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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毛乌素沙漠在落日的余晖下闪着金边儿。30年前,他第一眼看到沙漠,便觉得遇上了此生的“情人”。当了6年中专老师的他重新当起了学生,求学考研,把研究沙漠、治理沙漠变成自己一生的课题。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站长屈建军。
一刮风就上沙山的“疯子”
1989年12月,刚到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一年的屈建军,跟随老师到敦煌治沙。当时,敦煌莫高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两年了,但是仍然深受风沙威胁。天一刮风,沙子就从窟顶往下浇,像瀑布一样,严重影响洞窟安全,威胁洞内的珍贵壁画和彩塑。
防沙墙、防沙沟、防沙栅栏、草方格、碎石压沙等传统治理方式试了个遍,沙子还是哗哗地往下掉。屈建军急了,过去1600多年的漫漫岁月,莫高窟一直未被沙丘掩埋,难道如今,真的要落得不复存在的局面?
从此,当地人发现,有个人就像疯了一样,一刮风就上沙山,风越大,他待的时间越长。“他们不明白,风是治沙的钥匙。莫高窟基本没有气象资料,风沙运动不清楚。好不容易来场风,我得上去观测,风不等人。”屈建军说。
夏顶酷暑,冬抗严寒。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春天,经常上沙山的“疯子”留意到一团干枯的沙拐草,旁边有三个积沙带,这说明当地有三种风向。受此启发,屈建军观察到附近有座金字塔形的沙丘,经测量,地面植被的三个堆积体恰好对应了沙丘的三个面。紧接着,屈建军又做了实验室风洞验证,在风洞里让东风、南风和西北风交替吹,形成了同样的金字塔形沙丘。
一个世界性难题——莫高窟的风沙运动规律和危害方式就这样被解开了。莫高窟有救了。1991年,根据这三组风向,屈建军在莫高窟东部约一公里处建了“A”字形挡风带,建成后,莫高窟的沙量就少了60%~70%。20余年来,屈建军逐渐将挡风带发展成“六位一体”的综合防护体系,综合体系在空间上由阻沙区、固沙区和输沙区组成,包含机械、生物、化学三种措施。
现在,吹向莫高窟的沙已减少90%,“基本上把莫高窟的沙子防住了”。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前来采访,经美国几位院士审核后,刊登了屈建军的敦煌治沙术。一位同行对屈建军开玩笑说,“你把莫高窟的沙防住了,莫高窟都不找你了。”
吹开逼近月牙泉的沙丘
莫高窟的问题解决了,敦煌的另一颗明珠——月牙泉的命运又陷入了危机。
自汉朝以来,月牙泉身陷流沙而不被掩埋,水位不下降、不干涸的“沙泉共生”奇景吸引着世人。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月牙泉有自然庇佑,两侧沙丘的沙白天滑下来,晚上吹上去。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月牙泉进入北丘南移、南丘北移的状态。到2007年,沙丘距泉水的距离已退缩了8~10米,月牙泉的命运危在旦夕。
屈建军在两侧沙丘从丘顶到坡底放上30多个风向、风速仪,测量结果显示,风口风速8米/秒,吹到月牙泉风速已经降为不到3米/秒,150米的距离降速十分之大。原因何在?经查找,屈建军在月牙泉上风向的东北方发现一片房屋和树林,高达20米。原来,正是它们挡住了月牙泉的主要风向东北风。2010年,砍树拆屋后,风力立即显著增大,将沙丘向两侧吹却,几年间被风沙掩埋的测量木桩也重见天日。
有人对屈建军说,莫高窟、月牙泉多亏了他。但屈建军却说“自己沾了敦煌的光”,是敦煌的名气让他的研究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那片土地所给他提供的,远远大于他回馈给那片土地的。
科研人说假话,国家就没希望了
作为科研工作者,屈建军是出了名地坚持“原则”。2014年4月,敦煌当地政府规划在东北方向上新建敦煌文化产业园项目,拨给屈建军80万,希望他拿出一份支持兴建的可行性报告。然而,评审会上,屈建军毫不客气地说:“绝对不能再建,现在建筑就到此为止了,没批的就不要再批了,没盖的就不要再盖了。”
“做科研要有良心,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说假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屈建军说。他对学生的首要要求,也是“不能作假”,包括室内实验的数据和野外实验的数据,都必须真实。在屈建军看来,这涉及到科学诚信,因为记录和实际有差距,可能暗含新问题。当年,正是靠真实、详细的科研记录,屈建军才发现了戈壁沙地独特的风沙运动规律。
