该“那袅袅的万里的流云”（《行人》）——“流云是他勇敢的游踪”（《月黑的夜》），应该“挑战的流浪天下”（《我爱》）;现在是我不能不离开你的时候了，你不能让我的心像“山溪平静地流响山间”（《月黑的夜》），向你轻轻地说一声“再会”么？
哦！你热情的姑娘呵！请别用你那火焰一样的眼睛望我！我爱高山，我爱大海;我爱看那“金红的海水”（《行人》），“黄色变成碧绿，黑色又变得白如银”（《月黑的夜》）;我爱看“槟榔花红在山上”（《月黑的夜》），爱看“迷山顶上一片白霞”（《我爱》），“月黑的夜”，我爱看“在高山跳跃的野火的光芒”（《奥秘》）;我还爱看黄河“奔放，流向天野”（《古歌》）。别了，姑娘！并不是你系不住我的心，一个流浪人的天性和运命，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无法安排！在高山大水面前，我将永远怀念着你;正像在你面前，并没有忘掉它们。你不能像“山溪平静地流响山间”，轻轻地向我说一声“再会”么？
哦！你青春的姑娘呵！请别用你那朝日一样的眼睛望我！我永远记得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的幸福。你“霞震飞洒，那般美丽”，“珍珠会显得暗淡，黄金你不必提起”（《奥秘》），“你曾用歌颂自然的喉咙”，“清幽的唱起欢乐的曲子”（《林雀》），像“夜莺染着玫瑰”（《奥秘》）;“一个热情的拥抱”的时候，我听见你的心“这般跳跃”（《奥秘》）！但是“天空没有不散的云彩”，姑娘，我“还得行旅长途”！把过去的事都忘记了吧，因为“记忆就是痛苦，不管昨日曾经欢喜，有谁能捉住飞去的云霞”（以上《行人》）！我们不是只需要像“山溪平静的流响山间”，轻轻地，轻轻地说一声“再会”了么！
……
别了！我至爱的姑娘！让我们“粗野的拉手”（《古歌》），“唯有个崇高的愿望”（《奧秘》）：愿你“永保有颗孩子的心”;我将永远为你祝福，“以一个少有的亲切的微笑”（以上《序诗》）！可是唉唉，你别望我呀！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10—11、16页。
这篇别具一格的“串串烧”序文，俨然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在以杂文见长的聂绀弩文章中是不多见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聂绀弩似乎在向皖南告别，向辛劳说再会，要去“行旅长途”！
在新四军部队中，副军长项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右的”，“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左的”，“他不能很好地团结、使用知识分子，他要求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一样，丝毫不照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特点”;而聂绀弩“习惯在夜间工作，常在豆油灯下备课、看书、编稿、创作，第二天起迟了，不能按时出早操……这使项英副军长不高兴，烦言啧啧，说他‘吊儿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有时，还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他，弄得绀弩心绪烦乱，萌发离开皖南的打算”。
朱微明：《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141页。他计划应胡风的邀请到重庆去编《七月》。
1939年10月16日，聂绀弩乘上离开皖南的小船。第二天，病中的辛劳用饱满深情的笔写下一首送别诗，发表在绍兴《战旗》周刊上。鉴于该诗不易见到，不妨抄录如下：
渡船前——送绀弩兄
我知道今天为何没有晨雾，/那是怕遮掩了离别的面庞，/再珍惜的看一看吧！/谁知道相聚在那一年呢？/我是正在患病，/你又去得这样辽远！/在河边，/竹篙已经提起，/你站立在渡船头，/马儿依在你的身旁。/别了，在小河口的河边！
我没有勇气，/把这当个梦寐;/我不敢看你，/也不敢看远山……/在炮火中别了，/我咒骂那日本顽敌使我们分散！/在河边，/竹篙已插入水里，/船儿缓缓地离了岸，/河水绕船荡着漩涡，/漩涡，/我心中的漩涡！
那山头的草半枯了，/缀着红叶如花的树木，/愿比那苍松吧，永远记忆——那么长住的青葱！/春去了，春会再来的，/我们战斗，向酷冬！/渡船上，/那撑船手哟！/慢慢的划，慢慢地，/别这么急，/带去了我亲切的朋友！
什么呢？我无言语，/那句话该说？那句话该埋起？/秋花向谁红呢，/为什么开得这这样惨淡？/我们希望着丽日，/追求并且奔跑着向前……！/已经到了河中了/那渡船，你/半低着头，也没向我看;/一滴滴水从提起的竹篙流下，/流下来了！/流下来了！
为了祖国的娇艳，/要在风暴中锻炼;/更坚强一点吧！/这风暴会把我们锻炼得更好！/你去了！你去了！/再见在希望的晴丽的天！/渡船，/那载着别离的重载的船，/渐渐远了，远了！/泪在我的眼边，/抑止着，/怕流入河水泛起波澜，惊你的渡船！
虽然明知明天会来，/若不死，我们明天会见，/企望着那快聚的时刻吧！/但我病着，/我忧伤并且凄怆，/隐隐的炮声响了……/望着对岸的竹林，/郁蔚的招引着船。/你在挥手了，/渡船已近了对岸;/你又在挥手了，/我看看那/云雾覆满的秋天！
再见了，我挥着藤杖！/（那此后，将陪我攀山入海的手杖。）/不要牵记我——明白么？/为了光明的原故，我原谅一切，/一切将为了芳香的田园。/也向外边的朋友说：“辛劳问候”！/船靠近了河那岸，/我转进丛莽，/悄悄弹去泪点，/隐约的看见了/你上岸，你骑马，/你转入竹林，不见了……
你骑上那枣红色的马，/你坐在金皮的鞍，/你拉紧马嚼环;/你扬起我送你的栎木杖，马蹄驮你向前！……/祝福着马，/在窄狭的山路，/不要过分的飞奔;/在斜陡的山岗，/蹄子要沉重的放稳，/野草绊塞的路畔，/不要为枯草，小树诱惑！/更不要失路……在天云蔽荫下，/我的朋友，愿你平安！
辛劳：《渡船前——送绀弩兄》，《战旗》周刊第84期，1940年10月17日。
聂绀弩本来是要去重庆的，结果路过金华时留下了。不久，辛劳也离开新四军，到了金华，一起住在柴场巷十五号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邵荃麟那儿。曾经到过金华与辛劳见面的彭燕郊回忆说：“看来他（按，指辛劳）在金华生活得不错，他和荃麟、葛琴，绀弩及和他同居的C女士、麦青住在一起，荃麟是个十足的忠厚长者，葛琴是个十足的贤惠主妇，绀弩为他的长诗写了《序》，长诗就发表在荃麟主编的《东南战线》上。他和绀弩还去过江西上饶和弋阳，演剧七队在弋阳……” 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1940年3、4月，聂绀弩要去桂林编《力报》副刊，就此与辛劳告别。
5月初，辛劳为拟出版的诗集《捧血者》撰写《后记》，不忘感谢聂绀弩。他说：“这部诗能够写出来，得感谢我已离开的那个军队，给我那么多闲暇的时间，更感谢绀弩兄，那时候我们偶然地相逢，并且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我所以对绀弩的感谢加个‘更’字，并不是因为他给我写了序，而是因为在荒僻的山村中，他给我的慰解和鼓勵。”辛劳：《捧血者》，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第53页。
1941年以后，辛劳去江苏盐城再次参加新四军，与邹韬奋、范长江、丘东平等人一起工作。
1942年，桂林诗创作社计划出版辛劳诗集《捧血者》，广告也登了，因故未果。
1943年9月，聂绀弩为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所编《二十九人自选集》由桂林远方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有辛劳《〈捧血者〉序诗》，“也算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1945年，苏北新四军与国民党韩德勤部队遭遇，辛劳被俘，死于狱中。
1946年9月30日，聂绀弩负责的重庆《商务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骆宾基来信》。信曰：“来信早收到，辛劳稿已交书店，并希望：捧血者序诗，早日寄来。如能在你这序诗前加以记忆之类的东西，尤佳。弟当草一后记之类的短文，如何？”
《骆宾基来信》，《商务日报》1946年9月30日，第4版。由此可知，骆宾基在为亡友辛劳的诗集《捧血者》出版操劳，需要聂绀弩当年写的序文。
1948年5月，辛劳遗著《捧血者》终于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列入森林诗丛）。卷首有诗人的《序诗》，卷尾有东平《给〈捧血者〉的一封信》及辛劳生前所写《后记》。但令人不解的是，集中并未收入聂绀弩所作《序〈捧血者〉》。是聂绀弩当初没有寄给骆宾基，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1997年4月，珠海出版社推出《世纪的回响》丛书第一辑十种，其中收有辛劳的诗文合集《捧血者》，这让我们更多的人从历史尘封中感知一位热血诗人。值得一提的是，合集序文为辛劳生前的友人王元化所作，而聂绀弩的序作为附录收入。王元化在序中特意指出：“看出辛劳诗的真正价值的是绀弩。他们两人在服务团那个小院落里比邻而居的时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陈梦熊编：《辛劳作品集·捧血者》，序文第4页。
五、我的朋友骆宾基
骆宾基曾经拿聂绀弩与冯雪峰进行对比，说“绀弩与冯雪峰同样，不是我们同龄人而是我们同代人当中的长者，但在我来说，绀弩又和冯雪峰不同，前者随心所欲般任性纵情，而后者律己严，且慎于情。在友谊上虽说都是属于忘年之交，神魂一致，但绀弩和我们全无毫末之微的自然年龄与社会纪年的经历差距一般，是为我们伴搭伴的年轻气胜的友人倾心依恋的人物。在他那潇洒不羁的风度里，总有魏晋贤达那种脱俗的竹林气息”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忆秦似怀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940年1月，身为浙江省第三专员公署《战旗》报主编的骆宾基，从绍兴到金华组稿，在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见到了“时常所怀念的”“名士”聂绀弩。他后来回忆说：
我似是在一九四○年元旦之后到达金华的。这是我第三次来访，街面上却已不是初次流亡来浙江到建设厅报到时的情景了，那时所有商店都半关着，从上海、杭州逃出来的过客又特多，空袭警报也频繁，人人行色匆匆，一派战时紧张模样。
柴场巷十五号（？）是座木料门面建筑，那江浙式两层楼的楼窗以及漆着土红色的栏杆，在白粉院墙之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木料门面的两层小楼西厢还各有一间角楼，因而从院门到带楼道长廊的前厅是日常不见阳光的阴凉小院，砖铺过道，石缝间长着绿苔。对我说来，虽是第二次来作客，但却说不出的亲切，真是欢欣如归，仿佛边防哨所的战士回归大本营驻地一般。因为当时在这东南半壁，我说过，金华已成为如武汉一般的左翼文化重镇，而它的大本营，就是在这并没高挑帅旗的柴场巷十五号。那白院墙门侧，却挂了一个“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的方型标牌。这个木面结构的两层楼小院的主人，就是来自上海的两位左翼作家：男主人就是十年以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委书记的邵荃麟同志，女主人就是三十年代为鲁迅所赏识的介于丁玲之后萧红之前出现的女作家葛琴，可以说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鲁迅先生周围的中共党员。还有一个著名的杂文家聂绀弩同志，就住在这座小庭院的角楼上，另有楼梯出入。我们就是在这个角楼上第一次相识，而他同样可以说，是来自鲁迅身边的左翼作家……我当时想到要见面的这位“名士”，就不禁要自笑，他是那么才气横溢，诙谐有趣，而且是为我时常所怀念的。
……
自然，在这有名的柴场巷十五号，我也见到了我们不但初识就感到心心相通、且相悦的长我十三岁的聂绀弩同志。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他仍然穿着那件为新四军战士所缴获的日本校级军官黄呢大衣，仿佛战地记者一般，但已不似初识那么随随便便，那么放纵无忌，那么名士派头了。他文质彬彬，举止也出奇的优雅，显然这是由于他身旁有一位柔情的女伴挽臂相陪的缘故……我必须说，我要为我这位第二次会面的忘年之交的友人庆幸的，为他们的幸福而庆欣！绀弩同志说：“我给你刻了一个图章。”准备以后带给我。但我呢？竟没有想到应该为他们两人的结合，送一点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在社会交往方面，我是完全无知的。虽然很高兴得到这颗出于左翼才子之手的篆刻名章，但也同样不知珍藏，为了带到上海去支取稿费交给我的妹妹，而终于失落，这之后才感到它的珍贵。
骆宾基：《一九四○年初春的回忆》，《书简·序跋·杂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7—254页。
从上文可以推测，聂绀弩与骆宾基第一次相见就是在金华柴场巷十五号，时间应该是在1939年某月。 他们第二次相见不久，聂绀弩就去了桂林，骆宾基去了皖南。分别之前，他们秘密参加了一个纪念高尔基的活动。骆宾基《抗战初期到浙东》说：“一九四○年六月，我离开浙东应邀去皖南新四军之前……在中共浙江省文委邵荃麟同志支持下，笔者与聂绀弩、林淡秋等人秘密参加了一次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周年晚会，举行了正式的悼念致哀的仪式。由邵荃麟同志作了关于高尔基生平的报告，朗诵了《海燕》，集体合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歌》！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张（杜）麦青、计惜英、彭燕郊以及葛琴同志。次日，我伴同林淡秋等同志离开浙东，邵荃麟与葛琴夫妇去福建工作……张（杜）麦青同志则去屯西协助骆耕漠同志工作。而聂绀弩同志与诗人彭燕郊也先后去广西桂林，应《力报》之约任编辑去了。”
骆宾基：《书简·序跋·杂记》，第207—208页。
1940年底，骆宾基听从冯雪峰建议，也来到桂林从事文学创作，聂绀弩等友人闻讯相迎。聂绀弩陪同骆宾基拜见《救亡日报》总编夏衍，随后将他带至《自由中国》主编孙陵处，骆宾基即在该杂志社暂住下来。
回想桂林时期的生活，骆宾基说：“那时绀弩已是年近四十岁的中年名家了，却和我们一样，时常是裤袋里空空如也，没有足够买盒强盗牌的中档纸烟钱。一九四一年在我第一次流亡桂林时期，我们常常去的广东酒家是‘文园’。一壶附带牛奶和方糖的红茶，是五分钱，广东有名的蛋塌、虾饺之类点心，也不过一角一碟。有时我们却约好，茶点不能超过的碟数，但就是进门以前根据付账单能力，约好了零买小吃的碟数，却往往还会在热中于文学艺术、音乐之类的探讨中完全忘记了两人订的‘协约’，就是说，吃过了头超过了我们口袋里的支付能力。于是不管当初是谁答应作东了，两人凑，凑不足，只得留一人在‘文园’独自坐候，一人到附近的《自由中国》之类的出版社去找人借钱了！自然，以后不管是谁拿到稿费，还是相约去‘文园’喝酒的！当时广东有名的称作‘龙虎斗’的蛇猫合烧菜，单价是一元二角。几次我都主张，豁上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荤了，一定要尝尝这个南方名菜，但是几次都为绀弩所阻挡。他总说，‘何必这样挥霍呢？省下这一元二角，明天再来吃它的蚝油豆腐、咕噜肉嘛！’当时那种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无米明日饥’的浪漫诗人的作风，今天看来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抗日斗志不得舒展的政治苦闷。”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忆秦似怀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941年7、8月间，骆宾基离开桂林，转赴香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当即决定去探视一下萧红，再决定自己的行止。端木蕻良考虑到骆宾基是单身，就请他留下来，帮助照料重病中的萧红，将来一起离港，骆宾基同意了。四十四天之后，萧红病逝，骆宾基与端木一同将其安葬。之后，经澳门、梧州，重返桂林。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胡风也从香港来到桂林，住了整整一年（1942年3月—1943年3月）。后来胡风回忆说：“算起来，在桂林一年，到我家来得次数最多的可以说是老聂、彭燕郊、骆宾基和伍禾。”
晓风编：《胡风自传》，第199页。聂绀弩整风期间的交待材料也说过，“（在桂林）我倒是经常和骆宾基、秦似、伍禾这些人的过从要密得多”。
聂绀弩：《历史交待再补充》，《聂绀弩全集》第十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1942年夏，由于受到当局点名威胁，聂绀弩离开《力报》，一度失业。后来在胡风的支持下，与骆宾基携手合编《文学报》。刊物1943年只出了一期，即被图书审查委员会取缔。
1943年秋冬之间，聂绀弩离开桂林，前往重庆。第二年春，骆宾基也在国民党湘桂大撤退之前，转赴重庆。在重庆，聂绀弩与骆宾基、彭燕郊等人一度同住张家花园65号文协“作家宿舍”。再后来，骆宾基去一家中学任教（期间曾被军统逮捕关押一个多月），聂绀弩相继在几家报社编副刊。
1946年初夏，骆宾基闻讯家人在徐州遭遇困境，决定赶赴徐州。离开重庆之前，他去看望了住在回龙寺周颖处的聂绀弩，并告诉文协将要开会选举理事的消息。在回龙寺住了一宿，第二天和聂绀弩一起下山。
参见韩文敏：《骆宾基评传》，《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83页。之后前往徐州，尔后又到沪杭一带逗留。
不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用书信互通消息。聂绀弩曾在他主持的重庆《商务日报》副刊发表过骆宾基的一篇作于上海的《〈罪证〉后记》（1946年8月19日），一通寄自杭州的《骆宾基来信》（1946年9月30日）。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来信早收到……现在杭州改剧本之后，写萧的传。你編的副刊，如可用此传稿，当能抄一份寄上，稿费可由可羽
“可羽”，即竹可羽（1919—1990），浙江嵊县人，曾任桂林《力报》校对等职。支作旅费，望来示一提。又因宣传，是需渝一月廿二日那张四周年纪念的报纸，因为那上你我两篇文章，弟都未收存也。千万找一找，早日寄下，万谢万谢。另《客观》上有我写的《发表欲小论》，也希能剪一份寄来。”
骆宾基：《骆宾基来信》，《商务日报》1946年9月30日，第4版。
1947年春，骆宾基在返回东北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沈阳解放前夕，被解往南京，直至1949年初获释。之后，转赴香港。而聂绀弩已于一年前来到香港。
为迎接老朋友的到来，1949年4月4日，聂绀弩写了篇杂文《迎骆宾基》（载4月7日香港《大公报》）。文章说：
骆宾基（这里姑且止限于骆宾基），一个现中国的优秀小说家，为什么一再地被捕，一再地几乎被虐杀掉了！但骆宾基终于未被虐杀掉，终于胜利地脱离了虎口（或者说“人狗”口）！这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力量强大了，不可抵御地胜利了。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得到骆宾基在东北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我在重庆。那天，带着沉重的心，买了一本《悲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翻开扉页，上面有译者加上的这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我好愤怒！瞧，我的朋友骆宾基，被万恶的统治者捉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去了。”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84—285页。
