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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同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他非凡的才能，成效卓著地予以贯彻执行，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世界政要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谈判家”，“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今年3月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笔者收集整理周恩来与国际友人真情交往的故事，以此纪念周恩来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罗别愁：他如磁石一样把你吸过去
罗别愁，1899年6月21日出生于捷克的卡洛维发利城。青年時代在莱比锡和布拉格两次获得牙科博士学位。1939年，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践踏了她的国家，仓惶中她领着15岁的儿子逃亡到南美洲，后又转往美国。在美国，当她得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正在为中国物色牙科医生，其宗旨是要帮助所有在二次大战中因抗击法西斯而遭遇不幸的人们时，她极力要求到中国去工作，借以实现她梦寐以求的去中国解放区的愿望。凭着博士文凭和她自愿的申请，“联总”批准了她的要求。1946年5月，罗别愁乘飞机到达上海后，“联总”即把她派往太原工作。
1946年11月4日，罗别愁搭乘一架小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当晚，傅连璋、苏井观两位卫生部长陪她共进晚餐，罗别愁表示，“虽然我晓得这里物质生活条件差，但我喜欢这里的民主”，我“希望尽我的力量，我不晓得能帮助多少，或者竟成为大家的麻烦”。傅、苏两位部长热情欢迎她来延安帮助工作。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罗别愁参观了延安的白求恩和平医院门诊部，下午就开始和同志们共同工作了。她领导一个牙科诊所，每天上午给40名学生教授牙科基本知识。下午为患者治病。在为中共领导人治病中，结识了仪表英俊、才思敏捷的周恩来。在交往过程中，她听了周恩来分析局势的谈话之后，对周恩来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当时，国共双方内战已经开始。罗别愁担心，国共双方交战，共产党要吃亏，因国民党不仅拥有较好的武器，而且得到外国援助。共产党却十分艰苦，且武器装备也很落后。事后罗别愁回忆说，周恩来的谈话，几乎是直接对着她的想法讲的。“他的两眼洋溢着智慧之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语言生动、机智，令人信服。他不时地爆发出一阵洒脱的大笑，脸上熠熠生辉，他如磁力强大的一块磁石，坚实有力，能抓着你，把你吸过去。”周恩来的讲话，驱散了罗别愁心头的疑云，也坚定了她同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从此，她和周恩来翻山越岭、转战陕北。即使在接到“联总”的调令时，她仍然一方面致电，一方面还亲自到北平“联总”办事处交涉，要求延长其在延安的时间。由于她留延之心异常坚定，也由于周恩来和苏井观从中斡旋，“联总”终于同意她回延安再工作3个月。
1947年5月，“联总”安排的限期已满，罗别愁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晋绥解放区。临行前，贺龙设宴欢送，并赠予绣有“热爱中国人民”六个大字的红绸锦旗一面，以示感谢。年底，罗别愁辗转到达上海后，又经巴黎、瑞典、波兰，直到1948年2月才平安回到布拉格。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底，罗别愁生活、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间，总共不到7个月。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这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却使她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53年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逝世。正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于17日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捷克，参加哥特瓦尔德葬礼，17日下午，周恩来偕同郭沫若等到捷克总统府向哥特瓦尔德遗体告别，敬献花圈，并在灵前守灵。
听到报道后，罗别愁激动万分，于3月18日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知道你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参加我们亲爱的哥特瓦尔德总统的殡仪。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和我国那些欢迎你的人，一同去欢迎你。……你亲自代表我在中国时所热爱和钦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来访问我国，表示同情。这一事实，就是我们这些悲哀的日子里的很大安慰，而且我知道许多朋友都跟我有同感。”“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捷克女牙科医生），我曾在1946年秋来到延安，在第一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先在延安后在山区里工作。如果你不记得我，请不必介意我给你写的这封信。知道你在我国内，我很希望有机会亲自见到你和你握手。”
遗憾的是，周恩来公务繁忙，没有能和罗别愁大夫见面，但他怎么也忘不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4月30日，周恩来写了给罗大夫的回信。亲爱的罗大夫：
你三月十八日的信收到了。
我很遗憾，我这次到捷克参加哥特瓦尔德总统的葬礼时未能遇见你。对于曾经在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
