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上的人、政治和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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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1-23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社、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英国格拉斯哥卫生和医疗保建社会史中心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上的人、政治和实践”顺利召开。会议以“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上的人、政治和实践”为主题,结合当前人们关注的卫生、健康问题,对国际组织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的挫折进行了总结,对当前国际组织建设中凸显出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探究,并对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史学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现择要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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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为主,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王国维之“我”与“人间”的较量,由此来观察他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晚清时期,王国维的“我”与“人间”对立关系在时间性维度上表现为“我”之短暂与“人间”之永恒的对立共存;在德性维度上表现为“人间”不可信任。只是这“人间”为王国维心中的人间,与现实并无多大关系,因此他的“自我”还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整体。民国初年,这个“人间”开始分裂为二:一是以失去政权的清皇朝为中心的小人间,一是以革命共和为中心的大人间。王国维的取舍非常鲜明,亲前者,恶后者。他身在日本,生活稳定,远离
关于“翻译”对于一般哲学研究的意义,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一直抱有着浓厚兴趣。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论述数量并不太多,但是这些论述所蕴含的洞察却意味深长。在这些不多的讨论中,西田向我们展现了哲思在其原文表述形式与其译文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创性”(这里所说的“互创性”,乃是笔者为了解释西田思想而自创之表达)。以西固在这一论题上的思考为基准,可将“可译性”的意义解读“创造性”,并透过“第一人称”问题之经纬,来反思哲学和翻译之间的关联性。
围绕日本学者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高坂史朗站在思想史视角,推导出日本脱离中国儒学,树立以西方学术为根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体系的问题,由此来论证近代日本的主体性与合理性之所在;藤田正胜站在哲学史视角,阐述西周翻译为“哲学”、中江兆民表述为“理学”,并将西田几多郎探索哲学的出发点与笛卡尔“怀疑一切”的现代性思想联系起来,论证西周创立“哲学”的最终目的可以归结为“接续西方”这一主题;而林美茂站在批判史立场,指出西周对于“Philosophy”这一概念存在着本质性的误读,陷入到东西方文明冲突的
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与中国哲学家牟宗三运用“即”这个概念来思考“差异性”的问题。西田的“场所”哲学,向读者展现出了“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一种踟蹰态度。有些京都学派成员就此指出,后期西田用“即”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所谓“绝对矛盾的同一性”,其实并非“同一性”的哲学理论,反而是“差异性”的存有论。类似的踟蹰态度也出现在牟宗三的论述中,不过这是以“作用层一存有层”区分的面貌出现的:牟氏继承圆教的洞见,用“即”这个概念去追求“矛盾的同一性”,又用该概念去探索“作用层”与“存有层”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借鉴吉尔·德勒
20世纪初,德国观念论对日本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过哲郎试图在东西文明对比中寻找日本文化传统的伦理学意义。通过阐述东方佛教哲学中“空”的概念,对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同时回归黑格尔早期国家主义学说,和过哲郎发展出了强调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伦理学体系。此体系尤其注重考察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过度强调作为伦理关系的人及其社会的存在,最终走向了尊皇主义的道路。
“新中国”的建构和想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起点和原动力。这不仅来源于域外思想和文类的导入,也深受晚清儒学新变的影响。作为文人时代遗产的公羊学,从重拾“张三世”到创构大同乌托邦,检验了儒学容纳新知的限度,也激发近代小说集中指向现代国家理想政制的创构。围绕“未来”和“纪年”,“新中国”叙事重构了现代时空秩序,取旧邦新命为改制诉求,以“家一国一大同”为超越路径,在模仿西方政制、科学的基础上,借助儒学激变所演绎之内在超越精神,重塑了流行的民族国家话语。作为现代“中国梦”的开端,近代小说的国家想象,展现出
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是我国研究型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必然抓手和重要战略。基于多年的办学经验,浙江大学发展出国际化“4S发展战略”,即“战略性”、“实质性”、“可持续性”、“服务型”。四大战略有机结合、互相支撑,构建起了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努力提升高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化层次,从交流参与转变为合作与主导,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方面经历了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到弱意识形态语境的转化,目前正处在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的阶段。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建构研究第二国际的思想史语境必须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在
要法籍耶稣会士贺清泰在乾嘉年间中译武加大本《圣经》,全书近半系注解。本文讨论《化成之经》前二章所解的天主及其化成天地与人等问题。贺清泰随明代耶稣会士解经,结论为天主无形、三位一体或天主无中生有等化成天地与万物的大能。他顺此续谈圣号,总论宇宙万象,结为托勒密及第谷一脉的地心说。贺氏复援引天主教的传统释经,而在人类这方面,关怀的是夏娃取自亚当的肋骨,目的在夫妻互敬互重,又回应了明末耶稣会士的相关论述。
“经”与“传”是儒家经典文本的两种类型,“经”是三代文明的遗典,为原圣刀性文本,而“传”大多创作于“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之世,为解释或阐发“六经”思想的作品,传对于经文的诠解以及后续的注疏之学,构成了儒家经学的主要内容。儒家的解经之学,向来就有“以经解经”的说法,而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以传解经”。如何从现代诠释学的眼界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将其中的内蕴给予清楚的说明,并由此揭示出传统经典解释的特征,这对于经学形态的现代理解及其诠释学意义的发掘,可能是极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