骆宾基，我的朋友，他是坚强者，他会在被虐杀中，即在“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全过程中，更坚强起来！纵然不是坚强者，他也曾在被虐杀中，即在“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全过程中，坚强起来;只要他不倒毙，不真被虐杀者吞掉！然而那“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全过程是艰苦的，不拿出力量来，不把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发挥到最高度，是不能战胜的！我一面相信我的朋友，一面又担心过大的灾难不是人力所能抵御;一面明知他通过了那全程，就会成为千锤百炼的英雄，一面又深感到在锤炼中，究竟太过痛苦。因此，我说，在那时候，我的心情不止是阴暗。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86—287页。
文章结尾时，聂绀弩写道：“新社会来了，我们要大踏步迎上前去，瞧啊，多少人和我们走在一起，人这么多，骆宾基，别跑开了。咱俩靠拢些！”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90页。
两个月后，聂绀弩和骆宾基、吕荧等人一起北上，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49年10月1日，聂绀弩和骆宾基应邀参加开国大典。
10月6日，骆宾基举行婚礼，聂绀弩夫妇、胡风等朋友参加婚宴，闹酒。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112页。
从《胡风日记》来看，1949年之后到胡风被捕之前这几年间，骆宾基和聂绀弩、胡风三家人往来是很频密的：
1952年9月21日：到周颖处喝酒，骆宾基在。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60页。
1953年1月18日：到周颖处，吕荧、骆宾基亦来。打扑克，晚饭后玩到十时过。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87页。
2月1日：到绀弩处，一道到他家。骆宾基来，玩扑克，吃晚饭，玩到十一时。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90页。
2月15日：到老聂处，骆宾基、吕荧在。吃晚饭，打扑克，玩到十时过。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93页。
1954年4月27日：绀弩、骆宾基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484页。
1955年2月13日：周颖、骆宾基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544页。
3月7日：周颖、骆宾基来，玩到夜九时。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544页。
不过，骆宾基在纪念聂绀弩的文章中却说，“（五十年代）我们，虽说同在北京，一年也不过见面一两次，而且多是陪人趋访，情虽如旧，却也不似往日心魂相融般的胶着了！尤其是在对于古史及青铜文学的断代方面，他是拘于‘殷墟为甲骨文字之始’的否古（殷商之前的五帝、唐虞之古）观点，且又固执己见，我们是很难如旧日般共话了！”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綠》，《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955年6月，骆宾基因胡风问题受牵连，审查持续一年之久。
7月，聂绀弩也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反省结束后，聂绀弩很长时间都有着情绪，不愿同任何人往来。偶尔来往者也都是三四十年代的老朋友骆宾基、何封、向思赓等人。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聂绀弩成为“反右”斗争对象后，“骆宾基也有半年多没有来往，他到郊区去体验生活，来往就少了，搬到颐和园去后，绝未见面。”
聂绀弩：《关于周颖的发言》，《聂绀弩全集》第十卷，第242—243页。
1958年6月，骆宾基下放黑龙江;7月，聂绀弩遣送北大荒。两人可谓近在咫尺，却并未相见。骆宾基说：“我没有去看他！我是下放牡丹江地区，也还没有戴上政治帽子。虽然十年浩劫当中，在‘漏网右派’的横幅大标语之下曾经受过斗争，但当时确乎是行动自由，可以去萝北（按，聂绀弩实际上是在密山）探望他。而且也不是没作过朝思暮想的梦。但机会来了，却又为我谢辞了。因为考虑到，见了面，免不了一番牢骚，那就会为以罗织人罪为政治攀登阶梯的偏见者所误解、所疑忌，或更有甚者故作误解而网罗，那会给彼此带来更大的不幸！”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当大风暴雨来临之后，聂绀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他的朋友也是关的关，死的死，靠边的靠边，谁也救不了他。就在1974年，骆宾基的问题刚刚得到解决，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立刻跑到聂家，第一件事便是要周颖给聂绀弩寄肉松和烧鸡。事后骆宾基被领导批判道：“你关的是国民党监狱，他关的是共产党监狱，你送什么东西？”
小琴、小新：《怀念聂伯》，《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但是，这丝毫没有吓住骆宾基，甚至找到茅盾，想托他带信给周总理。据骆宾基回忆：
1974年冬，我受好友聂绀弩同志夫人周颖大姐的嘱托，请求先生（按，指茅盾）见到周恩来总理时，能提出聂的问题来，以解其囚禁约七年之苦。
茅盾先生说：“聂绀弩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鲁迅先生也很器重他。让我向周恩来总理讲几句话，也是愿意的。可是，总理正在住医院，能不能在最近见到还是问题;就是有机会见到了，是不是能说上几句话，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得看机宜。”他特别谈到总理的病情、处境，说得非常恳切。
骆宾基：《痛念茅盾先生》，《书简·序跋·杂记》，第109—110页。
在非常岁月里，敢于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上几句话的，能有几人？
1976年11月2日，聂绀弩终于“特赦”回京，但政治问题并未解决。当时到车站迎接的只有三五人，包括朋友戴浩、骆宾基。 聂绀弩去世一周年后的春三月，骆宾基写了篇纪念文章，说：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到，“绀弩由于心脏及筋络老化而安然寿终，在我们这些金华、桂林、重庆与香港等地长期流亡相处的友辈之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哀思了！它的冲击力是缓慢的，却波及我们半个世纪的历史性回忆”，这种哀思胜于一般的哀念，“它是深含淡淡悲戚之疼的”！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六、业余作者高柏苍
1946年3月至10月，聂绀弩在重庆《商务日报》社任《茶座》副刊编辑。期间不仅编发郭沫若、陈白尘、冯雪峰、景宋、茅盾、秦牧等名家大家作品，也发了不少无名作者如余有虞的文章。据笔者统计，聂绀弩编发余有虞的文章有如下十篇：
《偶感》（余有虞），5月10日;
《说文弱》（余有虞），6月10日;
《我们在秽臭中》（余召虞），6月15日;（按，“召”字疑为“有”字之误植）
《书简》（余有虞），6月25日;
《小记》（余有虞），8月3日;
《隔壁》（余有虞），8月4日;
《王老元生》（余有虞），8月31日;
《风雨之夜》（余有虞），9月6日;
《尚无题》（余有虞），9月10日;
《法兰西内战》（余有虞），9月16日。
余有虞其实是业余作者、东北大学中文系学生高柏苍的笔名。白长青著《东北流亡文学总论》附录《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名录》中列有“高柏苍（笔名崔伯常、崔束、余有虞）”
白长青：《东北流亡文学总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49页。。尽管非常简略，但已十分难得。如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高柏苍（1916—2007），辽宁海城人。笔名崔伯常、崔束、余有虞、白常、影子、耿叔永等。1930年考入海城中学初中，“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复课后因日语发音不准挨老师打，逃学到沈阳上私立奉天日语学院。1934年考入奉天省立师范学校。1938年考上师道高等学校（后改为“国立”師道大学），参与作风刊行会
作风刊行会：1939年底，原满洲笔会的同人田兵、杨野、也丽、夷夫、安犀等在沈阳组成作风刊行会，并创办《作风》大型文学丛刊。的活动，主要写诗，也有散文和翻译，曾在沈阳《新青年》（第8卷第10期，1939年12月）发表小说《车上》。1941年，高柏苍以“崔束”的笔名撰文评价鲁迅，说他“对民族的魂灵注射，像起死回生的医生，像爱抚一大群儿女的母亲”，并且表示，“我们只知道先生是爱护我们的。是自己肯干，日夜不歇息的，是不顾自己的利害，为我们堵坝口的，我们只看见‘鲁迅’二字，热与爱，奋斗与悲哀，都晃荡在我们的眼前和心底了”
崔束：《鲁迅先生》，《大同报·我们的文学》1941年12月9日，第15版。。文章表达了“满洲国”文学青年对鲁迅的无限敬仰和爱戴。
1943年大学毕业，高柏苍到伪满锦州第一国高任教员。这时，原师大同学姚志学从祖国内地回来探亲，秘密为西安战干团招生，也借机接老母去大后方。高柏苍决心离开。在无法获得“出国证明”的情况下，经多人帮助，蒙混通过山海关，穿过沦陷区，于9月到达西安，进入战干团。1944年5月结业后，被编入临时战地督察队赴前线，后军队溃败。战干团给毕业学员发放路费，让他们自谋出路。11月，高柏苍前往西安城内的“沦陷区青年学运办事处”。经考核，他的学历被认可，拿到伪满吉林国立师道大学二班毕业证明书，据此得以考上位于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作为二年级插班生。同学中，遇到“满系”青年作家徐放、刘黑枷等人。高柏苍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并用“余有虞”的笔名为聂绀弩主编的重庆《商务日报·茶座》投稿。
1946年9月28日，东北大学复员大卡车终于开出校门出发了。几天之后，车队到达了复员的第一站——重庆。高柏苍回忆说：
我早想去看望重庆《商务日报茶座》主编、素不相识的聂绀弩先生，顺便取稿费。1946年10月4日，我和女朋友金素兰一起去找到报社二楼。聂绀弩先生正合衣睡在办公桌上，可能是头天晚上打夜班刚睡醒，翻身起来下地，穿一件风衣，好魁梧呀！
我做了自我介绍。聂绀弩先生高兴地说：“嗳呀，你是余有虞呀？”
我当时给《商务日报茶座》写稿用笔名“余有虞”。先生从头上到脚下，又从下到上，上上下下，打量良久，“哎呀呀，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当时上身穿一件1943年6月逃出伪满时在锦州用配给的更生布做的“协和服”，经冬历夏，连连穿用，这时前大襟已经破碎得一条一条的，领子飞边了，两个袖口儿也是一条―条的了;裤子的两个膝盖和臀部补丁摞补丁了。
我说明来意，很快取到了稿费。
“哎呀呀，这怎么行啊？马歇尔要来重庆，正整顿市容，要把你整顿进去的！不行！不行！”先生说着给我拿来一件深灰色芝麻线呢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服上衣，“换上，换上！”我迟疑一下，不好意思地脱下那件披一片挂一片的“协和服”，换上先生给我的芝麻线呢中山服，长一点儿。“长一点儿，”先生看了看，“也行吧！”
我们进屋时没注意屋里有谁，不知是原来就在屋里的呢，还是后来进来的，一位年轻同志爽朗地笑着说：“哎呀，你这裤子也不行啦！”说着，这位青年又给我找出一条青布裤子，我脱下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换上青布裤子，坐下来谈了一会儿。都谈些什么，记不清了，留在印象中的，只记得先生说，“现在写文章的人不多了，都走了！”高柏苍：《随东北大学复员沈阳》，齐红深编著：《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95—296页。
上文中的那位青年，是聂绀弩的同事陈落，这在其回忆聂的文章中找到了佐证：
冷静并不等于无情，也不是缺乏同情和热情。有一天下午，一个《茶座》的作者来找他，谈稿件的事情。我偶然碰上了，才知道他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叫高柏苍。他穿的一身衣服，比国民党部队的伙夫还要破烂，我们心里很难过，想帮助他一点东西。后来临走时由我找出一件旧的麻麻布中山装，绀弩送了一点钱，才结束了这场会见。这就是我们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陈落：《绀弩在重庆》，《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238页。
高柏苍随东北大学复员沈阳后，于1947年毕业。1948年9月分配到辽北省文协《鸭绿江》杂志社做编辑。1949年1月任辽北省文教厅科员，8月任兴城农科职业学校教导主任。1950年转任辽西省文教厅文化处文运科副科长、科长。1954年春，任辽西省文联《辽西文艺》编辑部负责人，同年9月任辽宁省文联《辽宁文艺》副主编。1955年8月至翌年6月受“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牵连被辽宁省公安厅拘留审查，1959年至1961年“反右”运动中下放农场劳动。1962年在辽宁省图书馆进行善本鉴定古籍整理，1980年任省图书馆社科咨询室负责人。2007年，高柏苍去世。
七、孟十还及其他东北作家
聂绀弩交往的其他东北作家还有孟十还、杨晦、塞克、孙陵和徐放等人，这里只选择前三位作一扼要介绍。
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期间，聂绀弩和孟十还同学，甚至还同住一个宿舍。1932年冬，孟十还主编的《中华日报》文艺副刊《十日文学》创刊，身处日本的聂绀弩应邀投稿，或创作，或译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2、1933年间，孟十还编发了聂绀弩的稿件二十多篇。1933年底，聂绀弩因在东京编反日刊物，被警察厅驱逐回国，在上海靠朋友周济与卖文为生。据其晚年回忆：“记得是一个阴冷的冬日，我在路上偶然碰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孟十还。他是浙江省政府的一个小官，在杭州编《十日文学》，孟十还在路上告诉我，林柏生想叫他来编《中华日报》，他不想来，连《十日文学》他也不想编了，因为当编辑太费脑筋又没有多大油水，不如做官清闲。他让我代他编，编辑费是六、七元一期……我怕林柏生不同意，孟说：‘林柏生看过你在日本时写给《十日文学》的文章，说你写得不错，他还想把《中华日报》交给你呐！’”
聂绀弩：《〈动向〉和〈海燕〉》，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1934年4月11日，《中华日报》文学副刊《动向》创刊。聂绀弩利用这个阵地，一面积极推动关于采用旧形式和大众语的讨论，一面以“耳耶”和“臧其人”作为笔名发表杂文，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这段时间，聂绀弩和孟十还俩人都和鲁迅过从甚密，书信不断。有一回，孟十还译了一篇果戈里的《五月的夜》叫聂绀弩给鲁迅先生。当时鲁迅主编的《译文》即将出版，却被新闻检查机关抽掉了好几篇稿子，页码不够了，恰好将孟十还的稿子全部补进去，一次全文发表了。孟十还得了不小的一笔稿费，并得以此一举崭露头角。聂绀弩就悄悄同他说：“你用稿费请一次客吧，也好表表心意……”于是由孟十还作东，请鲁迅夫妇、聂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和萧军夫妇等一帮朋友吃了一顿。
参见聂绀弩：《结识鲁迅》，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第286—287页。
鲁迅去世后的治丧办事处人员，其中就包括聂绀弩、萧军、孟十还等人。
参见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81页。鲁迅出殡那天，孟十还也和聂绀弩、萧军等一道成为16个抬棺人之一。
聂绀弩和塞克（陈凝秋）的结识相对稍晚。1937年8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卡尔登剧院召开紧急会议，当场通过了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的决议。除第九队因故未能组建，第十队和第十二队留沪工作外，其他各队在短短几天内完成准备工作，陆续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救亡演剧一队首先组成，队长是马彦祥，副队长袁牧之（后为宋之的），队员有陈波儿、袁牧之、崔嵬、贺绿汀、刘白羽、聂绀弩、塞克、王苹等人。
游思静：《抗战初期上海救亡演剧队研究（1937-1938）》，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救亡演剧队一经成立后，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他们是往西北方向走，路线是南京—汉口—郑州—开封—洛阳—西安。
参见宋昭：《妈妈的一生：王苹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36页。演剧队到达武汉后，聂绀弩留下来不走了，而塞克一直跟随到了西安，又到临汾。在临汾，塞克碰到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要求加入了。
1938年2月，聂绀弩一行来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碰巧与西战团的塞克相遇。3月初，因民族革命大学要撤离，聂绀弩等人便随西战团去西安宣传演出。西战团演出需要新的切合现实的剧本，在去西安的火车上，聂绀弩和萧红、端木蕻良被丁玲“拉夫”，协同塞克编写一个话剧。四人你一句我一句，确定了剧本的人物和情节，服务团成员陈正清、何慧做记录，塞克在车上分好了幕。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聂绀弩还和塞克、萧红、端木他们作诗联句玩。
黎舟、王昭编：《吼狮——塞克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559页。3月26日，汉口《新华日报》刊登消息称：“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爆发后几个最先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之一……最近因为塞克的加入，与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常就近帮助他们，他们的工作更加活跃。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四人给他们集体创作的编了一个剧——《突击》，在西安上演。”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新华日报》1938年3月26日，第4版。后来这个三幕剧本发表在胡风主编的汉口《七月》（总第十二期），署名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