周恩来的信，给了罗别愁极大的安慰，温暖了她的心。她越发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了。当她得知195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消息时，4月29日致电周恩来。电文中说：“请接受我对你的再度当选所表示的最热烈的祝愿。”“作为人民中国忠实和真诚的朋友。我再次表达我的良好祝愿。”“祝你身体健康，以便能担负你面临的重大任务，并且取得更多的成就。”
5月15日，周恩来写给罗别愁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玛格达莲娜·罗别愁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侯，承来函祝贺，谨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我的同志们经常愉快地回忆起你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与中国人民一同进行艰苦斗争的情景，并十分感谢你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祝你身体健康，并在为人民造福的医务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邓颖超同志向你致意。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于北京
周恩来的两封诚挚热情的信，以及我驻捷使馆派人对她的探望，更激起她尽早访问中国的热望。她急切地希望率领一个医疗小组和携带设备到新中国建立一个诊所，为联结捷中友谊的纽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60年，她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递交了一封申请书，动情地历述了她受“联总”派遣，自愿到中国解放区，在延安第一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情况，她殷切地要求重访、考察中国，因为她“热爱并尊敬这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她感到“和他们已结为一体”，而且“十五年前的情况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现在，她还可以出上一把力”，使联结捷中“两国友谊的纽带联得更牢”，“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她请求“把我派到中国去，我将不胜自豪与感激。”但她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
1968年8月20日，罗别愁到西德探亲，后来定居西德，进了西德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社团养老院，不久成为法兰克福德中友协主席。
20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用录音机，把对中国的回忆录在磁带上。即使在她的健康日益衰弱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中国，怀念中国的领袖和人民。当西德朋友埃林问她：“回忆在延安的那段时光，你觉得哪些东西经久不忘，印象最深”时，77岁高龄的罗别愁回答说：“我在延安能有机会认识战斗的中国的领袖人物，印象迄今难忘。……但是，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是普通的中国人。”捧着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信，她激动万分。可是罗大夫再也没有精力长途奔波，重访中国了。在离开人世前的一个星期，她还到波恩的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祝贺我国国庆。罗大夫遗嘱的最后一项，是嘱托忠诚于德中友谊的埃林，把她珍藏的一些中国革命文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她的照片，周恩来、朱德写给她的信，贺龙将军送她的锦旗等，转送给中国。1977年10月10日，国际友人罗别愁离开了人世。
卓别林：“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在景色秀丽的日内瓦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幢白色的老式三层建筑物，名叫花山别墅，1954年夏，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曾下榻于此处。当时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周恩来与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
早在上世纪初卓别林的喜剧短片刚刚传入中国时，周恩来就曾观赏过，对这位具有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大师的印象十分深刻。在这次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有机会又一次看到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故事片《城市之光》，对这位天才电影藝术家娴熟而巧妙地将深沉悲怆与幽默笑料容为一炉的精湛技能更为叹服。当他得知卓别林因从事进步电影文化受到美国反动势力迫害，不得不满怀愤慨举家离开生活近40年的美国，卜居于瑞士韦威镇的一个僻静小村庄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一家前来作客。
卓别林接到中国代表团转达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电话后，既很兴奋，又感不安。尽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30年代初赴东方旅行时曾乘船途经上海作短暂停留，与梅兰芳等中国艺术家还有过交往，但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的高级党政领导人，还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因而怀有一种敬畏心理。然而，令卓别林意外的是当他与家人如约来到花山别墅时，周恩来笑容满面地站在寓所的台阶上迎候。
