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国人如果有件日货，算是地位、财富的象征物。那时，中国各级当权者中，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不少，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更多，但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好像对这个仇家并不记仇。
　　中国人当初仇日不切，主要还是“内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视日本为美国傀儡，没把日本当重点敌手，属于又打又拉的对象。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火力也不再集中在“汉奸”身上。“地富反坏右”等明确属于专政范围的类别中，没有“汉奸”一说。担任过伪连长、乡长以上职务的划在“反革命”一类中的“历史反革命”里，单纯的汉奸罪行并不被特别重视，对“地富右”、“现行反革命”、“隐藏的阶级敌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国民党分子的历史问题”，要比斗争“汉奸”来得狠，抗战阵亡的国民党将军，也免不了毁坟砸碑。
　　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而不特别仇恨，是由于这份仇恨被别的仇恨和苦难、痛苦冲淡了。有此“基础”，“亲日”现象乃至“亲日思潮”仅是一个起码条件。还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中国人实在是斗够了；二、在中国人不想和任何人再苦斗下去的时候，日本最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日本化肥，是普及到中国千家万户的“教材”；日本电器，则是中高层的“教材”。在中国改革时代到来之前，日本给中国当了“启蒙教师”。
　　对外心态的现代化，客观、务实、双赢的指导思想，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借日本友好社团很朴实的一句话：“中日不再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公众是不是比现在更成熟更大气呢？是的，那是死里逃生后的沉穩，那是历经大痛大穷后的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