与塞克再次相见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1949年8月3日，聂绀弩与黄药眠为团长的全国文代会代表东北参观团，坐火车抵达沈阳南站。时在东北文协工作的塞克、舒群等人到站欢迎，
《文代大会代表东北参观团抵沈》，《东北日报》1949年8月4日，第1版。并带领大家参观考察。
杨晦是早期东北作家，即东北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
参见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页。他1934年春由北平前往上海，1936年7月与鲁迅、茅盾、聂绀弩等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8年赴桂林从事教育工作，后又上西北任教。聂绀弩与杨晦的交集，笔者目前只看到一些零星史料。1941年9月20日，文协桂林分会在乐群社举行茶会，欢迎聂绀弩、杨晦、钟敬文等作家来桂工作。几天之后的9月26日下午，桂林《文化杂志》编辑部邀请聂绀弩、杨晦、彭燕郊、邵荃麟等作家举行文艺座谈会，讨论文学创作上的言语运用问题。1946年1月22日，重庆東北文化协会举行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聂绀弩和杨晦、骆宾基、周鲸文等人到会。 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06页。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会，聂绀弩和杨晦都参加了。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在青年剧院楼上青年宫举行扩大会议，历时一个多月，发言者有聂绀弩、杨晦、骆宾基、孔罗荪等人。1955年5月上旬，在中国文联组织下，聂绀弩和杨晦、胡可到江西各地参观访问，并应邀向江西文化知识界作报告。杨晦讲《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聂绀弩讲《关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参见王文英：《霜欺雪侮骨嶙峋》，《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298页。5月30日，聂绀弩于庐山致信周扬说：“我和杨晦、胡可等同志由文联组织作对井冈山、瑞金等处访问的事，想已知道了。现已过一周，完成了两处之行，拟赴庐山游览三五天，顺便整理一下所得的材料之后，即转湘访问主席故乡，约六月中旬可返京。”
徐庆全：《历史扭曲了人格》，《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结语
聂绀弩与东北作家交往这一有趣现象的产生，既有偶然又有必然，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谢淑玲在《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中说：“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中，孤独和寂寞作为一种内在潜隐的情绪随处可见。”
谢淑玲：《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7页。并指出这种情绪生产的两个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生活体验。尤其是后者，通过列举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家庭出身，提出：“童年的不幸和孤独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原因的一致性，个人原因的相似性，东北流亡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具有孤独和寂寞的内在情绪。”
谢淑玲：《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第99页。非常巧合的是，聂绀弩的童年也是不幸和孤独的。聂绀弩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2岁生母去世，11岁生父去世，靠叔叔和叔母抚养，16岁时养父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聂绀弩从小身体瘦弱，经常挨打，养成了孤僻、怯懦性格，自然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所以聂绀弩与这些东北作家可谓同病相怜，乃至相知相亲。此外，聂绀弩身上的那种热心肠、讲义气、诚实守信、一言九鼎的江湖性格、处世风格，与东北人如出一辙、气味相投。
大革命之前，聂绀弩就背井离乡跑到十里洋场，东南西北转了一圈后重回上海，成为左联的主要骨干，并开始结交鲁迅、冯雪峰、邵荃麟等人。“九一八”之后，东北作家纷纷流亡关内，浪迹江湖。一些主要作家1934年前后“竟不约而同地奔向上海，聚集在左联，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选择”
白长青：《东北流亡文学总论》，第9页。。因为左联的影响确实很大，左翼文艺运动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文艺运动、主流文艺运动。东北作家骨子里有一种民族仇恨和改变命运的心理，他们的文学追求与左翼文学形成默契。
谢淑玲：《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第11页。所以，从精神影响上来说，左联核心人物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聂绀弩的思想和创作，同样影响着东北作家群。王富仁甚至判定：“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展。”
王富仁：《东北作家群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端木蕻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页。聂绀弩更是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同时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鲁迅杂文传統，以自己独特的风姿和出众的才华赫然独立。
全民抗战爆发后，东北作家们又撤离上海，先后奔向武汉、西安、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他们的流亡路线与聂绀弩的漂泊路线，很凑巧地重合在了一起。尤其是当1938年8月29日故乡京山县城被日机轰炸继而被日军占领之后，聂绀弩又与东北作家同样有着国破家亡的流亡者情绪。国恨家仇，为聂绀弩带来痛苦的情感积聚和创作素材。王富仁在论述东北作家时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们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实际生活命运提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们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的民族。他们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
王富仁：《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象征》，《端木蕻良》，第32页。诚哉此言。
总之，聂绀弩的朋友圈中东北作家之多，交往时间之长、情谊之深，甚于西北东南其他地区作家。东北作家带给聂绀弩写作的灵感源泉，聂绀弩的生命中因东北作家而多姿多彩;而聂绀弩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东北作家的成长与创作。今天，我们研究这种文学交游活动，正是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提出的文学“外部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它有助于我们打开研究视野，从侧面了解作家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分析作家创作的动机。因此，作家交游研究理应成为作家研究、文学流派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和方法。
如今，聂绀弩已经去世35周年了，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作家都成了古人。我们不知不觉进入到一个旷古未有的互联网时代，完全是聂绀弩所处时代无法想象的。网络化的交往超越了时空限制，消除了“这里”和“那里”的界限，拓展了人际交往领域，让人际关系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别是微信朋友圈的诞生，使得居住在不同国界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交往。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网络的全球性也使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加疏远和冷漠，甚至产生信任危机。聂绀弩与东北作家们的那种诚挚感情，今后还会存在么？如果作家沉溺于网络的“虚拟时空”，不愿直面现实生活，还能诞生像聂绀弩和东北作家群那样的作家，写出现实主义作品么？
[关键词]聂绀弩;东北作家群;交游;二萧;骆宾基
[作者简介]张在军（1972-），男，独立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州511431）。
聂绀弩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论文还是新诗及旧体诗词，都包含着从他心底涌流出来的热血和眼泪，都有一种雄奇的非凡的境界”刘再复：《聂绀弩概评》，《论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01页。，“他的人格，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著述，都具有伟大性”
刘再复致张在军信，2020年10月29日，未刊稿。。聂绀弩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其经历之曲折、交游之广阔，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可比者，这已成为夏衍、何满子、彭燕郊等老辈人的共识。
参见夏衍《绀弩还活着》、何满子《聂绀弩诔词》（均载《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彭燕郊《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载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等文献资料。但由于学界对聂绀弩研究的缺位和不足，其文学交游更是鲜有人关注。特别是与东北作家群的交往，既是聂绀弩生命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也是研究聂绀弩不可忽视的切入点;同时还可以作为研究东北作家群的一个新视角。本文通过初步梳理聂绀弩与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代表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交往，以及与其他东北作家如辛劳、孟十还等人的交往，展现他在为文、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一位伟大作家的精神品格，帮助我们更透彻地认知聂绀弩的文学领域和精神世界。
一、何人绘得萧红影
聂绀弩与萧红的相识是鲁迅安排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9日，地点在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据鲁迅当天的日记记载：“晚在梁园邀客吃饭，谷非夫妇未至，到者萧军夫妇、耳耶夫妇、阿紫、仲方及广平、海婴。”
鲁迅：《鲁迅日记》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919页。
鲁迅安排这次宴席的目的，主要是为来自东北的萧军萧红夫妇（合称“二萧”）接风洗尘，并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此前的12月17日，鲁迅就致信二萧说：“本月十九（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谈天的。”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05页。这几个朋友包括茅盾（仲方）、聂绀弩（耳耶）周颖夫妇、叶紫，而胡风（谷非）梅志夫妇因故未到。
这次相识之后，聂绀弩夫妇接连在12月下旬、次年1月下旬，主動前往二萧处探望，嘘寒问暖。1936年初，聂绀弩与人合编《海燕》杂志，萧红帮忙做校对。同年7月上旬，萧红在东渡日本前夕，到聂的住处向他们夫妇道别。半年之后，萧红又重回上海。
上海的这段时期，两人交往还是较多的。一天傍晚，妆扮一新的萧红突然造访聂家，可她“穿的崭新蓝绸旗袍，头发蓬得像鸡窝，脸上搽着一脸粉”，乃至屋主人愣住了，没认出来“这丑鬼”女客是谁。过了恐怕有半个钟头，聂绀弩“这才如有天启地想起她是萧红”！
聂绀弩：《萧红一忆》，《聂绀弩全集》第四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萧红，是我们的朋友，是朋友的爱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是《生死场》的作者，我们对于她的尊敬是无限的。今天，却看见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搽脂抹粉的，穿时兴的衣服的，烫什么式的头发的女人！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正像小时候读《木兰辞》。“女秀才移花接木”，到了木兰“穿我旧时裳”，“出门见伙伴”，女秀才回到女装，对丈夫称“妾”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我连忙跑上楼告诉她：“你的样子难看极了！”她惘然离去，以后就不穿那衣服，也不烫头发。
聂绀弩：《萧红一忆》，《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391—392页。
在一个想赢得赞美的青年女子面前，绝大多数男人都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但是聂绀弩毕竟是聂绀弩，他是一个不善恭维、坦率真诚的人，对任何人任何朋友，包括对萧红也是如此。萧红对朋友的规劝意见也采纳吸收了。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聂绀弩随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抵达武汉，不久二萧也到来。据胡风日记记载：
10月4日：三郎、悄吟今天到此。在这吃过晚饭后，一道访绀弩，谈话不大兴奋。
晓风辑注：《胡风日记·武汉一年》，《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按，“三郎”即萧军、“悄吟”即萧红。
1938年初，阎锡山在山西临汾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希望吸收进步青年去学习，并来武汉招聘教授，一帮青年作家都动了心。1月27日这天，聂绀弩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田间、李又然等人到汉口乘坐火车，前往民族革命大学文艺系任教。他们乘坐的车厢是棚车，萧军称之为“五等铁皮卧车”。萧红担心那地方不好，怎么请教授却让坐货车呢？
梅志：《胡风传》，《梅志文集》第三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萧红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地方果然不怎么好。2月15日，聂绀弩致信胡风说：
到此多日，已由萧君函告想已察及。一路之上据我观察，端木情绪最劣，处事为人亦有问题。艾青、又然常在私人问题上闹纠纷，毫无较大眼孔。比较起来，萧军夫妇尚有做事能力及意志，且不涉及私人恩怨，实为难能可贵者。现艾青又然均被派负[赴]运城分校，萧君亦拟于日内赴运。我与端木及萧夫人在此工作，惟前工作尚未分配，仅出席几次课外文艺活动指导，情形甚佳。我曾讲一次新文字问题，亦似能得听众欢迎。日来正从事学生文化团体合并及教授文化人等组织工作，以便对外发生影响。此地书籍刊物太少。仅有《解放》、《新华》，往往一抢而空。…… 聂绀弩：《致胡风》，《聂绀弩全集》第九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聂绀弩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又说：“我和萧红见面比较频繁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一九三八年初，同萧军、端木蕻良、田间及她，都在临汾的实际上是薄一波同志做主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而且住在一个院子里。这时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听说我们到了临汾，她们也从什么地方赶到临汾来了。她们一来就演戏，演过一两次（即一两日）戏，敌人（日军）就从晋北南下来了，民大就搬家，缩小，我们这几个尚未上课的手无寸铁的所谓教授之类，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渡河，去了西安。”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71页。
另据端木蕻良在一篇回忆聂绀弩的文章中写道：
临汾失守前夕，丁玲要我们和她一起到西安去搞宣传活动。绀弩这时有个新想法，看样子，大革命的场景又再现在他的眼前了。有一天，他突然对萧红、塞克和我几个人说：“目前正是时候，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萧红服务团’，到各省市去开展抗日活动。”萧红当即说她身体担负不了这个任务。绀弩说事务性活动，可以由大家来干，只要她担个名就行。萧红说，话是这么说，那些必然要临到头上的联系，都是摆脱不了的。她说：“我的任务，还是要写出东西来！”这事就作罢了。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8页。
2月23日晚上，聂绀弩和萧红、端木蕻良到临汾车站，准备和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不愿一起走的萧军来送行。萧军托丁玲照顾萧红，丁玲建议萧军要打游击就去五台山找八路军。萧军还与聂绀弩单独在月台上踱步了好一會儿，有过一段对话：
“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绝不先抛弃她！”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6页。