“啊，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周恩来紧握着卓别林的手，热情洋溢地称赞他的艺术才能，尤其提到刚刚看过的《城市之光》这部抨击资本主义弊端的影片。这番话语在正遭受政治迫害厄运的卓别林听来，非同一般见面伊始的“寒暄”。
此时美国当局已宣布禁映其影片，并不准其再入境，而来自中国正成为日内瓦会议风云人物的周恩来总理，却以如此亲切的口吻表示尊敬和赞扬，卓别林感到一股暖流涌入心际。原先觉得自己与周恩来之间存在的某种障碍，顷刻间烟消云散。当他随同周恩来走进客厅落座后，立即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卓别林首先关切地问起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急于知道会议所讨论的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有无结果。这次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后第一次坐到一起，因而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总理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一方面尖锐揭露杜勒斯之流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一方面抓住各种机会做好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联谊工作。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越过种种障碍，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当周恩来坦然地平静地告诉卓别林“一切都和平解决了”时，这位曾以电影艺术为武器同法西斯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国际和平战士，会心而欣慰地笑了起来，连声称赞周恩来“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为日内瓦会议作出了积极贡献”，对周恩来的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和杰出的外交家才干深表钦佩。
随后，周恩来又应卓别林的要求，介绍了中国革命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在此以前，卓别林就曾听说过许多这方面的传闻，当他再一次从周恩来的口中，证实了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濒临绝境的革命军队，如何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组织下重振军威，仍觉得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然而，曾与毛泽东一同参加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的周恩来，此刻就端坐在自己的对面，显得是那么沉着和年轻。他在惊奇之中终于信服了。卓别林以惯有的幽默口吻开玩笑说：“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周恩来听了爽朗地仰首大笑。当卓别林听周恩来讲述共产党凯旋进入北京城的盛况，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面对几十万人欢呼的浪潮流下热泪，这一细节使他深为震动，陷入思索之中。 在周恩来结束了介绍之后，卓别林回忆起1936年路经上海时所见到的中国人民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悲惨生活情景，感叹地说中国真地变了，恳切地表示希望有机会再去看看新中国。周恩来当即热情地请他访问中国，卓别林欣然接受邀请。
会见快近中午，周恩来请卓别林及家人共进午餐。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致良好祝愿。卓别林说，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面对满桌佳酿美肴，卓别林赞誉不绝。他指着面前的茅台酒夸奖道：“这种中国香槟才是真正男子喝的酒！”又试探地问能否允许带上一瓶回去作纪念？
周恩来当即答应送他两瓶。当香酥鸭端上来时，卓别林乐不可支。他品尝后连连称许说：“香酥鸭美香脆，真是色、香、味、形俱佳。”
他还饶有兴味地讲起自己曾到许多国家，无论走到哪里，那儿的人们就学他鸭子步来表示欢迎，说着，卓别林站起身来表演了几段鸭子步，顿时，席间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餐后，卓别林兴犹未尽。他说：“今天吃得满意，谈得高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接着，又以颇为遗憾和惋惜的口吻讲，“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没有来，未能尝到中国的美味佳肴。”他说得无心，周恩来听了却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将另一只做好备用的香酥鸭和烧饼包上，让卓别林家人带回去给没有来的孩子尝一尝。此情此景令卓别林异常激动和惊讶。
与周恩来是初次见面，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却能给予身处逆境的自己如此真挚细致的关怀，实在没有想到，不禁久久地注视着周恩来。为了感谢所受到的盛情款待，卓别林特意提出将所主演的影片《舞台生涯》赠送给周恩来。
长达7个小时的愉快会见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又和卓别林及其家人合影留念。握手告别时，卓别林再次激动地说：“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送走卓别林后，周恩来总理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
