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前的0.16上升至目前的0.47，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职工工资最高和最低行业差距达15倍，上市央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超过18倍，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全国垄断企业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而收入却占全国职工总收入的60%左右。房地产行业已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对于资本市场的玩家及股权投资者们不必缴纳累进制资本利得税，“小非”们在拋售限售股后很长时间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占中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却面临着高重税负。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同时，政府的税收每年增长20%以上，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基本保持在百分之十几以下。财富向政府倾斜的结果必然是挤压了居民的收入和企业的利润，“国”富“民”没富，必然是方便了政府的自身消费，导致提供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化同时也是社会突发事件的诱因。再有，我国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居民无钱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而又导致产能过剩，社会保障缺失，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增，企业转向出口又导致长期贸易顺差，从投资热消费冷，到出口依存度过高，各种经济失衡几乎都可以从收入分配找到源头，可见，收入分配不均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失衡。只有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才能安民心，稳大局，这也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为此建议：
　　一、改革政府机构，降低行政成本
　　我国的行政成本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支出增速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速。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87倍，其后果必然是降低居民收入水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二、以税收杠杆弥补劳动者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
　　近年来，工薪所得项目个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约占50%，反观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比重80%以上，这显现了我国个税的本义与个税的初衷与公平相背离。所以，调整个税应本着加大税收“提低、扶中、控高”的调节力度，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层级。
　　三、加大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
　　我国财政在直接与民生有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约为32.9%，比以前有所增加，但还不够，近年内应起码达到2/3以上，使民生支出真正成为财政支出的着眼点和立足点。
　　四、提高垄断企业上缴红利比例或征收高额垄断税
　　目前，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最高为10%，大部分利润还是留在央企企业内部循环。应大幅提高央企垄断行业向国家上缴红利的比例到50%以上，对于电信、石油这些基本不存在市场竞争的领域，甚至应该提高到80%左右。并对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进行规范，取消身份红利。或者也可以采取对垄断企业增收高额垄断税。
　　五、建立具有权威性的收入分配评价机构和运行机制
　　建立权威性的收入分配评价机构，并建立一套如“城市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行政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变化比”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体系，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布社会各类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相关信息，以便更好地控制和理顺收入分配秩序。