3月4日，聂绀弩和萧红、端木蕻良等人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抵达西安。“在西安过的日子太久了，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占领了风陵渡，随时有过河的可能，又经常隔河用炮轰潼关，陇海路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没有法子回武汉。”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7页。一天晚上，聂绀弩陪着萧红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地谈。萧红说的多，聂绀弩说的少。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我想起萧军的嘱托。我说：“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5、137页。
到了月底，丁玲约聂绀弩同她到延安去打一转。反正闲着无聊，就到延安去看看吧。一连几天都和丁玲在一块接洽关于车子的事情。直到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在马路上碰见萧红。萧红自己吃过饭，得知聂绀弩还没吃，一定要请他。她帮聂绀弩点了两样最爱吃的菜，并且要了酒。她自己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聂绀弩。聂绀弩边吃边说：
“萧红，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为什么？说不定在那里碰见萧军。”
“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打游击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只有两人坐在馆子里，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我吃了满满的三碗饭。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7—138页。
最后，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四卷，第139页。
第二天，在送行的人群中，聂绀弩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
十多天后，聂绀弩和丁玲从延安回到西安，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去五台山的中途折到延安，让聂绀弩他们给碰着了。
随即，萧红和萧军彻底决裂，之后和端木一起回到武汉。
聂绀弩则在萧红之前已经先期回汉。不久，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临行之前，7月2日，聂绀弩到武昌小金龙巷看望萧红，劝她去延安，她说舒群也劝她去延安，但她不想去。
周健强：《聂绀弩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她后来去了重庆，继而香港。胡风1942年初从香港撤退到桂林之前，去看过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 晓风编：《胡风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此时，聂绀弩正在桂林编报纸副刊。也就是说，聂绀弩与萧红的武汉一别，实际成为永诀。
得知萧红去世的噩耗，聂绀弩当时有无诗文纪念，尚不可知。但是，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聂绀弩1946年1月20日作了《在西安》一文，载1月22日《新华日报》。此文又以《和萧红在西安的日子》为题，在天津《鲁迅文艺月刊》创刊号发表。5月，西安《书报精华》月刊第十七期以《忆萧红·在西安》为题转载。
也许言犹未尽，聂绀弩还写了篇短文《萧红一忆》，回忆上海时期的生活片段。此文先后在重庆《客观》周刊（1月26日）第十二期、上海《民间》周刊（5月3日）第四期发表。
五年之后，天下大变。1951年3月，聂绀弩辞去香港《文汇报》主笔之职，北上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临行之前，他去浅水湾萧红墓地凭吊，并写了一首《浣溪沙·扫萧红墓》：
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
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再过十年。1961年9月26日，聂绀弩致信香港友人高旅（邵慎之），附录七律《柬慎之谢寄罐头》，其尾联云：“问浅水湾无恙否，几时同上小红坟。”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191页。
远在北京的聂绀弩不知道，萧红骨灰在有关部门和朋友的帮助下，已于1957年8月15日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每年清明时节，萧红墓前的鲜花总是多于他人。她并不寂寞。
却说在暴风雨来临的前一年，聂绀弩忽发奇想，要南下走一遭。彭柏山之女彭小莲感慨地说：“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而在广州，他与曾敏之、胡希明、陈芦荻等文友相聚后，也没忘记去银河墓园为萧红扫墓。后来一口气写了六首七律：
一
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
生死场慓起时懦，英雄树挺有君风。西京旧影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
二
流离东北兵戈际，转徙西南炮火中。天下文章几儿女，一生争战与初终。
狼牙啮敌诗心蛊，虎胆修书剑气虹。蒋败降倭均未见，恨君生死太匆匆。
三
黄河滚滚怒而东，去日山川动荡中。有寇追踪千里月，与君横渡八方风。
万倭其奈天生德，一艇轻飞地母宫。回忆此情犹未远，如何人说凤台空。
四
奇才末世例奇穷，小病因循秋复冬。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
太平洋战轩窗震，香港人逃碗甑空。天地古今此遥夜，一星黯落海嵎东。
五
闻近弥留絮语中，一刊期与故人同。悠悠此恨诚终古，渺渺予怀忽廿冬。
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年年虎吼龙吟处，似以新篇傲我侬。
六
霓雌不碍以文雄，隽语长思鲁迅翁。刊物两期同海燕，龙门一品进萧红。
我人宁信灵魂说，叟女终无地下逢。果尔春来亦何觉，乱搔华发向空濛。
聂绀弩：《萧红墓上六首》，《聂绀弩旧诗集：三草》，香港：野草出版社，1981年，第70—75页。
这六首七律语言朴实、情感真挚，表达了聂绀弩对亡友萧红的无限哀思。第一首写出了至今无法相信萧红去世的悲伤，并对其人品文章作了高度评价。第二首叹息萧红逝去太匆匆。第三首追忆了抗战初期与萧红一道去临汾途中过黄河的烽火岁月。第四首对亡友死于战乱和贫困的境遇寄寓了深切同情。第五首表达了对亡友的无限怀念。第六首既希冀萧红在泉下能和鲁迅先生相逢，又知不可能。由此可见聂绀弩之至情至性、至真至纯。
高旅读了聂绀弩寄赠的这组诗后，回信建议他为萧红作传，而聂思考此事后反倒认为高旅更适合。1964年12月5日，聂绀弩致信高旅云：“元旦将届，例当献礼，有瘦石画萧红像、迩冬书拙作吊诗条幅，已裱好，并另题拙作一首。”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285页。所谓“拙作”即《慎之见吊萧红诗后，动议我为萧红作传。我思此事慎之自為尤佳，因将瘦石所画萧红遗像下题迩冬书拙句寄赠，藉促命笔，并系以诗》，诗曰：
与君曾近五千里，乃有斯篇持寄君。画与书诗惟两绝，人同尔我早终分。
友朋情意何生死，今昔江山迥旧新。大任谁胜萧女传，港中高旅最高文。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195页。
不过高旅接信不以为意，也没把事情放在心上，“萧女传”自成幻影。聂绀弩随后运交华盖作楚囚，在山西坐牢整整十年。
1977年10月27日，萧军到寓所看望“特赦”归来的聂绀弩，“他以手抄诗稿示我，其中有赠萧红及我诸诗。”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进入八十年代，已近耄耋之年的聂绀弩，长期为疾病所困扰。1980年8月15日，他躺在北京邮电医院的病床上，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萧红选集》作序。因“无力把《萧红选集》通读一遍”，“就把这与萧红同志的三段谈话回忆出来，聊以充数。这些谈话，一面虽是言犹在耳，景犹在目;一面究竟也相去四十多年，不免有些记不完全了，但有的地方，由于现在加了一些补充，或者反而比当时更完全了”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76页。。
第一段谈话，“说明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過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第二段，“可以看出萧红是怎样推崇鲁迅，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她用了旧小说上的某些陈词滥调，简直像开玩笑似的。但那些陈词滥调经她一用，都产生了新意，而且十分贴切真实，而又未经人道。”
聂绀弩：《序〈萧红选集〉——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76—77页。第三段，是对萧红的作品《生死场》和《商市街》的看法。
所以，与其说是这一篇序文，不如说是对一个文友逝世快四十年的纪念。
二、开门猛讶尔萧军
聂绀弩与萧军的情谊之深并不逊于萧红，且交往时间更久，长达半个世纪。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间地点，与萧红相同，都是1934年12月19日，在上海梁园鲁迅安排的晚宴上。萧军对此次宴请印象深刻，曾有大篇幅的回忆，笔者节录如下：
吃酒的冷菜摆上来了，鲁迅先生提来了一只较大的黑色的玻璃瓶放在了桌子上，许广平先生拿起瓶子，在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倒进了半杯近乎黑紫色的汁液，她解释着说：
“这是一位朋友由外国带来的葡萄汁，送给周先生的。太浓了，需要掺上一些冷开水……”接着她又把一只暖水瓶由另外一张桌子上提过来，每个杯子里注上了冷开水，说：“这冷开水，……也是从家里自己带来的，怕他们这里没有，……有能喝白酒、老酒的，……自己斟罢，不会喝酒的可以用这葡萄汁来代替，……”
那位穿深蓝色长袍、瘦长个子、有些驼背的人，先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一只盛白酒的酒壶抓过去，在自己面前另一只杯子里注满了一杯白酒，接着就旁若无人地深深呷了一口……。
这时许先生出去了一下，回来向鲁迅先生耳边轻轻地说了一个“没”字，鲁迅先生才以主人的身份开始在介绍客人了。首先他指一指他自己身边左侧那位说上海话戴眼镜的人说：
“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鲁迅先生并没有说出这位“老板”的姓名。……
接着就介绍了那位喝白酒的长个子：
“这位是聂先生！”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了。接着是介绍那位女士，鲁迅先生说她姓周，是聂夫人。那位穿西装的青年姓叶。最后介绍到我们头上来，鲁迅先生指一指我和萧红：
“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
……[引者略]
在席间，他们之间的谈话我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在我听起来似乎用的是些“隐语”或“术语”之类，因此我只能说吃了又喝，喝了又吃……。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那位长身驼背的人总在不停地向他的那位“夫人”碗里挟这样、那样的菜，而那位“夫人”也并不客气，这倒使我感到怪有趣的，我也就学他的样……也开始向萧红的碗里挟取她不容易挟到的，或者不好意思把手臂伸得太长才能挟到的菜，……。这却使萧红有些不好意思了，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着我……。
……[引者略]
路上萧红轻轻地告诉我，许广平和她说了：那位老板就是C先生，驼背高个子是聂绀弩，女士是周颖，穿西装的青年人是左翼作家叶紫，空位是为H君和他的夫人T女士留的，这天也确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满月的日子……。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56—258页。
初次见面，聂绀弩在萧军面前的形象似乎欠佳——“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具有一双总在讽刺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个子虽近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人”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56页。，可并没有妨碍他们从此成为终生挚友。
这次相识之后，聂绀弩夫妇隔三差五就上萧军住处串门，问候他们小两口。1935年1月21日这天，聂绀弩问萧军为什么不写稿子去换钱？萧军说写了也没办法发表。聂绀弩说：“你找老头子（按，指鲁迅先生）啊！他总有办法……你总得要生活下去呀！——老头子介绍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老头子也不肯介绍的……。”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
同年8月，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上海奴隶社初版，鲁迅作序。聂绀弩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在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1935年11月）第三卷第一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说：“《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为民族生存的战斗的一角，是同类题材中间的最好的一部，也是整个现中国文坛上最值得夸耀的收获”，“就中国自己的文化程度说，《八月的乡村》在中国文坛上，就说不减于《铁流》或《毁灭》之在世界文坛，似乎也不算十分夸张。未来的中国是未可限量的吧，比《八月的乡村》更有力量更纯熟的作品大概不会没有。但是此刻现在，我们却还只有这样一部，而对这一部对于未来更好的作品，一定会给与良好的有力的影响。”
聂绀弩：《八月的乡村》，《聂绀弩全集》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312，313—314页。
1936年初，聂绀弩致函鲁迅，说要办一个文学刊物。恰好此时萧军、胡风等人也有这个愿望。经鲁迅和胡风、萧军、萧红、吴奚如等一起商定，决定创办《海燕》杂志，由聂绀弩主编。萧军回忆，《海燕》“主要编辑人有：胡风、聂绀弩、吴奚如，我也是编者之一。”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5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萧军还是主要作者，他在仅出的两期《海燕》上以“田军”为笔名，发表了散文《大连丸上》、小说《江上》，以及诗歌《我家在满洲》《献词》等。
这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聂绀弩夫妇和萧军等人都是治丧办事处人员。22日下午，鲁迅出殡，棺材由16个人抬着。他们是萧军、周文、欧阳山、曹白、陈白尘、萧乾、聂绀弩、胡风、巴金、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名的青年作家，他们轮流把鲁迅安稳地送到万国公墓。他们还要把鲁迅的精神用笔写下来，传承下去。 鲁迅逝世一个月以后，《中流》半月刊、《作家》月刊和《译文》月刊都出版了。这三个刊物不独是鲁迅生前所支持的，而且全刊有鲁迅逝世时的各种照片和纪念文章。所以萧军把这三份刊物带到了万国公墓鲁迅墓前焚烧，作为祭奠。想不到竟被张春桥一伙中的什么人看见了，接着就在他们所办的小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讽刺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焚烧刊物是一种迷信的幼稚行为云云。这使萧军很气愤，就找到他们编辑部的所在地，当时张春桥也在场。萧军当即问他们：
“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一个和张春桥合办小报的名叫“马蜂”的人承认说。
“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罢。如果我打败了，你们此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如果你们再写这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64页。
他们接受了萧军的建议。选定地点是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河”南面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时间是1936年底1937年初的某天夜晚八点钟。
马蜂（一说“马吉峰”）的见证人是张春桥，萧军选的见证人则是萧红和聂绀弩。聂绀弩曾经给耿庸讲述过决斗的情形：
“决斗一开始，刚看到他们两人抱到一起，还没看清动作，马吉峰就倒在地上了，萧军蹲下去一只腿压在他胸脯上，一只拳头在他的左眼睑边上晃来晃去，说，你有种你就说不服，我就让你爬起来再干一场，马吉峰唧唧喃喃，萧军还问他以后还敢不敢胡说八道侮辱鲁迅，他说不敢啦，萧军这才放了他，叫他们自己向鲁迅道歉去。”绀弩还说，他和萧军回头走时，问萧军“你想他们会去吗”，萧军说，马吉峰会去，张春桥就会跟着去，但是“这个混账东西去了也是强盗假正经，在那里想他的拳经”。说罢却哈哈大笑，说这件事其实做得太傻，鲁迅活着的话会不赞成的，“但是，我痛快了，真的，痛快了！”——这个萧军故事，后来还听到看到几次，其中还有萧军自己写出来的，然而“版本”不同，内容有殊，我觉得还是绀弩叙说得充分而且有劲。
耿庸：《的确是萧军》，《未完的人生大杂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96—97页。
淞沪会战打响之后，聂绀弩、萧军先后从上海转移到武汉。10月19日下午，武汉文化界与七月社等团体在汉口基督青年会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聂绀弩和萧军作为主席团成员双双出席大会，萧军还作了讲演。
在武汉的几个月里，聂绀弩与萧军，还有胡风、奚如等一帮朋友写稿子、下馆子，过得也算充实。到了1938年1月份，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在山西临汾开学，并在武汉延聘青年作家当教授，萧军动心了。据胡风1月22日的日记：
饭后，同奚如夫妇、绀弩回家，坐了一会儿，一同到萧军那里，谈了一会闲天。萧军想拖我和绀弩等一同到临汾去，好像没有《七月》一样。端木则如有所待似地。
晓风辑注：《胡风日记·武汉一年（续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
最终到临汾去的是聂绀弩、萧军、萧红、艾青、田间、端木蕻良、李又然等人，胡风、冯乃超等人则留在武汉。
到了临汾之后没上一次正式的课，日军就要打来了，民族革命大学必须搬迁。除了萧军之外，聂绀弩、萧红等人则跟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西安。萧军独自投奔延安。
