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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深知,知识不仅来自书本,还来自实践。要使实践不走弯路,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除找知情人个别交谈或召开座谈会外,他说他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阅读地方志,如省志、县志、市志等。
耀邦同志还有一个独特的长处,就是他的心扉对同志、对群众始终是敞开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正因为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总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爱戴和拥护,从而很快打开新的局面。
1946年5月初,为使急待救治的伤残右脚得到及时治疗,我到张家口的当天便住进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二天上午,我去卫生间时,与分别一年的胡耀邦同志又相遇了。当时,我兴奋地喊了他一声“胡部长”(一年前延安离别时他任军委总政组织部长),他抬头望了我好一会儿没有认出来我是谁,当我报出我的姓名时,他惊讶地喊了一声“你还活着!你太瘦了,瘦得变形了!”接着他告诉我:“你们旅报告说你阵亡了,我们已将你的档案报送到中组部烈士档案室了。”说罢,他亲切地搀着我的右臂,送我回到病房。在病房里,耀邦同志告诉我,他是同总政王稼祥主任一起住院的,王主任治的是腰椎伤(内战时期负的伤)。
耀邦同志的病房比普通病房要大一些,大部分空间堆放着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图书。我问他怎么带这么多书住院?他说其中多是从张家口市借来的,少部分是从延安带来的。他说书是他全部家当中最重要的财产,随身带几部自己爱看的书,是他军旅生活中最愉快的事。
我是一个爱读书而不善读书的人,而耀邦同志是一位爱读书又善于读书的人,为了从他那里取得善于读书的方法,我便隔三差五地去他那里聊天。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想有所作为,对人民的事业有所贡献,必须做好三件事情:一是靠实践取得经验;二是靠读书取得知识;三是遵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性原则不断地改造自己。围绕这个话题,他讲了不少耐人寻味、催人奋进的小故事。其中对我印象最深、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小故事。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虽然尚未完全摆脱敌人的追剿围堵,但也深感这里的环境、形势比长征路上要宽松许多。于是耀邦同志产生了多读一些书的念头。但是在贫穷落后的陕北农村,要找到一本想看的书很不容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就背起了《康熙字典》。他说虽然其中不少字义不甚了了,但毕竟对他后来阅读古书起到了一些辅导作用。
第二个小故事。耀邦同志深知,知识不仅来自书本,还来自实践。要使实践不走弯路,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除找知情人个别交谈或召开座谈会外,他说他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阅读地方志,如省志、县志、市志等。他说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弄清一个地区的现状是不可或缺的。他说这是他行军或到一地出差的必修课,而且多半是在到达一地的当天晚上就做。
第三个小故事。耀邦说陈云同志就共产党员党性修养问题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陈云同志问:“假如派一位能力不如你的同志去做你的领导,你会怎样对待?”耀邦当时的回答是“按照组织原则当然是服从了!”陈云同志接着又问:“你感到舒服吗?”他回答说:“当然不会感到舒服。”陈云同志听罢严肃地说“不仅要感到舒服,而且要感到很舒服。”接着陈云同志进一步解释道:“只有做到很舒服,才能做到真服从;只有做到真服从,才能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和衷共济做好工作。”
耀邦同志颇有感慨地说,他自1929年参加红军到今天(1946年),已有17个年头了,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在自身的自我改造中,究竟在人生观的树立上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可以说:“我只通过了两关,即生死关和金钱关,陈云同志提到的那一关,只通过了一半,即组织服从,还有一半即思想服从,还有待努力。”
耀邦同志还有一个独特的长处,就是他的心扉对同志、对群众始终是敞开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正因为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总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爱戴和拥护,从而很快打开新的局面。
(作者:民航离休老干部,当时任冀热辽军区热河混成旅政治部副主任)
耀邦同志还有一个独特的长处,就是他的心扉对同志、对群众始终是敞开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正因为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总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爱戴和拥护,从而很快打开新的局面。
1946年5月初,为使急待救治的伤残右脚得到及时治疗,我到张家口的当天便住进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二天上午,我去卫生间时,与分别一年的胡耀邦同志又相遇了。当时,我兴奋地喊了他一声“胡部长”(一年前延安离别时他任军委总政组织部长),他抬头望了我好一会儿没有认出来我是谁,当我报出我的姓名时,他惊讶地喊了一声“你还活着!你太瘦了,瘦得变形了!”接着他告诉我:“你们旅报告说你阵亡了,我们已将你的档案报送到中组部烈士档案室了。”说罢,他亲切地搀着我的右臂,送我回到病房。在病房里,耀邦同志告诉我,他是同总政王稼祥主任一起住院的,王主任治的是腰椎伤(内战时期负的伤)。
耀邦同志的病房比普通病房要大一些,大部分空间堆放着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图书。我问他怎么带这么多书住院?他说其中多是从张家口市借来的,少部分是从延安带来的。他说书是他全部家当中最重要的财产,随身带几部自己爱看的书,是他军旅生活中最愉快的事。
我是一个爱读书而不善读书的人,而耀邦同志是一位爱读书又善于读书的人,为了从他那里取得善于读书的方法,我便隔三差五地去他那里聊天。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想有所作为,对人民的事业有所贡献,必须做好三件事情:一是靠实践取得经验;二是靠读书取得知识;三是遵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性原则不断地改造自己。围绕这个话题,他讲了不少耐人寻味、催人奋进的小故事。其中对我印象最深、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小故事。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虽然尚未完全摆脱敌人的追剿围堵,但也深感这里的环境、形势比长征路上要宽松许多。于是耀邦同志产生了多读一些书的念头。但是在贫穷落后的陕北农村,要找到一本想看的书很不容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就背起了《康熙字典》。他说虽然其中不少字义不甚了了,但毕竟对他后来阅读古书起到了一些辅导作用。
第二个小故事。耀邦同志深知,知识不仅来自书本,还来自实践。要使实践不走弯路,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除找知情人个别交谈或召开座谈会外,他说他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阅读地方志,如省志、县志、市志等。他说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弄清一个地区的现状是不可或缺的。他说这是他行军或到一地出差的必修课,而且多半是在到达一地的当天晚上就做。
第三个小故事。耀邦说陈云同志就共产党员党性修养问题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陈云同志问:“假如派一位能力不如你的同志去做你的领导,你会怎样对待?”耀邦当时的回答是“按照组织原则当然是服从了!”陈云同志接着又问:“你感到舒服吗?”他回答说:“当然不会感到舒服。”陈云同志听罢严肃地说“不仅要感到舒服,而且要感到很舒服。”接着陈云同志进一步解释道:“只有做到很舒服,才能做到真服从;只有做到真服从,才能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和衷共济做好工作。”
耀邦同志颇有感慨地说,他自1929年参加红军到今天(1946年),已有17个年头了,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在自身的自我改造中,究竟在人生观的树立上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可以说:“我只通过了两关,即生死关和金钱关,陈云同志提到的那一关,只通过了一半,即组织服从,还有一半即思想服从,还有待努力。”
耀邦同志还有一个独特的长处,就是他的心扉对同志、对群众始终是敞开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正因为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总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爱戴和拥护,从而很快打开新的局面。
(作者:民航离休老干部,当时任冀热辽军区热河混成旅政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