他鼓励学生到第一线去,告诫他们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用亲眼看到、觀察到的数据,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得出最终结论。一段时期,莫高窟顶建有多条林带,全部引大泉河水灌溉,虽然做灌溉方案前也经过论证,认为滴灌影响不大,但屈建军认为能量守恒,物质不灭,灌溉水分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吸收,一定还有一部分水积留下来,增加了区域湿度。莫高窟千年不灭,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干燥。虽然目前不能断定湿度增大一定是由灌溉引起的,但屈建军觉得,对湿度的控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水分渗漏,抢救都来不及。
他想出用“示踪”的方法检验林带下方的水有没有渗到莫高窟,即查验两地水分的DNA是否相同。不过这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所以保险的方法是,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高大乔木防护林砍掉一些,换成耐旱灌木,将灌溉植被改成非灌溉植被。
作为一名学者,屈建军心中装着的是国家,挂着的是学生,念着的是沙漠,唯一没有的,是他自己。至今,屈建军睡觉时都需要带着呼吸机。套上呼吸机的他,有点像外星人;但没有呼吸机,他睡觉时常会觉得突然没气,呼吸暂停。
这是拜野外考察车祸所“赐”。30余年的沙漠生涯,他曾遭遇两次严重车祸。一次是1998年在腾格里沙漠考察鸣沙,天下着雨,他所乘坐的车和前车相撞,结果骨折,手臂里多了一块钢板。一次是2000年,在巴丹吉林沙漠,翻了车,伤到了颈部,从此戴上了呼吸机。
沙漠带来的欢乐与苦楚,早已深深浅浅揉进他的血液与生命之中。他不在意金钱,对物质没追求。他最佩服文学家鲁迅,因为鲁迅做人有铮铮傲骨,却又能为百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敬佩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胸怀天下装国家的精神。他给自己微信取名“戈壁砾”,用QQ签名“我望不到山顶,只知道有山顶,然而我还是要攀登”作为自己的内心写照。
现在,年近60岁的屈建军有了更多紧迫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铁路地段有百余公里处于风沙带,严重地段80多公里,上有运载发射卫星的先进设备需要保护、下有沙害难以治理的局面,令屈建军揪心不已;兰新铁路建设在哈密附近要通过“百里风区”,最大风力能达到60米/秒,自1961年至1982年,大风吹翻列车达10次之多,这里的防风攻关也牵动着屈建军的心;他还想出几本书,编几套教材,给学生铺更好的科研平台……任务繁重,而时间太紧。
但是,30年前初见沙漠时的倾心倾情,至今没有改变。越接近沙漠,越了解沙漠,他越觉得沙漠可爱。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依然无悔。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站长屈建军。
一刮风就上沙山的“疯子”
1989年12月,刚到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一年的屈建军,跟随老师到敦煌治沙。当时,敦煌莫高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两年了,但是仍然深受风沙威胁。天一刮风,沙子就从窟顶往下浇,像瀑布一样,严重影响洞窟安全,威胁洞内的珍贵壁画和彩塑。
防沙墙、防沙沟、防沙栅栏、草方格、碎石压沙等传统治理方式试了个遍,沙子还是哗哗地往下掉。屈建军急了,过去1600多年的漫漫岁月,莫高窟一直未被沙丘掩埋,难道如今,真的要落得不复存在的局面?
从此,当地人发现,有个人就像疯了一样,一刮风就上沙山,风越大,他待的时间越长。“他们不明白,风是治沙的钥匙。莫高窟基本没有气象资料,风沙运动不清楚。好不容易来场风,我得上去观测,风不等人。”屈建军说。
夏顶酷暑,冬抗严寒。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春天,经常上沙山的“疯子”留意到一团干枯的沙拐草,旁边有三个积沙带,这说明当地有三种风向。受此启发,屈建军观察到附近有座金字塔形的沙丘,经测量,地面植被的三个堆积体恰好对应了沙丘的三个面。紧接着,屈建军又做了实验室风洞验证,在风洞里让东风、南风和西北风交替吹,形成了同样的金字塔形沙丘。
一个世界性难题——莫高窟的风沙运动规律和危害方式就这样被解开了。莫高窟有救了。1991年,根据这三组风向,屈建军在莫高窟东部约一公里处建了“A”字形挡风带,建成后,莫高窟的沙量就少了60%~70%。20余年来,屈建军逐渐将挡风带发展成“六位一体”的综合防护体系,综合体系在空间上由阻沙区、固沙区和输沙区组成,包含机械、生物、化学三种措施。
现在,吹向莫高窟的沙已减少90%,“基本上把莫高窟的沙子防住了”。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前来采访,经美国几位院士审核后,刊登了屈建军的敦煌治沙术。一位同行对屈建军开玩笑说,“你把莫高窟的沙防住了,莫高窟都不找你了。”
吹开逼近月牙泉的沙丘
莫高窟的问题解决了,敦煌的另一颗明珠——月牙泉的命运又陷入了危机。