3月24日，萧军在延安致信胡风：“我于三月二十日到延安，二月廿六日从临汾随学校退出，这近乎一月中尽在跑路和躲炸弹了。还算平安，居然到了此地。于此地大约停留一两月左右，待萧红到此，再作行止。”
转引自袁培力：《萧红年谱长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0页。
萧军到达延安后，住进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不久，聂绀弩和丁玲从西安来到了延安，碰到了萧军。据萧军夫人王德芬讲述：
（萧军）渡过黄河，步行了二十多天，于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延安城，先去照像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了陕甘寧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主席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先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毛主席？萧军说，“我打算去五台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和培元走了以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同意了。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萧军了，同时还会见了何思敬、丁玲、聂绀弩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4月5日，萧军接受丁玲劝说，愿意到西安参加“西战团”做抗战宣传工作，遂和丁玲、聂绀弩一同离开延安前往西安。4月7日，他们返回西安梁府街女子中学“西战团”驻地。这时，萧红、端木蕻良也在该团。
接着，聂绀弩离开西安回到武汉，继而去皖南，又到桂林、重庆、香港;而萧军则在西部地区的兰州、成都、延安。两人可谓天各一方，相互的挂念与关注是必然的。
1938年12月8日，萧军自成都致信胡风，问：“老聂到哪里去了？”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1939年7月20日，萧军在成都致信胡风说：“偶然在什么报上看到绀弩，在江浙某处编一个刊物，不知你有确息否？周颖还是没有消息吗？念念！”
晓风、萧耘辑注：《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1942年7月27日，萧军于延安致信胡风，云：“近来我却很想念你、绀弩、曹白、柏山等人，但不知再相见于何时何地？”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8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
1949年1月20日，聂绀弩于香港作《由萧军想起的》一文，再次赞誉《八月的乡村》等作品，还说：“比如我自己，就常有有萧军在，我们的文章还到哪里讨生活的感觉。”
聂绀弩：《由萧军想起的》，《聂绀弩全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接着又对萧军发表的一些“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与剖析，最后说：“作为他的朋友，至少不希望他有太多的跌跤的机会”
聂绀弩：《由萧军想起的》，《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74页。。
西安一别就是十多年！聂绀弩与萧军再次相见已是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17日，聂绀弩随全国文代大会代表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在抚顺遇见了萧军。萧军在日记中说：“我们从西安一别，已经十一年不见了，他还不见老。我心情微微有些酸楚和兴奋，但马上就平静下来。”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20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36页。接着，萧军为老朋友写了一首诗：
十年小别足风波，渭北江南两地过;侵鬓有丝心自在，低眉无那骨难磨！
漫漫长夜光初晓，凛凜霜晨寒正多！松柏芝兰期远路，风风雨雨尽如何。
第二天，聂绀弩回赠一首《答萧军》：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号参观东北，于抚顺遇到萧军蒙以诗件赠，成此答之
人皆欲杀我怜才，伯气纵横鬓未摧，四十余年何足数，奇书开卷第一回。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20册，第538页。
从胡风的日记和书信看，五十年代初期、胡风被逮捕之前，在北京，他们这几个老朋友往来还是频密的。
《胡风日记》：“（1952年8月14日）绀弩引萧军来，一道到东安市场吃饭后，到萧军家，十时过回来。”
梅志、張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这则日记虽然简略，但当天胡风在致上海梅志的家书中，谈及聂绀弩与萧军的境况却颇为翔实。节录如下：
……老聂引萧军来了。到东安市场吃了晚饭，又一道到萧军那里。他自己租居一栋大楼房上面一间，家里住在同一胡同另一处。他到北京一年，每天早上跑小市场，搜买各种小古董，里面有很名贵的东西。房子里各处摆的都是。他自己，写廿八万字的一个长篇，前天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要求出版。写完后，写信周扬，要求介绍一个工作，且提出了他能做的各种工作。结果由他挑选，到北京文物局古物组当研究员，已做了一个月左右云。他这门本事，是跑了一年小市场跑出来。谈起来，还是那一副气概，但怨气冲天，如这部小说不能出版，就要大闹一场，云。后来又到他家里坐了一会，已有五个孩子，大的今年上中学。
两种人物，两种生活，得意者与失意者。这个文坛，就是这样毁灭人的！
晓风选编：《胡风家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0—291页。
《胡风日记》：“（1953年10月12日）聂绀弩、萧军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445页。
《胡风日记》：“（1954年10月18日）聂绀弩、萧军、吕荧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519页。
世事变幻莫测。1955年5月，胡风被逮捕。接着，聂绀弩被隔离审查，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然后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
回京之后至“文革”之前这几年间，聂绀弩朋友中“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1967年5月17日接受公安局预审口供）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香港：明报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962年4月8日，聂绀弩在致高旅信中附录了一组新作的旧诗，其中有《军过》（后改为《萧军枉过》）诗曰：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十年风雨百年人。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247页。
千言万语从何说啊！1965年秋，聂绀弩和萧军一道看望受“胡风案”牵连的吕荧，结果被吕荧误认为是来抓他的人而拒之门外。1966年1月，胡风回京候审，聂绀弩第一个前去看望，“告诉他萧军也想来，并且还提议三人同照一张像，‘他说我们三人是鲁迅先生身边的最后三人了。照张像留一个纪念吧’。胡风考虑后没有同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判了刑的，目前还有人监视着，可不要连累了他。”
梅志：《友谊长存》，张晓风选编：《长情赞》，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三人合影的愿望，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完成。
1980年2月，出狱后的胡风病重。当时，他尚未平反。3月，在其女儿张晓风和萧军的书信请求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将胡风接到北京医治。正好聂绀弩在北京邮电医院住院，4月11日，萧军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总算完成了“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
参见仇广宇：《聂绀弩：进步着，落后着》，《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6期;晓风：《萧军、胡风与病中的聂绀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26日，第12版。后来聂绀弩在合影上题诗云：
近态狂奴未易摩，仙人岛上借吟哦。孙行者出火云洞，猪八戒过子母河。
天上星辰曾雹击，人间岁月已硎磨。三人同照一张相，所失文章共几多？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217页。
1984年春，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胡风特意撰文说：“只有凭着诚实的追求和辛勤的劳动才能走过这么长的五十年的道路。”“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祝贺。” 胡风：《我与萧军》，《胡风全集》第七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187页。聂绀弩因病未能与会，于是赋诗一首：
洒家今年七十七，何年何月拿起笔？驰骤文坛五十年，晚曾寒蝉早辟历。
鲁迅墓前稿件烧，世传痛打张春桥。暮色苍茫看未准，道是打死一切妖。
恨天无把地无环，扛天提地有何难。今世想无郑屠了，叹惜垂老剩三拳。
聂绀弩：《萧军创作五十周年纪念会因病未赴补奉一诗》，侯井天注解集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47—748页。
聂绀弩自称“洒家”，起笔气势昂然。不过他当年并非七十七岁，实际已逾八十。接着回忆当年与马吉峰约架的往事，末尾感叹惩恶之心意犹未了。
前几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过一本晓风等编的胡风、聂绀弩、萧军合集，书名叫做《逆风而立三侠客》。他们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文侠”。
三、不与端木睡一屋
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上海的文化人纷纷撤退。1937年11月22日，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和萧军、萧红一起住在作家蒋锡金租赁的武昌小金龙巷。
参见袁培力：《萧红年谱长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5页。不久聂绀弩来这里找二萧，认识了端木。据端木回忆：
我和绀弩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蒋锡金租赁的小金龙巷住所。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开始的阶段，许多从上海撤出的文化人，都到了武汉。我因为腿风湿性关节炎犯了，行动不便，半路在蒿坝停留了一个时期。在上海办《七月》文学刊物的朋友们，都先到了武汉，来信催我快去，并告诉我，在武汉不单可以先起炉灶来办刊物，还有条件去当战地记者。我便不顾病的好坏，急忙赶到武汉。朋友们都热情地接待我，也安排我住在小金龙巷，新朋旧友很快就融汇一气了。
当天，一位穿着半旧长袍的瘦高个儿，來到小金龙巷，朋友们高兴地招呼他，并把他介绍给我：原来他就是聂绀弩。
那时，我穿着皮夹克，灯心绒裤子和长筒皮靴，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便像老相识一样和我聊起来了。他说着湖北口音较浓的普通话，当他知道我的腿犯有风湿性关节炎时，便告诉我用热酒涂敷患处，加以按摩，就会好得快些。我谈到到武汉沿途所见的情况，特别是乘汽车路过东阳一带，才体会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八个字的真实味道。我还说一路上看到不间断的乌桕树，枝叶好像擦过我头顶似的，树叶都被秋风染的，煞是好看……。他笑了，嘴里重复说着“山阴道上”这一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思想也跑到“山阴道上”去了。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6页。
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在武汉会面的机会就多了。一帮旧雨新知聚在一起，常常作诗唱和。端木刚到武汉时，就写了一首七律，最后两句是引用刘禹锡的成句：“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写完，他觉得过于乐观，随即丢开了。可是聂绀弩看了却说这最后两句用得好，用得贴切。可见他对时局是乐观的，他内心有一种激情，因此有特殊感受。那时的聂绀弩对写旧体诗没啥兴致，别人写得很起劲的时候，他欣赏评论居多，动笔很少。“也许他认为杂文更能起到直接抨击时弊的作用，那时，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喜欢庄子的文笔恣肆，和神游天地的气概。我们自然而然，也会说到《马蹄》《秋水》等篇上来，仿佛内心有一种默契似的。”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6页。
两个月之后，1938年1月下旬，端木也和聂绀弩、二萧等人去了临汾。据其回忆：
我们联袂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书时，他（按，指聂绀弩）便经常和一些搞文字改革的同学接触、研究。记得他还和学生们一起办过墙报，开展过拉丁化活动呢。通常，学生找我们谈文艺的最多，谈文字改革方面的问题，大都去找绀弩;田间则经常和史轮、袁勃等几个人在一起写诗、论诗。大家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绀弩精神也显得格外振奋。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8页。
由于日军迫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要搬迁，聂绀弩去西安、延安打了一转后于4月上旬先行返回武汉。接着，端木自西安致信在汉的胡风，说：“我，萧红，萧军，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绀弩一定带去许多我写不出来的消息。”
袁权辑注：《端木蕻良致胡风的二十一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
4月16日，端木再次致信胡风，于信末特别写上：“绀弩兄周颖先生暨小宝宝问好。”
袁权辑注：《端木蕻良致胡风的二十一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同一天，萧红和萧军彻底决裂。
5月9日，端木和萧红坐火车回到武汉。6月下旬，两人在汉口举行婚礼。
7月2日，聂绀弩准备去皖南工作之前，到武昌小金龙巷与萧红道别。至于有无和端木道别，那就不得而知了。
1940年1月，端木和萧红在重庆乘飞机抵达香港。4月，聂绀弩由金华抵达桂林。
1941年6月1日，由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的香港《时代文学》月刊创刊号发行。创刊号内页登有“特约撰述人”，共67人，包括聂绀弩、丁玲、胡风、舒群等;另用大号字列出来7人，为戴望舒、萧军、萧乾、萧红、萧爱梅、罗烽、芦焚。
1942年1月12日，萧红病重，呼吸困难。端木将其送至跑马地山村道养和医院，后又转至玛丽医院。21日，萧红突然脸色红润，情绪甚好，能和端木、骆宾基谈话。没料到翌日上午，萧红便与世长辞。三天之后，端木和骆宾基将萧红的骨灰葬于浅水湾。
2月初，端木离开香港，去澳门逗留月余之后，经广东江门、肇庆、梧州来到桂林。此时，聂绀弩正在桂林编辑《力报》副刊。
时隔四年，两人再见，究竟是怎样一番情景？一时无从查考。但在端木所写悼念聂绀弩的文字中，涉及桂林的部分只有寥寥数十字： 在桂林，他写的杂文《韩康的药店》，得到广泛的赞誉。我觉得杂文写到这个地步，才是上乘，因为突破了套路。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9页。
仅仅是谈作品，并不涉及交往。但在彭燕郊的文章中就可看出两人已经有了间隙：
有一位也很有名气、很写过一些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的小说家，也是老熟人，绀弩很不喜欢他。在桂林，我和他一度同住在一栋小楼上。一天晚上，绀弩到我这里来聊天，忽然下起大雨，回不去了，我在中间小厅上给他搞个地铺，“就在这里过一夜算了”。住对面房的那位小说家这时也被雨阻还没回来，绀弩想了一下，说：“还是回去，我不能跟他同睡在一个屋顶下。”原来，这位小说家和也是老朋友的另一位小说家的伴侣，也是小说家的一位女作家曾经有过一段让人议论纷纷的共同生活，整个过程绀弩十分清楚。人们都认为这位小说家在这件事情上私德有亏，不过我知道绀弩不全是从“挖老朋友墙脚”这个角度看的，男女间事，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有没有爱情，问题是如果出于爱情以外的什么目的，那就是失德，而这位小说家和这位女作家的结合，到她病终前已经很难维护下去，人们同情她而责难他，也是情理中事。彭燕郊：《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
尽管没有点名道姓，但是十分明显，“这位小说家”就是指端木，“女作家”则是萧红。
对端木的人，聂绀弩可能“很不喜欢他”（聂绀弩曾在写萧红的文章中用“D.M.”代替端木），但是对端木的文，却未必不喜欢了。笔者遍览过聂绀弩在重庆《商务日报》期间（1946年3月至10月）所编《茶座》副刊，发现了端木发表的好几篇诗文（曹革成《端木蕻良年谱》均未提及）：
《白草》（诗），载1946年3月12日《商务日报·茶座》;
《不能想像的事》，载1946年3月13日《商务日报·茶座》;
《小小的画面》，载1946年3月14日《商务日报·茶座》;
《荒野情歌》（诗），载1946年3月15日《商务日报·茶座》。
可见聂绀弩并不因人废文。
1948年初，聂绀弩到了香港;同年11月，端木也到了香港。两人同在香港屋檐下，不可能没有故事，且看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罗孚的《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
对于端木蕻良，绀弩好像一直有些情绪。这情绪来自萧红。绀弩三十年代在西安，和萧红有过感情。就是那一回在西安，萧红最后决定愿意跟着端木走。后来和端木到了香港，有些人认为端木在萧红最后的日子里对她不够好，因此对端木颇有意见，绀弩就是其中之一。两人和陈迩冬都是好朋友，晚年在北京，两人有约到陈家，往往是一个去了一个就先走，避免同时在一起的不愉快。
