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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走过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国经济迈出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稳健步伐。3月2日，2015年全国“两会”首场发布会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提到一组数字：中小微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65%，税收贡献占到了50%以上，出口超过了68%，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小微企业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发展的“新环境”中，“融资难、融资贵”依然是制约其发展的“永恒话题”。
“两会”开幕的前一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主题，接受了《中国经济信息》记者的专访。
在改革和法制的轨道上推进金融改革
中国经济信息：一年来，“市场化”成为深水区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词”。通过梳理，双率改革、宏观调控、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存款保险制度;以及自贸区获批、民营银行获批、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等都成为金融改革的生动体现。
请您谈谈对于去年来一系列金融改革成果的感受。另外，着眼2015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您有哪些思考？
吴晓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日前表示：“全球经济大分化时代，谁勇于改革创新，谁就能赢得下一轮增长。”
由此，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金融改革创新的内容，主要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经过一年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非常欣喜的看到金融领域的这些巨大而又切身的变革，金融服务更加市场化，金融创新更加市场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经济不可能再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也是资源、生态、人民需求的约束结果。放松市场管制，还市场主体，就可以释放制度的红利和动力。然而，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直接融资，让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平等地在资本市场参与竞争，让利率能够正常反应市场的供求。未来的改革不是靠强投资，也不是靠政府的干预，而是靠改革来唤发所有市场主体活力。
在2013年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改革应该说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35年的改革进程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增长，同时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但这种格局未必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格局。”我们知道，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综合服务是基本功能。而金融活动建立在财产权益跨期处置的合约之上。金融收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更要有契约精神，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只有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中，金融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
我们再来看其他国家的金融改革，可以说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无不以法律修改的方式推进。我也很多次说到，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各项法律法规，是落实金融改革目标、措施的基本方法。
关于金融法律法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改进。第一，要改进金融立法修法的理念。立法要从规范机构行为立法向规范同类金融业务立法转变，要规范从针对机构的监管转向主要针对金融业务的监管，要厘清市场主体风险控制与市场外部性控制的边界。第二，要改进金融立法的方法。要发挥监管、市场、学界各方面的智慧，要发挥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修法中的主导作用。第三，要改进法律的实施。要加强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和行政诉讼中的审核工作，要给投资人、消费者以司法救济的渠道。第四，用修法的方式落实政策应是依法行政的新常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金融改革是市场健康发展之道;让一切行为可预期也是减少风险之道。
再有，金融改革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只有这样，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金融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人民币跨境使用才有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
目前金融体制不顺，主要体现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体制无法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现实。市场分割造成资金分割，融资链加长，加大了企业和市场的融资成本，财富管理市场的混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虽然央行在货币市场上极力地压低利率，但是这个利率传导不到市场主体去。
要从体制上解决融资难、贵的问题
中国经济信息：的确，这些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着实说了不少，也改了不少，可问题貌似没有解决多少。2014年，李克强总理以“一年都在帮中小微企业忙活融资事”，而得到“点赞”。请就此，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吴晓灵：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都要去改变从而更加适应这个发展环境。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也不是经济新常态下新生的问题，而是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就不得不先了解我国的货币供应情况。中国的货币供应在全球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中，比例是偏高的。