这次会见给卓别林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进一步增进了他热爱、关心中国的友好感情。不久，他在瑞士看到我国拍摄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感动得流下眼泪，告诉中国记者：“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又说：“你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希望你们充分发掘优秀的文化传统。”
后来，中国艺术团、中国木偶艺术团赴巴黎演出，卓别林都曾携带家人专程赶去观看，推崇备至。
露丝·史密斯：我要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文革”前夕，居住在友谊宾馆和散居于北京各处的外国专家，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深切地了解外国专家的价值，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使者，又是连结各地人民友谊的桥梁。
1973年3月8日，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里人声鼎沸，中联部、外交部和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庆祝“三八”节茶话会，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专家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邀请出席。
周恩来、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严峻，林彪集团虽然已“折戟沉沙”，被赶出历史舞台，但是，“四人帮”却正在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暗中将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勇气，向江青等人推行的极“左”路线勇敢宣战，维护了正确的国际主义原则。
外国专家看到周恩来亲临茶会，不禁为之欢欣雀跃。会议开始，周恩来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对党的政策包括外专政策的破坏和干扰，介绍了批林的情况。接着周恩来对“文革”给专家們造成的痛苦和不幸，逐个赔礼道歉。
他谈到露丝·史密斯的遭遇（史密斯早年信仰共产主义，曾参与创建了英国共产党。1962年，史密斯已经71岁了，她不顾年高体弱，离别亲人来到中国。史密斯先在外文局工作，后被新华社聘为英语专家，“文革”开始后，受到不公正冷遇。周恩来听到了史密斯的情况，动情地说：“她回去后确实是说中国的好话，这样一个英国同志，我们对她不住的……”1971年，正逢史密斯80大寿。她生日这天，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带着生日蛋糕来看望她，并且邀请她再次到中国工作。史密斯高兴极了，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两次向她表示歉意。史密斯就坐在周恩来身边，她严峻的脸上凝聚着理解的感动。
周恩来对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经离开中国的劳埃德、米尔顿、雷克等专家的现状表示关心，欢迎他们再一次来中国，以弥补我们没有照顾好他们的过失。
周恩来向被诬陷入狱、刚获得自由不久的柯鲁克、爱泼斯坦、丘茉莉、夏皮诺等专家赔礼道歉，并内疚地说：“让你们受苦了！”
当周恩来向专家们一个个表示歉意时，大厅里安静极了。专家们想不到他们尊敬的中国总理这样坦诚，这样勇于承担责任，这样痛痛快快地自我批评。许多专家听着、思索着，眼里饱含着泪水。一些女专家或专家的妻子，不时掏出手绢，擦去流出的眼泪。在讲话的最后，周恩来充满豪情地说：“今后我们一视同仁，像一家人一样地生活，好不好？‘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节日，我们来个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
周恩来的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了。他又端起酒杯，挨桌去敬酒，同每一张桌子旁的外国专家及家属碰杯，祝贺节日愉快。
米勒全家也出席了茶会，周恩来握着米勒的手说：“非常高兴你继续留在中国，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吧！”
米勒十分激动地说：“请总理放心，我早已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叶文茜一家的桌子边，周恩来指着魁伟英俊的青年问：“这就是你的孩子吧？”
叶良侠向总理问好，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周恩来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已经让下边帮助你解决。来，为你的生活美好、全家幸福，干一杯！”
全家人感动地喝下这杯盛满盛情的酒。
那天在会上，专家们注意到周恩来的健康欠佳，只是爽朗的笑声和精明的举止掩盖了这一点。很久以后才知道，从一年前开始，不治之症已经侵蚀总理的躯体，他正在用有限的生命作拨乱反正的最后搏击。
周总理“三八”节讲话在外国专家中引起了强烈地反响，他们从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舒畅。他们久久议论着，并写信告诉国外的亲朋好友……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新西兰专家雷克，这时已离开中国。当他在新西兰收到柯鲁克等朋友发来的信，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后，心情激动不已。不久后，我国驻新西兰大使又约见雷克，正式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精神，并欢迎他重返中国工作。雷克夫妇非常感动，他们联名给周恩来写信，表示十分感谢和珍视周恩来的盛情，尽管他们不能立即来华工作，但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中国来，让他们为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
“三八”节讲话中提到的英国专家劳埃德，这时在英国陷入贫病交加的悲惨境地。他没房屋，只好和夫人一起挤在岳母家中。劳埃德精神失常，他岳母瘫痪在床，一个人靠微薄的救济金为生，连最低生活标准也难以维持。
为了落实总理讲话精神，我国驻英机构找到劳埃德夫妇，并代表总理请他们到中国来治病。