端木的《真自由书》显然是从鲁迅的《伪自由书》而來，剪贴本的小书中有这样几篇：《拟冈村宁次致何应钦书》、《拟莫德惠致张学良书》、《第五度空间——拟鸡蛋致爱因斯坦书》、《拟萧伯纳致中国人民书》、《拟毕加索致×××书》（从文字看来×××可能是张大千）、《拟毕加索宣言》、《拟毕加索给蒙田先生一点更正》。一共是七篇。
但从绀弩的《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中却可以知道还有一篇《拟端木蕻良与蒋介石论红楼梦书》不知道为什么遗漏了，没有剪贴进去。此刻我只能从绀弩的文章看到一句，蒙田先生也就是端木蕻良说：“蒋介石是贾政和王熙凤的私生子。”
绀弩又是怎么说起的呢？
绀弩的《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中有还几篇文章：《人与非人》、《音乐牛谈》、《三人坐》、《迎骆宾基》、《鱼水篇》、《由萧军想起的几件事》、《谈“拟致”》。和《文录》一样，也是七篇，我怀疑实际不止，没贴全。
《谈“拟致”》就是对端木放的冷箭。“拟致”就是有些文章的题目，“拟……致……书”。绀弩说：他自己也写过一篇“拟致”，是《拟聂绀弩先生向……书》，还注明了，这是“仿蒙田先生《拟端木蕻良与蒋介石论红楼梦书》”。他的文章作者署名就是绀弩，这就是绀弩拟“绀弩先生”，这就无异于揭发出，蒙田先生拟端木其实就是端木拟端木，自己拟自己。
绀弩实际上是在反对端木这些“拟致”体的文章，认为没有意思，其实不作过高的要求，也就不必反对。有些趣味，没有什么意思，但也没有什么恶劣的意识，也未尝不可以;能有一些意思更好，却也不必要求过多。不过，当年大家思想都过“左”，这样严格要求，也不足为奇：本来就对那个人有些情绪，因此容易流于严、流于苛，就更不足为奇了。
绀弩的箭是这样射出的。他说：“‘拟致’用得最多的，恐怕是蒙田先生了。比之于题目，我觉得他的文章倒是值得谈谈的。那些文章可以使读者震惊他的机智、渊博、才气、勤快，以及一百种同类的好东西，可是缺乏一种更重要的对于文章则是生命的见解，也就是意见，意思。鲁迅先生嘲笑过作古文的秘诀，即说了一大阵，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以《萧伯纳致中国人民书》为例，蒙田先生的文章，不幸而类是。也许没有意思，正是文章的难能可贵处。赵元任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序文里，你看曾有这样的名句：‘谁不能把文章写得有意思呢？但是你能写得没有意思么？’诚然，我们不能写得没有意思;但是有人能的，例如蒙田先生。蒙田先生的文章也有点意思的，可惜比起文章来，却少得出奇。以《论红楼梦书》为例，意思只有一句：‘蒋介石是贾政和王熙凤的私生子’。凡此往往，如果有人愿意谈谈，至少，要比写俏皮题目有意义些。”
罗孚：《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罗孚著，高林编：《繁花时节怀故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33—236页。
在罗孚看来，“端木蕻良这蒙田，这些‘拟致’体的《真自由书》似乎并没有收进他后来出版的集子中，也许认为那是一时的游戏文章吧”
罗孚：《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罗孚著，高林编：《繁花时节怀故人》，第236页。。 罗孚文中所说“晚年在北京，两人有约到陈家，往往是一个去了一个就先走，避免同时在一起的不愉快”，可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因为晚年的聂绀弩进入一种人生的境界，没有什么过节不能释怀的。事实上，端木就有过这样一段关于聂绀弩的回忆：
一九六三年，我得了脑血栓后遗症，左半边身子轻度偏瘫。听说绀弩也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有一天，黎丁找我，说要请我和绀弩在他家吃饭。那时黎丁好像住在花园大院，我到黎丁家时，绀弩已经在座，黎丁家也没有别的客人，我们谈话漫无边际，想到那儿，就扯到那儿。绀弩很关心我的病，并且传授我一些对病理的经验。不过，有一条，后来证明并不准确，他说，得了心血管病的人，一旦好了，就不会再犯。这个论点，对那时的我，是起了鼓舞作用的。我雖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欣然接受了。他还向黎丁要了纸笔，用毛笔写好一封文言的介绍信，为我介绍一位老中医舜耕先生，因为他就是服用这位老中医的药见效的。
由于代步、煎药等等都有不便，我没有去找这位老大夫，但那封介绍信，却一直保留着。直到“十年浩劫”才被毁了。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9页。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聂绀弩写旧体诗多了起来。端木每一读到，“都能体会到他特殊的风格。诗律限制不了他，如果说，把杂文的性质纳入诗里表现出来，应该说正是绀弩的风光。从他的诗里，也可以感到他的一些生活状况，从诗句的苍劲气概里，也感到他生命的刚强”
端木蕻良：《“山阴道上”》，《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149—150页。。1978年2月9日，聂绀弩致信黎丁说：“前些时，端木有信自东北来，说是您谈到我并告以通信处，我还未写回信，就把他的原信和通信处搞丢了，真是抱歉。他似乎说春节后可回京，也不知是否。我近日身体因喘和痔疮很觉不适，但尚无他病，甚堪告慰。”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446页。
生命再刚强的聂绀弩，最终也难敌病魔的吞噬。1986年3月，聂绀弩在医院去世。端木自己也在病中，送去一诗为悼：“以诗作诔已寻常，未吊遗容欲断肠。天殒繁星空月冷，缁衣绀裹大弩殇。”
罗孚：《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罗孚著，高林编：《繁花时节怀故人》，第237页。缁衣绀裹，正是聂绀弩的文侠本色。
在聂绀弩逝世之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萧红生命中的三位关系密切之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起与会并相继发言。目睹此情此景，与会作家李辉感叹道：“文坛前辈之间的情感纠结或者恩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氛围中不是花边谈资。度过劫乱的人们有太多新的面对，往事早已如烟飘然而去。”
李辉：《骆宾基：与黑土地的不解情缘》，《贵阳日报》2019年7月14日，第4版。
四、捧血者诗人辛劳
1938年秋，聂绀弩经周恩来介绍，从武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最初任政治部宣教科科员，不久调到战地服务团创作组，创作组成员还有辛劳（陈晶秋，1911—1945）、林果（林琳，1919—2004）和菡子（罗涵之，1921—2003）。
林果和菡子都是南方人，只有辛劳是东北人，祖籍黑龙江，出生于内蒙古海拉尔。“九一八”事变后，辛劳与其他东北文学青年一起流亡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8月1日与师田手等参加“左联”举行的集会被捕，关押半个月后释放。1934、1935年间在上海私立江苏中学任教。1935年4月，首次在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小品文《索伦人》，署名辛劳。尔后写了许多作品，散见于上海《小说家》《文学》《中流》《创作》《文学大众》《时代文艺》等刊物，主要作品有随笔《与诗人们商量》、小说《饥饿的朋友》《自由以后》等。1937年前后曾被捕，押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操纵的苏州反省院。抗战开始后，致力于诗歌和散文创作，写下大量的作品，热情宣传抗日救亡，呼唤人们的爱国之心。1938年下半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聂绀弩是在上海还是在皖南与辛劳相识的，已不可考，但他们在新四军中成为好朋友却是事实;并且两人同住一个院落，比邻而居。1939年初王元化随上海慰问团访问新四军，就安排住在辛劳的那个院落里，“这个院落很小，只有几间屋子。一进院门，左右各有一间，辛劳住一间，另一间是聂绀弩住的”。
王元化：《〈捧血者〉序》，陈梦熊编：《辛劳作品集·捧血者》，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序文第3页。
1939年冬春之间，辛劳创作了一首一千行的抒情长诗《捧血者》。它由《序诗》和另六章组成：《行人》《月黑的夜》《我爱》《奥秘》《林雀》《古歌》。《序诗》下题着：“献给家修和在炮火中走散的人们。”诗前则引了裴特斐的诗：“为了祖国/不捧着生之鲜血，/那是/不爱国的人们！”3月20日，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第五期刊发了辛劳《〈捧血者〉序诗》，并加编者按说：“……这类长诗在抗战以后，还是很少见过，在结构与表现方法上都很成功，并由聂绀弩先生为之作序。长诗全部将在本刊下期发表，这里先将其序诗及聂绀弩先生序文刊载，希读者注意。”
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南战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658页。由于《东南战线》是中共浙江省文委主办的救亡刊物，经常揭露国民党分裂统一战线的行径，乃至出到第五期时被当局查封，也就无法再刊登长诗全部。
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首充满战斗激情、“在结构与表现方法上都很成功”的长诗，在新四军中并未受到欢迎。据时任新四军《抗敌》杂志编委的黄源回忆：“当时新四军中也有一些作家，如诗人陈辛劳，写了一首长诗《捧血者》，但他们不是结合皖南战斗的实际写，结果陈辛劳这首诗在服务团里被几个领导一句一句地批。”
黄源：《黄源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不过作为朋友的冯雪峰、丘东平、彭燕郊等人对这首诗都有较高评价，聂绀弩更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了三四千字的《序〈捧血者〉》： 哦！你幻美的姑娘呵！请别用你那梦一样的眼睛望我！一个流浪人，应该“那袅袅的万里的流云”（《行人》）——“流云是他勇敢的游踪”（《月黑的夜》），应该“挑战的流浪天下”（《我爱》）;现在是我不能不离开你的时候了，你不能让我的心像“山溪平静地流响山间”（《月黑的夜》），向你轻轻地说一声“再会”么？
哦！你热情的姑娘呵！请别用你那火焰一样的眼睛望我！我爱高山，我爱大海;我爱看那“金红的海水”（《行人》），“黄色变成碧绿，黑色又变得白如银”（《月黑的夜》）;我爱看“槟榔花红在山上”（《月黑的夜》），爱看“迷山顶上一片白霞”（《我爱》），“月黑的夜”，我爱看“在高山跳跃的野火的光芒”（《奥秘》）;我还爱看黄河“奔放，流向天野”（《古歌》）。别了，姑娘！并不是你系不住我的心，一个流浪人的天性和运命，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无法安排！在高山大水面前，我将永远怀念着你;正像在你面前，并没有忘掉它们。你不能像“山溪平静地流响山间”，轻轻地向我说一声“再会”么？
哦！你青春的姑娘呵！请别用你那朝日一样的眼睛望我！我永远记得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的幸福。你“霞震飞洒，那般美丽”，“珍珠会显得暗淡，黄金你不必提起”（《奥秘》），“你曾用歌颂自然的喉咙”，“清幽的唱起欢乐的曲子”（《林雀》），像“夜莺染着玫瑰”（《奥秘》）;“一个热情的拥抱”的时候，我听见你的心“这般跳跃”（《奥秘》）！但是“天空没有不散的云彩”，姑娘，我“还得行旅长途”！把过去的事都忘记了吧，因为“记忆就是痛苦，不管昨日曾经欢喜，有谁能捉住飞去的云霞”（以上《行人》）！我们不是只需要像“山溪平静的流响山间”，轻轻地，轻轻地说一声“再会”了么！
……
别了！我至爱的姑娘！让我们“粗野的拉手”（《古歌》），“唯有个崇高的愿望”（《奧秘》）：愿你“永保有颗孩子的心”;我将永远为你祝福，“以一个少有的亲切的微笑”（以上《序诗》）！可是唉唉，你别望我呀！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10—11、16页。
这篇别具一格的“串串烧”序文，俨然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在以杂文见长的聂绀弩文章中是不多见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聂绀弩似乎在向皖南告别，向辛劳说再会，要去“行旅长途”！
在新四军部队中，副军长项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右的”，“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左的”，“他不能很好地团结、使用知识分子，他要求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一样，丝毫不照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特点”;而聂绀弩“习惯在夜间工作，常在豆油灯下备课、看书、编稿、创作，第二天起迟了，不能按时出早操……这使项英副军长不高兴，烦言啧啧，说他‘吊儿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有时，还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他，弄得绀弩心绪烦乱，萌发离开皖南的打算”。
朱微明：《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141页。他计划应胡风的邀请到重庆去编《七月》。
1939年10月16日，聂绀弩乘上离开皖南的小船。第二天，病中的辛劳用饱满深情的笔写下一首送别诗，发表在绍兴《战旗》周刊上。鉴于该诗不易见到，不妨抄录如下：
渡船前——送绀弩兄
我知道今天为何没有晨雾，/那是怕遮掩了离别的面庞，/再珍惜的看一看吧！/谁知道相聚在那一年呢？/我是正在患病，/你又去得这样辽远！/在河边，/竹篙已经提起，/你站立在渡船头，/马儿依在你的身旁。/别了，在小河口的河边！
我没有勇气，/把这当个梦寐;/我不敢看你，/也不敢看远山……/在炮火中别了，/我咒骂那日本顽敌使我们分散！/在河边，/竹篙已插入水里，/船儿缓缓地离了岸，/河水绕船荡着漩涡，/漩涡，/我心中的漩涡！
那山头的草半枯了，/缀着红叶如花的树木，/愿比那苍松吧，永远记忆——那么长住的青葱！/春去了，春会再来的，/我们战斗，向酷冬！/渡船上，/那撑船手哟！/慢慢的划，慢慢地，/别这么急，/带去了我亲切的朋友！
什么呢？我无言语，/那句话该说？那句话该埋起？/秋花向谁红呢，/为什么开得这这样惨淡？/我们希望着丽日，/追求并且奔跑着向前……！/已经到了河中了/那渡船，你/半低着头，也没向我看;/一滴滴水从提起的竹篙流下，/流下来了！/流下来了！
为了祖国的娇艳，/要在风暴中锻炼;/更坚强一点吧！/这风暴会把我们锻炼得更好！/你去了！你去了！/再见在希望的晴丽的天！/渡船，/那载着别离的重载的船，/渐渐远了，远了！/泪在我的眼边，/抑止着，/怕流入河水泛起波澜，惊你的渡船！
虽然明知明天会来，/若不死，我们明天会见，/企望着那快聚的时刻吧！/但我病着，/我忧伤并且凄怆，/隐隐的炮声响了……/望着对岸的竹林，/郁蔚的招引着船。/你在挥手了，/渡船已近了对岸;/你又在挥手了，/我看看那/云雾覆满的秋天！
再见了，我挥着藤杖！/（那此后，将陪我攀山入海的手杖。）/不要牵记我——明白么？/为了光明的原故，我原谅一切，/一切将为了芳香的田园。/也向外边的朋友说：“辛劳问候”！/船靠近了河那岸，/我转进丛莽，/悄悄弹去泪点，/隐约的看见了/你上岸，你骑马，/你转入竹林，不见了……
你骑上那枣红色的马，/你坐在金皮的鞍，/你拉紧马嚼环;/你扬起我送你的栎木杖，马蹄驮你向前！……/祝福着马，/在窄狭的山路，/不要过分的飞奔;/在斜陡的山岗，/蹄子要沉重的放稳，/野草绊塞的路畔，/不要为枯草，小树诱惑！/更不要失路……在天云蔽荫下，/我的朋友，愿你平安！
辛劳：《渡船前——送绀弩兄》，《战旗》周刊第84期，1940年10月17日。
聂绀弩本来是要去重庆的，结果路过金华时留下了。不久，辛劳也离开新四军，到了金华，一起住在柴场巷十五号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邵荃麟那儿。曾经到过金华与辛劳见面的彭燕郊回忆说：“看来他（按，指辛劳）在金华生活得不错，他和荃麟、葛琴，绀弩及和他同居的C女士、麦青住在一起，荃麟是个十足的忠厚长者，葛琴是个十足的贤惠主妇，绀弩为他的长诗写了《序》，长诗就发表在荃麟主编的《东南战线》上。他和绀弩还去过江西上饶和弋阳，演剧七队在弋阳……” 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1940年3、4月，聂绀弩要去桂林编《力报》副刊，就此与辛劳告别。
5月初，辛劳为拟出版的诗集《捧血者》撰写《后记》，不忘感谢聂绀弩。他说：“这部诗能够写出来，得感谢我已离开的那个军队，给我那么多闲暇的时间，更感谢绀弩兄，那时候我们偶然地相逢，并且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我所以对绀弩的感谢加个‘更’字，并不是因为他给我写了序，而是因为在荒僻的山村中，他给我的慰解和鼓勵。”辛劳：《捧血者》，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第53页。
1941年以后，辛劳去江苏盐城再次参加新四军，与邹韬奋、范长江、丘东平等人一起工作。
1942年，桂林诗创作社计划出版辛劳诗集《捧血者》，广告也登了，因故未果。
1943年9月，聂绀弩为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所编《二十九人自选集》由桂林远方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有辛劳《〈捧血者〉序诗》，“也算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1945年，苏北新四军与国民党韩德勤部队遭遇，辛劳被俘，死于狱中。
1946年9月30日，聂绀弩负责的重庆《商务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骆宾基来信》。信曰：“来信早收到，辛劳稿已交书店，并希望：捧血者序诗，早日寄来。如能在你这序诗前加以记忆之类的东西，尤佳。弟当草一后记之类的短文，如何？”
《骆宾基来信》，《商务日报》1946年9月30日，第4版。由此可知，骆宾基在为亡友辛劳的诗集《捧血者》出版操劳，需要聂绀弩当年写的序文。
1948年5月，辛劳遗著《捧血者》终于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列入森林诗丛）。卷首有诗人的《序诗》，卷尾有东平《给〈捧血者〉的一封信》及辛劳生前所写《后记》。但令人不解的是，集中并未收入聂绀弩所作《序〈捧血者〉》。是聂绀弩当初没有寄给骆宾基，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1997年4月，珠海出版社推出《世纪的回响》丛书第一辑十种，其中收有辛劳的诗文合集《捧血者》，这让我们更多的人从历史尘封中感知一位热血诗人。值得一提的是，合集序文为辛劳生前的友人王元化所作，而聂绀弩的序作为附录收入。王元化在序中特意指出：“看出辛劳诗的真正价值的是绀弩。他们两人在服务团那个小院落里比邻而居的时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陈梦熊编：《辛劳作品集·捧血者》，序文第4页。
五、我的朋友骆宾基
骆宾基曾经拿聂绀弩与冯雪峰进行对比，说“绀弩与冯雪峰同样，不是我们同龄人而是我们同代人当中的长者，但在我来说，绀弩又和冯雪峰不同，前者随心所欲般任性纵情，而后者律己严，且慎于情。在友谊上虽说都是属于忘年之交，神魂一致，但绀弩和我们全无毫末之微的自然年龄与社会纪年的经历差距一般，是为我们伴搭伴的年轻气胜的友人倾心依恋的人物。在他那潇洒不羁的风度里，总有魏晋贤达那种脱俗的竹林气息”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忆秦似怀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940年1月，身为浙江省第三专员公署《战旗》报主编的骆宾基，从绍兴到金华组稿，在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见到了“时常所怀念的”“名士”聂绀弩。他后来回忆说：