但是，我认为比例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说明货币的多少。应该看到，货币多少其实是反映在物价上，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是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的话，货币供应量就不是特别多的，而我们国家现在货币上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这个使得我们通过银行来融资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融资完后形成的货币变成潜在的货币、定期存款存在银行。
我国金融资源分配以银行为主，这种高的定期存款比例显示着我们直接融资潜力比较大，2014年我们各项存款中定期存款占60%，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发展直接融资，在现有的货币存量下，让老百姓把自己的定期存款通过直接融资给第三方，第三方得到资金以后变成活期存款在银行，这时候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因而我们国家货币总量问题还不是最大问题，而是货币运用的效率和方式存在问题。
货币从总量上来说，我们有60%的定期存款，将近71万亿元，储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证金，60万亿元的定期存款，如果老百姓用于投资，量还是很大的。我们这么一种潜在货币投资能力为什么实现不了？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应该说，资金多和资金贵是一个矛盾现象，既然资金多就不应该贵，既然贵就不应该难。 几个原因：第一，我们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使得社会的风险不能显现出来，风险定价水平不能显现，资金水平就是高的。各国风险收益率就是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就是一个社会获得资金的最低的价格，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社会的融资底线，而我们国家现在因为怕出风险，所以一些理财产品和一些信托计划，包括企业的债券都敢不让它的风险暴露，这些高利率产品的利率就变成了无风险收益率，出了风险都由政府来兜底了。
第二，存在金融压抑。很多金融产品不能直接销售给公众。比如集合信托计划还有债券股票，都是直接融资工具，因为，我们不同金融机构在做理财产品、信托计划、投险、资管计划的时候，他们的法律关系一样，但是我们的监管标准不一样，大家要使用这些工具，往往采用绕道方式，借道、通道这个词大家经常听到，借一次道付一次费，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市场的分割，融资链就会拉长，都提升了融资成本。
第三、理念问题。其实商业银行客户主要是中等企业，是经营情况中等的企业。非常好的客户是资本市场的客户，经营情况不好的是场外市场客户，标准化的银行产品给经营情况中等企业，小微企业更多是场外市场的客户和政策金融的客户。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小微企业在场外市场融资提供便利，目前发展起来的P2P，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于中等企业和好企业是规律，因为利率覆盖风险，风险高必定付出利率水平要高，但是如果渠道是畅通的，获得资金的便利远远高于资金的价格，尽管价格贵，有了融通的机会就有了创业生产的机会，给小微企业以便利为主，而不是价格的高低，如果政府想解决，应给给予政策的补贴或者风险的分担。
拥抱互联网金融
中国经济信息：我们注意到，您刚刚也提到了P2P网络借贷这一领域。2014年，“互联网金融”一度成为焦点，其细分领域支付、理财、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态遍地开花，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相信无论何种金融形式，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宗旨是不会改变的。改革也好，创新也罢，最终都要落实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活力这一重点工作上来。您是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未来的“远鉴”之路又该如何去走？再请您用简短的一句话，阐述下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远鉴理念。
吴晓灵：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选择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大集团向国际融资、大企业向市场融资、小企业向民间融资、新企业向私募融资，加之证券、保险、资管、基金等广泛介入信贷活动，小贷、担保、典当、第三方支付等越来越多地充当融资中介。据统计，2014年末我国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贷款余额合计超过1万亿元。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这是国家政府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肯定。可以说，这一年互联网金融发展最大意义，是对金融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还记得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谈互联网金融时，我说过，互联网的开放、包容和简便高效，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使许多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人群进入了服务的范围，虽然采用了现代化的信息的技术，但是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功能的本质。
互联网金融是信息技术在金融业深入运用的成果，只能作为信息中介，而不是信用中介。而银行，有资金池、有担保，是信用中介。凡是从事金融信用中介活动的，必须有金融许可，例如蚂蚁金服等，其发展的金融业务是领取了金融牌照的。
长期以来，传统银行的管理思维多于服务思维，而服务于长尾客户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平台恰恰最重视的就是服务和体验。通过2014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我们欣喜的看到传统银行从业者开始觉醒，在逐步转变工作的思路和方式，向以提供服务、提供体验的方向迈进。这点也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对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推动。
另外，对于互联网金融政府不会有特别立法的规定。我不太主张，给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企业发放牌照，如果做了信用中介的服务，就要领取金融牌照。如果要说一个我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远鉴理念的话，我想是：“以风险自担的责任心，去拥抱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金融”。
链接：人物档案
吴晓灵，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
她在金融 理论、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业务等方面均有突出的建树，在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各项改革与发展方面，做出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开创性工作。