1973年8月，劳埃德夫妇飞抵北京。由于疾病的折磨，劳埃德已经痴呆，语言和行动都出现了障碍。他立即被送往医院检查，确诊为带忧郁色彩的神经官能症，经过10多天的精心治疗，劳埃德病情大有好转，逐渐恢复了记忆和语言功能。
不论过去了多久，外国专家们提起“三八”节讲话，心底都充满了激情。周恩来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畏的勇气和高尚的品质，使他们终生难忘。
罗别愁：他如磁石一样把你吸过去
罗别愁，1899年6月21日出生于捷克的卡洛维发利城。青年時代在莱比锡和布拉格两次获得牙科博士学位。1939年，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践踏了她的国家，仓惶中她领着15岁的儿子逃亡到南美洲，后又转往美国。在美国，当她得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正在为中国物色牙科医生，其宗旨是要帮助所有在二次大战中因抗击法西斯而遭遇不幸的人们时，她极力要求到中国去工作，借以实现她梦寐以求的去中国解放区的愿望。凭着博士文凭和她自愿的申请，“联总”批准了她的要求。1946年5月，罗别愁乘飞机到达上海后，“联总”即把她派往太原工作。
1946年11月4日，罗别愁搭乘一架小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当晚，傅连璋、苏井观两位卫生部长陪她共进晚餐，罗别愁表示，“虽然我晓得这里物质生活条件差，但我喜欢这里的民主”，我“希望尽我的力量，我不晓得能帮助多少，或者竟成为大家的麻烦”。傅、苏两位部长热情欢迎她来延安帮助工作。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罗别愁参观了延安的白求恩和平医院门诊部，下午就开始和同志们共同工作了。她领导一个牙科诊所，每天上午给40名学生教授牙科基本知识。下午为患者治病。在为中共领导人治病中，结识了仪表英俊、才思敏捷的周恩来。在交往过程中，她听了周恩来分析局势的谈话之后，对周恩来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当时，国共双方内战已经开始。罗别愁担心，国共双方交战，共产党要吃亏，因国民党不仅拥有较好的武器，而且得到外国援助。共产党却十分艰苦，且武器装备也很落后。事后罗别愁回忆说，周恩来的谈话，几乎是直接对着她的想法讲的。“他的两眼洋溢着智慧之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语言生动、机智，令人信服。他不时地爆发出一阵洒脱的大笑，脸上熠熠生辉，他如磁力强大的一块磁石，坚实有力，能抓着你，把你吸过去。”周恩来的讲话，驱散了罗别愁心头的疑云，也坚定了她同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从此，她和周恩来翻山越岭、转战陕北。即使在接到“联总”的调令时，她仍然一方面致电，一方面还亲自到北平“联总”办事处交涉，要求延长其在延安的时间。由于她留延之心异常坚定，也由于周恩来和苏井观从中斡旋，“联总”终于同意她回延安再工作3个月。
1947年5月，“联总”安排的限期已满，罗别愁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晋绥解放区。临行前，贺龙设宴欢送，并赠予绣有“热爱中国人民”六个大字的红绸锦旗一面，以示感谢。年底，罗别愁辗转到达上海后，又经巴黎、瑞典、波兰，直到1948年2月才平安回到布拉格。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底，罗别愁生活、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间，总共不到7个月。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这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却使她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53年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逝世。正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于17日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捷克，参加哥特瓦尔德葬礼，17日下午，周恩来偕同郭沫若等到捷克总统府向哥特瓦尔德遗体告别，敬献花圈，并在灵前守灵。
听到报道后，罗别愁激动万分，于3月18日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知道你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参加我们亲爱的哥特瓦尔德总统的殡仪。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和我国那些欢迎你的人，一同去欢迎你。……你亲自代表我在中国时所热爱和钦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来访问我国，表示同情。这一事实，就是我们这些悲哀的日子里的很大安慰，而且我知道许多朋友都跟我有同感。”“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捷克女牙科医生），我曾在1946年秋来到延安，在第一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先在延安后在山区里工作。如果你不记得我，请不必介意我给你写的这封信。知道你在我国内，我很希望有机会亲自见到你和你握手。”
遗憾的是，周恩来公务繁忙，没有能和罗别愁大夫见面，但他怎么也忘不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4月30日，周恩来写了给罗大夫的回信。亲爱的罗大夫：
你三月十八日的信收到了。
我很遗憾，我这次到捷克参加哥特瓦尔德总统的葬礼时未能遇见你。对于曾经在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
周恩来的信，给了罗别愁极大的安慰，温暖了她的心。她越发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了。当她得知195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消息时，4月29日致电周恩来。电文中说：“请接受我对你的再度当选所表示的最热烈的祝愿。”“作为人民中国忠实和真诚的朋友。我再次表达我的良好祝愿。”“祝你身体健康，以便能担负你面临的重大任务，并且取得更多的成就。”