我似是在一九四○年元旦之后到达金华的。这是我第三次来访，街面上却已不是初次流亡来浙江到建设厅报到时的情景了，那时所有商店都半关着，从上海、杭州逃出来的过客又特多，空袭警报也频繁，人人行色匆匆，一派战时紧张模样。
柴场巷十五号（？）是座木料门面建筑，那江浙式两层楼的楼窗以及漆着土红色的栏杆，在白粉院墙之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木料门面的两层小楼西厢还各有一间角楼，因而从院门到带楼道长廊的前厅是日常不见阳光的阴凉小院，砖铺过道，石缝间长着绿苔。对我说来，虽是第二次来作客，但却说不出的亲切，真是欢欣如归，仿佛边防哨所的战士回归大本营驻地一般。因为当时在这东南半壁，我说过，金华已成为如武汉一般的左翼文化重镇，而它的大本营，就是在这并没高挑帅旗的柴场巷十五号。那白院墙门侧，却挂了一个“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办事处”的方型标牌。这个木面结构的两层楼小院的主人，就是来自上海的两位左翼作家：男主人就是十年以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委书记的邵荃麟同志，女主人就是三十年代为鲁迅所赏识的介于丁玲之后萧红之前出现的女作家葛琴，可以说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鲁迅先生周围的中共党员。还有一个著名的杂文家聂绀弩同志，就住在这座小庭院的角楼上，另有楼梯出入。我们就是在这个角楼上第一次相识，而他同样可以说，是来自鲁迅身边的左翼作家……我当时想到要见面的这位“名士”，就不禁要自笑，他是那么才气横溢，诙谐有趣，而且是为我时常所怀念的。
……
自然，在这有名的柴场巷十五号，我也见到了我们不但初识就感到心心相通、且相悦的长我十三岁的聂绀弩同志。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他仍然穿着那件为新四军战士所缴获的日本校级军官黄呢大衣，仿佛战地记者一般，但已不似初识那么随随便便，那么放纵无忌，那么名士派头了。他文质彬彬，举止也出奇的优雅，显然这是由于他身旁有一位柔情的女伴挽臂相陪的缘故……我必须说，我要为我这位第二次会面的忘年之交的友人庆幸的，为他们的幸福而庆欣！绀弩同志说：“我给你刻了一个图章。”准备以后带给我。但我呢？竟没有想到应该为他们两人的结合，送一点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在社会交往方面，我是完全无知的。虽然很高兴得到这颗出于左翼才子之手的篆刻名章，但也同样不知珍藏，为了带到上海去支取稿费交给我的妹妹，而终于失落，这之后才感到它的珍贵。
骆宾基：《一九四○年初春的回忆》，《书简·序跋·杂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7—254页。
从上文可以推测，聂绀弩与骆宾基第一次相见就是在金华柴场巷十五号，时间应该是在1939年某月。 他们第二次相见不久，聂绀弩就去了桂林，骆宾基去了皖南。分别之前，他们秘密参加了一个纪念高尔基的活动。骆宾基《抗战初期到浙东》说：“一九四○年六月，我离开浙东应邀去皖南新四军之前……在中共浙江省文委邵荃麟同志支持下，笔者与聂绀弩、林淡秋等人秘密参加了一次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周年晚会，举行了正式的悼念致哀的仪式。由邵荃麟同志作了关于高尔基生平的报告，朗诵了《海燕》，集体合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歌》！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张（杜）麦青、计惜英、彭燕郊以及葛琴同志。次日，我伴同林淡秋等同志离开浙东，邵荃麟与葛琴夫妇去福建工作……张（杜）麦青同志则去屯西协助骆耕漠同志工作。而聂绀弩同志与诗人彭燕郊也先后去广西桂林，应《力报》之约任编辑去了。”
骆宾基：《书简·序跋·杂记》，第207—208页。
1940年底，骆宾基听从冯雪峰建议，也来到桂林从事文学创作，聂绀弩等友人闻讯相迎。聂绀弩陪同骆宾基拜见《救亡日报》总编夏衍，随后将他带至《自由中国》主编孙陵处，骆宾基即在该杂志社暂住下来。
回想桂林时期的生活，骆宾基说：“那时绀弩已是年近四十岁的中年名家了，却和我们一样，时常是裤袋里空空如也，没有足够买盒强盗牌的中档纸烟钱。一九四一年在我第一次流亡桂林时期，我们常常去的广东酒家是‘文园’。一壶附带牛奶和方糖的红茶，是五分钱，广东有名的蛋塌、虾饺之类点心，也不过一角一碟。有时我们却约好，茶点不能超过的碟数，但就是进门以前根据付账单能力，约好了零买小吃的碟数，却往往还会在热中于文学艺术、音乐之类的探讨中完全忘记了两人订的‘协约’，就是说，吃过了头超过了我们口袋里的支付能力。于是不管当初是谁答应作东了，两人凑，凑不足，只得留一人在‘文园’独自坐候，一人到附近的《自由中国》之类的出版社去找人借钱了！自然，以后不管是谁拿到稿费，还是相约去‘文园’喝酒的！当时广东有名的称作‘龙虎斗’的蛇猫合烧菜，单价是一元二角。几次我都主张，豁上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荤了，一定要尝尝这个南方名菜，但是几次都为绀弩所阻挡。他总说，‘何必这样挥霍呢？省下这一元二角，明天再来吃它的蚝油豆腐、咕噜肉嘛！’当时那种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无米明日饥’的浪漫诗人的作风，今天看来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抗日斗志不得舒展的政治苦闷。”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忆秦似怀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941年7、8月间，骆宾基离开桂林，转赴香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当即决定去探视一下萧红，再决定自己的行止。端木蕻良考虑到骆宾基是单身，就请他留下来，帮助照料重病中的萧红，将来一起离港，骆宾基同意了。四十四天之后，萧红病逝，骆宾基与端木一同将其安葬。之后，经澳门、梧州，重返桂林。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胡风也从香港来到桂林，住了整整一年（1942年3月—1943年3月）。后来胡风回忆说：“算起来，在桂林一年，到我家来得次数最多的可以说是老聂、彭燕郊、骆宾基和伍禾。”
晓风编：《胡风自传》，第199页。聂绀弩整风期间的交待材料也说过，“（在桂林）我倒是经常和骆宾基、秦似、伍禾这些人的过从要密得多”。
聂绀弩：《历史交待再补充》，《聂绀弩全集》第十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1942年夏，由于受到当局点名威胁，聂绀弩离开《力报》，一度失业。后来在胡风的支持下，与骆宾基携手合编《文学报》。刊物1943年只出了一期，即被图书审查委员会取缔。
1943年秋冬之间，聂绀弩离开桂林，前往重庆。第二年春，骆宾基也在国民党湘桂大撤退之前，转赴重庆。在重庆，聂绀弩与骆宾基、彭燕郊等人一度同住张家花园65号文协“作家宿舍”。再后来，骆宾基去一家中学任教（期间曾被军统逮捕关押一个多月），聂绀弩相继在几家报社编副刊。
1946年初夏，骆宾基闻讯家人在徐州遭遇困境，决定赶赴徐州。离开重庆之前，他去看望了住在回龙寺周颖处的聂绀弩，并告诉文协将要开会选举理事的消息。在回龙寺住了一宿，第二天和聂绀弩一起下山。
参见韩文敏：《骆宾基评传》，《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83页。之后前往徐州，尔后又到沪杭一带逗留。
不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用书信互通消息。聂绀弩曾在他主持的重庆《商务日报》副刊发表过骆宾基的一篇作于上海的《〈罪证〉后记》（1946年8月19日），一通寄自杭州的《骆宾基来信》（1946年9月30日）。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来信早收到……现在杭州改剧本之后，写萧的传。你編的副刊，如可用此传稿，当能抄一份寄上，稿费可由可羽
“可羽”，即竹可羽（1919—1990），浙江嵊县人，曾任桂林《力报》校对等职。支作旅费，望来示一提。又因宣传，是需渝一月廿二日那张四周年纪念的报纸，因为那上你我两篇文章，弟都未收存也。千万找一找，早日寄下，万谢万谢。另《客观》上有我写的《发表欲小论》，也希能剪一份寄来。”
骆宾基：《骆宾基来信》，《商务日报》1946年9月30日，第4版。
1947年春，骆宾基在返回东北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沈阳解放前夕，被解往南京，直至1949年初获释。之后，转赴香港。而聂绀弩已于一年前来到香港。
为迎接老朋友的到来，1949年4月4日，聂绀弩写了篇杂文《迎骆宾基》（载4月7日香港《大公报》）。文章说：
骆宾基（这里姑且止限于骆宾基），一个现中国的优秀小说家，为什么一再地被捕，一再地几乎被虐杀掉了！但骆宾基终于未被虐杀掉，终于胜利地脱离了虎口（或者说“人狗”口）！这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力量强大了，不可抵御地胜利了。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得到骆宾基在东北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我在重庆。那天，带着沉重的心，买了一本《悲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翻开扉页，上面有译者加上的这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我好愤怒！瞧，我的朋友骆宾基，被万恶的统治者捉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去了。”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84—285页。
骆宾基，我的朋友，他是坚强者，他会在被虐杀中，即在“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全过程中，更坚强起来！纵然不是坚强者，他也曾在被虐杀中，即在“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全过程中，坚强起来;只要他不倒毙，不真被虐杀者吞掉！然而那“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全过程是艰苦的，不拿出力量来，不把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发挥到最高度，是不能战胜的！我一面相信我的朋友，一面又担心过大的灾难不是人力所能抵御;一面明知他通过了那全程，就会成为千锤百炼的英雄，一面又深感到在锤炼中，究竟太过痛苦。因此，我说，在那时候，我的心情不止是阴暗。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86—287页。
文章结尾时，聂绀弩写道：“新社会来了，我们要大踏步迎上前去，瞧啊，多少人和我们走在一起，人这么多，骆宾基，别跑开了。咱俩靠拢些！”
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一卷，第290页。
两个月后，聂绀弩和骆宾基、吕荧等人一起北上，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49年10月1日，聂绀弩和骆宾基应邀参加开国大典。
10月6日，骆宾基举行婚礼，聂绀弩夫妇、胡风等朋友参加婚宴，闹酒。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112页。
从《胡风日记》来看，1949年之后到胡风被捕之前这几年间，骆宾基和聂绀弩、胡风三家人往来是很频密的：
1952年9月21日：到周颖处喝酒，骆宾基在。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60页。
1953年1月18日：到周颖处，吕荧、骆宾基亦来。打扑克，晚饭后玩到十时过。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87页。
2月1日：到绀弩处，一道到他家。骆宾基来，玩扑克，吃晚饭，玩到十一时。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90页。
2月15日：到老聂处，骆宾基、吕荧在。吃晚饭，打扑克，玩到十时过。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393页。
1954年4月27日：绀弩、骆宾基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484页。
1955年2月13日：周颖、骆宾基来。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544页。
3月7日：周颖、骆宾基来，玩到夜九时。
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日记》第十卷，第544页。
不过，骆宾基在纪念聂绀弩的文章中却说，“（五十年代）我们，虽说同在北京，一年也不过见面一两次，而且多是陪人趋访，情虽如旧，却也不似往日心魂相融般的胶着了！尤其是在对于古史及青铜文学的断代方面，他是拘于‘殷墟为甲骨文字之始’的否古（殷商之前的五帝、唐虞之古）观点，且又固执己见，我们是很难如旧日般共话了！”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綠》，《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955年6月，骆宾基因胡风问题受牵连，审查持续一年之久。
7月，聂绀弩也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反省结束后，聂绀弩很长时间都有着情绪，不愿同任何人往来。偶尔来往者也都是三四十年代的老朋友骆宾基、何封、向思赓等人。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聂绀弩成为“反右”斗争对象后，“骆宾基也有半年多没有来往，他到郊区去体验生活，来往就少了，搬到颐和园去后，绝未见面。”
聂绀弩：《关于周颖的发言》，《聂绀弩全集》第十卷，第242—243页。
1958年6月，骆宾基下放黑龙江;7月，聂绀弩遣送北大荒。两人可谓近在咫尺，却并未相见。骆宾基说：“我没有去看他！我是下放牡丹江地区，也还没有戴上政治帽子。虽然十年浩劫当中，在‘漏网右派’的横幅大标语之下曾经受过斗争，但当时确乎是行动自由，可以去萝北（按，聂绀弩实际上是在密山）探望他。而且也不是没作过朝思暮想的梦。但机会来了，却又为我谢辞了。因为考虑到，见了面，免不了一番牢骚，那就会为以罗织人罪为政治攀登阶梯的偏见者所误解、所疑忌，或更有甚者故作误解而网罗，那会给彼此带来更大的不幸！”
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当大风暴雨来临之后，聂绀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他的朋友也是关的关，死的死，靠边的靠边，谁也救不了他。就在1974年，骆宾基的问题刚刚得到解决，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立刻跑到聂家，第一件事便是要周颖给聂绀弩寄肉松和烧鸡。事后骆宾基被领导批判道：“你关的是国民党监狱，他关的是共产党监狱，你送什么东西？”
小琴、小新：《怀念聂伯》，《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但是，这丝毫没有吓住骆宾基，甚至找到茅盾，想托他带信给周总理。据骆宾基回忆：
1974年冬，我受好友聂绀弩同志夫人周颖大姐的嘱托，请求先生（按，指茅盾）见到周恩来总理时，能提出聂的问题来，以解其囚禁约七年之苦。
茅盾先生说：“聂绀弩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鲁迅先生也很器重他。让我向周恩来总理讲几句话，也是愿意的。可是，总理正在住医院，能不能在最近见到还是问题;就是有机会见到了，是不是能说上几句话，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得看机宜。”他特别谈到总理的病情、处境，说得非常恳切。
骆宾基：《痛念茅盾先生》，《书简·序跋·杂记》，第109—110页。
在非常岁月里，敢于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上几句话的，能有几人？
1976年11月2日，聂绀弩终于“特赦”回京，但政治问题并未解决。当时到车站迎接的只有三五人，包括朋友戴浩、骆宾基。 聂绀弩去世一周年后的春三月，骆宾基写了篇纪念文章，说：今天的读者可以想象到，“绀弩由于心脏及筋络老化而安然寿终，在我们这些金华、桂林、重庆与香港等地长期流亡相处的友辈之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哀思了！它的冲击力是缓慢的，却波及我们半个世纪的历史性回忆”，这种哀思胜于一般的哀念，“它是深含淡淡悲戚之疼的”！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六、业余作者高柏苍
1946年3月至10月，聂绀弩在重庆《商务日报》社任《茶座》副刊编辑。期间不仅编发郭沫若、陈白尘、冯雪峰、景宋、茅盾、秦牧等名家大家作品，也发了不少无名作者如余有虞的文章。据笔者统计，聂绀弩编发余有虞的文章有如下十篇：
《偶感》（余有虞），5月10日;
《说文弱》（余有虞），6月10日;
《我们在秽臭中》（余召虞），6月15日;（按，“召”字疑为“有”字之误植）
《书简》（余有虞），6月25日;
《小记》（余有虞），8月3日;
《隔壁》（余有虞），8月4日;
《王老元生》（余有虞），8月31日;
《风雨之夜》（余有虞），9月6日;
《尚无题》（余有虞），9月10日;
《法兰西内战》（余有虞），9月16日。
余有虞其实是业余作者、东北大学中文系学生高柏苍的笔名。白长青著《东北流亡文学总论》附录《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名录》中列有“高柏苍（笔名崔伯常、崔束、余有虞）”
白长青：《东北流亡文学总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49页。。尽管非常简略，但已十分难得。如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高柏苍（1916—2007），辽宁海城人。笔名崔伯常、崔束、余有虞、白常、影子、耿叔永等。1930年考入海城中学初中，“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复课后因日语发音不准挨老师打，逃学到沈阳上私立奉天日语学院。1934年考入奉天省立师范学校。1938年考上师道高等学校（后改为“国立”師道大学），参与作风刊行会
作风刊行会：1939年底，原满洲笔会的同人田兵、杨野、也丽、夷夫、安犀等在沈阳组成作风刊行会，并创办《作风》大型文学丛刊。的活动，主要写诗，也有散文和翻译，曾在沈阳《新青年》（第8卷第10期，1939年12月）发表小说《车上》。1941年，高柏苍以“崔束”的笔名撰文评价鲁迅，说他“对民族的魂灵注射，像起死回生的医生，像爱抚一大群儿女的母亲”，并且表示，“我们只知道先生是爱护我们的。是自己肯干，日夜不歇息的，是不顾自己的利害，为我们堵坝口的，我们只看见‘鲁迅’二字，热与爱，奋斗与悲哀，都晃荡在我们的眼前和心底了”
崔束：《鲁迅先生》，《大同报·我们的文学》1941年12月9日，第15版。。文章表达了“满洲国”文学青年对鲁迅的无限敬仰和爱戴。