2013年12月3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起组建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国字头和金融 监管部门指导”的互联网金融自律组织 。在推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走过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国经济迈出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稳健步伐。3月2日，2015年全国“两会”首场发布会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提到一组数字：中小微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65%，税收贡献占到了50%以上，出口超过了68%，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小微企业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发展的“新环境”中，“融资难、融资贵”依然是制约其发展的“永恒话题”。
“两会”开幕的前一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主题，接受了《中国经济信息》记者的专访。
在改革和法制的轨道上推进金融改革
中国经济信息：一年来，“市场化”成为深水区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词”。通过梳理，双率改革、宏观调控、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存款保险制度;以及自贸区获批、民营银行获批、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等都成为金融改革的生动体现。
请您谈谈对于去年来一系列金融改革成果的感受。另外，着眼2015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您有哪些思考？
吴晓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日前表示：“全球经济大分化时代，谁勇于改革创新，谁就能赢得下一轮增长。”
由此，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金融改革创新的内容，主要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经过一年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非常欣喜的看到金融领域的这些巨大而又切身的变革，金融服务更加市场化，金融创新更加市场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经济不可能再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也是资源、生态、人民需求的约束结果。放松市场管制，还市场主体，就可以释放制度的红利和动力。然而，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直接融资，让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平等地在资本市场参与竞争，让利率能够正常反应市场的供求。未来的改革不是靠强投资，也不是靠政府的干预，而是靠改革来唤发所有市场主体活力。
在2013年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改革应该说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35年的改革进程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增长，同时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但这种格局未必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格局。”我们知道，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综合服务是基本功能。而金融活动建立在财产权益跨期处置的合约之上。金融收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更要有契约精神，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只有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中，金融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
我们再来看其他国家的金融改革，可以说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无不以法律修改的方式推进。我也很多次说到，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各项法律法规，是落实金融改革目标、措施的基本方法。
关于金融法律法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改进。第一，要改进金融立法修法的理念。立法要从规范机构行为立法向规范同类金融业务立法转变，要规范从针对机构的监管转向主要针对金融业务的监管，要厘清市场主体风险控制与市场外部性控制的边界。第二，要改进金融立法的方法。要发挥监管、市场、学界各方面的智慧，要发挥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修法中的主导作用。第三，要改进法律的实施。要加强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和行政诉讼中的审核工作，要给投资人、消费者以司法救济的渠道。第四，用修法的方式落实政策应是依法行政的新常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金融改革是市场健康发展之道;让一切行为可预期也是减少风险之道。
再有，金融改革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只有这样，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金融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人民币跨境使用才有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
目前金融体制不顺，主要体现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体制无法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现实。市场分割造成资金分割，融资链加长，加大了企业和市场的融资成本，财富管理市场的混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虽然央行在货币市场上极力地压低利率，但是这个利率传导不到市场主体去。
要从体制上解决融资难、贵的问题
中国经济信息：的确，这些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着实说了不少，也改了不少，可问题貌似没有解决多少。2014年，李克强总理以“一年都在帮中小微企业忙活融资事”，而得到“点赞”。请就此，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吴晓灵：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都要去改变从而更加适应这个发展环境。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也不是经济新常态下新生的问题，而是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就不得不先了解我国的货币供应情况。中国的货币供应在全球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中，比例是偏高的。
但是，我认为比例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说明货币的多少。应该看到，货币多少其实是反映在物价上，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是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的话，货币供应量就不是特别多的，而我们国家现在货币上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这个使得我们通过银行来融资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融资完后形成的货币变成潜在的货币、定期存款存在银行。