5月15日，周恩来写给罗别愁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玛格达莲娜·罗别愁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侯，承来函祝贺，谨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我的同志们经常愉快地回忆起你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与中国人民一同进行艰苦斗争的情景，并十分感谢你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祝你身体健康，并在为人民造福的医务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邓颖超同志向你致意。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于北京
周恩来的两封诚挚热情的信，以及我驻捷使馆派人对她的探望，更激起她尽早访问中国的热望。她急切地希望率领一个医疗小组和携带设备到新中国建立一个诊所，为联结捷中友谊的纽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60年，她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递交了一封申请书，动情地历述了她受“联总”派遣，自愿到中国解放区，在延安第一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情况，她殷切地要求重访、考察中国，因为她“热爱并尊敬这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她感到“和他们已结为一体”，而且“十五年前的情况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现在，她还可以出上一把力”，使联结捷中“两国友谊的纽带联得更牢”，“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她请求“把我派到中国去，我将不胜自豪与感激。”但她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
1968年8月20日，罗别愁到西德探亲，后来定居西德，进了西德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社团养老院，不久成为法兰克福德中友协主席。
20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用录音机，把对中国的回忆录在磁带上。即使在她的健康日益衰弱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中国，怀念中国的领袖和人民。当西德朋友埃林问她：“回忆在延安的那段时光，你觉得哪些东西经久不忘，印象最深”时，77岁高龄的罗别愁回答说：“我在延安能有机会认识战斗的中国的领袖人物，印象迄今难忘。……但是，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是普通的中国人。”捧着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信，她激动万分。可是罗大夫再也没有精力长途奔波，重访中国了。在离开人世前的一个星期，她还到波恩的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祝贺我国国庆。罗大夫遗嘱的最后一项，是嘱托忠诚于德中友谊的埃林，把她珍藏的一些中国革命文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她的照片，周恩来、朱德写给她的信，贺龙将军送她的锦旗等，转送给中国。1977年10月10日，国际友人罗别愁离开了人世。
卓别林：“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在景色秀丽的日内瓦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幢白色的老式三层建筑物，名叫花山别墅，1954年夏，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曾下榻于此处。当时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周恩来与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
早在上世纪初卓别林的喜剧短片刚刚传入中国时，周恩来就曾观赏过，对这位具有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大师的印象十分深刻。在这次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有机会又一次看到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故事片《城市之光》，对这位天才电影藝术家娴熟而巧妙地将深沉悲怆与幽默笑料容为一炉的精湛技能更为叹服。当他得知卓别林因从事进步电影文化受到美国反动势力迫害，不得不满怀愤慨举家离开生活近40年的美国，卜居于瑞士韦威镇的一个僻静小村庄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一家前来作客。
卓别林接到中国代表团转达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电话后，既很兴奋，又感不安。尽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30年代初赴东方旅行时曾乘船途经上海作短暂停留，与梅兰芳等中国艺术家还有过交往，但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的高级党政领导人，还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因而怀有一种敬畏心理。然而，令卓别林意外的是当他与家人如约来到花山别墅时，周恩来笑容满面地站在寓所的台阶上迎候。
“啊，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周恩来紧握着卓别林的手，热情洋溢地称赞他的艺术才能，尤其提到刚刚看过的《城市之光》这部抨击资本主义弊端的影片。这番话语在正遭受政治迫害厄运的卓别林听来，非同一般见面伊始的“寒暄”。
