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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基于公众满意度的政府公共服务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备受关注，公众满意度测评现在作为一项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指标，在国外的公共管理领域早已兴起，而国内对政府公众满意度测评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将阐述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必要性和其所遇到的挑战，阐明公众满意度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并通过住房“限购令”意见的问卷调查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公众满意度；公共政策；住房限购；购房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4-000-01
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的重要性
公共政策的作用是为了指导和规范相关机构或个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各种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此来实现公共利益。一个完善的政治市场类似于经济市场，公共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与经济行为非常相似，经济行为可以由成本收益函数来评定，那么公共政策评定也可以通过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
（一）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的明确要求
许多学者以及政府研究人员在借鉴国内外公共管理改革的思路和一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符合我国发展道路的政府机制改革理念。然而由于相关学术理念的局限性，故而还未形成系统的体系。公众满意度的测评恰好可以在政府决策前进行有利的尝试，对政府决策的时间、空间合理性进行预估，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成效性，显著提升政府的决策水平。
（二）提升政策认同感的必由之路
政策认同是政策能够更好地进行执行的前提，决定着政策执行的结果，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认同感。一项政策初步制定完毕后，要想让政策效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政策认同感的提升就很重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政策制定主体（政府）能够重视公众的政策认同感，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同公众的联系，使公众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更加了解政策内涵，那么政策执行的阻力就会相应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住房限购令民意调查》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南京各个管辖区进行随机走访，共计收回有效问卷2120份。其中，78.3%的调查对象拥有自己的住房，面积以60-150平方米为主，他们购房的目的大多出于住房需要。仅有11.32%的调查对象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而年收入在30000-50000之间的人数最多，占到了总人数的35.85%；与此同时仍然有21.23%的人年收入在30000以下。
在限购令取消之前，71.7%的调查对象没有购房的想法；而在其取消之后，渴望购房率从先前的28.3%上升至48.58%，几乎是翻了一翻。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限购令取消前，政府对贷款存在种种的限制，加上二手房交易5年后才能免税的规定，导致人们的低购房欲，但在限购令取消后贷款限制不再存在，因此房地产市场大为改观。
调查结果显示，20.28%的人认为限购令的取消弊大于利，46.23%的人认为弊小于利，33.49%的人认为不好说，持观望态度。在取消限购政策出台当日，南京的多座楼盘便贴出了涨价的公示，这正是许多人的疑虑：限购“松绑”是否就意味着房价飙升？大多数人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当然限购令取消的影响我们也只能通过日后楼市走势以及房价的变化才可以看出。
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所面临的挑战与建议
由上述调研结果可见，民众意见与住房限购政策的走向密不可分，因此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是必要的，但由于各种因素，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却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首先，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具体的指标体系还很欠缺。就现状来看，我国在政府绩效评估及公众满意度测评领域的研究都还较为稚嫩，使得研究因素体系也无法尽善尽美。
其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方政府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其选拔出的公众代表往往不能代表全部的公众群体发声，也就是不具备代表性。第二，我国政府在管理体制中不少官员仍受“官本位”的落后思想的影响，对公众满意度测评这个制度本身就有一定的排斥不屑心理，所以往往造成公众满意度测评变成面子工程，流于形式。第三，政府未铺好合法制度化的测评渠道。
因此，政府必须要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程序，使得公众满意度测评体系指标更加完善、有说服力。同时，提高政府官员的思想水平，使满意度测评不再流于形式，否决面子工程。
参考文献：
[1]柯联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以当代中国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2005.
[2]李学余.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
[3]梁宸.公众对于政府绩效满意度评价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4]刘贵忠.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5.
作者简介：蒋 静（1994-），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
韩润苗（1995-），女，汉族，江苏扬州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
韩偲偲（1995-），女，汉族，江苏苏州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由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511287013Z）资助。
关键词：公众满意度；公共政策；住房限购；购房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4-000-01
一、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的重要性
公共政策的作用是为了指导和规范相关机构或个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各种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此来实现公共利益。一个完善的政治市场类似于经济市场，公共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与经济行为非常相似，经济行为可以由成本收益函数来评定，那么公共政策评定也可以通过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
（一）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的明确要求
许多学者以及政府研究人员在借鉴国内外公共管理改革的思路和一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符合我国发展道路的政府机制改革理念。然而由于相关学术理念的局限性，故而还未形成系统的体系。公众满意度的测评恰好可以在政府决策前进行有利的尝试，对政府决策的时间、空间合理性进行预估，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成效性，显著提升政府的决策水平。
（二）提升政策认同感的必由之路
政策认同是政策能够更好地进行执行的前提，决定着政策执行的结果，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认同感。一项政策初步制定完毕后，要想让政策效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政策认同感的提升就很重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政策制定主体（政府）能够重视公众的政策认同感，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同公众的联系，使公众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更加了解政策内涵，那么政策执行的阻力就会相应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住房限购令民意调查》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南京各个管辖区进行随机走访，共计收回有效问卷2120份。其中，78.3%的调查对象拥有自己的住房，面积以60-150平方米为主，他们购房的目的大多出于住房需要。仅有11.32%的调查对象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而年收入在30000-50000之间的人数最多，占到了总人数的35.85%；与此同时仍然有21.23%的人年收入在30000以下。
在限购令取消之前，71.7%的调查对象没有购房的想法；而在其取消之后，渴望购房率从先前的28.3%上升至48.58%，几乎是翻了一翻。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限购令取消前，政府对贷款存在种种的限制，加上二手房交易5年后才能免税的规定，导致人们的低购房欲，但在限购令取消后贷款限制不再存在，因此房地产市场大为改观。
调查结果显示，20.28%的人认为限购令的取消弊大于利，46.23%的人认为弊小于利，33.49%的人认为不好说，持观望态度。在取消限购政策出台当日，南京的多座楼盘便贴出了涨价的公示，这正是许多人的疑虑：限购“松绑”是否就意味着房价飙升？大多数人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当然限购令取消的影响我们也只能通过日后楼市走势以及房价的变化才可以看出。
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所面临的挑战与建议
由上述调研结果可见，民众意见与住房限购政策的走向密不可分，因此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是必要的，但由于各种因素，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却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首先，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具体的指标体系还很欠缺。就现状来看，我国在政府绩效评估及公众满意度测评领域的研究都还较为稚嫩，使得研究因素体系也无法尽善尽美。
其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方政府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其选拔出的公众代表往往不能代表全部的公众群体发声，也就是不具备代表性。第二，我国政府在管理体制中不少官员仍受“官本位”的落后思想的影响，对公众满意度测评这个制度本身就有一定的排斥不屑心理，所以往往造成公众满意度测评变成面子工程，流于形式。第三，政府未铺好合法制度化的测评渠道。
因此，政府必须要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满意度测评程序，使得公众满意度测评体系指标更加完善、有说服力。同时，提高政府官员的思想水平，使满意度测评不再流于形式，否决面子工程。
参考文献：
[1]柯联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以当代中国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2005.
[2]李学余.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
[3]梁宸.公众对于政府绩效满意度评价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4]刘贵忠.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5.
作者简介：蒋 静（1994-），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
韩润苗（1995-），女，汉族，江苏扬州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
韩偲偲（1995-），女，汉族，江苏苏州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由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511287013Z）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