自汉朝以来,月牙泉身陷流沙而不被掩埋,水位不下降、不干涸的“沙泉共生”奇景吸引着世人。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月牙泉有自然庇佑,两侧沙丘的沙白天滑下来,晚上吹上去。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月牙泉进入北丘南移、南丘北移的状态。到2007年,沙丘距泉水的距离已退缩了8~10米,月牙泉的命运危在旦夕。
屈建军在两侧沙丘从丘顶到坡底放上30多个风向、风速仪,测量结果显示,风口风速8米/秒,吹到月牙泉风速已经降为不到3米/秒,150米的距离降速十分之大。原因何在?经查找,屈建军在月牙泉上风向的东北方发现一片房屋和树林,高达20米。原来,正是它们挡住了月牙泉的主要风向东北风。2010年,砍树拆屋后,风力立即显著增大,将沙丘向两侧吹却,几年间被风沙掩埋的测量木桩也重见天日。
有人对屈建军说,莫高窟、月牙泉多亏了他。但屈建军却说“自己沾了敦煌的光”,是敦煌的名气让他的研究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那片土地所给他提供的,远远大于他回馈给那片土地的。
科研人说假话,国家就没希望了
作为科研工作者,屈建军是出了名地坚持“原则”。2014年4月,敦煌当地政府规划在东北方向上新建敦煌文化产业园项目,拨给屈建军80万,希望他拿出一份支持兴建的可行性报告。然而,评审会上,屈建军毫不客气地说:“绝对不能再建,现在建筑就到此为止了,没批的就不要再批了,没盖的就不要再盖了。”
“做科研要有良心,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说假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屈建军说。他对学生的首要要求,也是“不能作假”,包括室内实验的数据和野外实验的数据,都必须真实。在屈建军看来,这涉及到科学诚信,因为记录和实际有差距,可能暗含新问题。当年,正是靠真实、详细的科研记录,屈建军才发现了戈壁沙地独特的风沙运动规律。
他鼓励学生到第一线去,告诫他们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用亲眼看到、觀察到的数据,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得出最终结论。一段时期,莫高窟顶建有多条林带,全部引大泉河水灌溉,虽然做灌溉方案前也经过论证,认为滴灌影响不大,但屈建军认为能量守恒,物质不灭,灌溉水分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吸收,一定还有一部分水积留下来,增加了区域湿度。莫高窟千年不灭,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干燥。虽然目前不能断定湿度增大一定是由灌溉引起的,但屈建军觉得,对湿度的控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水分渗漏,抢救都来不及。
他想出用“示踪”的方法检验林带下方的水有没有渗到莫高窟,即查验两地水分的DNA是否相同。不过这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所以保险的方法是,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高大乔木防护林砍掉一些,换成耐旱灌木,将灌溉植被改成非灌溉植被。
作为一名学者,屈建军心中装着的是国家,挂着的是学生,念着的是沙漠,唯一没有的,是他自己。至今,屈建军睡觉时都需要带着呼吸机。套上呼吸机的他,有点像外星人;但没有呼吸机,他睡觉时常会觉得突然没气,呼吸暂停。
这是拜野外考察车祸所“赐”。30余年的沙漠生涯,他曾遭遇两次严重车祸。一次是1998年在腾格里沙漠考察鸣沙,天下着雨,他所乘坐的车和前车相撞,结果骨折,手臂里多了一块钢板。一次是2000年,在巴丹吉林沙漠,翻了车,伤到了颈部,从此戴上了呼吸机。
沙漠带来的欢乐与苦楚,早已深深浅浅揉进他的血液与生命之中。他不在意金钱,对物质没追求。他最佩服文学家鲁迅,因为鲁迅做人有铮铮傲骨,却又能为百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敬佩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胸怀天下装国家的精神。他给自己微信取名“戈壁砾”,用QQ签名“我望不到山顶,只知道有山顶,然而我还是要攀登”作为自己的内心写照。
现在,年近60岁的屈建军有了更多紧迫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铁路地段有百余公里处于风沙带,严重地段80多公里,上有运载发射卫星的先进设备需要保护、下有沙害难以治理的局面,令屈建军揪心不已;兰新铁路建设在哈密附近要通过“百里风区”,最大风力能达到60米/秒,自1961年至1982年,大风吹翻列车达10次之多,这里的防风攻关也牵动着屈建军的心;他还想出几本书,编几套教材,给学生铺更好的科研平台……任务繁重,而时间太紧。
但是,30年前初见沙漠时的倾心倾情,至今没有改变。越接近沙漠,越了解沙漠,他越觉得沙漠可爱。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依然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