此时美国当局已宣布禁映其影片，并不准其再入境，而来自中国正成为日内瓦会议风云人物的周恩来总理，却以如此亲切的口吻表示尊敬和赞扬，卓别林感到一股暖流涌入心际。原先觉得自己与周恩来之间存在的某种障碍，顷刻间烟消云散。当他随同周恩来走进客厅落座后，立即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卓别林首先关切地问起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急于知道会议所讨论的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有无结果。这次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后第一次坐到一起，因而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总理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一方面尖锐揭露杜勒斯之流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一方面抓住各种机会做好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联谊工作。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越过种种障碍，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当周恩来坦然地平静地告诉卓别林“一切都和平解决了”时，这位曾以电影艺术为武器同法西斯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国际和平战士，会心而欣慰地笑了起来，连声称赞周恩来“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为日内瓦会议作出了积极贡献”，对周恩来的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和杰出的外交家才干深表钦佩。
随后，周恩来又应卓别林的要求，介绍了中国革命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在此以前，卓别林就曾听说过许多这方面的传闻，当他再一次从周恩来的口中，证实了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濒临绝境的革命军队，如何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组织下重振军威，仍觉得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然而，曾与毛泽东一同参加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的周恩来，此刻就端坐在自己的对面，显得是那么沉着和年轻。他在惊奇之中终于信服了。卓别林以惯有的幽默口吻开玩笑说：“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周恩来听了爽朗地仰首大笑。当卓别林听周恩来讲述共产党凯旋进入北京城的盛况，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面对几十万人欢呼的浪潮流下热泪，这一细节使他深为震动，陷入思索之中。 在周恩来结束了介绍之后，卓别林回忆起1936年路经上海时所见到的中国人民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悲惨生活情景，感叹地说中国真地变了，恳切地表示希望有机会再去看看新中国。周恩来当即热情地请他访问中国，卓别林欣然接受邀请。
会见快近中午，周恩来请卓别林及家人共进午餐。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致良好祝愿。卓别林说，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面对满桌佳酿美肴，卓别林赞誉不绝。他指着面前的茅台酒夸奖道：“这种中国香槟才是真正男子喝的酒！”又试探地问能否允许带上一瓶回去作纪念？
周恩来当即答应送他两瓶。当香酥鸭端上来时，卓别林乐不可支。他品尝后连连称许说：“香酥鸭美香脆，真是色、香、味、形俱佳。”
他还饶有兴味地讲起自己曾到许多国家，无论走到哪里，那儿的人们就学他鸭子步来表示欢迎，说着，卓别林站起身来表演了几段鸭子步，顿时，席间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餐后，卓别林兴犹未尽。他说：“今天吃得满意，谈得高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接着，又以颇为遗憾和惋惜的口吻讲，“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没有来，未能尝到中国的美味佳肴。”他说得无心，周恩来听了却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将另一只做好备用的香酥鸭和烧饼包上，让卓别林家人带回去给没有来的孩子尝一尝。此情此景令卓别林异常激动和惊讶。
与周恩来是初次见面，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却能给予身处逆境的自己如此真挚细致的关怀，实在没有想到，不禁久久地注视着周恩来。为了感谢所受到的盛情款待，卓别林特意提出将所主演的影片《舞台生涯》赠送给周恩来。
长达7个小时的愉快会见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又和卓别林及其家人合影留念。握手告别时，卓别林再次激动地说：“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送走卓别林后，周恩来总理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
这次会见给卓别林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进一步增进了他热爱、关心中国的友好感情。不久，他在瑞士看到我国拍摄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感动得流下眼泪，告诉中国记者：“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又说：“你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希望你们充分发掘优秀的文化传统。”
后来，中国艺术团、中国木偶艺术团赴巴黎演出，卓别林都曾携带家人专程赶去观看，推崇备至。
