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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蒙曾是一名电视台编导，1989年拍片中无意发现了张谷英村，她的命运从此改变。
位于湖南岳阳县的张谷英村总面积约200公顷，青山环绕，绿水相依，民风淳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聚族而居的古村落。
“张谷英是个人名，是现在这个村里2600多人的祖先，张谷英村迄今有500年历史。”张安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明万历年间，始祖张谷英同刘氏、李氏三结义兄弟从江西庐江来到渭洞。后来，刘李两姓逐渐淡出，唯有张姓子系在这里兴盛繁衍。
从张谷英的第八世孙至清嘉庆年间的第十六世孙，上下三百年间，均沿袭一种建筑风格- - -在盆地中央龙形山下创建了一片大面积的屋舍：内拥206个天井，60多条巷道，1732间房屋，至今仍有600多户人家聚居于此。
偶然的发现震撼了张安蒙，她开始自筹资金组织专家考察，并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岳阳楼外楼》。
最初联系的很多专家和部门都兴趣寥寥，几经辗转，张安蒙找到了同济大学一本建筑刊物的主编。“他跟我去了一次当地，感叹不已。”
“有个夜晚，我站在龙形山丘上，不远处大屋中灯光点点，耳边传来稚嫩的童音，朗朗的读书声还有那首那些年流传甚广的《昨夜星辰》。”张安蒙回忆，“我当时真的恍如隔世。”
刹那的感动，牵引着张安蒙至今还行走在保护古村落的路上。张谷英村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村落变成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敬畏之心是最初的驱动力
几年后，以张安蒙为主成立了“中国古村落保护委员会”。经济上捉襟见肘，艰难的境况常让她无力，有时几近绝望，然而有一批同样珍惜古村落文化的人一直在身边支持，给了她前行的力量。
江苏靖江市市长赵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认识张安蒙的时候，我还在江阴电视台工作，当时看到她拍摄的古村落纪录片，觉得很有吸引力。”
赵叶原本设想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将中国古村落的文化历史推向国际。后来虽然制作了一部名为“阅读中国”的系列纪录片，也确以古村落文化为重点，但效果不甚满意。
“对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有敬畏之心是最初的驱动力。我们对历史缺少传承，尤其缺少敬畏。从事这方面工作以后感受很真切。”赵叶感叹。
在他心中，对家的记忆寄寓于对村的记忆，村规民俗、邻里礼仪、家庭训教、生活规矩，包括村落布局，都体现了对家园的文化传承和记忆。
村庄是中国差序化格局的典型代表。古时皇权不下县，县以下都是宗族治理，都是以家为主的文化背景。“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村的概念。研究村文化，对社会的管理、建设都有帮助。”
刚开始协会没有资金，都是个人掏钱，做调研，整理资料，规划传播。赵叶说，现在协会的资金也很短缺。
每年靖江市建设局的各级干部会去古村落参观，他们觉得古村落的格局如果运用到现代城市布局中，就是更着重讲究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仅靠政府的一些非对口拨款和个人资助仍是杯水车薪。2011年上海复地集团开始参与古村落保护。
复地集团高级副总裁曹志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复地品牌文化部的职员晏寒叶在平时做志愿者时接触到了古村落保护项目，非常激动地向公司部门推荐。”一拍即合，复地便参与了2011年中国古村落保护公益活动。
2011年9月，“首届四川最美村落评选”大型公益活动在成都宽窄巷子举行了启动仪式。几十天后，从四川收集来的调查问卷资料已占满几十个G的硬盘，内容翔实，且包含照片。晏寒叶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村子靠张老师一个人的脚去丈量去记录，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如今却变得如此高效率，让人惊喜。”
消亡与败落
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普查显示，中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5000个锐减到如今的两三千个。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变，现代工商制造业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发达地区，古村落的自我消失现象日益严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朱志刚发表文章指出：“珠三角”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进一步吞噬了乡村社会。