1943年大学毕业，高柏苍到伪满锦州第一国高任教员。这时，原师大同学姚志学从祖国内地回来探亲，秘密为西安战干团招生，也借机接老母去大后方。高柏苍决心离开。在无法获得“出国证明”的情况下，经多人帮助，蒙混通过山海关，穿过沦陷区，于9月到达西安，进入战干团。1944年5月结业后，被编入临时战地督察队赴前线，后军队溃败。战干团给毕业学员发放路费，让他们自谋出路。11月，高柏苍前往西安城内的“沦陷区青年学运办事处”。经考核，他的学历被认可，拿到伪满吉林国立师道大学二班毕业证明书，据此得以考上位于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作为二年级插班生。同学中，遇到“满系”青年作家徐放、刘黑枷等人。高柏苍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并用“余有虞”的笔名为聂绀弩主编的重庆《商务日报·茶座》投稿。
1946年9月28日，东北大学复员大卡车终于开出校门出发了。几天之后，车队到达了复员的第一站——重庆。高柏苍回忆说：
我早想去看望重庆《商务日报茶座》主编、素不相识的聂绀弩先生，顺便取稿费。1946年10月4日，我和女朋友金素兰一起去找到报社二楼。聂绀弩先生正合衣睡在办公桌上，可能是头天晚上打夜班刚睡醒，翻身起来下地，穿一件风衣，好魁梧呀！
我做了自我介绍。聂绀弩先生高兴地说：“嗳呀，你是余有虞呀？”
我当时给《商务日报茶座》写稿用笔名“余有虞”。先生从头上到脚下，又从下到上，上上下下，打量良久，“哎呀呀，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当时上身穿一件1943年6月逃出伪满时在锦州用配给的更生布做的“协和服”，经冬历夏，连连穿用，这时前大襟已经破碎得一条一条的，领子飞边了，两个袖口儿也是一条―条的了;裤子的两个膝盖和臀部补丁摞补丁了。
我说明来意，很快取到了稿费。
“哎呀呀，这怎么行啊？马歇尔要来重庆，正整顿市容，要把你整顿进去的！不行！不行！”先生说着给我拿来一件深灰色芝麻线呢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服上衣，“换上，换上！”我迟疑一下，不好意思地脱下那件披一片挂一片的“协和服”，换上先生给我的芝麻线呢中山服，长一点儿。“长一点儿，”先生看了看，“也行吧！”
我们进屋时没注意屋里有谁，不知是原来就在屋里的呢，还是后来进来的，一位年轻同志爽朗地笑着说：“哎呀，你这裤子也不行啦！”说着，这位青年又给我找出一条青布裤子，我脱下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换上青布裤子，坐下来谈了一会儿。都谈些什么，记不清了，留在印象中的，只记得先生说，“现在写文章的人不多了，都走了！”高柏苍：《随东北大学复员沈阳》，齐红深编著：《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95—296页。
上文中的那位青年，是聂绀弩的同事陈落，这在其回忆聂的文章中找到了佐证：
冷静并不等于无情，也不是缺乏同情和热情。有一天下午，一个《茶座》的作者来找他，谈稿件的事情。我偶然碰上了，才知道他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叫高柏苍。他穿的一身衣服，比国民党部队的伙夫还要破烂，我们心里很难过，想帮助他一点东西。后来临走时由我找出一件旧的麻麻布中山装，绀弩送了一点钱，才结束了这场会见。这就是我们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陈落：《绀弩在重庆》，《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238页。
高柏苍随东北大学复员沈阳后，于1947年毕业。1948年9月分配到辽北省文协《鸭绿江》杂志社做编辑。1949年1月任辽北省文教厅科员，8月任兴城农科职业学校教导主任。1950年转任辽西省文教厅文化处文运科副科长、科长。1954年春，任辽西省文联《辽西文艺》编辑部负责人，同年9月任辽宁省文联《辽宁文艺》副主编。1955年8月至翌年6月受“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牵连被辽宁省公安厅拘留审查，1959年至1961年“反右”运动中下放农场劳动。1962年在辽宁省图书馆进行善本鉴定古籍整理，1980年任省图书馆社科咨询室负责人。2007年，高柏苍去世。
七、孟十还及其他东北作家
聂绀弩交往的其他东北作家还有孟十还、杨晦、塞克、孙陵和徐放等人，这里只选择前三位作一扼要介绍。
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期间，聂绀弩和孟十还同学，甚至还同住一个宿舍。1932年冬，孟十还主编的《中华日报》文艺副刊《十日文学》创刊，身处日本的聂绀弩应邀投稿，或创作，或译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2、1933年间，孟十还编发了聂绀弩的稿件二十多篇。1933年底，聂绀弩因在东京编反日刊物，被警察厅驱逐回国，在上海靠朋友周济与卖文为生。据其晚年回忆：“记得是一个阴冷的冬日，我在路上偶然碰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孟十还。他是浙江省政府的一个小官，在杭州编《十日文学》，孟十还在路上告诉我，林柏生想叫他来编《中华日报》，他不想来，连《十日文学》他也不想编了，因为当编辑太费脑筋又没有多大油水，不如做官清闲。他让我代他编，编辑费是六、七元一期……我怕林柏生不同意，孟说：‘林柏生看过你在日本时写给《十日文学》的文章，说你写得不错，他还想把《中华日报》交给你呐！’”
聂绀弩：《〈动向〉和〈海燕〉》，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1934年4月11日，《中华日报》文学副刊《动向》创刊。聂绀弩利用这个阵地，一面积极推动关于采用旧形式和大众语的讨论，一面以“耳耶”和“臧其人”作为笔名发表杂文，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这段时间，聂绀弩和孟十还俩人都和鲁迅过从甚密，书信不断。有一回，孟十还译了一篇果戈里的《五月的夜》叫聂绀弩给鲁迅先生。当时鲁迅主编的《译文》即将出版，却被新闻检查机关抽掉了好几篇稿子，页码不够了，恰好将孟十还的稿子全部补进去，一次全文发表了。孟十还得了不小的一笔稿费，并得以此一举崭露头角。聂绀弩就悄悄同他说：“你用稿费请一次客吧，也好表表心意……”于是由孟十还作东，请鲁迅夫妇、聂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和萧军夫妇等一帮朋友吃了一顿。
参见聂绀弩：《结识鲁迅》，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第286—287页。
鲁迅去世后的治丧办事处人员，其中就包括聂绀弩、萧军、孟十还等人。
参见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281页。鲁迅出殡那天，孟十还也和聂绀弩、萧军等一道成为16个抬棺人之一。
聂绀弩和塞克（陈凝秋）的结识相对稍晚。1937年8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卡尔登剧院召开紧急会议，当场通过了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的决议。除第九队因故未能组建，第十队和第十二队留沪工作外，其他各队在短短几天内完成准备工作，陆续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救亡演剧一队首先组成，队长是马彦祥，副队长袁牧之（后为宋之的），队员有陈波儿、袁牧之、崔嵬、贺绿汀、刘白羽、聂绀弩、塞克、王苹等人。
游思静：《抗战初期上海救亡演剧队研究（1937-1938）》，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救亡演剧队一经成立后，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他们是往西北方向走，路线是南京—汉口—郑州—开封—洛阳—西安。
参见宋昭：《妈妈的一生：王苹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36页。演剧队到达武汉后，聂绀弩留下来不走了，而塞克一直跟随到了西安，又到临汾。在临汾，塞克碰到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要求加入了。
1938年2月，聂绀弩一行来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碰巧与西战团的塞克相遇。3月初，因民族革命大学要撤离，聂绀弩等人便随西战团去西安宣传演出。西战团演出需要新的切合现实的剧本，在去西安的火车上，聂绀弩和萧红、端木蕻良被丁玲“拉夫”，协同塞克编写一个话剧。四人你一句我一句，确定了剧本的人物和情节，服务团成员陈正清、何慧做记录，塞克在车上分好了幕。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聂绀弩还和塞克、萧红、端木他们作诗联句玩。
黎舟、王昭编：《吼狮——塞克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559页。3月26日，汉口《新华日报》刊登消息称：“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爆发后几个最先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之一……最近因为塞克的加入，与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常就近帮助他们，他们的工作更加活跃。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四人给他们集体创作的编了一个剧——《突击》，在西安上演。”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新华日报》1938年3月26日，第4版。后来这个三幕剧本发表在胡风主编的汉口《七月》（总第十二期），署名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
与塞克再次相见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1949年8月3日，聂绀弩与黄药眠为团长的全国文代会代表东北参观团，坐火车抵达沈阳南站。时在东北文协工作的塞克、舒群等人到站欢迎，
《文代大会代表东北参观团抵沈》，《东北日报》1949年8月4日，第1版。并带领大家参观考察。
杨晦是早期东北作家，即东北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
参见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页。他1934年春由北平前往上海，1936年7月与鲁迅、茅盾、聂绀弩等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8年赴桂林从事教育工作，后又上西北任教。聂绀弩与杨晦的交集，笔者目前只看到一些零星史料。1941年9月20日，文协桂林分会在乐群社举行茶会，欢迎聂绀弩、杨晦、钟敬文等作家来桂工作。几天之后的9月26日下午，桂林《文化杂志》编辑部邀请聂绀弩、杨晦、彭燕郊、邵荃麟等作家举行文艺座谈会，讨论文学创作上的言语运用问题。1946年1月22日，重庆東北文化协会举行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聂绀弩和杨晦、骆宾基、周鲸文等人到会。 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06页。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会，聂绀弩和杨晦都参加了。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在青年剧院楼上青年宫举行扩大会议，历时一个多月，发言者有聂绀弩、杨晦、骆宾基、孔罗荪等人。1955年5月上旬，在中国文联组织下，聂绀弩和杨晦、胡可到江西各地参观访问，并应邀向江西文化知识界作报告。杨晦讲《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聂绀弩讲《关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参见王文英：《霜欺雪侮骨嶙峋》，《聂绀弩还活着》编辑小组编：《聂绀弩还活着》，第298页。5月30日，聂绀弩于庐山致信周扬说：“我和杨晦、胡可等同志由文联组织作对井冈山、瑞金等处访问的事，想已知道了。现已过一周，完成了两处之行，拟赴庐山游览三五天，顺便整理一下所得的材料之后，即转湘访问主席故乡，约六月中旬可返京。”
徐庆全：《历史扭曲了人格》，《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结语
聂绀弩与东北作家交往这一有趣现象的产生，既有偶然又有必然，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谢淑玲在《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中说：“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中，孤独和寂寞作为一种内在潜隐的情绪随处可见。”
谢淑玲：《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7页。并指出这种情绪生产的两个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生活体验。尤其是后者，通过列举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家庭出身，提出：“童年的不幸和孤独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原因的一致性，个人原因的相似性，东北流亡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具有孤独和寂寞的内在情绪。”
谢淑玲：《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第99页。非常巧合的是，聂绀弩的童年也是不幸和孤独的。聂绀弩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2岁生母去世，11岁生父去世，靠叔叔和叔母抚养，16岁时养父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聂绀弩从小身体瘦弱，经常挨打，养成了孤僻、怯懦性格，自然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所以聂绀弩与这些东北作家可谓同病相怜，乃至相知相亲。此外，聂绀弩身上的那种热心肠、讲义气、诚实守信、一言九鼎的江湖性格、处世风格，与东北人如出一辙、气味相投。
大革命之前，聂绀弩就背井离乡跑到十里洋场，东南西北转了一圈后重回上海，成为左联的主要骨干，并开始结交鲁迅、冯雪峰、邵荃麟等人。“九一八”之后，东北作家纷纷流亡关内，浪迹江湖。一些主要作家1934年前后“竟不约而同地奔向上海，聚集在左联，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选择”
白长青：《东北流亡文学总论》，第9页。。因为左联的影响确实很大，左翼文艺运动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文艺运动、主流文艺运动。东北作家骨子里有一种民族仇恨和改变命运的心理，他们的文学追求与左翼文学形成默契。
谢淑玲：《东北流亡作家的整体性审美追求》，第11页。所以，从精神影响上来说，左联核心人物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聂绀弩的思想和创作，同样影响着东北作家群。王富仁甚至判定：“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展。”
王富仁：《东北作家群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端木蕻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页。聂绀弩更是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同时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鲁迅杂文传統，以自己独特的风姿和出众的才华赫然独立。
全民抗战爆发后，东北作家们又撤离上海，先后奔向武汉、西安、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他们的流亡路线与聂绀弩的漂泊路线，很凑巧地重合在了一起。尤其是当1938年8月29日故乡京山县城被日机轰炸继而被日军占领之后，聂绀弩又与东北作家同样有着国破家亡的流亡者情绪。国恨家仇，为聂绀弩带来痛苦的情感积聚和创作素材。王富仁在论述东北作家时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们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实际生活命运提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们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的民族。他们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
王富仁：《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象征》，《端木蕻良》，第32页。诚哉此言。
总之，聂绀弩的朋友圈中东北作家之多，交往时间之长、情谊之深，甚于西北东南其他地区作家。东北作家带给聂绀弩写作的灵感源泉，聂绀弩的生命中因东北作家而多姿多彩;而聂绀弩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东北作家的成长与创作。今天，我们研究这种文学交游活动，正是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提出的文学“外部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它有助于我们打开研究视野，从侧面了解作家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分析作家创作的动机。因此，作家交游研究理应成为作家研究、文学流派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和方法。
如今，聂绀弩已经去世35周年了，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作家都成了古人。我们不知不觉进入到一个旷古未有的互联网时代，完全是聂绀弩所处时代无法想象的。网络化的交往超越了时空限制，消除了“这里”和“那里”的界限，拓展了人际交往领域，让人际关系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别是微信朋友圈的诞生，使得居住在不同国界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交往。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网络的全球性也使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加疏远和冷漠，甚至产生信任危机。聂绀弩与东北作家们的那种诚挚感情，今后还会存在么？如果作家沉溺于网络的“虚拟时空”，不愿直面现实生活，还能诞生像聂绀弩和东北作家群那样的作家，写出现实主义作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