我国金融资源分配以银行为主，这种高的定期存款比例显示着我们直接融资潜力比较大，2014年我们各项存款中定期存款占60%，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发展直接融资，在现有的货币存量下，让老百姓把自己的定期存款通过直接融资给第三方，第三方得到资金以后变成活期存款在银行，这时候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因而我们国家货币总量问题还不是最大问题，而是货币运用的效率和方式存在问题。
货币从总量上来说，我们有60%的定期存款，将近71万亿元，储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证金，60万亿元的定期存款，如果老百姓用于投资，量还是很大的。我们这么一种潜在货币投资能力为什么实现不了？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应该说，资金多和资金贵是一个矛盾现象，既然资金多就不应该贵，既然贵就不应该难。 几个原因：第一，我们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使得社会的风险不能显现出来，风险定价水平不能显现，资金水平就是高的。各国风险收益率就是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就是一个社会获得资金的最低的价格，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社会的融资底线，而我们国家现在因为怕出风险，所以一些理财产品和一些信托计划，包括企业的债券都敢不让它的风险暴露，这些高利率产品的利率就变成了无风险收益率，出了风险都由政府来兜底了。
第二，存在金融压抑。很多金融产品不能直接销售给公众。比如集合信托计划还有债券股票，都是直接融资工具，因为，我们不同金融机构在做理财产品、信托计划、投险、资管计划的时候，他们的法律关系一样，但是我们的监管标准不一样，大家要使用这些工具，往往采用绕道方式，借道、通道这个词大家经常听到，借一次道付一次费，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市场的分割，融资链就会拉长，都提升了融资成本。
第三、理念问题。其实商业银行客户主要是中等企业，是经营情况中等的企业。非常好的客户是资本市场的客户，经营情况不好的是场外市场客户，标准化的银行产品给经营情况中等企业，小微企业更多是场外市场的客户和政策金融的客户。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小微企业在场外市场融资提供便利，目前发展起来的P2P，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于中等企业和好企业是规律，因为利率覆盖风险，风险高必定付出利率水平要高，但是如果渠道是畅通的，获得资金的便利远远高于资金的价格，尽管价格贵，有了融通的机会就有了创业生产的机会，给小微企业以便利为主，而不是价格的高低，如果政府想解决，应给给予政策的补贴或者风险的分担。
拥抱互联网金融
中国经济信息：我们注意到，您刚刚也提到了P2P网络借贷这一领域。2014年，“互联网金融”一度成为焦点，其细分领域支付、理财、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态遍地开花，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相信无论何种金融形式，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宗旨是不会改变的。改革也好，创新也罢，最终都要落实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活力这一重点工作上来。您是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未来的“远鉴”之路又该如何去走？再请您用简短的一句话，阐述下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远鉴理念。
吴晓灵：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选择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大集团向国际融资、大企业向市场融资、小企业向民间融资、新企业向私募融资，加之证券、保险、资管、基金等广泛介入信贷活动，小贷、担保、典当、第三方支付等越来越多地充当融资中介。据统计，2014年末我国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贷款余额合计超过1万亿元。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这是国家政府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肯定。可以说，这一年互联网金融发展最大意义，是对金融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还记得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谈互联网金融时，我说过，互联网的开放、包容和简便高效，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使许多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人群进入了服务的范围，虽然采用了现代化的信息的技术，但是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功能的本质。
互联网金融是信息技术在金融业深入运用的成果，只能作为信息中介，而不是信用中介。而银行，有资金池、有担保，是信用中介。凡是从事金融信用中介活动的，必须有金融许可，例如蚂蚁金服等，其发展的金融业务是领取了金融牌照的。
长期以来，传统银行的管理思维多于服务思维，而服务于长尾客户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平台恰恰最重视的就是服务和体验。通过2014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我们欣喜的看到传统银行从业者开始觉醒，在逐步转变工作的思路和方式，向以提供服务、提供体验的方向迈进。这点也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对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推动。
另外，对于互联网金融政府不会有特别立法的规定。我不太主张，给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企业发放牌照，如果做了信用中介的服务，就要领取金融牌照。如果要说一个我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远鉴理念的话，我想是：“以风险自担的责任心，去拥抱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金融”。
链接：人物档案
吴晓灵，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
她在金融 理论、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业务等方面均有突出的建树，在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各项改革与发展方面，做出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开创性工作。
2013年12月3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起组建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国字头和金融 监管部门指导”的互联网金融自律组织 。在推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