文章认为，从广东古村落的地理空间来看，包括村落生态环境、村落布局规划、村落建筑、基础设施等，都受到破坏。“珠三角”环村的水网河道多已淤塞或不再清澈。村落的空间布局和岭南风格建筑被肆意更改和摧毁。岭南水乡这一独特的标志性地理特征逐渐消失。
“广东古村落中的居民因为富裕或从事工商业活动逐渐搬迁离开，村落里曾经发达的民间组织解体或不再起作用，世代传承的文化习俗也淡薄了，甚至有的已经消亡。”朱志刚说。
同样的败落也发生在湖南麻阳。
尧市乡小江村一组、二组是上麻阳的一个偏僻村落，历史悠久。建筑风格具有清代湘西古建筑特色，屋顶青瓦覆盖，房屋四周土墙或封火墙围护，共180余户，1000多人，以唐姓为主，李、田等姓为辅。
这些建筑创建于明朝，大部分民居为木穿斗式结构，青砖瓦舍，有天井厢房，精致的门窗雕花栩栩如生，房屋四周土墙围护，屋、厢屋连为一体，门厅正屋、下堂屋组成的四合院，整体呈护城墙型。
如今国土部门、规划建设部门和尧市乡政府通过规划，在小江村一、二组对面划了一块新地，用于新建改造房屋。但不少村民在原来百年老宅的基础上改建。老房子的不合理使用、改建，既影响了古民居群的整体美观，也加速了古村古房的毁坏和消亡。一些空置的老房子，无人居住，也不进行日常维护，加速了破败甚至倒塌。
空置建筑不仅仅是住宅建筑，还包括宗祠。如拖冲乡黄坳聂氏祠堂，外观保存完好，祠堂内结构皆因空置未进行日常维护而破损或消亡。
有关部门已开始注意到古村落的消失。2011年2月22日，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吴文学带队赴云南、江西等省，实地调研古城镇和古村落保护及旅游开发利用活动现状。 被迁徙的村庄
除了自然消亡的古村落，一些村落面临着迁徙。
张安蒙介绍，随着旅游推动，1996年我国对古村落的关注开始觉醒，宏村、西递名扬全国成为标志性事件。
张谷英村的改造方案则几经变更，投资方再三易人。张安蒙认为，“他们的改造方法还是有些问题，未找到合适的出路”。
“两千多村民，投资方想完全把他们迁出去，600多年的历史文化情结，补偿方案却是：正房800元每平方米，偏房600元，厨房400元，茅厕200元，村民真的很亏。”张安蒙说，“我对村民讲，留住根，靠你们自己。”
浙江的胡卜村也在被迁徙边缘。胡卜依山傍水，北边七星峰苍翠，景色幽异；南边一道溪水清亮。胡卜村是个行政大村，也是新昌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千年古村之一。
耢耙弄和长街的交叉口，是胡卜村的中心。木牌坊高耸，两柱一跨，“卉”字形的门楼，形制独特，风格古朴，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到现在依然是村里人的聚会场所。
2009年4月钦村水库筹建，移民安置工作进展缓慢。2011年10月底胡卜村一位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安置工作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明清大院，拆迁补偿只有每平方米500元。”
“千年古村大家都觉得舍不得。虽然一部分建筑在规划内会被拆除重建，但现村内存有明清大院20座，以及完整的寺庙祠堂，任何一部分消失在水下都是可惜的。”他说。
路在何方
“保护古村落，一成不变就是最好的方式吗？”同济大学教授周俭这样诘问。
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周俭看来，让古村落居民保持远古的生活方式是不人道的，更是不可能的，人人都有向往现代生活舒适便利的愿望和权利。
“让建筑的传代自然而顺畅，并非戛然而止，也许是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周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就如同杨丽萍的舞蹈，民族性的血脉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一个非常自然而优美的过渡，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古镇的消亡已无可挽回，“如今我们只想保存一些古村庄的遗迹”。
近邻泰国的一些做法令周俭印象深刻。
“我在泰国清迈走过一些古村落。”周俭说，“凡两天车程能到的村落，都有旅游集散地，在那里可以随时找到导游、翻译，车辆、餐饮也很方便，价格属于团购水准。”
赵叶介绍说，美国有一个委员会专门保护老建筑古街区，如果要动其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就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同意，委员会决定后会向专门的基金会申请拨款保护相关建筑和街区。
“我国还没有这样的制度，不是大家不重视，是缺少动力，也缺少相关机制。钱是分散的，制度也不集中，即使最优化的组织措施，也不够条件。”赵叶说。
赵叶带过一些投资公司走访古村落，大多数公司很有兴趣，但谈得多，动得少。“外地人和当地政府的利益平衡是很大的问题。”赵叶说。
张安蒙提出了“一村一企一宅”的概念：让企业进驻这些古村，每个企业保护一个村庄的一栋古宅。她坚持，“房子要在居住功能再生的情况下被保护起来。”
她的理由是，买下一栋古宅可能只要一两百万，让企业有一个文化符号在那里，可作为会所或员工度假地。而企业获得的最大的利益则是品牌、文化建设。同时企业落户古村落，也可以把一些现代文明带进农村。