露丝·史密斯：我要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文革”前夕，居住在友谊宾馆和散居于北京各处的外国专家，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深切地了解外国专家的价值，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使者，又是连结各地人民友谊的桥梁。
1973年3月8日，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里人声鼎沸，中联部、外交部和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庆祝“三八”节茶话会，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专家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邀请出席。
周恩来、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严峻，林彪集团虽然已“折戟沉沙”，被赶出历史舞台，但是，“四人帮”却正在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暗中将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勇气，向江青等人推行的极“左”路线勇敢宣战，维护了正确的国际主义原则。
外国专家看到周恩来亲临茶会，不禁为之欢欣雀跃。会议开始，周恩来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对党的政策包括外专政策的破坏和干扰，介绍了批林的情况。接着周恩来对“文革”给专家們造成的痛苦和不幸，逐个赔礼道歉。
他谈到露丝·史密斯的遭遇（史密斯早年信仰共产主义，曾参与创建了英国共产党。1962年，史密斯已经71岁了，她不顾年高体弱，离别亲人来到中国。史密斯先在外文局工作，后被新华社聘为英语专家，“文革”开始后，受到不公正冷遇。周恩来听到了史密斯的情况，动情地说：“她回去后确实是说中国的好话，这样一个英国同志，我们对她不住的……”1971年，正逢史密斯80大寿。她生日这天，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带着生日蛋糕来看望她，并且邀请她再次到中国工作。史密斯高兴极了，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两次向她表示歉意。史密斯就坐在周恩来身边，她严峻的脸上凝聚着理解的感动。
周恩来对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经离开中国的劳埃德、米尔顿、雷克等专家的现状表示关心，欢迎他们再一次来中国，以弥补我们没有照顾好他们的过失。
周恩来向被诬陷入狱、刚获得自由不久的柯鲁克、爱泼斯坦、丘茉莉、夏皮诺等专家赔礼道歉，并内疚地说：“让你们受苦了！”
当周恩来向专家们一个个表示歉意时，大厅里安静极了。专家们想不到他们尊敬的中国总理这样坦诚，这样勇于承担责任，这样痛痛快快地自我批评。许多专家听着、思索着，眼里饱含着泪水。一些女专家或专家的妻子，不时掏出手绢，擦去流出的眼泪。在讲话的最后，周恩来充满豪情地说：“今后我们一视同仁，像一家人一样地生活，好不好？‘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节日，我们来个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
周恩来的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了。他又端起酒杯，挨桌去敬酒，同每一张桌子旁的外国专家及家属碰杯，祝贺节日愉快。
米勒全家也出席了茶会，周恩来握着米勒的手说：“非常高兴你继续留在中国，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吧！”
米勒十分激动地说：“请总理放心，我早已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叶文茜一家的桌子边，周恩来指着魁伟英俊的青年问：“这就是你的孩子吧？”
叶良侠向总理问好，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周恩来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已经让下边帮助你解决。来，为你的生活美好、全家幸福，干一杯！”
全家人感动地喝下这杯盛满盛情的酒。
那天在会上，专家们注意到周恩来的健康欠佳，只是爽朗的笑声和精明的举止掩盖了这一点。很久以后才知道，从一年前开始，不治之症已经侵蚀总理的躯体，他正在用有限的生命作拨乱反正的最后搏击。
周总理“三八”节讲话在外国专家中引起了强烈地反响，他们从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舒畅。他们久久议论着，并写信告诉国外的亲朋好友……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新西兰专家雷克，这时已离开中国。当他在新西兰收到柯鲁克等朋友发来的信，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后，心情激动不已。不久后，我国驻新西兰大使又约见雷克，正式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精神，并欢迎他重返中国工作。雷克夫妇非常感动，他们联名给周恩来写信，表示十分感谢和珍视周恩来的盛情，尽管他们不能立即来华工作，但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中国来，让他们为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
“三八”节讲话中提到的英国专家劳埃德，这时在英国陷入贫病交加的悲惨境地。他没房屋，只好和夫人一起挤在岳母家中。劳埃德精神失常，他岳母瘫痪在床，一个人靠微薄的救济金为生，连最低生活标准也难以维持。
为了落实总理讲话精神，我国驻英机构找到劳埃德夫妇，并代表总理请他们到中国来治病。
1973年8月，劳埃德夫妇飞抵北京。由于疾病的折磨，劳埃德已经痴呆，语言和行动都出现了障碍。他立即被送往医院检查，确诊为带忧郁色彩的神经官能症，经过10多天的精心治疗，劳埃德病情大有好转，逐渐恢复了记忆和语言功能。
不论过去了多久，外国专家们提起“三八”节讲话，心底都充满了激情。周恩来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畏的勇气和高尚的品质，使他们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