江西赣州东荣村，原居民已经很少了，那里有一座4300平米的大屋，张安蒙非常希望复地集团率先运用“一村一企一宅”的模式，将其保护起来。
古村落如何面对诱惑
张安蒙在调研时发现，某些开发商从农民手里置换老房子，似乎有市场潜规则：老房子主体部分按每平方800元核价，厨房灶间等辅助房按600元核价，厕所猪圈等按200元核价。某村房子面积最大的农户不过拿到了十四五万。
“如果这些历尽沧桑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只有这样一点价值，我们如何再向村民们鼓动保护？村民们自我保护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她认为，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张安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村民作为保护主体，在政府补贴或给政策的前提下，用自有资金保护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周庄、乌镇等江南古镇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成功个案，对古村落构成了极大的诱惑。但由于地理区位不同，也因为同质化竞争，古村落将旅游作为唯一的生财之道、致富之门，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张安蒙说，江西婺源的旅游品牌已经很有影响力，李坑也是一个非常经典、体量较大、很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景观村落”。李坑村年门票收入约20万元，其中村民分红与基础设施建设各占25%，成本、维护及税收等占50%。按目前全村1100人计，人均旅游收入分红仅仅约50元/年。实际上，李坑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茶叶和油茶籽。
旅游不失为景观村落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问题是要把“景观村落”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品牌推向市场。对此，张安蒙的建议是，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形成公司化运作模式，把旅游视为村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同时，根据本村优势和产业定向，积极发展农林牧渔药等多种产业经营。
位于湖南岳阳县的张谷英村总面积约200公顷，青山环绕，绿水相依，民风淳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聚族而居的古村落。
“张谷英是个人名，是现在这个村里2600多人的祖先，张谷英村迄今有500年历史。”张安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明万历年间，始祖张谷英同刘氏、李氏三结义兄弟从江西庐江来到渭洞。后来，刘李两姓逐渐淡出，唯有张姓子系在这里兴盛繁衍。
从张谷英的第八世孙至清嘉庆年间的第十六世孙，上下三百年间，均沿袭一种建筑风格- - -在盆地中央龙形山下创建了一片大面积的屋舍：内拥206个天井，60多条巷道，1732间房屋，至今仍有600多户人家聚居于此。
偶然的发现震撼了张安蒙，她开始自筹资金组织专家考察，并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岳阳楼外楼》。
最初联系的很多专家和部门都兴趣寥寥，几经辗转，张安蒙找到了同济大学一本建筑刊物的主编。“他跟我去了一次当地，感叹不已。”
“有个夜晚，我站在龙形山丘上，不远处大屋中灯光点点，耳边传来稚嫩的童音，朗朗的读书声还有那首那些年流传甚广的《昨夜星辰》。”张安蒙回忆，“我当时真的恍如隔世。”
刹那的感动，牵引着张安蒙至今还行走在保护古村落的路上。张谷英村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村落变成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敬畏之心是最初的驱动力
几年后，以张安蒙为主成立了“中国古村落保护委员会”。经济上捉襟见肘，艰难的境况常让她无力，有时几近绝望，然而有一批同样珍惜古村落文化的人一直在身边支持，给了她前行的力量。
江苏靖江市市长赵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认识张安蒙的时候，我还在江阴电视台工作，当时看到她拍摄的古村落纪录片，觉得很有吸引力。”
赵叶原本设想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将中国古村落的文化历史推向国际。后来虽然制作了一部名为“阅读中国”的系列纪录片，也确以古村落文化为重点，但效果不甚满意。
“对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有敬畏之心是最初的驱动力。我们对历史缺少传承，尤其缺少敬畏。从事这方面工作以后感受很真切。”赵叶感叹。
在他心中，对家的记忆寄寓于对村的记忆，村规民俗、邻里礼仪、家庭训教、生活规矩，包括村落布局，都体现了对家园的文化传承和记忆。
村庄是中国差序化格局的典型代表。古时皇权不下县，县以下都是宗族治理，都是以家为主的文化背景。“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村的概念。研究村文化，对社会的管理、建设都有帮助。”
刚开始协会没有资金，都是个人掏钱，做调研，整理资料，规划传播。赵叶说，现在协会的资金也很短缺。
每年靖江市建设局的各级干部会去古村落参观，他们觉得古村落的格局如果运用到现代城市布局中，就是更着重讲究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仅靠政府的一些非对口拨款和个人资助仍是杯水车薪。2011年上海复地集团开始参与古村落保护。
复地集团高级副总裁曹志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复地品牌文化部的职员晏寒叶在平时做志愿者时接触到了古村落保护项目，非常激动地向公司部门推荐。”一拍即合，复地便参与了2011年中国古村落保护公益活动。
2011年9月，“首届四川最美村落评选”大型公益活动在成都宽窄巷子举行了启动仪式。几十天后，从四川收集来的调查问卷资料已占满几十个G的硬盘，内容翔实，且包含照片。晏寒叶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村子靠张老师一个人的脚去丈量去记录，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如今却变得如此高效率，让人惊喜。”
消亡与败落
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普查显示，中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5000个锐减到如今的两三千个。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变，现代工商制造业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发达地区，古村落的自我消失现象日益严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朱志刚发表文章指出：“珠三角”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进一步吞噬了乡村社会。
文章认为，从广东古村落的地理空间来看，包括村落生态环境、村落布局规划、村落建筑、基础设施等，都受到破坏。“珠三角”环村的水网河道多已淤塞或不再清澈。村落的空间布局和岭南风格建筑被肆意更改和摧毁。岭南水乡这一独特的标志性地理特征逐渐消失。
“广东古村落中的居民因为富裕或从事工商业活动逐渐搬迁离开，村落里曾经发达的民间组织解体或不再起作用，世代传承的文化习俗也淡薄了，甚至有的已经消亡。”朱志刚说。
同样的败落也发生在湖南麻阳。
尧市乡小江村一组、二组是上麻阳的一个偏僻村落，历史悠久。建筑风格具有清代湘西古建筑特色，屋顶青瓦覆盖，房屋四周土墙或封火墙围护，共180余户，1000多人，以唐姓为主，李、田等姓为辅。
这些建筑创建于明朝，大部分民居为木穿斗式结构，青砖瓦舍，有天井厢房，精致的门窗雕花栩栩如生，房屋四周土墙围护，屋、厢屋连为一体，门厅正屋、下堂屋组成的四合院，整体呈护城墙型。
如今国土部门、规划建设部门和尧市乡政府通过规划，在小江村一、二组对面划了一块新地，用于新建改造房屋。但不少村民在原来百年老宅的基础上改建。老房子的不合理使用、改建，既影响了古民居群的整体美观，也加速了古村古房的毁坏和消亡。一些空置的老房子，无人居住，也不进行日常维护，加速了破败甚至倒塌。
空置建筑不仅仅是住宅建筑，还包括宗祠。如拖冲乡黄坳聂氏祠堂，外观保存完好，祠堂内结构皆因空置未进行日常维护而破损或消亡。
有关部门已开始注意到古村落的消失。2011年2月22日，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吴文学带队赴云南、江西等省，实地调研古城镇和古村落保护及旅游开发利用活动现状。 被迁徙的村庄
除了自然消亡的古村落，一些村落面临着迁徙。
张安蒙介绍，随着旅游推动，1996年我国对古村落的关注开始觉醒，宏村、西递名扬全国成为标志性事件。
张谷英村的改造方案则几经变更，投资方再三易人。张安蒙认为，“他们的改造方法还是有些问题，未找到合适的出路”。
“两千多村民，投资方想完全把他们迁出去，600多年的历史文化情结，补偿方案却是：正房800元每平方米，偏房600元，厨房400元，茅厕200元，村民真的很亏。”张安蒙说，“我对村民讲，留住根，靠你们自己。”
浙江的胡卜村也在被迁徙边缘。胡卜依山傍水，北边七星峰苍翠，景色幽异；南边一道溪水清亮。胡卜村是个行政大村，也是新昌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千年古村之一。
耢耙弄和长街的交叉口，是胡卜村的中心。木牌坊高耸，两柱一跨，“卉”字形的门楼，形制独特，风格古朴，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到现在依然是村里人的聚会场所。
2009年4月钦村水库筹建，移民安置工作进展缓慢。2011年10月底胡卜村一位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安置工作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明清大院，拆迁补偿只有每平方米500元。”
“千年古村大家都觉得舍不得。虽然一部分建筑在规划内会被拆除重建，但现村内存有明清大院20座，以及完整的寺庙祠堂，任何一部分消失在水下都是可惜的。”他说。
路在何方
“保护古村落，一成不变就是最好的方式吗？”同济大学教授周俭这样诘问。
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周俭看来，让古村落居民保持远古的生活方式是不人道的，更是不可能的，人人都有向往现代生活舒适便利的愿望和权利。
“让建筑的传代自然而顺畅，并非戛然而止，也许是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周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就如同杨丽萍的舞蹈，民族性的血脉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一个非常自然而优美的过渡，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古镇的消亡已无可挽回，“如今我们只想保存一些古村庄的遗迹”。
近邻泰国的一些做法令周俭印象深刻。
“我在泰国清迈走过一些古村落。”周俭说，“凡两天车程能到的村落，都有旅游集散地，在那里可以随时找到导游、翻译，车辆、餐饮也很方便，价格属于团购水准。”
赵叶介绍说，美国有一个委员会专门保护老建筑古街区，如果要动其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就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同意，委员会决定后会向专门的基金会申请拨款保护相关建筑和街区。
“我国还没有这样的制度，不是大家不重视，是缺少动力，也缺少相关机制。钱是分散的，制度也不集中，即使最优化的组织措施，也不够条件。”赵叶说。
赵叶带过一些投资公司走访古村落，大多数公司很有兴趣，但谈得多，动得少。“外地人和当地政府的利益平衡是很大的问题。”赵叶说。
张安蒙提出了“一村一企一宅”的概念：让企业进驻这些古村，每个企业保护一个村庄的一栋古宅。她坚持，“房子要在居住功能再生的情况下被保护起来。”
她的理由是，买下一栋古宅可能只要一两百万，让企业有一个文化符号在那里，可作为会所或员工度假地。而企业获得的最大的利益则是品牌、文化建设。同时企业落户古村落，也可以把一些现代文明带进农村。
江西赣州东荣村，原居民已经很少了，那里有一座4300平米的大屋，张安蒙非常希望复地集团率先运用“一村一企一宅”的模式，将其保护起来。
古村落如何面对诱惑
张安蒙在调研时发现，某些开发商从农民手里置换老房子，似乎有市场潜规则：老房子主体部分按每平方800元核价，厨房灶间等辅助房按600元核价，厕所猪圈等按200元核价。某村房子面积最大的农户不过拿到了十四五万。
“如果这些历尽沧桑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只有这样一点价值，我们如何再向村民们鼓动保护？村民们自我保护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她认为，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张安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村民作为保护主体，在政府补贴或给政策的前提下，用自有资金保护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周庄、乌镇等江南古镇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成功个案，对古村落构成了极大的诱惑。但由于地理区位不同，也因为同质化竞争，古村落将旅游作为唯一的生财之道、致富之门，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张安蒙说，江西婺源的旅游品牌已经很有影响力，李坑也是一个非常经典、体量较大、很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景观村落”。李坑村年门票收入约20万元，其中村民分红与基础设施建设各占25%，成本、维护及税收等占50%。按目前全村1100人计，人均旅游收入分红仅仅约50元/年。实际上，李坑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茶叶和油茶籽。
旅游不失为景观村落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问题是要把“景观村落”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品牌推向市场。对此，张安蒙的建议是，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形成公司化运作模式，把旅游视为村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同时，根据本村优势和产业定向，积极发展农林牧渔药等多种产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